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手机铃声从右侧的床头柜上跳出来时，已是午夜十一点了，我和妻子都睡在了床上。房间里盛满了黑，窗外的夜如安放在酒柜里的酒宁静似水。

电话是日月大厦项目经理吴德明打来的。我靠在床背上，还没有把手机举到耳边，他慌张的声音就钻了出来：“方总，我们日月大厦工地来警察了。”

我有点紧张起来，焦虑地问：“警察来干吗？是不是有人打架了？”

吴德明吞吞吐吐地说：“没人打架，有人向110报警，说我们工地上有个叫赵海生的民工……失踪了，两个警察……在我的办公室里，你赶快过来吧。”

吴德明的话像一盆冰水，把我朦胧的睡意冲得一干二净。日月大厦地下3层、地上42层，北接国际会议中心，南临钱塘江，是钱江新城地标性建筑。主体工程在两个月前如期结顶，装饰班组的民工已经陆续进场。虽然工地现场属于危险作业场所，一个洞口、一根电线、一个烟头都可能成为事故的隐患，而且工地上民工的年纪较大、文化又偏低，发生断胳膊伤腿的事故不足为奇，偶尔还会闹出个血淋淋的死亡事故，但有人失踪，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平地风波。

我愣了片刻之后，疑惑地问：“失踪的赵海生是哪个班组的？”

吴德明的声音强硬了起来：“方总，我们工地上没有赵海生这个人的。”

我晃了晃手机。屏幕上闪出一片浅蓝色的光亮，视线能分辨出墙壁的走向和衣柜的位子。无风不起浪，平白无故警察是不会找到工地上去的。而如果日月大厦工地上没有赵海生这民工，那警察又是从哪里得到他失踪的信息？

这时睡在左侧的妻子向左边翻了半个身，她肯定听出了这个电话的端倪。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北方上大三，除了寒假暑假，家里只有我们四只老花眼。儿子去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下班回到家里，总觉得像少了一件东西似的。

“方总，你快一点，我们在项目部办公室等你。”吴德明又来催我了。

我转头探了探妻子说：“工地上出事了，我马上去一趟。”

妻子摸过我的枕头抱着怀里，声音比空调的风声还要轻：“好吧。”

挂断电话，我从床里旋了出来，心烦意乱地出发了。我们小区在杭州的西大门留下。相传当年宋高宗刚逃到杭州时，看到芦花如雪的美景，欲建都于此，后得凤凰山，遂云“西溪且留下”，留下由此得名。钱江新城位于杭州的东南部，是二十一世纪初“杭州东扩”战略的新引擎，有“杭州的外滩”之称。虽然我一路把车开得像救火车一样猛，穿西溪、绕西湖、过吴山，路上还是转了一个小时。

02

日月大厦工地的进出口连着环城东路。环城东路的东侧紧邻钱塘江。这时两岸的灯光秀已经谢幕，江水亲吻着古老的堤坝默默向东流逝。路边法国梧桐上的知了也睡着了。我把车停在大门的左侧，从传达室的小门窜了进去。

太阳下的工地人声鼎沸，是一个尘埃飞扬的战场，而月影中的工地无声无息，如一幅模模糊糊的素描。空气里隐藏着仲夏骄阳的气息。我穿过狭窄的安全通道，绕过阴沉沉的木工加工棚，很快就来到了工地西面的项目部办公室。办公室上下二层，坐西朝东，是用彩钢板搭建起来的。门口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道地，道地右边竖着一排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宣传栏，框里的红字白纸都染成了黑色。我马不停蹄，一口气爬上二楼，看到吴德明嘴里叼着一支烟，像一根木头插在前面的走廊上，烟头在昏沉的走廊上烧出了一个红色的小洞。

我喘了口粗气，抬头喊道：“吴经理，我到了。”

吴德明马上转过身来，边走边说：“方总，都快到十二点了，等得我的心都发霉了，我刚想给你打电话了。”

我收住脚步说：“接到你的电话，我马上从家里出发了。你问清楚了吗，工地上的确没有赵海生这个人？”

吴德明信誓旦旦地说：“方总，我已经问过三遍了，他们都说没有赵海生这个人，班组长还在办公室里，你再去问问他们吧。”

我指指东面黑乎乎的日月大厦问：“白天工地上有没有出过安全事故？”

吴德明靠近我一步，摇摇手说：“没有啊，今天我工地的大门也没有出去过，要是白天有什么事情，我早就给你打电话了。”

我本想再问他几句，在警察面前，有些话不好说的。哪知吴德明转身就往里面走，背着我大声嚷嚷道：“工地上没有赵海生这个人，要我们到哪里去找，真是无缘无故撞着了大头鬼。”

吴德明走得很快，我一只脚还点在门外，吴德明已经钻到办公室里面。他肩膀一耸，扭着脖子指指我说：“警官，这是我们公司的方总？”

项目经理办公室是公司的脸面，办公桌、沙发、茶几、柜子都是公司统一购置的聚氨酯暗红色仿木家具，地上铺着米黄色的强化地板。一顶白色的安全帽停在办公桌中间。安全帽的右侧躲着一盆小小的绿萝，稀疏的叶子上粘满了点点斑斑的灰尘。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坐在沙发上，神情颇为严肃。

我摸出衬衣口袋里的香烟，一边走过去一边说：“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住在城西留下的，到钱江新城有点远，先抽支烟吧。”

办公室里聚集了二十多人。可能是为了便于甄别，项目部管理人员挨在办公室右边，班组的小包头挤在办公室左边。有几个人在抽烟，缭绕的烟雾晃动了日光灯的光线，挂在墙上的项目经理责职牌也模糊不清了。

年纪大一点的警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然后摇摇手说：“方总你好，我不抽烟的。我姓赵，我们是钱江新城派出所的。现在你们城西留下变成黄金宝地了，这几年房价翻了好几个跟斗吧。”

我斜眼瞟瞟右边的吴德明说：“还行还行，房价是涨了不少。赵警官，你们过来是……我们工地上有个叫赵海生的人失踪了？”

“情况是这样的，”赵警官微微点了点头，用食指画着起伏的曲线，不紧不慢地说，“在十点三十分左右，我们接到市110指挥中心的指令，有个叫赵海生的民工在你们日月大厦工地失联了，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年轻一点的警察也站了起来，他挺正胸膛，抬手看看手表说：“报警者是赵海生的女儿，她在上海读大学，报警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半小时了。”

我眼睛迎着赵警官，脑子在打算盘。杭城的天空抬头就能看到舞动的塔吊，工地上的民工比五月山坡上的杜鹃花还要密，也许赵海生不是我们工地上的民工。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新闻，去年的无效报警和报假警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吃饱了撑的人多得是，那这次会不会有人报假警呢？

我把视线悄悄转移到吴德明的脸上，含糊地说：“赵警官，会不会有人……搞恶作剧报假警？我们工地上没有赵海生这个人，吴经理，是吧？对了，杭州有那么多的建筑工地，也有可能他……不是我们工地上的人。”

吴德明拧着眉头说：“刚才每个班组都问了，两位警官也听到的。”

赵警官用余光扫了一眼吴德明，抬手正了正大檐帽，严肃地说：“电话是赵海生的女儿从大学的保卫处打到市110指挥中心的。在中午十二点，她和爸爸赵海生打过电话，到了五点半钟的时候，电话能打通，但没有人接了。到了七点钟，电话就打不通了。到了晚上十点半，电话还是打不通，所以她就报了警。报警记录上写得很清楚，赵海生是钱江新城日月大厦工地上的民工。”

赵警官说完之后，手臂在空中用力画了一个圆。一道黑影从我的眼前划过。我的心像风吹过的树叶晃了一下。儿子去上大学之后，是很少给我们打电话的。在母亲节的那天晚上，他给妈妈打了个母亲节快乐的电话，妻子拿着手机，眼睛都红了。后天就是父亲节了，从母亲节到父亲节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像远方的空气一样。今天吃晚饭时，妻子捏着筷子对我说，龟儿子失踪了。

年轻警察看到我茫然的样子，也扬起手补充说：“根据他女儿提供的号码，我们进行过定位跟踪，但赵海生手机没有信号了，所以无法追踪到他的位置。”

吴德明眨了眨眼睛说：“人又不是工地上的一只蚂蚁，大家都看得见的。”

我沉思了一下，转身走到班组小包头的前面说：“你们都说一下是哪个班组的，再仔细想一想，到底有没有赵海生这个人，从左边开始说。”

十多个小包头挨个报了自己是那个班组的，他们南腔北调，有的声音大，有的声音小，但都十分肯定地回答，自己的班组，没有叫赵海生的人。

我回过头，睁大眼睛问吴德明：“吴经理，你没有通知水电工的班组吗？”

03

水电工是我的宿命。三十五年前的秋天，我提着一只小木箱，到建筑工地学水电工。今年大年初三那天，我去师父家拜年。满头白发的师父拉着我的手说，我本来不想带你的，你妈来我家时眼泪汪汪的，说你考大学差两分，爸又刚去世，是师娘一定要我带你的，想不到你当上了总经理，这么多年也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头子。回家路上，雨丝斜织，风声如泣。五年前的中秋节，妈妈拿着半个月饼到天国与父亲团聚。师娘也在三年前去世，我连想说声谢谢的机会也没有了。

吴德明知道我年轻时做过水电工。他动了一下眉毛，轻声说：“这个……我……我没有通知他们水电工。”

“啊！”我斜眼刺了他一下说，“赶紧给水电班组的老袁打电话，问一下他们水电班组里，有没有赵海生这个人。”

站在我左边的安全员小孙闪了闪乌黑的眼睛，利落地拨通电话，马上把手机还给我。我接过手机贴在耳朵上，不祥的预感像一只猴子窜上心头，这个失联的赵海生极有可能就是水电班组的人。

小孙退后一步，睁大眼睛盯着我的手机。他应聘到公司上班快三年，长着一张娃娃脸，老家在安徽滁州，毕业于上海的一所211大学，学的是法学专业。虽然建筑学和法学风马牛不相及，但他来公司的第一年就考出了安全员证，今年又考取了二级建造师证，字也写得很有风采，是公司重点培养的苗子。

袁有成的手机过了半天才接通，电话里夹杂着《潇洒走一回》的旋律和跑调了的歌声，他可能在KTV里潇洒。

我提高嗓门问：“袁有成，你们水电班组有没有一个叫赵海生的人？”

“谁，你是？……方总，你好你好，听不清楚，我到门口去打……方总，什么生？”袁有成的嗓门比我还大。我还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赵——海——生——，你们水电班组有没有这个人？”我的手微微抖动，拉长声音一板一眼地说。这时大家屏住呼吸，都在等待一个揪心的答案。

“赵海生？有有，他刚来工地一个月多。”袁有成十分肯定地说。

办公桌上的安全帽好像抖了一下。我赶紧用手盖住手机对赵警官说：“有赵海生这个人，是水电工，我要他的老板马上赶过来。”说完，我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袁有成，你赶快来工地，有人报警，说这个赵海生失踪……失联了。”

办公室里起了一阵骚动。我又横了一眼吴德明，嘴上不说，心里有点窝火。要是他打电话问问袁有成，事情就不会搞得像麻花一样转来转去了。吴德明低着头，嘴巴紧闭，额头的皱纹像几条戏水的鲫鱼尾巴不停地扭动着。

袁有成肯定惊呆了，过了十多秒钟之后，他才回话过来：“不会吧，中午我在工地上就看到过他啊。方总，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袁有成，不管赵海生的电话打得通打不通，你马上到工地来。”

袁有成说：“好的好的，方总，我马上过来。”

挂断电话，我轻轻地吐了口气，转身对赵警官说：“水电班组的老板马上过来了，不好意思，我们等他一下，你们喝点矿泉水吧。”

小孙上前两步，从茶几上拿了两瓶矿泉水，递给了赵警官和年轻警察。年轻警察接过矿泉水，侧着头问：“为什么没有把……水电班组的人叫来？”

我瞄了一眼发呆的吴德明说：“水电安装是甲方分包的，不属项目部班组的。”

一只项目就是一个舞台，投标、施工、结算、评奖，幕幕惊心。袁有成这个班组承包人是这样来的：在日月大厦项目签订施工合同的前一天晚上，甲方的一个领导打电话给我们老板，说他有一个亲戚是做水电安装的，老板满口答应了。老板悄悄对我说，这个领导有话语权的，在评标只剩下最后三家入围单位的关键时刻，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拿着我们公司的标书，笑眯眯地点了三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