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爱情
王小波是当代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有着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然而，对其作品的解读，现在依然很不充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更多接受的是他的杂文，比如《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这些杂文，多从“常识”谈起，以“自由”“智慧”为旨归，以活泼生动的故事为依托，能很好地引发读者共鸣。王小波的小说，精英色彩很浓，有非常强的语言实验性与思想深刻性，加之其“性爱叙事”常被误解，在大众接受上，存在着一定隔阂。
王小波的成名作《黄金时代》中，包含了很多元素，比如，知青、青春、性爱、革命等。从故事层面上讲，它并不复杂，讲述了“文革”时期云南建设兵团某农场内，知青王二与陈清扬的爱情故事。两人因恋爱而被批斗，也因此产生了爱情。然而，它没有“知青故事”通常的腔调，如“青春无悔”的悲壮煽情，或凄厉惨痛的苦情，而是表现了极端年代人性的压抑和反抗，也表现了“爱情”的内在复杂性。
“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小说开头，语言平实简洁，但艺术张力十足，内蕴着由“数字”组成的沧桑旋律与“苦涩而深情”的反讽意味。“二十一岁”与“二十六岁”、“十四队”与“十五队”，这两组对位化数字，仿佛是时间与空间的四个点，标识出记忆中最激动人心的光亮。最后一句的“破鞋”，看似突兀不和谐，实则将青春叙事与对时代的反思结合，反讽地将钳制思想的年代中人性的反抗，表现得淋漓尽致。以“逻辑学思维”进入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之中，王小波也是独一无二的。他对陈清扬的“破鞋逻辑”的颠覆，建立在颠覆“道德窥视”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为自我爱欲进行理直气壮的“个人立法”。
王小波将爱情故事放置于极端年代，凸显的是人性真实。古典文学的爱情叙事，往往褒扬守贞殉情，是刘兰芝、秦香莲与王宝钏这类贤妻良母的故事，唯有乐府古风等体裁能保留活泼生动的一面。晚清之后，爱情有时仍然被美化，以悲剧苦情收场，如“鸳蝴小说”中徐枕亚的《玉梨魂》这类作品，有的则走入“狭邪小说”“娼门小说”等阴暗路子。《沉沦》《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类以性爱对抗道德风评的小说，还只是少数。新时期文学以来，爱情叙事伴随欲望解放，有了很大进步，出现王安忆的《小城之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优秀之作，但问题在于，这些故事在还原性爱个体性的基础上，也切断了与时代性之间的关系，容易走入个人化极端叙事的逼仄境地。《黄金时代》的价值，在于还原了极端年代爱情与性、人性、青春、革命的复杂关系。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保留了美好的青春气质，这种气质又成为美好人性的寄托：“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性爱在王小波笔下，神秘而阔大，美好而快乐，如同云南高原的热风与蓝天，有一种蓬勃奋发的生命活力：“我和陈清扬在蓝黏土上，闭上眼睛，好像两只海豚在海里游动。天黑下来，阳光逐渐红下去。天边起了一片云，惨白惨白，翻着无数死鱼肚皮，瞪起无数死鱼眼睛。山上有一股风，无声无息地吹下去。天地间充满了悲惨的气氛。陈清扬流了很多眼泪。她说是触景伤情。”小说将性爱与反抗时代的缚绑联系起来，它暗示我们，在极端年代，当爱情无从生长，性爱就会以人们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性爱纠缠着爱情，无端地来，无端地走，没有任何理由。由此而言，小说通过对爱情、青春与性爱的赞美，形成了对人性解放的歌颂，以及对极端年代的道德压抑和思想压抑的反思。很多评论家说，王小波笔下的性爱“非常干净”，就是指他恢复了性爱负载之上的人性的美好力量。
小说结尾先是几段陈清扬的独白，接着笔锋一转写道：“陈清扬告诉我这件事以后，火车就开走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没有煽情，也没有悲情和苦情，也没有利益的纠缠，就是在节制干净的笔触之中，将无限的爱情沧桑与青春留恋，都寄托在了飘逝的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