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还在院子里嬉闹时，同学的叔叔出来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散了。从院子里出来，大家一一道别，明天各奔东西。高中毕业后，我和多数同学没有再见过面，偶尔邂逅，或者接到同学的电话，多是咨询孩子读书的事。直到微信兴起后，热心的同学建了微信群，我们大多数人才在一个虚拟的现实中嘘寒问暖。我是少数几个客居他乡的同学，特别感受到同学们的乡情。他们有时候会发来聚会的视频，看他们醉酒的样子，我也被感染。有几位同学每天早上都给我发来不同的早安图片，我只会单调地回复“早上好”。他们发来的图片每天都不一样，让我大开眼界。时间长了，这样的图片也少了。坦率地说，我们彼此已经陌生了，只有说到过往共同的经历才有共同的话题。不管怎样，同学情谊还在那里，是一种凝固的情谊，就像一块方糖，放进咖啡里，喝下去，多少会感觉有点甜。

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在那个年代最向往的是改变自己的身份，过早地认同了别人的身份和记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但我们都相信，读了高中，自己的命运会有不同，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当时文明的轨迹是离开乡村，后来文明的路程是返回乡村，这中间应当有太多的环节。许多有乡愁的人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了。成为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知识分子后，我也和别人一样，省略了许多中间的环节。我至今不明白，同一条路，往返之间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我和许多乡村的孩子一样，有了实现自己身份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只与一次考试有关，但它几乎是几代人煎熬的结果，甚至是一个偶然的结构。从村庄中走出，也是反抗压迫的方式，这是乡村孩子才能体会到的感觉。少年的我仰望乡村的天空，所见几乎都是茅草屋顶，现在太阳下的黑瓦红瓦不管风吹雨打总是那样自在，可是，屋顶上已经很少有啄食和栖息的小鸟。改变的结果是复杂的，当你和自己的同学不在一条轨道上，即便你再平和，再真诚，距离还在那里。这种乡愁是痛苦的。

我是在南京站遇到这位女生的。我下了火车，在月台上才走了几步，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生走到我面前，笑嘻嘻地跟我说：王尧，你不认识老同学了？我尴尬地笑笑说：你好你好。她没有说自己的名字，我迅速搜索，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是因为她说了她是我的同学，我才觉得她看上去有点面熟。这位女同学还要说什么时，火车启动前的铃声响了，她赶紧上车去了。我们是同一次列车，我在南京下车，她在南京上车。列车“哐当”“哐当”动起来了，很快消失在视线中。人与人的关系常常就是这样，你上车，他下车，瞬间就错过了。

这是一次邂逅。我们应该有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如果她确实是我的中学同学的话。她从一个中年人的模样里发现了一个青年，不是我没有衰老，而是她留下了一个同学的青春记忆。那是深秋的下午，我穿着长长的黑色风衣，月台上的风已经有凉意，我把风衣的领子竖起来了。在一瞬间，我心里有了暖意。这位同学是谁？我搜索和追忆了几次，都不能确定。

是不是她呢？我最初见到她是在爷爷工作的粮管所，初二的暑假。我在营业厅，一个女生进来了，穿着白色的短袖。我听她的口音，觉得不是本地人。她买好东西，出门时跟爷爷打了招呼，也朝我微笑点头。我问爷爷她是谁，爷爷说是从无锡下放到这里的。难怪。我没有想到，暑假开学后，我在镇上的高中见到了她，我们是一个年级的同学。我们彼此都没有犹豫，就认出了对方。她知道我爷爷的姓，到了班上又知道了我的名字。原来她所在的那个公社没有高中，就到我们这里来念书了。这位来自无锡的同学，和我最初见到她时的感觉一样，她始终微笑着，后来她离开学校，举家回了无锡。她总是穿着很素净的衣服，无论春夏秋冬。圆圆的脸上有几点雀斑，更显得朴素。回想起来，我总觉得她的发型不对，扎着一个马尾巴，圆圆的脸似乎更圆了。不过，那时女生的发型都很简单，除了齐耳短发，就是马尾巴，没有梳辫子的女生。多数女生和我们男生一样，都穿着性别特征不是很明显的衣服。

那个时候我喜欢吹口琴，特别闲着的时候会在宿舍里瞎吹。谱子从哪里来呢？她告诉我，你可以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信，说你需要谱子，广播电台会给你寄。我有点怀疑，没有写信到北京。好像过了一个月，我已经忘记这事时，她拿来一个从北京寄到学校的信封，我打开一看，果然是印着谱子的几张纸。这个晚上，我才试着吹了新的曲子。我们读高二上学期时，许多下放到我们这里的人开始回城。她告诉我说，下学期他们家也可能回无锡了。到了学期末，要放寒假了，她说寒假后就回无锡，要和我们告别了。我们这个小组的同学准备为她送行，但想不出好的形式，有同学说，我们一起去看场电影吧。当时还不知道要恢复高考，她能够回城，我们都替她高兴。从电影院里出来，有同学问她，高中毕业后做什么，她说她想当工人，无锡的纺织厂很多。我们听了都很兴奋，特别羡慕她高中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

高中的学习生活是淡淡的，没有什么故事，只有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也在日光流年中逐渐稀释。我那把口琴早已不知去向，我甚至忘记了我曾经吹过口琴。回到无锡的刘同学，好像给我写过一封信，寄了一些谱子，还有几张卡片。卡片一面是年历，一面是刘晓庆或是陈冲的剧照。这已经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了。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联系过，直到我在车站邂逅那位女同学，我才想起会不会是她。好像不是，她的个子没有这么高，脸也没有这么长。但我又想，三十多年过去了，无论男生女生，会变成什么样都很难说。我不能确定在车站见到的女生是她。

会不会是她呢？我也犹豫。从气质上看，真是有点像。但她的样子我几乎没有印象了，她是另外一个班的。我们这一届高中有三个班，最活跃的女生似乎都集中在我们这个班级。她是一个例外。我知道她，是因为有同学说这个女生谈恋爱了，学校找她谈话了。我后来对她印象更深的是，学校发现《少女之心》在同学中传开后开始查源头，据说她是最早读到这个手抄本的同学之一。但她坚决否认，坚决不肯承认是她传到学校里来的。她和我说的那个“初恋”的同学是一个镇上的，关系不错。她经常在下课后到我们班级来聊天。我看她的眼光有点异样，她可能也发现了，便对我说，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她直率，甚至张扬，讲话声音也很高，是一个有个性的女生。那个年代有个性的女生不是很多，多数都是平平常常的。快要高中毕业时，又传闻她先和谁恋爱了，再和谁恋爱了，似乎给大家形成了一个交往不够谨慎的印象。我们高中毕业，几个要好的同学聚会时她也参加了。我忘记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什么酒，她的话很多，和我碰杯时跟我说：你们男生是不是怕我啊？我还没有回答，她就哈哈大笑干杯了。我们后来没有再见过，断断续续听到她的消息。有个性的女生能折腾，先是听说她到上海，又听说后来在南京还是什么地方安家了。都不能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她离开小镇了，是我们这一届女生中唯一去外面闯荡的人。有一天，某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她想找我咨询高考的事，能不能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她。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她的短信，也通过几次电话，回答了她的问题。她说她现在很好，有机会到苏州来看我。我想，我在车站如果遇到的是她，以她的性格，或许会自报家门。

其实，我这样的追忆是无果的。那些温和的女生和男生几乎都默默无闻地在生活中消失了，水波不兴的日常生活是多数人的境况。我曾经回过一次中学，物是人非，给我上过课的老师几乎都退休了。我从学校大门出来时，遇到了另一个班级的一位女生。她的父亲曾经在我们村上的学校教过书，我和她也就多了一份亲切。她已经成家，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出了她幸福的生活，她邀请我去她家坐一会儿。我正好要赶路，就说：你有机会到苏州时联系我。这不是一句客套话，但我知道她去苏州联系我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好像是过了一个学期，我突然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说，某某某患了白血病，想去苏州的医院看病，问我能不能帮忙。我随即答应，当天就联系了医生。我没有想到，我们是这样在苏州见面的。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忍心追忆我们在医院见面的情景。从苏州回去以后，我陆续听到她病情恶化的消息。终于有一天，那个最初联系我的同学打电话给我，告知她去世的消息。又过了几年，又听说另一个同班女同学患白血病去世了。这位女生和我在《曾经的仪式》中提到的左老师同姓，我一直遗憾当年读书时没有问她，左老师是不是她姐姐。

中学毕业的前一个月，我们小组的同学一起劳动，在学校东边大桥附近割草。我们几个同学站在桥上，议论毕业后的去处。在可以预设的未来生活中，参军、做民办代课老师和学手艺做匠人是我可以选择的道路。我们这代人是在崇拜军装的年代长大的，大学第一学期我带去的春秋衫便是一件绿军装。我首先想选择的是参军，戴着大红花在鞭炮声、锣鼓声中从村前大桥走出去，沿着那条向南的道路，越过田野，往公社再往县城。这条路径是我的许多长辈走过的，他们还时常穿着褪色的旧军装在田地干活，部队生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成为他们在乡村生活的政治资本。在我熟悉的那些退伍军人中，多数人在退伍回乡后再也没有走出过县城，军营是他们到达的最遥远的地方。我自然羡慕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战友，那些在部队提拔了的老乡。几位做了排长、连长和副团长的老乡，以另外一种姿态回乡探亲，他们的老婆不再是我熟悉的农村姑娘。这对一个乡村的孩子有太大的诱惑力。读初中时，邻居的一个亲戚从部队回来过春节，他穿着海蓝色的呢军装，披着一件呢大衣，英俊威武，给我强烈的心理震撼。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穿着军装回到我的村庄。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女同学中有没有想嫁给军人的。那天的风很大，我们的头发都被吹乱了，就像心里一样乱。一个女同学说，我就在大队劳动，不去哪里了。她果真兑现了在桥上说的这句话，后来听说她在村上做了干部，再后来又听说她女儿考上大学了。

许多人和事，已经无法寻找和确认了，也许我的记忆和叙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我在《雨花》上的几篇文章发表后，几个同村的学弟学妹在微信群转发了。他们说我笔下的人物有些熟悉，有些从来没有见过。这与他们比我年轻没有关系，我的写作也是选择性地记忆叙述。如果有中学同学读到这篇文章，或许其中有一位会想起车站的邂逅。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现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王尧先生2020年在《雨花》开设“时代与肖像”专栏，此为专栏第八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