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自前哥伦布时期文学开始，西语美洲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范畴内，似乎一直处于欧洲中心主义所操控的审美体系中，某种得失参半的“边缘”（periphery/margin）地位：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获得的赞美与追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某些符合（后）殖民主义想象的地域和人文特征被过度放大。或许正因如此，直到今日普通读者对于西语美洲文学特征的定义——尤其是国内文化市场——过于单一狭窄：面对一本出版于2010年之后的文学作品，还要掏出“爆炸”时期的审美“范式”作为衡量标尺，甚至得出“这本书因为不够魔幻而不够拉美”的结论。

边缘：

当我们审视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语美洲文学现象，尤其是试图界定进入新世纪以来最近20年的叙事文学创作特征时，“边缘”依然是个重要的关键词。但必须指出的是，和上世纪全球范围内西语美洲文学热潮不同，新世纪西语美洲文学的“边缘”地位不服从于（自我）东方主义想象中异域他者身份、异度空间的构筑，因为这种异质和分裂的想象最终会将美洲文学困入孤岛，重新落入“文明或野蛮”二元对立的陷阱。在诸多新世纪西语美洲文学作品中，这个关键词意味着边缘身份的揭示或“可视化”，向全球范围、尤其是所谓第一世界国家读者们展露，美洲的血管从上世纪60年代起如何被国家恐怖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维、同质化的消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切开，且至今伤痕未愈；写作“边缘”不再是为了构筑神秘孤独的文化奇景，而是向生活在世界中心、双眼被遮蔽的人们揭示“边缘”一直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心”与“边缘”人民的苦难也同样相通——这是对基于共情的凝视的呼唤，而通过文学的力量，“边缘”和“中心”之间预先建立的权力关系或许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正如追求全球化时代文学新感官的 “麦贡多”（McOndo，意指麦当劳McDonald's、苹果电脑Macintosh和小型公寓Condo的混合）一代主将、智利作家阿尔韦托•富格特在《魔幻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o mágico）中所写：

拉丁美洲是文学的，是的，几乎是一部虚构作品，但它绝非是一个民间故事。拉丁美洲是个19世纪与21世纪搀和在一起的动荡之地。与其说它魔幻，不如说它更为古怪。魔幻现实主义却将美洲过于复杂的状况，简化为“可爱”。拉丁美洲并不可爱。

提到紧靠“中心”的“边缘”西语美洲国家，人们可能会想到墨西哥；提到令“边缘”可视的新世纪西语美洲作品，一定会想到波拉尼奥的《2666》这部关于巴塔耶笔下的“文学之恶和恶之文学”的长篇巨制。尤其是第四部分《罪行》（La parte de los crímenes），灵感来源于作家生前好友、墨西哥记者和作家塞尔希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关于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华雷斯“女性屠杀”的纪实文学作品《沙漠中的骸骨》（Huesos en el desierto）。令人警醒的是，波拉尼奥小说中女性屠杀的罪魁祸首，绝对不仅仅是那些可以被具化、被绳之以法的活生生的凶手——或借用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关于暴力的阐释，是一种可明确施害者身份、且暴力动机和过程均明晰的“主观暴力”；更可怕的凶手，是魔幻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所承受的“客观暴力”和“系统暴力”。关于墨西哥魔幻新现实主义奇景的作品，还包括胡安•比略罗的荒诞短篇故事集《有罪之人》（Los culpables），和关于2000年——这是个极为重要的年份，执政70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台——之后墨西哥社会变迁的小说《证人》（El testigo，2004）。

越界：

除了“边缘”，“越界”（transgression）也是新世纪西语美洲文学特征中最为显著的关键词之一。虚构对于西语美洲新叙事一代来说，是一种丰富集体与个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手段，反之亦然；此外，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越界”，两者之间的边缘被刻意模糊，则是为了用于填补记忆空白和追寻正义，用“哀悼”亦或“抑郁”对抗残留至今的专制主义思维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深入生活各个角落、根植于个体的遗忘与逐新。见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军事独裁和种族屠杀等国家恐怖主义,强调“我，受害者，所见即为真”的见证文学（testimonio），其对于绝对真实性的标榜被广泛质疑，见证文学的传播和研究也在进入90年代后逐渐削弱。但是，弗洛伊德所区分的这两种解读过去和面对创伤的方式，在之后的西语美洲新叙事文学中均有体现，并通过作为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心概念的“寓言”修辞法，来挖掘被模糊的集体历史，再现被藏匿的个人记忆。

这类新文学的代表作家已在国际文学界声名鹊起，包括许多成长于被军事独裁阴影笼罩的南锥体三国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的中青年作家。智利文学代表，包括被《纽约客》誉为“拉丁美洲文学新星”的亚历杭德罗•桑布拉：他的小说《回家的路》（Formas de volver a casa）和短篇集《我的文档》（Mis documentos）中充满稀松平常的生活碎片，“日常”是用于重审过去与批判现今、反思智利文学传统和现状的表象。同样将日常生活 “文学化”的，还有可被归类为玛丽安•赫希所论述“后记忆一代”的迭戈•苏尼加，代表作包括《浓湿雾》（Camanchaca）和短篇集《孩童英雄》（Niños héroes）。正如朗西埃在《文学的政治》中所写，文学绝非社会政治生活的被动复刻，而是超越真实生活的“歧见”：“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自我阐释的机器，也是使生活重新诗意化的机器，它能够将日常生活的所有废料转变为诗歌实体和历史符号”。如何将充满生活废料般记忆的童年通过文学创作转化为见证独裁历史的符号，也是2017年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奖得主诺娜•费尔南德斯文学创作的关键主题。短篇小说《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s）中，噩梦越界入侵童年，恐怖越界入侵日常，大写的历史越界入侵微观人生，而行尸走肉般的孩童们化为游戏屏幕上被成批屠杀的外星人。

费尔南德斯笔下独裁后智利社会中入侵日常的种种“恐怖”，是21世纪西语美洲哥特文学、恐怖文学和科幻文学复兴全景的一部分。在拉布拉塔河流域传统“幻想文学”复兴的背景下，“恐怖”也成为以玛丽安娜•恩里克斯、波拉•奥洛伊萨拉克和萨曼塔•施维伯林为代表的阿根廷女性作家们叙事创作的主题。女性作家笔下哥特和奇幻小说中的恐怖“他者”，自玛丽•雪莱和她的弗兰肯斯坦开始，便被用于挑战父权主义制度和性别、阶级和种族常规；正如深受雪莱、埃伦•坡和斯蒂芬•金影响的恩里克斯在访谈中所说，她反对将女性作家的想象囚禁于某种特定的题材和文体，并认为女性只能创作“私密”文学的这种观念是“完全令人抗拒的”。新世纪美洲恐怖和幻想文学创作中令人瞩目的女性力量，正是对西语单词“género” 双重含义的“越界”——“género”可以指“性别”（gender），也可以“文体”（genre）。在阿根廷新一代女作家笔下，我们看到具有鲜明“怪兽性”、“动物性”和“异常性”的他者意象，而这也是她们文学创作的“寓言”利器：《吃鸟的女孩》（Pájaros en la boca）中喜好生食小鸟的女孩，《肯图奇》（Kentukis）中入侵并监视全球各地家庭的诡异娃娃，《火中遗物》（Las cosas que perdimos en el fuego）中在地铁上肆无忌惮展示被烧伤脸庞的乞讨女人，《暗黑星群》（Las constelaciones oscuras）中在未来世界开发通过基因工程控制民众的疯狂科学家。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女性作家书写惊悚与恐怖的出发点和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制造好莱坞式廉价的“突发惊吓”，而是在保证文学作品阅读愉悦感的同时，历史责任感也不将殆尽。这些文学作品中恐惧的诞生，并非来源于我们对“完美他者”的绝对陌生化或异化，而是弗洛伊德所说的 “怪怖”（unheimliche），是克里斯蒂娃的“贱斥”（abject）——是源于当他者与自我身份边界被践踏后，突然撕裂熟悉空间的那个不熟悉，是“我们”发现“他们、她们、它们、TA们”从来都是栖身于“我们”当中的那一刻惊醒。从生理/精神恐惧走向“身份恐惧”，继而重新思考西语美洲社会在后殖民和文化全球化语境下被均质化的个体性别/民族/阶级身份；最终，通过文学，我们去发现不同，包容不同，最终接受不同。

对于新世纪西语美洲文学的关注，不应只包括首次出版日期在2000年之后的作品，也应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译介重新回归学界视野和文化市场的西语美洲文学佳作，例如由《纽约书评》推出的新世纪不应被遗忘的文学经典佳作计划“NYRB Classics”。该计划重温的20世纪阿根廷经典文学，包括都市文学先驱罗伯特•阿尔特代表作《七个疯子》（Los siete locos，1929）；将一生放逐与流亡、遥望与期许刻入文字的安东尼奥•迪班内德托的《扎马》（Zama）——2017年被卢奎西亚•马特尔（Lucrecia Martel）改编成同名电影；“南方派”中和博尔赫斯及比奥伊•卡萨雷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和他们共同编辑了著名的《幻想文学选集》的女作家西尔维纳•奥坎波的短篇集《他们的面容如此》（Tales eran sus rostros）等等。计划中，同样回归读者视野的还有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发表的系列小说《瞭望员马科洛尔的事业与烦恼》（Empresas y tribulaciones de Maqroll el Gaviero），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ín clandestino en Chile）。正如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代表作《三只忧伤的老虎》（Tres tigres tristes）的译者范晔在采访中所说：“西语文学是一幅巨大的拼图，需要几代人努力把拼图补全，渐渐呈现出全貌。后来被发现或尚未被发现的人物和作品，有助于我们回望此前的图景，从而更了解西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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