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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26日，为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在艺”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联合举办“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主题学术研讨会。

据悉，“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8月25日-31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启幕，展出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这也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文化遗产”，学术界对其文献价值、文化价值、时代意义甚为瞩目。“

“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学术探讨会现场

本次研讨会以新发现的亚东图书馆藏陈独秀、胡适系列文献为契机，围绕“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与百年思想史”、“《胡适留学日记》与青年一代的家国理想”、“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与百年新红学之路”、“一个大时代的启幕——从亚东图书馆到新文化运动”四个议题展开探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红楼梦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等高校及机构的专家、学者共20余位与会发言，通过追溯百年前一个大时代的文化遗珍，梳理探讨新文化运动对百年中国的深刻影响，挖掘百年前文化遗产之于现实的意义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外观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现而今就坐落于北大红楼。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亚东图书馆与北京大学亦有着深厚的渊源。亚东图书馆由汪孟邹于1913年在上海创办，其前身为芜湖科学图书社。亚东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图书，创造过诸多“第一”，带来了中国出版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的转型与进步。一段时期内，“亚东本”就意味着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编辑出版态度。亚东图书馆首创古典小说标点本，使小说文本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学术价值。

作为一家小型私营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革命时期（1922年-1927年），这里曾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印刷和发行地，以及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办公地。中国近代史上主要人物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陈乔年、罗家伦等都与此地有过联系。 图片右侧较高的楼房为亚东图书馆旧址

图片右侧较高的楼房为亚东图书馆旧址

1917年，亚东图书馆灵魂人物之一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得益于他的大力推荐，“亚东”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由此经营出现转机。同年，“亚东”的另一灵魂人物胡适也进入北大担任教授，三十年后担任北大校长。1919年至1922年是亚东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几年相继出版了胡适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尝试集》《先秦名学史》《胡适文存》,高语罕的《白话书信》《国文作法》,陈独秀的《独秀文存》,汪原放标点胡适作序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三国演义》。

目前有种说法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亚东图书馆与韬奋书店、商务印书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鲁迅曾有言：“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是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出版——胡适留美回国后，毫无保留地将其著作在“亚东”出版——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与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进程。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现场

“科玄论战”，“大家都‘跑题’了，该说的没说”

此次“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原稿，是陈独秀送亚东出版社的手写终稿，自“亚东”出版之后百年间从未露面。与后来刊印的各版本相较，手稿内容出入不大，但保留了陈独秀对序文重点的圈红标识，这对于解读陈独秀的思想轨迹、理解这场世纪论战乃至20世纪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文献补充意义。

在与会来宾研讨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胡适研究学会会长耿云志首先发言。他指出重温这篇《序》自然会重温那场很重要的争论——“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思想论争，也称“科玄论战”，被梁启超誉为“替学界开一新纪元”。三大派别玄学派、科学派、以及唯物史观派，就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几乎全部参与其事，论战文章字数高达“煌煌二十五万”。

“这场争论中大家都‘跑题’了，该说的没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看法，但是具体的不一样。陈独秀是说大家应该对于科学到底能不能支配人生观的问题要作出明确的回答；张君劢在他的《人生观演讲》里摆了九种人生观证明科学都没办法，管不到它。陈独秀说这九种都逃不开科学的支配，他一一做了解释。胡适说跑题跑到哪儿去了？他说本来是讲“科学的人生观”，结果大家都没有具体详细地论述科学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样，他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自然大家就信仰科学人生观，就会放弃那些迷信胡说的人生观。”

耿云志认为陈、胡二人分歧最大的是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陈独秀说他要给书写一篇《序》一个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发现胡适这一派人批评张君劢反对科学的说法都不彻底，并劝胡适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站到唯物史观立场上来。胡适则明确回答：这一步我是不肯进了，不能再进了。”耿云志认为胡适（之所以这么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他认为陈独秀把唯物史观说的太简单了。二、胡适不赞成唯物史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实验主义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是经验，经验这个东西既可以做唯物的解释，也可以做唯心的解释。“所以胡适说对于唯心、唯物的问题实验主义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用流俗的观点来看好象有点儿滑头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现代哲学的一个观念，我们无法详细展开。”

耿云志认为现在应该对“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需重新加以评估，“我觉得这个争论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张君劢提出来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主要是一种物质文明。他认为科学只能够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搭不上关系。我认为这个是最核心、最要害的问题，当时争论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这场争论过了三年之后胡适发觉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他认为所谓中国精神文明实际上是完全在物质压抑之下，人们精神上不能得到解放，而西方在物质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精神上的各种需求，那才够得上精神文明。”

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著名近代史学者陈漱渝发言时，先就提出对陈独秀、胡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好像是一个晴雨表，是一个标志。标志了现代中国人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我这里面讲的是研究，既不是把他们捧杀，也不是骂杀，而是给他们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你要给他们两个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你又离不开文本跟手稿，所以这批手稿的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

陈漱渝回忆说自己第一次看陈独秀的手稿是大约是三十年前，“打开一把一把都是陈独秀的信，当然是（陈独秀）在四川，很多都是谈文字学的，陈独秀写了一个《小学文字勾本》，他预支了两万块钱。陈独秀晚年活得非常清贫，又活的非常之清高。”而提到胡适，他介绍说《蒋介石日记》中把胡适骂得很狠，“蒋介石怎么那么恨胡适呢？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像司徒雷登这样的美国政治家把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作为一个浊流代表看待；把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作为清流来看待，要扶植胡适，蒋介石心胸比较狭窄，所以蒋介石表面对胡适很尊敬，实际上很生气。”在陈漱渝看来，亚东图书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阵地，“也是一个倒霉的书店。他们赚钱得益于陈独秀、胡适，倒霉也倒在他们两个人身上。1953年，亚东图书馆被取缔了。几乎同时,创办人汪孟邹也病逝于上海。”

“《胡适留学日记》是胡适留美学生生活的自供状”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哲生认为此次展览中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出现“也算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动荡以后，这部手稿居然奇迹般的活下来了，能够再现于世，的确是非常珍贵的。”他的发言着重谈了对《胡适留学日记》的阅读心得。

“《胡适留学日记》初名《藏晖室札记》，记录时间是1911年到1917年在美国留学归来为止，出版的时候是分了17卷。胡适生前出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1939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藏晖室札记》；第二个版本是《胡适留学日记》是1948年出版的；第三个版本是在1958年出的一个台版；第四个版本最新，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手稿影印出版，新增《北京札记》》和《归娶记》，这两段史料是在1917年到1919年之间。刚好这两年间胡适没有写日记，算是弥补了一个空白，就时段而言不属于胡适留学时期。”

欧阳哲生笑言写日记有两种，“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胡适留学日记》带有‘思想自传’的性质。胡适在他的《自序》里说，‘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自序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所谓‘绝好的’在我的理解是完全真实的呈现，没有任何虚假做作的成分。这17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赤裸裸的历史。这样的自传体书在西方可以看到卢梭的《忏悔录》、《邓肯自传》，但是在中国很少见。”

“《胡适留学日记》是胡适留美学生的生活的一个自供状。胡适在自序中说他记了打牌、吸烟、因为感情冲动突然变成一个基督徒，记了他发奋要替中国家庭社会制度辩护，记了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参加美国的政治生活，到处演说等等，还记了他的友朋之乐。在近代中国赴外留学的青年学生成千上万，记日记者不乏有之。但是真正在作者存世的时候以留学日记题名却出版日记只有《胡适留学日记》这一部。《胡适留学日记》是（那个时代）中国留学生群体学业思想、生活、交谊的唯一记录，也是最好写照。” 欧阳哲生说。

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姜异新在发言时，称赞“今天看了手稿非常震撼，大饱眼福。”她介绍说纸质文物寿命大约一百年，“一个世纪以前留下来，如此完整真是非常不容易。我注意到胡适用的是非常普通的美国中学生笔记本，上面印的Name、Grade、School和Class，大学生不需要写这个。胡适的书写方式是中国式的，本子横过来用，从右往左翻页，写的时候是从右往左竖写。他用的笔大多数是蘸水笔，力度大的时候有一种分杈的痕迹，很少一部分用毛笔、钢笔。并且这一部分主要出现在《归国日记》那一部分，墨汁的颜色有深蓝、浅蓝、黑色、红色，红笔大部分用来作批注。他的语言，书写当中以汉语为主体，夹杂着英文，汉语有时候用文言，有时候用白话还有很多中外符号。它的内容，用的材料非常广泛，有简报、照片、通信、便条。和友人的对谈涉猎面非常广博，全面展现他求学读书日常生活娱乐、运动、关系、交游等一些经历。胡适还提炼篇名，字课、朋友篇，有点儿像现在的手帐的意思，恰恰是现场感的体现，因为是随时记录下来，虽然很注意编排，难免显得庞杂甚至无章法可循，这恰恰是文献原始的意义之所在。”

姜异新介绍说胡适实际上拓展了日记的功能，“他把它叫做‘自言自语’，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文体，并不是私密性的一己日记，也不是文学性日记，而是以读书杂记为主的思想随笔和文化记录。胡适非常有向公众表达的欲望。”在她看来，胡适主要用汉语写日记，“从最初下笔那一刻起他内心的读者就是自己的同胞，他要向祖国报道作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如何浸润在西方文明里的，这样的文本非常有价值，最初是在《新青年》零星发表出来，在今天这样一个新媒体发达的时代，回望《胡适留学日记》，发现非常类似于现在的博客、个人微信的公众号，可以说是新媒体写作的前身，除了不能随时互动之外，其它方面的功是有传承的。读者从中能够看到胡适强烈的求知欲、表达欲有时候一天写几千字，思路非常通达和流畅，同时显示出美国教育体系对他深刻的影响，如何一点一滴形塑学贯中西的大师。”

姜异新在发言最后，特别提到美国教育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对任何现象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胡适留学日记》也可以看到他非常有意地训练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怎样从一个不爱运动、不爱社交内向的学生成长为非常阳光的充满活力的留学生，重交流、互动，“文学革命”这个词就是讨论出来的，演讲课锻炼自己的演讲，还有美国非常重视阅读，不仅是海量还要速读，而且有精读、泛读和深度的阅读。胡适的阅读方法和国内相比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体现在胡适的留学日记，尤其是简报等等延伸性的副文本的材料。胡适很喜欢中西对读，如果大家看到会发现他一三五读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二四六肯定读西方文学作品，比如今天读《左传》明天肯定要挑一部西方作品比如狄更斯，后天读古诗十九首，再后天又读莎士比亚，而且他是非常有自觉的比较意识，他把《安娜传》和《石头记》、《罗密欧和朱丽叶》和《西厢记》进行比较，当即就写评论，训练自己的书评式的写作，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非常缺乏的一种文体。”

陈独秀和胡适 “我要跟你分道扬镳，但又难舍难分”张宝明

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张宝明认为陈独秀和胡适是两位是有故事的人。“他们演绎的故事在20世纪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均和而不同，但两个人又都可以称作‘君’。打一个比方，梁惠王太平庸，为啥没有叫庄子和孟子，一个汪洋之势、一个大地蓬勃的人去对话呢？如果他俩对话，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在近代思想史上，胡适和陈独秀的出现就是谁都离不开谁，但一见面两个人就要吵，搞得胡适最后几次捶胸顿足，‘我要跟你分道扬镳’，但又是两个难舍难分的朋友。”

“等到他俩最后分手，各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后面近代思想史上少了一份刀光，也少了一份剑影，那种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少了，渐行渐远，让我们的思想平淡了许多。陈独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党人，他与亚东图书馆的关系，在芜湖科学读书社时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且《新青年》邀请胡适写稿，陈独秀也是通过汪孟邹搭桥。现在讲红色基因、革命基因，芜湖科学读书社那个小楼就是有革命基因的地方。吴樾参加了刺杀满清五大臣的行动，李克农等革命志士都在这个里点燃了星星之火。”

张宝明认为汪孟邹作为一个出版人非常会经营，“他实现了市场和思想完美的结合，是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思想史上双方赢的典型范例，有很多故事。通过《<科学与人生观>序》双序双答，他把两个老朋友引斗在一块，造成一波三折思想交锋，应该说这是汪孟邹从生意的手段、营销手段出发所做的一次谋划和策划。说到双序，更为深层地是撩拨‘双答’汪孟邹是将序言任务分到两个人的头上，待拿到后便以交换的形式让陈、胡两个人参阅。你看看这是胡适写的，这是陈独秀写的，两个人一交换不要紧，引斗开了，就干起来了。”

在张宝明看来汪孟邹设局是“阳谋”，陈独秀、胡适“入彀”也是无可奈何，“每当囊肿羞涩要向出版商贷款，陈独秀就跑到亚东图书馆坐几个小时，直到汪孟邹说阁下是不是缺钱？于是拿一万块钱或者是一千块钱支走。就是这种关系，关系特别好。出版社这古灵精怪的策划很是博足时人眼球。好戏无需等待，就在接踵而至的‘答’，岂止是一答了之，乃是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还’。如此你来我往便成了思想上的你推我搡。如果说在各自‘序’中还不曾找到共同的踏板，这一支点在‘答’中还是看到些许的希望。首先在以胡适‘附注’的形式《答陈独秀先生》。这个“答”紧扣陈独秀在序言中的结论两个层次的：一是陈独秀所说的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二是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就像陈独秀往外拉胡适加盟自己唯物史观一样，胡适也在拼命地将陈独秀往里拉，靠近自己科学的人生观。”

发言最后，张宝明认为陈、胡参与亚东图书馆的策划，“可以说是在中国启蒙运动思想史上，不仅仅是一群思想家、史学家在呐喊，思想和运动之外还有生意存在。像罗伯特·斯科特曾说，启蒙运动存在于哲学家的陈辞中，其次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或可译作‘出版商的策划中’，这样更厚道一点。我们想想如果亚东图书馆没有接到这样一个大命题，没有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让市场和思想结合，就不可以想象二十世纪思想启蒙史，或者文艺复兴史，或者所文化史（将会由此黯然失色）。哲学家们生产思想，出版社则将思想以印刷的方式传播出去。在这个意义上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胡适是生意人与启蒙者相结合双赢的典型案例。”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章宏伟从民国出版史的角度，着重谈了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间的关系，“陈独秀和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是至交。汪希彦早逝，临终前把弟弟托付给了陈独秀，有这么一层关系。这使得这两个人物在后面的生命轨迹中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在章宏伟看来，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无论是经济、金融、文化、贸易方方面面都可以说突飞猛进。“很快的，上海就在中国版图里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进而改变了中国的出版格局。1936年，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三家出版机构一年的图书量占全国出书总量的71%！那个时候，上海的杂志出版数量也乎占了全中国杂志出版数量的半壁江山。所以陈独秀对这样的格局，上海的变化，可以说看得非常清晰，所以就力促汪孟邹到上海去发展开书店。1913年，汪孟邹带着侄子汪原放到了上海，在四马路今天福州路那租了个小房子，就一层，外面挂了个洋铁皮的‘亚东图书馆’牌子，这就开张了。”

“亚东图书馆的名字是陈独秀给起的，亚东图书馆的开馆序言也陈独秀写的，亚东图书馆的办馆宗旨还是陈独秀定的调子，所以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的关系，那就密切到了可以说不分彼此的地步。” 章宏伟介绍说汪孟邹对于陈独秀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但很遗憾，新文化运动的标志，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本来肯定要搁在亚东图书馆啊！可限于经营理念，当陈独秀想办这么一份杂志的时候，汪孟邹觉得很为难，他首先为难经济上捉襟见肘，没有钱。另外当时《甲寅》杂志（创办人章士钊）正在他那儿，相当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所以只好把《青年》杂志联系给了群益书社，失之交臂。”

发言最后，章宏伟认为将亚东图书馆和韬奋书店、商务印书馆鼎足为三，“这样的说法无疑是拔高了。在整个民国出版史上，亚东图书馆就是一个很小的出版机构，出书量不多。它出的书之所以到今天我们还要念叨，还要纪念，就是因为它和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旗手（陈独秀、胡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因为当时出版新文化书刊它出了相当大的力，在当时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恽代英1919年冬天办利群书社，毛泽东1920年办文化书社，当时都和亚东图书馆做了经销，且是陈独秀给做的担保。亚东图书馆点校白话小说，说实在话出的量不多，我觉得把亚东图书馆给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定位，可能会更好。”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