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章

五月里来五端阳

地下生煤，地上长庄稼。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表种庄稼。矿区建在山里，与山村互有交叉。煤矿是后建，地盘总是小。农村来历久远，范围总是大。煤矿左突右冲，似乎老也超不出广大农村的包围。矿工用矿灯指出一线光亮，走在井下纵横交错的巷道里，以为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出得井口稍一眺望，不远处就是农村的庄稼地。地下的煤都是黑的，黑得一成不变。而庄稼刚出苗时都是绿的，一成熟就变成了黄色，黄得遍地流金，浩浩荡荡。

小满过罢，离芒种和端午节就不远了。小满见“三新”，指的是新大麦、新蒜和新茧。新大麦是看到了，新蒜也吃到了，只是作为第三新的茧子很难看到。茧由蚕结，现在的人都不养蚕了，哪里会看得到白银蛋蛋一样的新茧呢！如果说大麦是麦科中老大的话，小麦当是老二。“老大”熟过“老二”熟，大麦一熟，不过三五天，小麦紧接着就熟了。因大麦产量低，脱粒难，磨出的面也有些发黏，不好吃，农人种大麦总是种得很少。小麦与大麦正相反，大麦的缺点到小麦那里都成了优点，小麦产量高，脱粒易，磨出的面粉又细又白。用小麦面蒸出的馒头一捏一弹，吃起来满口麦香。擀成的面条筋筋道道，扯都扯不断。看来世上的东西不见得大了就好，小了就不好。

成熟的麦香，随着五月的熏风连天波涌，一涌一涌就涌到矿区去了，涌得一浪高过一浪。矿区的人大都从农村而来，不久前才脱下农装，换上工装；放下锄头，拿起镐头，他们与农村有着扯不断的联系，对成熟时节的麦香有着天然的敏感。他们不必特意去想，也不必特意去闻，只要呼吸的通道还开通着，麦香前呼后拥，忽地就扑进他们肺腑里去了。但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吃了一惊：哎呀，麦子熟了！是哩是哩，布谷鸟在叫，紫燕在空中掠来掠去，云彩也仿佛被麦子映成了金色，成了祥云。五月的麦香是一种燥香，香气里有一种热腾腾的气息。五月的麦香是带有锋芒的，一如万千麦穗上炸开的麦芒，会给人们的肺腑构成一种刺激。生活在矿区的人们家家烧煤，煤炭燃烧时会散发出浓浓的硫黄味儿，在他们闻来，硫黄味儿也是香的，让他们认为是煤香。相比之下，煤香与麦香差远了，麦香更原始，更浑厚，也更有力量，麦香一来，就把煤的香覆盖住了。受到麦香熏染和刺激的矿区的人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转来转去，似乎在找收割用的镰刀，和下田戴的草帽。

华妈妈在为过端午节做准备。五月里来五端阳，做甜酒，包粽子；缝香包，抹雄黄；艾枝插在门头上，出门就见杏儿黄。趁附近的农村开始割麦，华妈妈去地里捡了一些人家没收净的麦穗，回家用擀面杖在地板上捶出麦粒，下到住在沟底的农家，借用农家院子里的石头碓窑子，舂去麦粒上的麸皮，就成了麦仁。有了新麦胖胖的麦仁，到端阳前夕，就可做甜酒了。在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民谣提示下，华妈妈在每年的端阳节都要做一瓦盆甜酒。她做甜酒做得得心应手，每年的端阳节都会给全家人带来口福，并给下一年的端阳节带来盼头。缝香包，是用五彩布包着草的草末，缝成多种形状，给孩子佩戴，把小臭孩儿变成小香孩儿。抹雄黄呢，是抹在孩子的口鼻处和耳朵眼边，以防夏日里有毒虫侵袭。华妈妈的三个孩子都大了，他们不愿意再戴香包，也拒绝再抹雄黄，这两样可以免去。至于在门头上插艾枝，那是必须的，青艾特殊的气息，代表的是节日的气氛，门头上一插上艾枝艾叶，就表明端阳节到了。湿艾晾干后，至盛夏蚊子猖獗时，可以把艾在室内点燃，驱赶蚊子。目前的问题是，今年的端阳节还要不要包粽子？包粽子所需的大米是有的，小蜜枣是有的，只是缺苇叶。包粽子不能用别的任何叶子代替，只能用苇叶，只有用苇叶包粽子，粽子才有那么一股子清香气，才能吃出端阳节的味道。世上被称为绝配的事物不是很多，苇叶和粽子堪称绝配。苇子是喜水喜湿的植物，只有在水里和湿地里才能生长。而华妈妈所在的矿区处在浅山地带，虽到处都是沟壑，却缺河少湖，缺水少湿，不利于苇子的生长。每年临近端阳节，苇叶在县城有卖，买苇叶只能到县城去买。华妈妈住的地方离县城远一些，走小路十多里，走大路二十多里。小路曲曲弯弯，穿山越沟，都跟羊肠子一样，不好走。大路是煤炭外运的通道，朝天而开，要宽敞一些。宽敞的大路也不是很好走，上坡下坡不说，路上老是有拉煤的卡车呼啸而过，吓得贴边走路的人们仄着一边的膀子，紧张得很，一路都不敢放松。去一趟县城的人，难免会占一些便宜，那就是满头满脸的煤尘。

往年去县城买苇叶，都是由华妈妈的大女儿华冬梅执行。华妈妈的丈夫留下的有一辆男式加重自行车，眼下家里只有华冬梅一个人会骑。这天是星期天，华冬梅不上班，按理说，她骑上车走大路，去一趟县城不是什么难事，一两个钟头就能把苇叶买回来。干苇叶很轻，一把苇叶跟一把鸿毛差不多，不会对华冬梅构成什么负担。可是，华冬梅今年不想去买苇叶了。她习惯把端阳节说成端午节，说谁规定的过端午节非要吃粽子，我看不吃粽子也能过。粽子不就是一个米饭疙瘩嘛，把米饭攥成一个疙瘩一吃不就得了。这是华冬梅说出来的话，她的没说出来的话还有很多。好比她的话是一棵苇子，说出的话只是苇叶，没说出的话才是苇根，苇根要比苇叶多得多，也深得多。在她看来，过端午节的那一套习俗，都是农村兴起的，养成的。农村有苇子、艾草等，可以就地取材包粽子，插艾蒿，是凑热闹的意思，也是苦中作乐的意思。华冬梅没在农村生活过，她一出生就在矿区。她们家的户口是矿区户口，城镇户口。这样的户口还有一个说法，叫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门户里，生活的就是非农业人口。矿区有一个管理机关，叫矿务局，金宝矿务局。矿务局周边建有医院、学校、幼儿园、俱乐部、百货商店、银行、自来水厂、机械修理厂、水泥支架厂，还有粮店、菜店、肉店、理发店、缝纫社等。矿务局虽说还没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没有形成一座城市的规模，但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和做派。以矿务局作依托，华冬梅给自己的定位是城里人。她挣的是工资，领的是粮票和布票，吃的是商品粮，穿的是细布衣，不是城里人是什么！既然是城里人，就要跟农村人拉开距离，在吃的方面，穿的方面，用的方面拉开距离，连说话的口气，走路的姿势，最好都要拉开距离。比如农村人做饭都是烧柴草，村里烧得狼烟动地。城里人做饭都是烧蜂窝煤，早上掀开炉盖，蓝色的火苗不声不响地就长起来了。再比如农村人整个冬季都不洗澡，白皮上面差不多结一层黑皮。城里人每个单位都有澡堂，天天洗澡都可以，人人身上都带着水香。那么在过节方面呢，城里人就不一定跟着农村人的套路走。城里人过五一国际劳动节就可以了，不一定再过什么端午节。就算过端午节，也未必要在门头插艾草，非要吃什么粽子。过端午节跟农村人一个过法，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华妈妈驳不倒大女儿，她不知道中国有个汨罗江，从没听说过屈原，说不出端阳节吃粽子的由来，更说不出是谁规定的。她只知道，五月端阳吃粽子的事，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祖传一祖，一辈传一辈，传得时间长了，就统一了，就成了传统。在华妈妈看来，不管过什么节，都是以吃点什么为标志。比如过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不吃月饼，就不算过中秋节。过端阳节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吃粽子，算什么过端阳节呢。要是不把吃粽子的传统接过来，传下去，传统岂不是中断了嘛！大女儿把粽子说成是米饭疙瘩，这种说法对粽子是贬低的，甚至是冒犯的，华妈妈也不能同意。粽子要用新鲜的苇叶包，里面要包蜜枣，还要用白棉线绳缠好几道。用清水煮熟的粽子，有蜜枣的甜味，还有苇叶的清香味，绝非米饭疙瘩所能比。还有端阳节吃粽子，总能唤起一些回忆，让人想起往人往事。她刚结婚那年，因为家里穷，过端阳节家里只包了两个粽子。她给丈夫吃了一个，另一个她舍不得吃，给丈夫留着，等上夜班下煤窑的丈夫回家后还给丈夫吃。不料，那个粽子被偷吃嘴的老鼠吃掉了。她不舍得吃，老鼠们倒是不客气，把那个粽子吃得一点不剩，只剩下被撕破的苇叶。每想起那件事，她都禁不住心潮涌动，有些眼湿。她不想回忆过去的事，但有端阳在，有记性在，有关于粽子的记号在，她管不住自己的回忆。回忆有时候像做梦，谁都管不住自己的梦，梦信马由缰，一梦就梦远了。不是三千里，就是九万里。

至于今年的端阳节还要不要吃粽子，她这个当妈的说了不算，大女儿说了也不算，还得听一听二女儿华春堂的意见。桃有桃核，菜有菜心，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们这个四口之家，目前主事的人是华春堂，诸事最后一锤定音的也是华春堂。这事情颇有些稀罕，男主人不在了，当家的怎么就轮到了华春堂呢？从家长角度讲，男家长走了，接着当家的应该是女家长，也就是拥有三个孩子的华妈妈。就算华妈妈不愿当家，或没能力当家，从三个孩子的年龄上排，华冬梅是老大，这个家应该华冬梅当。如果从性别的角度讲，用长远的观点看，也可以像培养接班人一样试着让儿子华根成当家。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当家的却是二女儿华春堂。全家人没有开过会，没有投过票，也没有进行过举手表决，当家人不知不觉间就落到了华春堂头上。国有国政，家有家政，如果当家也算一项行政权力的话，他们家没有进行过角逐，更没有发生过争斗，发言权和决定权像是自然而然就集中在华春堂身上。其实华春堂并不想当家，每次就某件事情表态时她都有些叹气，像是有些无奈。

此时华春堂也在家里，她不声不响地待在那半间小屋里。小屋没装门，门口只挂了一幅毛蓝布上印细瓣白花的布帘子。布帘子隔影不隔音，妈妈和姐姐在外间屋说话，她都听得见。不管妈妈和姐姐说什么，只要妈妈不问到她，她都不插话，不从小屋里走出来。

他们家住的是矿务局统一盖的职工家属房，前后好几排，都是平房，每一排平房里都住着好几户人家。华春堂家住的房子只有一间半，一间大屋，半间小屋。从大屋拐出一小块地方，是他们家的厨房。小屋窗外贴墙搭起一个棚子，说是盛蜂窝煤，里面却支了一张小床，由华春堂的弟弟住。弟弟说，他成蜂窝煤了。华春堂说，蜂窝煤挺好，可以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爸爸在世时，大屋的双人床属于爸爸和妈妈。大女儿和二女儿睡在半间屋里的那张小床。家庭成员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化，是在爸爸发生工亡事故之后。这地方的小煤窑，以前都是私人所开。开小煤窑的人没有多少资本，称不上是什么资本家，顶多算是小煤窑主。解放后，所有小煤窑先是公私合营，紧接着就收归国有。由国家管理的煤矿，一开始叫煤炭公司，很快改成了矿务局。因矿井分布在金封县和宝正县两个县境内，两县各取一字，就叫金宝矿务局。金宝矿务局成立之后，华爸爸不在井下挖煤了，调到矿务局医院烧锅炉。在井下挖煤，危险总是多一些。水一重，火一重，矿压一重，瓦斯爆炸又一重，一重更比一层凶，哪一重过不去，都有可能丧命。到医院工作就好多了，不会再遇到像井下那么多的自然灾害，不必每天都提心吊胆。当然了，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华爸爸在医院里上班，眼前走来走去的都是穿白大褂的医生，就算偶尔生了病，看病也方便些。可谁会想得到呢，医院里冬季取暖用的锅炉发生爆炸，竟把正往炉膛里添煤的华爸爸给炸死了。谁都说不清锅炉爆炸的能量是多大量级，只知道锅炉像一枚巨大的炮弹一样，威力非常之大，把锅炉房的房顶送上了天空不说，还把医院的不少门窗玻璃都震碎了。“炮弹”里装的虽然不是炸药，但里面有沸腾的开水，有压缩性的蒸汽，骤然爆发，恐怕跟炸药也差不多。锅炉的铁皮虽说不是炮弹皮，但铁皮一旦被炸成碎片，跟杀人不眨眼的炮弹皮又有什么两样呢！华爸爸是离“炮弹”最近的受害者，他的惨状就不必说了，说了还不够让人惊悚的。反正矿务局救护队的人在锅炉房的废墟里找了半天，扒拉了半天，才把破碎得不成样子的华师傅找到了。是的，说的是找到了，谁都不敢说找全了。

 第三章 

但谁都不可否认，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东风矿的这些工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处在青春期。有一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他们是我们矿里的年轻人。一时间，整个东风矿，到处都是青春的身影，青春的面庞，青春的脚步，青春的声音，青春的气息。他们走着走着，突然就跳起来，正着身子跳过，再侧着身子跳，跳得跟猴子一样。他们又走着走着，两个人就忽然扭在了一起，到路边摔起跤来。他们摔的是城里流行的竞技性式活跤，你抓着我的胳膊，我拉着你的胳膊；你推我一下，我拽你一下；你勾一下我的腿，我绊一下你的脚，摔得闪转腾挪，不可开交。摔跤的场面很好看，有人摔跤，就有人围观，有人喝彩，路边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热闹。水永远年轻，他们如水的青春波浪翻滚。煤永远不老，他们的青春如怀揣一团火的煤炭，一经点燃，就熊熊燃烧。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矿工，她们每个人都像一支正在开放的花朵，走到哪里，“花朵”就开到哪里，鲜艳到哪里，芬芳到哪里。那些上了岁数的老矿工，看到那些风华正茂的女矿工，他们似乎也顶不住了，一个个眼睛放光，鼻翼张开，乐得哈哈的，似乎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年轻人喜欢打篮球，打篮球需要一块场地。在一批又一批新矿工来矿之前，矿上有一个篮球场，但因长期无人打球，场地几乎废弃，场地中央长出了野草。打篮球用的架子、篮板和篮筐还在，只是木制的篮板被风雨剥蚀得斑斑驳驳，篮筐只剩下生了锈的铁圈。篮球早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或许还存在着，就算能找到，恐怕也瘪得跟瓜皮帽差不多。然而，年轻人打球的欲望不可遏止，开封的知青自己从商店买回了圆滚滚的篮球，下班后就在场地上打起来。别看他们在井下已消耗了不少体力和汗水，但仍有剩余体力和汗水，供他们在篮球场上挥霍。场地里所长的野草他们并不拔去，他们的脚似乎就是铲野草的铲子，他们踩来踩去，很快就把野草压制下去，直至消灭。他们打球打得真好，奔跑，传球，抢断，过人，空切，干拔，跳投，灌篮，几近专业水平。篮球似乎也愿意让他们打，他们打得越用力，篮球跳得就越高，越显得高兴。打篮球不是跳舞，但在矿上的观众看来，打篮球的肢体动作和肢体语言，一点都不比跳舞差。打篮球不是演戏，在矿工眼里，打篮球似乎比演戏还来劲，更有效率。年轻矿工喜欢看，老矿工喜欢看，青年女工们也看得兴高采烈，津津有味。篮球场地外边没有看台，没有坐的地方。这一点都不影响观众的兴致，他们就那么挤在场地边上看，挤得里三层，外三层。

华春堂不大喜欢看打篮球，因为打篮球的人个子都高一些，她的个子矮一些，她的个头与打篮球的人相比，差距太大了。一个人喜欢什么，得够得着喜欢才行。如果够不着喜欢，喜欢就很难实行。听见篮球场边欢声一片，笑声一片，她也过去看了一会儿。还没看到忘我的状态，她就意识到了自己身高的差距，悄悄离开了。华春堂万万没有想到，一位正在场上打球的开封知青，竟成了她日后追求的对象。

年轻人喜欢打乒乓球，打乒乓球不能在地上打，最起码的条件，是需要有一张乒乓球案子。据说矿上有乒乓球案子，但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是郑州的知青，在矿上找来找去，找遍各个角落，终于在矿上用作阶级教育展览室的地方，把那张案子找到了。这个地方曾经是乒乓球室，后来改成了阶级教育展览室。阶级教育盛行过一阵子，人人都去展览室看过展览，接受过教育。目前阶级教育不怎么兴盛了，虽然展览室的门还开着，但很少有人进去参观，展览室里显得有些冷清。他们在南墙的一角找到了那张贴墙而放的折叠式乒乓球案子，遂把案子下面的四条腿拉开，支在地上，卡上网子，拿出自带的乒乓球和球拍，就乒乒乓乓地打将起来。人有了某种技艺，都愿意展示一下。没机会展示，难免心痒手痒。展示出来了，心里才舒服一些。会打乒乓球无疑也是一种技艺，也急于展示，不展示会憋得慌。这种展示，类似于对感情的抒发，把感情抒发出来，他们的心情就舒畅了。再拿抒发感情作类比，凡是抒发感情者，都希望有读者和观众的赞赏。对于这一点，打球的人根本用不着发愁。矿上那些精力充沛的年轻矿工，正发愁没什么东西可看呢，听见有人“抒发感情”弄出的清脆的动静，他们赶紧就过来看究竟。他们一看，就觉得不错，就把“感情”接受下来了，看得眼珠子转来转去追球珠子。他们的眼睛不光追球，还看人，因为打球的还有一位女工。那位女工白皮肤，大眼睛，头发扎成两把刷子，那是相当漂亮。她打起球来也有“两把刷子”，左推右挡，反手吊，正手杀，像是在少年宫练就的童子功。如此明艳照人的角色，平日里走碰面，人们不好意思直着眼看她，一看她不知不觉就把目光的刃子卷了。现在好了，她在案子一头打球，观众也可以理解为她在表演节目，谁想看她都可以，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正好可以看个眼饱。每当她打出一个好球，观众就叫好：好！好！好着哩！还有不是叫好，而是喊漂亮：漂亮！真漂亮！大家会意，喝彩的人表面是为球叫好，夸打球打得漂亮，实际上也是为人叫好，夸打球的人长得漂亮。一时间，曾经作为阶级教育的严肃场合，变成了人声鼎沸的欢乐海洋。

有一点要说清楚，打球的女工不是华春堂。华春堂不会打乒乓球，也不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有的人是不会干什么，偏偏喜欢看什么，好比腿脚不灵便的人却喜欢看足球比赛，通过看踢足球，在想象中补一下自己的短板。华春堂不是这样，自己不擅长什么，她一般不会去观看，不会直着喉咙为别人叫好。不去看还罢，一去看无异于拿自己的短比别人的长，就把自己的弱势暴露出来了，那何苦呢！华春堂是一个内心要强的人。

年轻人还喜欢听音乐，玩乐器。他们所玩的乐器多是从家里带来的，也有临时从商店买来的。从家里带来的乐器有二胡、板胡、手风琴，临时买的乐器多是秦琴和口琴。矿上有一个礼堂，也叫工人俱乐部。俱乐部里娱乐活动很少，主要是矿上开职工大会的地方。俱乐部没有座椅，座位是一排排用砖头支起来的水泥长条，坐上去等于坐硬板凳，也等于坐冷板凳。夜里，俱乐部里漆黑一片，里面却传出了拉二胡的声音。拉二胡不需要灯光，闭着眼睛也能拉，仿佛越是在黑暗的地方拉得越忘我，越动情，也更好听。看不见拉二胡的是哪一个，只听见二胡拉出来的是慢板，是长调，听起来有些悠扬，也有些忧伤。拉板胡的人是在宿舍里拉，拉的多是一些豫剧的过门和曲牌，也模仿某个著名豫剧演员的唱腔，拉得有板有眼，起伏婉转，跟一个人唱一台大戏差不多。拉手风琴的人不在矿里面拉，他背着手风琴，一个人走出矿上的大门，走到东边的一条山沟里去了，独自一个人在山沟里拉琴。之所以这样做，他的意思是明显的，是不想让矿上的人听到他拉出的琴声。比起打乒乓球，他的抒情才是真正的抒情，是音乐化的抒情，艺术化的抒情。他或许认为，他抒情的曲子都是高曲，在矿上很难找到知音。知音难觅就不觅，每个人最好的知音就是自己，自拉自听就是了。好在山沟里有涓涓溪流，有树木，有野花，还有小鸟，自然界里的一切自然之物，或许能听懂他的琴声呢！他不知道，有那眼睛好使的年轻矿工，见他一个人背着手风琴往山沟里走，便远远地、悄悄地跟了上去。山沟曲曲弯弯，杂树丛生，能藏人的地方总是很多。当拉琴人拉开风琴的可伸缩风箱，弹奏出美妙的音乐时，他们正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倾听。弹秦琴的矿工，所弹的琴像是刚从商店里买来的，弹琴也是刚学，弹得还不熟练，还不成曲调，只能像蹦豆儿一样，一个豆儿一个豆儿往外蹦。蹦着蹦着，蹦出的“豆儿”一多，就连贯起来，有了曲调的雏形。吹口琴与弹奏其他乐器不同些，弹奏其他音乐的都是一个人操作，都是独奏，而吹口琴的人是一个集体，形成了合奏。这个集体由四个知青组成，其中，一个是开封知青，另三个是从农村来的知青。他们正在路上走着，就从口袋里掏出银亮的口琴，双手捧着，往嘴边一送，合奏起来。他们正在行进，不管吹什么曲子，都像是进行曲。他们吹《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吹《洪湖水浪打浪》，也吹“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他们吹得都很好，既可以吹单音，还可以吹复音。在吹奏的同时，他们还会用舌尖打拍子，使吹奏出来的乐曲更有节奏感。看见这四个人像口琴仪仗队一样在行进中吹奏，可把那些同样是从农村来的矿工羡慕坏了。他们也想吹，可不会呀，吹口琴不是吃红薯，不是有舌头、有口气就能吹。他们也想加入那四个人的队伍，可他们知道，这四个人的集体是排他的，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加入。这没什么，各人有各人的朋友，各人有各人的爱好，他们吹奏，不反对别人驻足观看，不反对别人听，这就可以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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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一级作家。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其短篇小说《鞋》获1997—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