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照顾生病的父亲。每天从医院出来，我很少直接回家，而是会绕到街上去逛一逛。医院在老城区的边缘，走一走就能路过我的小学，再走一走，就会路过我的幼儿园。小学我没进去过，幼儿园这些年经历停办、变卖和整修，现在被一家深圳来的培训机构改造，重新开张。簇新的油漆覆盖掉儿时的砖墙，还好我有记忆。老城区拆拆改改，早已破败。

随便找家路边小馆子坐下来吃碗粉，跟老板叮嘱不要带皮肉。老板却说：“我们家的肉都耙得很！附近老人家多，不敢做硬了。”走在路上放眼看去，确是人均年龄六十。

晚上有时睡不着，想点外卖，发现所有能送外卖的商家都在新城区。贵州冬夜冷得浸骨，想想送来都冷了，只能作罢。

跟我的同学相比，我记忆里的家没有变成高架桥或者公路，只是衰败了，成了个衰败的院子。

从我记事起，院子就比城本身意味更多。院子是家属院，紧邻办公区，十几栋六层高的宿舍楼和更早修建的小别墅围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这里属于城区，但跟商业区有着天然的距离。邻居们都是父亲的同事，一做同事就是几十年。院子里除了孩子晚饭后的嬉闹声，其他时候多是安静的。后来我在广州一住十五年，搬家好几次，但无论搬到哪里都在市声中。尤其在亚热带漫长的夏夜里，声响并不会因为夜的到来而停歇。我意识到自己成长的那十几年里环境的不同。从小，奶奶就跟我说，我们家是外地人。在我们家那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里，也多是外地人和他们的子女。跟我的爷爷奶奶一样，童年伙伴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多是支援建设的科技工作者。山东、河南、四川、浙江……院子里的长辈们口音杂糅，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落定在这座西南小城。有像我爷爷这样的，十三岁参加八路军入了共产党，也有我外公这样的，是国民党的降军。他们在这里生存下去，生儿育女。儿女们再缔结婚姻，生儿育女。

我以前对于自己外地人的身份，认识多少有点含糊，甚至跟父亲讨论：“爸爸，你觉得你是哪里人？”

父亲说：“怎么这么问？”

“大伯是福建人，我觉得。”我大伯十七岁考上浙大离家，后定居福建，至今已四十余年，饮食、语言都已闽南化。

“那我是贵州人。”父亲说。

“为什么？你在重庆出生，在长沙读书，籍贯河北饶阳。”我说。

“这么几十年，我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我就是贵州人了。”父亲说。

我母亲则时而觉得自己是河南人，时而觉得自己是贵州人。从血统上来说，她又是新疆人。

这就是我们家。

也是去年冬天，在医院照顾父亲，让我对自己的身份多了一点认知。我十七岁就离开家了，对这座城的理解封锁在二〇〇一年以前我们那个家属院的范围。三个月里，父亲同病房里的病人来来去去，我没遇见一个病人家属跟我一样是外地人的后代、北方人的后代。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这个附近最好的医院看病，有城市的居民，也有近郊或各县的农民。很快，我知道了我们本质的不同。——他们有土地，我们家没有。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斩断了与土地与血缘的联系，靠自己的技能在城里安身立命。

土地会长出粮食、作物，会长出亲族、血缘。而父亲的病床前，只有我和母亲。我们在本地没有亲戚。父亲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以及我的表姐表弟们包括我自己，都走得很远。走到外省，走到国外去。

我这种外地人的后代，从小就被鼓励要像祖辈一样，去求新的生活，去奔好的前程，离开家，到更好更大的世界去。对祖辈来说，是“五四”时参加革命、成为新人的潮流；对父辈来说，是上山下乡和恢复高考的潮流；对我来说，是从内陆到沿海、从小城到大城流动的潮流。流动像基因一样被继承，而流动也带来对居住环境的特殊认知方式和情感依赖；更倾向于发现“周围”，即一座城的局部。

我写的小说中，有城作为风物背景的，如《鲍时进》《拱猪》《九重葛》等，莫不是“局部”与“周围”。人在围城中，围城或显形或隐形，可以是工厂，也可以是大院。这是与我的成长经验相关联部分的城市。带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世纪末的气息，已逐渐衰败的景观和人文。人的境遇则是当代的。他们被困囿于新世纪来临前三十年的时空里，进入两千年，则被抛举，再慢慢被抛弃。所谓退出历史舞台。

到广州后，不再有学校的围墙，我开始适应做一个大城的游民。在广州最初的几年，由于做记者，也因为好奇，我是名副其实的闲逛者。白天或晚上，都有足够的理由出现在城里任意一个角落。新闻总不预告地点就发生。因为这种随机性，以及职业带来的便利，我像一块玻璃切片，横插进了广州的肌理之中。这座城因我身体力行地一次次穿过，用眼睛、耳朵和笔一次次体验和记录，变成了一个活体。它跟我一起呼吸，一起入睡，也一起失意或睡不着。每天收工后，我对着电视的粤语频道学粤语。很快，语言变成舢板，让我的游荡更自由了。我大学是在厦门念的，在广州并没有同学、老师和朋友，能交往的只有同事。被孤独啃啮的记忆是清晰的，但也有更广义的、抽象的爱恋，就是对这座城。我们彼此塑形，彼此妥协以及慢慢波澜不惊。但无论如何，我在这里买房定居，我的世界开始有了一个圆心。

在这个千万人口的城市，我跟其他外来者一样，自在隐匿其中。如果说祖辈的成长教育由部队完成，父辈的成长教育由下乡完成，那我的成长教育则由在一座陌生的大城市扎根完成。在《蹦床》《清洁》《饲猫》《离萧红八百米》等小说里，这种经验被审视及内观，也与更广大的世界相连，因为我是流动的。不只在这座城市中，也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心思意念亦可遨游寰宇。但因为与这座城的关系并非寄生，而是互为活体，是对等的生命共振，所以不会刻意把城市客体化、物质化、无机化。——像更早的观念里对所谓城市的认知一般。

我们共生共荣，或者一起黯淡衰败，慢慢接近人生的中点。

二〇一七年夏天，在华沙，一个犹太历史学家问我：“为什么在中国的城市总是很难找到中心？”

我问他：“中心指的是什么？”

他说：“你看，欧洲城镇的中心是恒定的，教堂、市政厅、市民广场，但在中国，我发现在地图上很难判断哪里才是这个城市的中心。”

他去过的唯一一个中国城市是台北。

我回想在台北的经历，是啊，旧城有龙山寺、西门町、大稻埕，新城有101大楼。但市民们各有各自的中心，关乎信仰、宗亲（无论在台北这样的现代大城市残存多少）、职业和社交。如果相对于中国的历史，台北只是一座新城的话，那么古都与古城呢？古都有皇城、钟鼓楼、护城河，如北京、南京、西安。古城的形制再被破坏，也留存有府城、护城河。至于衙门、文庙、佛寺、书院，则是城建制中的大小机枢。我发现很难一句两句跟他讲清中国的城，尤其他对应的经验又是台北这么一座特殊的城市。

他女朋友、一位波兰诗人Ｋ是我的朋友，我曾带着她在广州游玩。她听见我们谈论这个，就说，“中国的城市太大了”。又说，“城市就该这样”，她爱大城市，比如纽约，比如香港。

我们用英语谈了很久。在城与城的共同体中，纽约、伦敦、巴黎、柏林、香港、上海这些大型现代都市构成了文化的共同体。而我们也说到，当我带着Ｋ在广州的书店闲逛，她买到一本在纽约也没买到的毕肖普书籍时，从一个细节论证了大城市的共同体在文化上的共同建构和想象上的努力。世界的游民在大城市里并不觉得孤单。

离开华沙后，我去了布拉格，然后折返那次欧洲之旅的起点柏林，再从柏林搭飞机回到我的居住地广州。我开始写《我愿意学习发抖》，里面有古老故事的叙述法则“很久很久以前……”，也有二十世纪人类的叙述经验“我记得……”“我见证……”，核心的却是身体力行的行动和想象。时空布景阔大，只因依托的不再只是我生命中有过的经验，还因为这背后凝结的人类所共有的文化遗产。写作者因此作为装置而存在，在全球的流动中，用此时此刻的眼睛和心，去写下不囿于时空的作品。

在这一神奇的游荡中，我回到了小时候所在的西南小城，像小女孩那样想象世界：主宰世界的是光，脚下的道路通往的是真理和生命。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会走多远，会在什么地方度过一个个白天和夜晚。地理给予我坐标，坐标们连缀起来，让我从荷马开始的奥德赛漂流中得以拥有一个个浮标，在永夜般的大海上熠动闪耀，终不至孤单。

郭爽：一九八四年生。曾获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出版有《正午时踏进光焰》《我愿意学习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