《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第8期｜大头马：白鲸
“要想完美地演绎一个角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成为那个角色。”
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这句话，是五年前的夏天。当时我和老孔在城东鸭林冲那片城中村踩点已经两个月，西瓜的价格从两块跌到两毛。我和老孔一组，蔡屹和杨舒明一组，再加上胡大和一个从内勤借调过来的女警，三组人马轮流蹲守在鸭林冲，不分昼夜地摸排，看见形迹可疑、身高在170厘米左右的男性，便从西瓜摊前走开，从卖瓜人的角色进入刑警的角色中——老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足足有几秒钟怀疑那是否和你有关。有可能是九年前他也从你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也有可能他像我一样翻阅过你家书架上那本《社会工程学》，并在其中发现你在书中这句话下面画了两条波浪线。黑色水笔。那本书夹杂在一些成功学书籍、语文教辅书、畅销小说之间，不算显眼。正是确定不会有别的人对那本书感兴趣，我才从书架上取了下来。那本书现在仍然在我的书架上，我猜是这样。老孔说完这句话，递了块手帕过来：“烈。”我才意识到自己流了鼻血，然后第N次看到那女孩踩着高跟鞋从我们面前走过。那天她又换了身连衣裙，我记得和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穿的是同一件。她有五六条不同的裙子，周而复始地轮换，鞋子却总是那一双。大家都揣度过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后来才搞清楚那姑娘在医院做护士，总上夜班，名字叫吴晶晶。
正是老孔的这句话，促使我跟报社递交了辞职信，花了半年的时间准备公务员考试——《行测》《申论》《公安基础知识》都不难，唯独体能测试差了一点，面试官之一正是老孔。出考场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还以为你流鼻血是为了配合我们，原来真的身体差。这样干现场不照啊。”后来我就进了技侦，主要坐办公室，配合侦查需要提供技术支持，监视、窃听、跟踪啥的。没人对我放弃原先报社的工作改进体制内感到奇怪，因为之后报社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迅速垮成了一条皮囊，拴着二十多年前建立它的那些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的人，彼此见证着对方的死亡。不久前我去参加副主编的葬礼，他得的是胰腺癌，走得很快。我见识过这种癌症的力量，我父亲也死于这种癌，死反而是一种解脱。葬礼上见到以前的老同事和老领导，他们说幸亏我走得早，不然现在也是等死。我不知道他们说这话是在哪种意义上，这几年我参加了好几场报社领导的葬礼，以前跑新闻跑得最猛的几位记者都老了，轮番在每一场葬礼后写文章，回忆1998年创刊之后的黄金十年，写来写去也就是那几件事。我原先的编辑最得意的事情是，现在已经升任常委的原某副省长，曾寄来一篇看不清署名的散文，他只好擅自为对方安了个形似的笔名发表，后来才知道那文章的作者是谁，还得到了作者对笔名的佳赞，对方又寄来数篇以该笔名投稿的文章，以示对该笔名的肯定。这事我在报社实习时就听他说过，离开数年后又看到他写，恍如隔世。
这些其实都与你无关。
现在是四月，你知道四月的合肥天气什么样——总是阴天，经常下雨。蹲在局里的厕所抽烟的时候，风就从厕所窗户缝隙里止不住地吹进来，像是在拉低音提琴。我在九楼，二楼是刑警大队，有时去二楼开会，在二楼厕所蹲坑的时候，我发现风声略有不同。但九楼的光线要好些，因此二楼的同事总说要搬到九楼来，九楼的同事也总嫌技侦的工作无聊要下一线，彼此都知道这些话只是随便说说。再过五个月，我进局里就满五年了。刚来的时候我蹲在厕所听到这样的风声，就总想起你家里的那把低音提琴。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低音提琴，错认成大提琴，你妻子李老师纠正了我，我才知道那把琴是她的。李老师教了我们班两年英语，我们谁也不知道原来她还会拉提琴，懂音乐，是一个文雅的人，也不知道她还有另一个禀赋：坚强。抓到你的时候，是我和蔡屹去通知她的，她等在当时分局所在的那栋楼下面，穿着一条花裙子，头发整齐地梳成一个发髻盘在后面，竟还打着一把遮阳伞。“人抓到了。”我说。她也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听我给她简要地描述抓捕的经过。“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当然是砸锅卖铁也要救他。”她说完这话两行眼泪才掉了下来，接着说打算请全市最有名的律师王某某。我和蔡屹对视了一眼，我知道他当时想说什么，你和她都不清楚，王某某只是徒有其名。蔡屹那年刚进分局，年纪比我还小一点，难免同情心泛滥，是我出声打断了他开口的念头。他也奇怪，我一个跑新闻的实习生怎么对什么事都这么了解。我说，万老师这个案子受害人有两点你得注意，一是受害人患有甲亢，二是他有呼吸障碍，每晚睡觉都得戴个呼吸机。可能是我错判了你妻子当时的平静，也可能是我其实知道加上这两点对判决也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一审时我去听了，律师果然没有用上这两点信息，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不过请律师花了二十来万，我知道她确实是倾家荡产了。后来我跟蔡屹说，你当时如果提醒她是涉嫌越权妨碍司法公正，等他回过神来，我才又补充说，李老师曾经教过我两年英语，我了解她的性格，说什么也没用的。他没意识到，一个班有五十多个学生，一个老师通常要带两三个班，除了了解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我能了解什么啊。
现在我连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也都忘了，就记得你妻子念英语的口音不正，带桐城口音，总惹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她也不生气，继续那么念着，浑不在意似的。
过了四年再碰到蔡屹，他成熟了不少，也学会对新来的小年轻发脾气了。干一线的人脾气都不好，再过几年就又好了，因为最破的破事儿都挨个儿碰完了，都学会跟老孔一样的口头禅：“好大事。”当时蔡屹跑到五楼冲着搞勘查的那个新来的刑警发脾气，老孔就是这么劝的。这事我没亲眼看见，是老孔跟我搭档踩点时说的。发脾气也应该，五年前那个案子，一开始谁都没想到会是那么大一个案子，连老孔都没重视。失踪者的儿子来报案的时候，我们只找到了失踪者失踪那天在银行和路控的两段录像，当时街上布控的摄像头还没那么多，质量也不好，路控的录像显示失踪者被一个踩自行车的男人从鸭林冲附近的公交站接走。搞勘查的小年轻信誓旦旦地保证那男的身高在170厘米左右，大家也就信了他，在鸭林冲蹲点两个月，都按170厘米这个信息摸人。嫌犯没抓到，倒是抓了几个偷窃内衣内裤的、偷窃花瓶的、撬人车锁的小贼，还有卖淫的、嫖娼的、打架的，甚至处理了几起家庭纠纷。那时候老孔话比较多，不像现在，只会讲三个字：“照”“烈”“搞”。胡大则不管开口讲什么都是以“哄妈×”和“愣你妈”开头。杨舒明是最有技术经验的刑警，在一线干了很多年，人长得帅，棱角分明，说话前总要沉思良久，吐几轮烟，等到烟雾退散干净，再来一句“这个点位恐怕我们找得不对”。后来他升了副局长，开专案会议的时候，也是这个派头，整个会场数他最像警察，跟电影中的差不多。干了刑警你就会发现，乍看上去，根本分不清谁是警察谁是嫌犯，有的时候，嫌犯看着甚至比警察还要干净点。最近我跟的案子嫌犯就是这样，审讯的时候蔡屹连珠炮似的吼了半天，主犯才说：“我是一个斯文人，你能否不这样跟我讲话？”主犯叫沈见云，名字倒是挺斯文，干的买卖是套路贷，好听点叫小额贷款，其实就是以各种恐吓手段把贷款人的抵押房产滚雪球般弄到手，专挑老弱病残下手。心黑得很，不过倒也谈不上涉黑。他挺倒霉，正巧撞上中央督导组下沉到我们市。“你手下都已经交代了，知不知道犯这个事儿至少得判二十年？”蔡屹这么问，他才稍微放下了点斯文人的架子，说：“我知道。”
还是说说跟你有关的事情吧。
抓捕你的那次行动我没跟着，一是要跨省，也不知道去了得跟多久；二是我当时还太嫩，不过是个实习记者；三是你的案子动静太大，公安对媒体不放心，封锁一切消息。全市跑社会新闻口的记者都在守这个案子，就像一群秃鹫守着一具奄奄一息的身体。我的编辑给我介绍了老孔对接，他当然没搭理我。当时他和胡大是负责这起案子的主要探员，争分夺秒地忙着四处找线索，找和你有关的人，侦查、研判、开会，发布悬赏通告。发布悬赏通告通常是最后一步，万般无奈。十年前想要找一个人出来，不比二十年前简单多少。现在想找一个人，就简单多了。连我们技侦都用不上。最近不是因为这场浩大的行动，本来也用不着把我从技侦抽调到一线，人手实在不够。主要人马在搞另一个案子，残疾人团伙开的流动赌场，那案子比我和蔡屹跟的套路贷要大不少，真正意义上接近涉黑。嫌犯倒不难抓，悬赏通告一发，嫌犯纷纷自首，难的是找受害人。去赌场赌钱的，要么怕打击报复，要么自己身上也背着案子，干脆一躲了事。用蔡屹的话说，“都是一帮烂人”。那案子的主犯叫刘杰，五十来岁，腿脚不大方便，最早是蹬三轮的，后来结识了一帮蹬三轮的残疾人兄弟，一合计就开起了赌场。抓过，出来继续开。汲取失败教训，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经验越来越足，场子越开越大，哪里都有他的兄弟，后来不光是残疾人，身体健全的也参与进来，招商引资，明面儿上是开洗浴中心、娱乐会所的，赌场和实业分开，流动性质，随赌随开，场子随赌随定。赌场管理模式极其复杂，大股东、小股东、内场团队、外场团队、经营团队、赌客团队，还有望风的、护场的、管交通的。每个赌场四个大股东，大股东下设四五个小股东，抽水获利，其他人工资日结，两百到六百不等。每晚开布控会议，我和蔡屹也得参与，整个分局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有从下面派出所抽调过来的人，也根本抓不过来，整个组织架构一页投影都显示不完。“他们赌场分团队，我们也分团队。”杨舒明说——现在得叫他杨局，“两个大组，一个内勤组，再加一个机动部队。”我和蔡屹属于机动部队。刘杰其实早就被我们抓了，在看守所蹲了一个月，零口供。自首的都是小股东和工资日结的人。“现在你们第一个任务是抓大股东，第二个任务是对衍生犯罪进行查证，一经查证，马上立案。”杨局说。小型抓捕行动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个月，现在不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警察出警能抓十个人，喊一声“不许动”，人就真的一动不敢动。现在出去十个人，才能抓到一个人，还得偷偷摸摸的，一旦暴露，人全跑了。杨局部署完，就问上一次抓捕行动结果怎样，会场没人回话，过半天一个人答：“结果怎样我不知道，反正受伤的是我。”全场哈哈大笑。胡大给那人抛了根烟，骂道：“愣你妈这些人对警察可还有一点敬畏心？”杨局沉默半晌，吐了口烟，一拍桌子，说：“那点位不就来了吗？谁打的你？几个人动的手？开完会立刻做材料，先给他定个袭警，妨碍公务罪，关到看守所再说。”
我和蔡屹白天去看守所审沈见云，晚上睡局里宿舍，随时待命。沈见云也不好审，见完律师，更斯文了。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一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人是肥西农村的。总之就是全程绕场。我们只好一天天地审，每天问的都是一样的话，直到把他搞崩溃为止。审讯主要由蔡屹来，我只是个陪衬。因为按规定审讯必须有两人在场，还得全程录音录像。唯一的好处是看守所的伙食比局里食堂好些，所以大家都把去提审视为改善伙食，算是不错的差事。看守所的审讯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半，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超过时间狱警就满场赶人，犯人四点半吃饭，五点才轮到其他人。中午时候我们就在看守所食堂里面的沙发上躺一会儿，蔡屹也不睡觉，总是拿着个手机打“吃鸡”游戏。
审了几天，蔡屹问我：“现在你知道干现场多累了吧？”
“我知道。”
“还是你们九楼舒服。”
“也不舒服。”
“怎么不舒服了？”
“心里不舒服。”
“跟这些烂人打交道心里就舒服了？”
“至少感觉真实一点。”我又说，“还能跟人说说话，不像我们，什么事都得憋着。”
“也是。”蔡屹又说，“还是以前好，哪来这么多规矩，审个人费这么大劲，干什么都要做材料，留档案，文山会海。对了，你以前不是记者吗？写材料你应该拿手吧？”
“两码事。”
“也是。”蔡屹埋头继续打游戏，突然又抬起头，“你可记得孙建才那个案子？”
“记得。”
“你知道当时他怎么招供的吗？”
“不是逮着就招了吗？”
“不是，我说他后来那个案子。”
“哦。怎么招的？”
蔡屹嘿嘿一笑，说：“老孔没跟你说吧。毕竟当时你还不是自己人，这种事不好跟你讲。”
“怎么招的？”
“当时他不肯招，老孔审完拿了身衣服给他换上，准备押看守所了嘛，结果他不清楚状况，毕竟牢坐久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就问老孔这是要干吗。老孔灵机一动，骗他说准备送去枪毙。他以为还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样呢，随便抓个人，头儿定个罪，就直接送去枪毙，一下了，就全都招了。”
“哦。还有这事？”
“所以说还是以前好。不招就直接一板脚。哪里像现在。上次开会市局来了个领导，说你们开枪的时候别往致命部位打。这不是搞笑吗？别往致命部位打，你让射击冠军来打打看可有那个枪法？”说完又猛地怪叫一声“好险”。他在说游戏。
我没接话。
“愣妈，卡了。”
“啊？”
“我其实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这破手机。”
“局里不是要发新的了？华为mate20吧？”
“我这就是。”
“你自己买的啊？”
“之前发的坏了。硬是启动不了。反正这批名单也没我，还得等一年。”
“正好，发了给你女朋友。”
“分了。”他说，手指又开始飞快地操作。
“分了？”
“分半年了。”
“为啥分？”
“你觉得哪个人愿意跟警察处对象？老孔到现在不还单着，他都四十多了吧。张旭、大翔都在闹离婚。生了孩子的更惨，想离都离不了。”他扑哧笑了。
蔡屹说的张旭就是之前办鸭林冲那案子时刚来的搞勘查的，谈了个女朋友是学医的，第一次接触命案，后来去挖掘现场，女朋友非要跟着，因为好几天见不到他人，领导也准了，到了现场女朋友没啥反应，他自己先吐了。后来说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吃肉，有次闻到楼上邻居在炖排骨汤也吐得稀里哗啦。
“再跟你说一件好笑的事，现在缉毒大队那个小马你知道吧，前几年刚进来的时候，有次出警听说对方可能有枪，他还穿了防弹衣，搞得跟‘真三’似的，到了一看，就他一人穿防弹衣，几十斤重，跑都跑不起来，后来你知道他怎么把对方制伏的？”
“怎么制伏的？”
“他上前就把对方抱住压倒，他一个一百六十多斤的人，再加上几十斤防弹衣，对方活活给压得动弹不得。”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见我没啥反应，适时地停止了笑，又叫，“这帮×！”说的还是游戏。我靠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只能看到几个小人在里面乱走，眼花缭乱的。
打了一会儿，他又说：“唉，跟你说这些也没意思，以前的事你也不晓得。”
“我比你还大一岁呢。”
“我也纳闷，游戏你也不打，说话你也不乐。想跟你开黑吃个鸡都吃不了。我看你还是跟老孔搭档比较合拍。他也是个闷豆子。”又说，“不对，他话少，但不闷。”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会儿视频，说：“游戏我也打过。”
“什么游戏？”
“《仙剑奇侠传》。”
“几啊？”
“几？”
“《仙剑》几？”
“我就打过一个，好多年以前了，我还在上初中。”
“你上初中，那是什么时候？哪年？”又想了一会儿，他说，“那是《仙剑2》了。”
“主角是李逍遥。”
“不是，2讲的是李逍遥后人李忆如的故事。那你打的就是1。好老了，1995年出的。”
“那我打的就是1，讲李逍遥赵灵儿的。”
“你那会儿才打？”
“我初二家里才有电脑。”
“你家里条件也算不错了。我到上大学才有的电脑，还是自己打工赚钱攒的台机。”
“那年我爸去世了，给我留了笔钱，我用那钱买的电脑。”
蔡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转回去，眼睛盯在手机屏幕上，手指还在动着，但心思好像已经游离到了其他地方，没多久屏幕上就出现了游戏结束的画面。
“不过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哦。”他又问，“你是哪个初中的？”
“四十四中。”
“高中呢？”
“六中。”
“好学校。”
“你呢？”
“我不是合肥的，我宣城的，你忘啦？”
“哦，对。可能是你合肥话讲得太地道了，我老以为你是合肥的。”
“毕竟也待了十来年。”他又说，“你好像不大讲合肥话。”
“我讲的不是合肥话？”
“有口音，但不够土。”
“哦，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都讲普通话吧。上学的时候讲合肥话要给人笑。”
“你父母不讲合肥话？”
“我妈不是合肥的，我爸很早就死了。”
“哦对。”像是懊悔再次听到这件事，蔡屹退出游戏，看了眼时间，说：“还有一刻钟。”
我还靠着沙发，说：“我就打过那一个游戏。游戏盘是我初中同桌给我的，说特别感人，非要我打。说她打完哭死了。”
“是挺虐的。不过也就那样吧。”
“嗯，也就那样。”
蔡屹坐了起来，提上包，说：“走吧。”
我也坐起来，看了眼手机屏幕，还没播完，于是没锁屏，拿在手里，让视频继续无声播放。
我们从食堂走出去，向看守所的方向走。他突然开口，说：“我刚想了一下，认识你也快十年了吧？”
“九年。”
“对，九年。”顿了顿又说，“但我感觉好像完全不认识你似的。”
“怎么才算认识？”
“我就说，我感觉不太了解你。”
“两个男的之间有什么好了解的。”
“怎讲呢，我总觉得你不太像警察。”
“那像什么？”
蔡屹停下来，故意严肃地看着我，说：“更像一个卧底。”说完自己又笑了。
我没停，走了两步，来到看守所大门，掏出警官证跟门口守卫的武警比画：“提审。”
武警看了眼证件，给我们开了门，我拉开门走进去，蔡屹跟在后面。我走到大厅，填好申请，从窗口递进去，蔡屹站在旁边，掏出烟盒，递给我，我没接。狱警说：“7号。”
我们往审讯室的方向走，得先路过长长一排律师接见室，让蔡屹有工夫抽完一支烟。路过厕所的时候他让我等一下，进去撒了泡尿，出来的时候，烟还没抽完。我说：“你这话我也听别人说过。”
“什么话？”
“卧底那个。”
“哦，还有谁？”
“杨局。”
“哈，他怎么说的？”
“还是孙建才那个案子的时候，我还在做记者。那阵子我早晚都跟着你们，人手不够还叫我去跟着出把力。”
“这话说得，那是看在你跟咱们熟的分儿上让你体验一下现场。”
“对。体验现场。当时我家住得远，经开区那边，就杨局跟我一个方向，有时回去我就搭他车。杨局你知道的，我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有次在车上，他突然问了我半天写东西的事，说你们握笔杆子的是不都得经常体验生活，我说算是吧。他说哦，那你来我们这儿就是来卧底的。”
蔡屹乐了，笑了半天，说：“像他说的，你怎么回的？”
“我没说话。”
“要我就说是。他肯定就没话了。”
7号审讯室门开着，沈见云已经坐在里面了。蔡屹在门口抽最后一口烟，我等着他。
……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8期
选自《十月》2020年第4期
大头马，1989年生。著有小说集《谋杀电视机》《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长篇小说《潜能者们》。《谋杀电视机》被改编为同名话剧。曾获第二届豆瓣征文大赛虚构组首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佳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