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期，杨红樱作品《淘气包马小跳》中涉及负面情节的书写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着讨论范围不断扩大，争议逐渐蔓延到该不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引入死亡、抑郁、性等“成人化”“负面化”的禁忌话题，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品被卷入这场风波，“排雷书单”在拉锯战中不断加长，各种意见的争锋最终不约而同地指向两个相当“原始”的议题，即什么是儿童文学，如何界定儿童文学创作的“道德边界”。

从专业层面看，要说明儿童文学的定义，并在创作上为其划定安全合理的道德边界，就需要考察历代研究者的不同观点，通过系统总结加以辩证的论述。这种说明依靠语言进行描述，传达的是一种评价理念，而并非能够量化的评价标准。在判断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是否“越界”时，仅靠表述模糊的语言定义，显然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把观念上的定义转化为系统的量化标准，是小读者和家长们朴素的愿望，反映出他们对能够指导儿童文学阅读实践的科学方案的迫切需求。主观的文学问题很难被客观化，即使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尝试提出明确的儿童文学分类标准，并划定儿童文学创作上清晰的道德边界，这些标准恐怕也是千人千面，仍然无法摆脱主观色彩，究竟谁说得对，很快又会成为新的问题。

由此可见，当下关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能不能引入禁忌话题的争议，本身就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我们都承认，对创作中的特定内容进行设限，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创作生态；但我们同时也承认，如若不设限，必然存在特定内容对儿童读者群体产生误导的风险。争议的焦点恐怕从来不在于辨析事实，而在于究竟是接受风险保护创作，还是限制创作规避风险。

在讨论中，参与者所站的位置往往决定其观点。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的态度相对最温和，他们倾向于肯定这些情节存在的合理性，但认为需要对其加以适当约束，对相关情节的展开方式及作品整体所反映的价值观，给出了较为科学、细致的要求，具有很大参考意义。儿童文学的小读者们的态度较为激烈，很多孩子不认为这些情节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呼吁成年人给予他们更大限度的阅读自由。而身为联系和沟通二者的重要桥梁，家长们表现出一种更加暧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就算承认部分包含争议情节的儿童文学作品确实是好作品，也不妨碍他们反对孩子们阅读这些作品。不同的观点背后，反映的是不同人群对儿童文学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德边界的不同理解。

处于漩涡中心的杨红樱的《天真妈妈》，只是《淘气包马小跳》庞大故事体系中的一篇单元故事，在整个系列中占比并不大。如果只考虑叙事逻辑，对死亡一知半解的主人公马小跳，在被妈妈逼着练钢琴的过程中苦不堪言，产生了自杀这种不成熟的想法。而后续情节中，马小跳经历种种事件后，已经彻底意识到自杀行为的错误性，并对之前偏激的想法进行了反思和检讨。故事似乎称不上是在宣扬自杀，作者的本意甚至与之完全相反，是在否定自杀，呼吁父母关注儿童心理健康，显然处在儿童文学道德边界的安全范围内。某种程度上，这种创作还体现出杨红樱身为曾经的教育工作者，希望通过主动触碰禁忌话题，提醒社会重视儿童心理问题的一种教育自觉。

既然目的是好的，为什么在他人看来，这部作品反而背负了叙事风险呢？很多研究者分析这一问题时，将争议产生的根源归咎于该作品在表述上无节制的幽默，归咎于整个故事颇为“轻佻”的叙事风格，归咎于作者在情节设置和节奏把控上的缺陷，并将其与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殷健灵的《纸人》等同样探讨了青少年自杀话题的作品对比，来说明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在讨论禁忌话题时应当把握的度。简而言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写禁忌话题，而在于如何写禁忌话题。只有秉持严肃、理性的创作态度，坚持厚重的文风，对禁忌话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才能保证儿童文学创作在安全的道德范围内，同时最大限度地化解大众对相关题材的忧虑。也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呼吁国内尽快仿照西方模式，引入“分级阅读”的观念，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推荐不同题材和内容的文学作品。

谈到儿童文学优劣的评判标准时，杨红樱曾经表示，“如果文学作家前面加了儿童两个字，那么你的读者对象就主要是孩子，大人对儿童文学作品说的再好用处不大，要儿童说好才算好。”这种理念贯穿于她的创作中，使她的作品极其重视趣味性，重视小读者的阅读体验，轻松幽默可以说是杨红樱最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之一。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由创作态度、创作理念转化为文学作品时，作家的主观愿望未必能控制叙事结果，作者认为自己已经足够严肃和理性，可创作出的文本却未必没有风险。何况随着研究者和家长对儿童文学文本的理解不同，对其讨论禁忌话题的行为是否在安全的道德边界内，也会产生不同的判断。

因此，不管我们如何界定儿童文学的定义和道德边界，都没办法完全控制创作行为本身，也就不可能完全从创作这个根源上规避讨论禁忌话题产生的风险。该不该阅读这类书籍，潜在的风险会不会变现，是需要在阅读过程中解决的问题，离不开研究者和家长的干预。创作者在讨论禁忌话题时，需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谨慎；研究者需要从文本这一结果出发，对作品的风险作出预估，对小读者给出合理建议；而家长则需要参与到儿童文学的阅读过程中，参考专业建议，在购买童书时进行筛选，遇到有风险的情节时，对孩子进行解释和规劝。

大多数家长希望儿童文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功能，帮助他们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要求阅读和理解儿童文学作品的全过程，都必须毫无潜在的误读风险，这显然并不合理。与家长们希望从儿童文学阅读中获得的支持和帮助相比，他们愿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实在太少了，一篇专业人士创作的、讨论儿童文学是否应该禁止书写自杀的万字长文，显然不如某些毫无专业水准的营销号中发表的、所见即所得的“排雷书单”来的更具吸引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的争议只是冰山一角，儿童文学文本还具有丰富的、可自由解读的空间，儿童文学从业者不得不正视一种交流困境的存在。家长是处于教育第一线的参与者，是指导儿童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引路人，他们的意见值得被尊重。只有寻找到有效路径，将争论和角力转变为沟通和合作，才能真正缓和剑拔弩张、非此即彼的观念矛盾，创造良好的创作生态，促进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