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卫平，山西代州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给我一支枪》《歌太平——萨都剌》等，散文集《走马雁门》《三垂冈——一代伟人瞩目的古战场》《心中的菩提树》等，影视文学作品有《忽必烈》《浴血雁门关》《血战午城》《保卫人祖山》《特战》《朱德儿童团》《杀山》《今宵别梦寒》《满天星星一颗颗明》《却道天凉好个秋》等。现为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文学院院长。

01

冀南银行与《特战》

大概是2016年冬天，几位影视界的朋友在太原小聚，我记得当时还有陕西的一位作家朋友，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日本留学生，日后看他的行踪，知道他一年中有大半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他的言行举止也很有日本份。这次聚会后不久就看到他到了日本北海道以及在日本北海道房子内写作的照片，看着他惬意的写作生活，我向他送去了遥远的祝福。这位朋友既写小说，也写剧本，大概是第二年就看到他有新作问世，国内的几位评论家还给予热情的介绍。当时我记得向他请教了多个有关日本历史、日本当代文学的问题，这位朋友也一一作了详尽说明，因为有共同的话题，那晚的聚会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次聚会的主题是跟拍一部有关金融题材的电影有关，邀请这位陕西作家来晋的缘由也是想请这位老兄担纲本剧的编剧。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冀南银行的。说实话我当时根本不清楚冀南银行是个什么样的银行，与山西又有怎样的联系，因此在他们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很忠实的听众。席间有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部电影做了分析、推测。陕西影视集团的导演王明军先生与我有过多次合作，王导爱喝酒，喝酒后的王导思维敏捷，他的有关这部电影的创意吸引了我。王导认为国内这类电影往往拍得太“正”，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写，主人公一开始不那么“正”，甚至有点“歪”，或者还“歪”得很厉害，最后在一系列人生命运波折后有了根本性的或者一部分的改观。王导的建议深合我心，回家的路上还和王导一直进行探讨。两人相谈甚欢。

或许是王导背后的举荐起了作用，没过多久山西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总来作家协会找我，希望我来完成这部有关冀南银行内容的电影剧本的创作。为什么没让那位陕西作家朋友来写呢？是创作理念的问题？还是薪酬的问题？我没细问，只是说我对冀南银行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这位老总说了许多我能创作好这部电影的理由。我看他既急迫又诚恳的样子，答应先看看资料再说，如果看完资料有感觉，就试着写一个故事提纲，觉得可行，就再进行下一步的合作，如果不行，那就另请高明。这位老总临走时给我留下一本有关冀南银行的纪念画册。

这本纪念册带我走进了70多年前的冀南银行，让我知道了冀南银行原来就诞生在山西太行山下的黎城县。当然了一本画册根本不能让我对冀南银行有个深入的了解，此后一段时间我从网上购买了大量有关冀南银行的书籍，有文史资料，有回忆录，有有关冀南银行的文艺作品。我从网上查阅资料得知，山西一位作家曾写过一部反映冀南银行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正好是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立马给出版社的朋友打电话，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这部小说。很幸运，没过几天出版社的朋友就从他们的库房里给我找到了这部书。几年之后的一次聚会上，我与山西的这位作家朋友相识，说起我找她这本书的经历，两人都哈哈大笑。这些资料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冀南银行人写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有银行领导，有制版师傅，有印钞工人，有保卫干部等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他们在冀南银行所经历的那些艰苦岁月，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看完这些资料，我对冀南银行有了一点点粗浅的认识。

作者探访冀南银行旧址

为了对冀南银行有更直观的感受，我决定去冀南银行的诞生地黎城实地考察一番。也是我懒惰的过，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没有去过黎城。去黎城时我约了山西青年诗人徐建宏。建宏诗写得好，交往也广泛，对朋友真诚热情，还有一个原因，建宏是黎城女婿，由建宏安排，去黎城的访查可能会更便利、深入、详尽一些。事实果然如此，这次去黎城不仅看到了冀南银行当年的印钞车间、制版窑洞、防护暗堡——尽管这些窑洞破旧不堪，院内也茅草丛生，但仍然能在那里感受到战争年代银行艰难生存发展的气息。在小寨还建有一个比较简陋的冀南银行纪念馆，纪念馆里收藏了不少冀南银行发行的不同面额的冀钞，以及当年冀南银行使用过的一些器具。有一件收藏品很珍贵，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布的不得使用冀钞的布告，命令很严厉，使用冀钞一经发现就要砍头。可见当时斗争之激烈，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冀南银行发展之不易。后来写《朱德儿童团》时，在武乡的一个私人博物馆里，我还发现过一块冀南银行的印钞石板，那块石头不大，非常平整，上面有刻好的冀钞图案。

冀南银行旧址

战争时期的银行金库

冀南银行印钞车间旧址

这次访查收获很大，有几件事印象非常深刻。冀南银行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因为经常打仗，银行要随时转移，转移时大量设备以及印刷好的冀钞也要拉走，实在拉不走的冀钞就由附近非常可靠的堡垒户保管。我去过一家堡垒户，那户人家的院子很大，房屋虽然破旧，但能看出是个大户人家。房屋安装的还是过去的木格窗户，采光不是很好，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看到了炕沿下面挖掘的一个大洞，用手电光往下面照，能清晰地看到埋在地洞里的一口黑瓷大瓮，这口大瓮就是用来掩藏银行的钱币的。说来可能不可思议，这户人家的老爷爷前几年刚刚去世，老爷爷就是当年的堡垒户，银行撤退时让老爷爷保存了一大笔冀钞及法币等资金，上级给他的任务是严守秘密保护好这笔资金。此后老爷爷就把保护这笔资金当做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不知道是那位给他安排任务的八路军战士牺牲了，还是他忘记了这回事，反正抗日战争结束了，解放战争也结束了，新中国也成立了，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给老爷爷安排任务的那位八路军战士再也没有出现过。但老爷爷始终恪守当年的约定，严守秘密，保护资金。老爷爷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他家炕沿下的这个秘密，直至老的快要离开这个人世时，老爷爷才不得不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儿子。

1939年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

记不清是在博物馆，还是在一个私人收藏者的手中，见到过一件全体村民的契约状。契约状好像是用一块粗麻纸写的，颜色有些发旧，上面按满了村民们密密麻麻的手印。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民事契约，这是一份不给日本人做事，更不能当可耻狗汉奸的契约。这份契约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完成的，也不知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想的，就这样以民间契约的形式形成了一份共同的誓言。在那个年代，签这份契约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一旦流传出去，一旦落入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可想象。

返回省城的时候，建宏带我去了太行山上最壮美的一段当地人叫板山的地方。千里太行，气势磅礴，板山这一段，伟岸绝壁，让人不由得豪情满怀。

回到省城我进入苦苦思索阶段，期间又看了《冀南银行在黎城》《烽火金融摇篮曲》《太行山特种作战揭秘》等书籍，但仍然无从下笔。再次翻看冀南银行人的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人物。冀南银行成立后，从各部队抽调有金融经验的干部战士到银行工作，当时最缺乏的是各种技术人才，比如印刷师傅，比如制版师傅，比如调色师傅等等，当时是石版印刷，刻印石板最为关键，上级就将东北老根据地一位有经验的制版师傅调入冀南银行。这位师傅从老根据地来，加之生活习俗不同等等多种原因，经常闹情绪，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后来经过许多波折，最终转变为冀南银行的技术骨干，在冀南银行的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这个人的经历引起我的兴趣，很快一个有点“歪”的人物形象在我头脑中逐渐成型，为了让这个人物名字土一点俗一点，我给他起名刘大富。

有了刘大富我就有了创作的冲动，故事提纲也用很短的时间完成。把提纲给了投资方，原来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的投资方却打了退堂鼓。此时我欲罢不能，我的写作兴趣已经调动起来，刘大富已经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不把刘大富写出来，不让刘大富演绎那段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一件让我非常痛苦的事。没有投资方，从另一方面说也没有了各种鬼才知道的限制，正好让我信马由缰自由自在地写出我心中想写的那种有味道的电影文学剧本。我一直以为电影文学剧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她不仅仅是可供导演拍摄的脚本，她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一样可以自由驰骋，自由表达和呈现你想要的表达的东西。于是很快我就完成了以刘大富为主要角色的反映冀南银行内容的电影文学剧本《特战》。剧本写出来却没有投资对象，正好有朋友推荐我参加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活动，我便把稿子发过去。2017年快年底时，我在江苏参加全国院长会期间，接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的电话，说我的电影文学剧本《特战》入围了这届夏衍杯电影剧本奖。夏衍杯电影剧本奖最早叫夏衍文学奖，是由国家电影局设立的政府奖项，是以我国电影文学大师夏衍命名的专门奖励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奖项，1997年设立，2006年更名为夏衍杯。

《特战》获奖让我特别高兴，但令我想不到的是由《特战》又引出另一段和红色银行有关的不解之缘。

02

山西与人民币的关系

或许是幸运，2017年除过《特战》获奖外，由我的电影文学剧本《杀山》改编拍摄的电影《跤王战寇记》获全国网络电影二等奖。还没高兴多久，我又接到了创作一部有关银行内容的电视连续剧的任务。

许是我有创作冀南银行剧本的经历，山西影视集团的高晓江先生突然来作协找我。久闻高先生大名，也在几个场合和高先生见过面，但我们还没有真正共过事，也没有真正就某个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这几年由高先生执掌的山西影视集团投资拍摄了一大批在全国既叫好又叫座的影视作品，比如《于成龙》《右玉和他的县委书记们》《黄河在咆哮》《幸福生活万年长》等等。高先生既是大集团公司老总又是业内行家，虚怀若谷专门来作协找我，让我既感动又感激。高先生很快说明来意，知道我有研究写作冀南银行的经历，就想让我写一部反映兴县农民银行发展历程的电视连续剧。有了了解冀南银行的经历，有了《特战》的写作甘苦，特别是有过创作电视连续剧《忽必烈》的经历，我还是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当然为了不影响影视公司的工作进度，和写作《特战》一样，我还是把丑话说在前面，我先做一些案头工作，等资料研究一段时间后，有了创作的思路和创作的冲动，先写一个故事提纲，觉得符合要求，继续一下步的工作，觉得不合适就另请高明，这样两不耽搁。

《特战》仅仅是一部电影，她也仅仅反映了冀南银行众多历史的一个片段，没有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展示那段独特的鲜为人知的银行秘史、众多银行人在那条特殊的战线上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他们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这是我写完《特战》后感到遗憾的地方，电视连续剧正好能有足够的容量和气度铺排演绎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完成这部电视剧的写作也有一个弥补缺憾的小小心愿。

西北农民银行旧址

有了了解冀南银行那段经历，了解兴县农民银行就熟练多了，很快从四面八方收购回大量有关兴县农民银行的书籍，从旧书网上很幸运地买到了几本研究晋西北农民银行的书籍，还有一本是《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里面收集了大量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发布的各种有关金融方面的布告、命令、通知等。很有趣的是还从网上买回我的朋友鲁顺民写牛友兰的一本小册子，里面涉及到了当时兴县农民银行成立的资料。我这次没有就兴县农民银行看农民银行，而是想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放在整个中国金融史和整个抗战大背景下，来考察研究兴县农民银行的建立、发展，以及所产生的历史意义。所以这次重点阅读了《中国金融简史》《中国近代金融史》《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史》《晋西北地区近代金融业发展及其历史考评》《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金融现代化》《晋西北农民银行史料》等等书籍，使我对那个年代金融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看完这些史料，我才发现原来人民币的诞生和山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山西就是人民币的诞生地。前面说的冀南银行就诞生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她发行的货币叫冀钞。比冀南银行成立更早的兴县农民银行就创办在吕梁山区的兴县，兴县农民银行后来改编为西北农民银行，隶属于晋绥边区政府，发行的货币叫农币。以五台山为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发行边区币，这些货币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力地支持了各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的发展壮大。1948年4月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12月1日，华北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几种货币统一整合为人民币。

三大合并银行中有两个就诞生在山西。有了这个发现让我惊叹不已。山西在明清时期就在整个中国的金融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由山西商帮创办的票号曾经汇通天下，山西人的聪明才智也在早期的金融业发展中发挥过非常突出的作用。抗战时期诞生的这几大银行有没有跟这种地域特色有关呢？后来的金融史学者有必要做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无独有偶，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任行长南汉宸是山西洪洞县人，又名南汝箕，毕业于北平政法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抗战时期在延安从事经济工作。1947年应董必武邀请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会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成立后任华北银行总经理。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是中国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还有一位当时活跃在金融界的山西人士是冀朝鼎，冀朝鼎做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冀朝鼎是山西汾阳人，留美经济学博士，抗战时期被组织上安排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中央央行经济研究处处长、中央央行稽核处处长，中央央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等，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情报，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

1937年兴县农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第一批贰角钞票

1947年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后发布的布告

1940年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第一批钞票，多印了一个“晋”字，票面上留下了涂掉“晋”字后的痕迹

还是要说兴县农民银行。兴县位于山西的西北部，与陕西隔河相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120师就在兴县一带创建了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为了支持抗战，在我党领导下，由当地士绅出面建起了兴县农民银行。1940年晋绥边区政府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晋绥边区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布命令，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银行合并成立了新的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并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

和写《特战》一样，为了获得对兴县农民银行的现场感受，这年冬天我去了兴县，先后参观了晋绥边区纪念馆、兴县农民银行旧址、农民银行印刷厂等地方，听兴县的老人们讲述农民银行的陈年旧事，跑到西柏坡参观了董必武题写“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时所在的办公室，直到最后在石家庄找到了当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所用的大楼。这座土灰色的大楼已经变成一座博物馆，我去的时候恰巧不是开馆的日子，只能在大门外凝视着这座有着不平凡意义的大楼，想象着几十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的繁盛景象。大楼前的小广场上塑立着两尊雕像，他们是董必武和南汉宸，两人并肩而立目视着遥远的未来。

经过资料研究和田野调查，我进入长时间的思考和写作阶段。期间与高先生反复磋商，最终确定这部电视剧的名字为《红色银行》，内容就是以兴县农民银行发展历程为主，再现那段鲜为人知又艰苦卓绝的银行发展秘史，展示银行人在大时代大转折时期的命运悲欢，从一个侧面呈现我党在金融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03

刘少白这个人物

写兴县农民银行最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刘少白。

兴县人诚实厚道、待人热情，但也有非常执拗的一面，那就是认定的道理会坚定地执行下去。刘少白出生于1883年，我只能从照片上和他的经历上来考察和研究他的个性。看他的照片让我想到了我的老姥爷。老姥爷也是前清人物，记忆中的老姥爷黑瘦、冷峻，常年戴顶黑色瓜壳小帽，搬个小凳子坐在那里晒太阳。老姥爷很少说话，但说出来就很有分量。照片上的刘少白很像我小时候见过的老姥爷，目光冷峻，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刘少白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叫黑峪口的地方。黑峪口在过去是黄河岸边非常繁华热闹的一个大码头。无数的商船从南方逆流而上，把从南方采购回来的茶叶、食盐、布匹运往内蒙以及俄罗斯等地，然后又有大量的商船把从北方采购回来的毛皮等运往内地，黑峪口也就成了人员往来密集、商贸交易活跃的繁华商埠。我去过黑峪口，黄河仍一如既往地奔腾而下，只是沧海桑田，昔日的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有无数的孤寂和冷漠。因了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刘少白家族也从一个单纯的以种植为主的农业人口家庭逐步成为当地有名的商户。刘家发家致富是在他的曾祖父那一代，从给过往客商卖烧饼做起，一直到有了自己的运输船队、药铺等。在他的曾祖父手里曾做过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件”，那就是在当地建起一座非常气派的房院，人称“十六窑院”。如果和山西晋中的大商户比起来，刘少白祖父的“十六窑院”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但在当地这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我曾问过当地的老人，老人们回忆起来仍然赞叹不已。从史料上记载，“十六窑院”其实就是十六孔窑洞。黑峪口村民住在黄河岸边的半山坡上，刘家的“十六窑院”依坡而建，正面五孔，两面各三孔，南面又是五孔，正院外还有侧院。院内全是青砖漫地。大门也十分考究。刘少白成人后曾亲题门匾“襟山带水”四个大字。与周围村民们的茅屋比起来，“十六窑院”也确实够得上奢华气派了。

刘少白少年时期就经见过家族的商业往来，也在这些往来中增长不少见识。有一件事在少年刘少白心中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刘家的船队靠运输货物赚钱，有一年黄河泛滥，船队突遭险情，商船触礁沉没。精明能干的曾祖父已经过世，执掌家业的是已经上了年岁的曾祖母。为了信守承诺，经见过大风大浪的曾祖母打开家族银库，一盘一盘端出元宝赔偿客户损失。那种面临泰山崩塌而不变色的冷静、从容让刘少白几十年后都佩服不已。

北方有句民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意思是从一个人少年时候的言行举止上就能看到这个人的未来。少年时候的刘少白除过这种家族的历练外，也显现出自己别具一格的个性特色。老人们说少白小时候胆子特别大。少白读书的时候私塾里有孔窑洞传说有鬼，谁也不敢住，刘少白就一个人住进去了，半夜时分果然传来异响，刘少白不仅不害怕，还举着火把寻找到异响的源头，原来是一把北方人用的夜壶作怪，风吹过来，呜呜呜作响。还有一次少白要跨过黄河到西安参加考试，当时黄河滔滔，更危险的是要越过一个暗礁，天气晴明，船工们没问题，现在风高浪急十分危险。别人不敢过，只有胆大心细的少白和船工穿过了这道鬼门关。我不知道刘少白在日后的人生中，特别是在他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过程中，这些经历对他帮助过多少，但至少可以从这些沉淀的经历中汲取胆量、勇气和智慧。

刘少白的青年时代正赶上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时期，清朝灭亡，民国登场，此后又是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刘少白也从清朝贡生到山西警察学校、山西武备学堂、太原府中学等四处求学，直至考入山西大学法律预科、高等科继续学习。期间为了生存做过税务员、承审员等工作，辛亥革命后被选为山西省临时议会议员，落选后又进入山西大学法科政治学系学习，直至毕业。刘少白少年时候读的是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其后转向新式的科学、法律等现代知识，为形成他日后眼界开阔、包容开明等胸襟，乃至投入革命均有莫大关系。

刘少白先后当过山西临时议会议员、河北建设厅科长、天津商检局副局长、局长等官职，与阎锡山是山西武备学堂同学，与傅作义等当时国民党高层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搭救过一大批被追捕乃至被捕的共产党人。1951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也是刘少白女婿的安子文对他的妻子刘竞雄说，你父亲曾干过一件大好事，他曾救过王嬴。王嬴是何须人呢？正是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特务追捕他，他跑入刘少白家中，刘少白不顾安危以议员身份藏匿王嬴，并亲自购买火车票将王嬴安全送出太原。另一个与刘少白交往最多的是王若飞，王若飞被捕后刘少白利用自己和傅作义的关系，亲自跑到绥远为王若飞说情。在与王若飞的交往中两人成了莫逆之交。王若飞也介绍这位开明的前清贡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叶挺、王若飞等在飞回延安途中于兴县黑茶山出事遇难，刘少白非常痛心，在纪念文章中回顾道：因知王若飞先生身陷囹圄，余故未相识，但同情革命，则营救之念,油然而生，遂婉达当局，曾加以优遇。——余返晋，始与王相见，不意其早知余为之为力也，故时相过从，互质言论。——旋因若非先生奉调赴延，太原失陷，余即返故里。时120师驻兴、岚，余以地方关系，立即参加抗战工作，八九年如一日。

人的一生其实做不了多少事，就像一位作家，一生的写作其实就是为那部最重要的作品而做准备，刘少白也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年刘少白已经54岁了，在外闯荡了几十年的他又回到了他黄河岸边的“十六窑院”。此时国军节节败退，大同、忻州、太原等相继失陷，回到兴县的刘少白很快担任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经济部长。当时的兴县不仅有120师贺龙的部队，也有阎锡山的部队和撤退下来的东北军等。几万人马拥挤在这片狭小的地域里，粮饷就成了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八路军，“天寒又地冻，战士仍单衣”，急需筹措资金支撑军队乃至当地民生的发展。当时的山西省政府和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已经撤退到晋东南一带，地处晋西北兴县的政权体系，特别是保障民众生存和发展的金融体系，也处于混乱、失序、崩溃状态。经济是基础。历史就这样把这个年过半百、仍精力充沛的刘少白推到了舞台的中央。1937年11月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发生了，“兴县农民银行”在兴县县城成立，刘少白也在众人的推举下担任了首任兴县农民银行经理——

去了兴县我曾专门去黑峪口看了刘少白的“十六窑院”，想看看这位首创农民银行的刘少白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传说中的“十六窑院”已不复存在，半山坡上只有一个破旧的阁楼仍立在萧索的寒风中，这里曾是刘少白掩藏农民银行资金的地方。和冀南银行一样，战争来临，农民银行就要撤退，银行重要的钱币需要掩藏。我爬上阁楼看了看，门窗东倒西歪，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旁边那扇小门还一直很忠诚地坚守在那里。

兴县农民银行存在了三年多时间，1940年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边区政府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仍然担任经理。1948年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成立新的西北农民银行。年底西北农民银行与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刘少白后来还做过晋绥边区议会副议长，建国前夕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8年冬天在北京病逝。

04

不能忘了牛友兰

在兴县农民银行成立史上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不能忘记，他就是在晋西北一带非常有名的开明士绅牛友兰。

牛友兰和刘少白是结拜兄弟，与刘少白的清瘦相比，牛友兰就显得“富态”多了。去兴县没有看到刘少白的“十六窑院”，倒是看到了牛友兰的“豪宅”。据鲁顺民在《毁家纾难牛友兰》一书中介绍：“牛友兰的家庭在他曾祖、祖父时期还比较贫寒，到其父牛锡瑗时开始发家，到牛友兰出生时的清光绪年间，家里已雇有长工，广有田产。据村里人回忆，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家共有土地3000多垧，约合1万多亩。除蔡家崖及附近村落外，远在百里之外的兴县东会、寨上、上川也有地产。除经营出租土地，在县城还有‘复庆永’、‘复兴永’商号，在黄河水旱码头黑峪口还开有‘得成生’商号。到1930年后期，牛家在蔡家崖陆续建起5座院落和1座花园。”去了兴县不去蔡家崖看看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纪念馆旧址占地4500平米，院院相套，曲径勾连，这里正是牛友兰先生当年捐献给晋绥边区政府的宅院和花园，当地人称“花园院”。

我曾多次去过“花园院”，几十间房屋错落有致，绿树成荫曲径通幽，你很难想象会在吕梁山的大山深处有这么一座别有风味的豪门大院。1940年2月在这里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后改名晋绥边区行政公署，1942年晋绥军区司令部暨120师师部移驻此院，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这里一时成为当时晋绥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晋绥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周士弟、李井泉、牛荫冠等长期生活和战斗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也先后在这里生活工作过。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有一年文学院组织签约作家去蔡家崖，我记得除去了纪念馆外，还专门去寻找当年马烽、西戎老师在高家庄住过的窑洞，大家想看一看两位老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出了传颂一时的《吕梁英雄传》的。窑洞没有找到，倒是很幸运地遇到了当年马烽、西戎老师的“小邻居”，“小邻居”已经八十多岁，他说当年也就是十一二岁，老马和西戎在哪里写作？就在磨盘上啊，“小邻居”给我们指一指旁边废弃的磨盘石。

银行要成立，必须要有足够的本金做资产。正是战争年代，远水不解近渴，资金筹集主要靠县里的富裕户。当时牛家是最大的富裕户，牛家能不能带头，能带多大的头，几乎关系到银行的生死存亡！牛友兰先生决定拿出23000元现大洋以及150多石粮食支持银行的建立。在牛友兰先生的带动下，到这年年底，全县100余富裕户共为银行筹集银洋6万余元，粮食700余石，基本保证了银行的顺利开业。可以说，没有牛友兰的鼎力支持，兴县农民银行根本办不起来。当时的县长张干丞就曾感叹：银行的事，没有牛先生的热心支持是难以办起来的。

其实牛友兰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出这个决定的，牛友兰弟兄五个，1937年时还有两位哥哥在世，牛友兰的举动遭到两位哥哥的激烈反对，骂他是败家子，全家老小吵的吵闹的闹。史料上记载，牛友兰给全家人做工作，说现在往出拿两万块白洋心疼，可是如果让日本人打进来，即使有万贯家财又有何用？现在国难当头，大家都应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能为保存几块白洋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牛友兰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鲁顺民在《毁家纾难牛友兰》中记述：“牛友兰行五，四个哥哥分别为牛怀冉、牛照荃、牛照藻、牛照藩。牛锡瑗一心供养5个儿子读书进学，而且5个儿子个个争气，欣喜之下，自家取堂号曰五美堂。大哥16岁早夭，寡嫂系前清进士之女，丈夫死后，终身守寡。二哥照荃在光绪年间考取举人，曾任直隶曲阳县知事；三哥照藻为前清拔贡，先后任山西静乐、赵城、芮城县长。二哥、三哥将俸银寄回家中，由四哥照藩打理，置田经商，牛家产业逐渐扩充，成为晋西北山区较大的地主，是当时兴县的首富。”牛友兰早年接受传统教育，1906年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牛友兰在京师大学堂整整学习了四年。1909年得了一场大病，无法再续学业，遂中途辍学返回故乡。“这4年，中国的思想学术异彩纷呈，康、梁的改良维新主张，孙中山的同盟会革命运动、西方的社会科学诸学说等等，纷至沓来，这一切对于年轻的牛友兰都是如此的新鲜，激发他思想急剧变化。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大学生，从牛友兰日后不多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确立了他的民族和家国意识，开始了如何摆脱国弱民贫现状的思考和行动。”

牛友兰回到家乡后先后兴办起兴县第二高级小学、兴县县立中学等，传播新学，培养后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除过支持兴县农民银行的成立外，还把“复庆永”商号内存储的布匹、棉花、鞋、袜、肥皂、毛巾等全部拿出来，解决了新军决死纵队203旅18团一个整团建制的过冬被服。随后又筹资兴建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生产战时军民所需的日用品和支前物品。——据史料记载，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日寇投降，牛友兰先生共为国捐资35000白洋，捐粮150多石，捐献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不计其数。除此之外牛友兰还先后把自己的儿子牛荫冠、牛荫天、牛荫东、牛荫西以及侄女牛荫英、牛荫婵、牛兴中，侄孙牛联棠、牛联枝、牛联桐、牛番秀等亲人送入革命队伍。

1942年牛友兰参加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访问，这年年底又当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

1947年晋绥土改时，牛友兰先生受到不公正对待并于同年9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

1989年7月24日，中共兴县县委为牛友兰先生正式作出平反昭雪决定，宣布：“从政治上为牛友兰先生彻底平反，推倒在运动中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昭雪不白之冤。”

05

成立兴县农民银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兴县一带除八路军120师外，还有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工卫旅和暂1师以及阎锡山赵承绶部、部分撤退回关内的东北军，一时大军云集。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县动委会决定在兴县筹备成立兴县农民银行和产销合作社。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37年11月兴县农民银行召开了首次董事会。刘少白、牛友兰、刘训三、张干丞、牛何之等参加了会议。这次董事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将银行的名字以及运作等做出决定。在起名字的时候，有多个备选方案，既有叫兴县银行的，也有叫抗日银行的。其中抗日银行呼声较高，认为叫抗日银行，名字响亮，更具革命性。刘少白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地的经济以农民经济为主，银行成立后的主要业务对象也是农民，起名兴县农民银行，既可避免反对派的干扰，又会使农民感到亲切，使银行获得雄厚的群众基础。大家一致同意刘少白的分析，并决定把银行正式起名为：兴县农民银行。同时大家也推举刘少白担任兴县农民银行经理一职。

12月初兴县农民银行正式开业。银行地址选择在了县城内的孙家大院。八路军的领导人肖克、彭绍辉，县长张干丞，以及阎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均到会祝贺。刘少白欣然提笔，为银行撰写一副对联：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

银行成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发行钞票。但在那个时候既没有印刷钞票的专用纸张，也没有印刷钞票的专用设备。刘少白就和大家一起克服困难，他说:目前解决八路军的经济困难，任务紧迫，刻不容缓，必须分秒必争。没有专用纸张就用土制纸代替，票面由刘少白、牛在华等几人共同研究，他们边设计，边研究，边修改，票样确定后又请了一位刻章的师傅进行雕刻，然后制版。印版制好后就到县城东门外一家叫长兴堂的小型印刷馆印刷，印刷馆只有一台石印机，两名工人，银行派人现场监印。钞票印好后拉回银行，裁切好后加盖专用印章生效。加盖的印章除“经理之章”、“副经理之章”外，又加印了“少白”毛笔签名。为了防止伪造，钞票两面含有三个暗号，对外严格保密。1937年11月兴县农民银行印出了第一批2万元货币，面额全部为1角2角的小票。根据档案资料证实，这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地银行最早发行的一组货币。年底印出5万元，1938年又印出第三批10万元的货币,主要以1元为主，兼印1角、2角。

我在晋绥边区纪念馆见到过“兴县农民银行”小面额货币的照片，由于时间长，画面不是很清晰。据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为了能在民间找到“兴县农民银行”货币，向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曾广泛发动群众征集“兴县农民银行”货币。经过宣传发动，1989年10月10日终于找到了一张“兴县农民银行”1元劵的珍贵实物，这张1元劵上面有刘少白和高芸生的签章。不知道这张1元劵是不是就是1938年第三批印出的货币？

据当年的工作人员牛何之回忆：农民银行的钱，80%支付给了八路军使用，有时是民运部长刘亚球和供给部长亲自来取，偶尔120师副师长肖克同志亲笔批条提款，其数额都在一两千元，最多一次一万元。有时银行现金不足，即开出加盖银行印章的便条直接购买物品，事后卖主持条到银行换现款。

银行的钱80%支付给了八路军，也引起阎军和东北军的不满。据老银行人回忆：有一次，一位东北军将领，带领三名警卫来找刘少白，申言银行待八路军与待东北军厚薄不均，大吵大闹非要5000元不可。刘少白说：八路军在前线打日本，大冬天还穿单衣单裤，你看看你们的穿戴，你说应该把钱先给了谁？军官无言可答，气冲冲走了。

刘少白不仅以兴县农民银行的资金支持了八路军大笔饷银，并且购买了大批粮食支援了八路军驻兴部队。1939年5月罗瑞卿、成仿吾带领抗大7分校和华北联大师生5000余人由延安前往晋察冀，途径兴县时作短暂整训。阎锡山密令驻守兴县的赵承绶部封锁食物，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面对这一情况，刘少白以兴县农民银行的名义从集市上购买了一批粮食送过去，解决了休整期学员们的吃饭问题。

战争年代银行撤退是家常便饭，保护好银行的资金特别是银行6万银元本金就特别关键。1938年春日寇大举扫荡，占领了岚县后，距离兴县只有50余里，银行安全受到威胁。刘少白即雇佣了5匹骆驼、4头毛驴将银行的全部资产装入伪装箱转移到东山地区的安沟村。

兴县农民作家李文庆的舅舅当年就是给银行运送资金的一位老员工。李文庆说，他舅舅赶头小毛驴，一直给银行送货物，有时候把银行的票子给部队送去，有时候从码头上把银行购买回来的纸张送到县城。他舅舅最头疼的是冬天去黄河对岸送货。黄河结了冰，毛驴打滑不敢走，蒙上毛驴的眼睛，毛驴倒是敢走了，一不小心滑倒那就遭了大罪了。李文庆给我说的时候比划起来。毛驴背上驮着货架，再踩塌冰层，货物死沉死沉，一个人根本弄不动，几个汉子一起用力才能把小毛驴拽出来。

1939年6月日寇又对晋西北扫荡，兴县农民银行的贵重物品再度搬离县城，银行的工作人员也配备了步枪保护银行资产。随着形势的变化，银行准备继续向黄河那边撤退。银行的6万大洋本金全部装入箱子里，外面写上“79子弹”“38子弹”“迫击炮弹”等字样，趁黑夜用毛驴运回黑峪口刘少白的“十六窑院”，刘少白家人和银行工作人员日夜看守。刘少白做事既胆大又心细，几年前就在黄河岸边准备了一条船，这条船一直掌握在银行手中，情况紧急了就会把银行的资金搬运到黄河对岸。晋西事变后，黑峪口刘家院子基本成了兴县农民银行设在黄河岸边的后方基地，八路军也派一个班驻守在这里，日夜巡逻，加以保护。此后日寇经常扫荡，一有扫荡，银行就渡河到陕西对岸，先是在陕西的盘塘、石碣峁落脚，最后把陕西的寨子沟变成了银行的固定后方。

06

西北农民银行的诞生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取消新军中的政委制，当时担任新军四个纵队的政委全是共产党人，并决定成立新的“山西省政府”，分派文武大员到各地与共产党争夺政权。在兴县蔡家崖成立了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任命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兼任主任。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同浦路实施突击，阎锡山的主力部队置于新军之后，企图灭掉决死二纵队。就在第二纵队准备向日军发动攻势之际，阎的主力部队从背后向第二纵队下了黑手。第二纵队政委韩钧立即给阎锡山发出电报。阎锡山以韩钧叛乱为借口，通电全国，进行讨伐。阎锡山以6个军的兵力向韩钧的第二纵队发起进攻。在晋东南，阎军孙楚部进攻决死第三纵队。在晋西北阎命令赵承绶部向决死纵队和八路军115师358旅发起攻击，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

1939年12月16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向决死纵队和八路军的进攻计划。当时担任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的续范亭将军中途退出会场，一方面及时将赵承绶部进攻八路军的计划透露出去，另一方面率部前去堵截进攻抗日根据地的赵承绶部。由于续范亭将军的鼎力支持，加之八路军、决死纵队的有力反击，赵承绶部被迫离开兴县，他设在兴县印刷晋钞的印刷厂也被我军缴获，为日后西北农民银行印刷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赵承绶向八路军、决死纵队进攻的同时也不忘抓捕刘少白和扣押农民银行资产。当时刘少白和银行基金等已安全转移到了黄河对岸，银行只留守了一位会计和一手提箱印好的现钞。这位会计和这箱现钞被阎军扣押，没想到半路上又遇到我军，这位会计和一手提箱现钞又回到了银行。

“晋西事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阎锡山的势力退出了兴县及周边诸县，在晋西北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已经势在必行。据《西北农民银行史料》记载，1940年1月15日晋西北各界代表100余人在兴县中学大礼堂举行晋西北军民代表大会，当时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成立的政权仍沿用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的名义，并推选国民党元老、新军领袖续范亭将军为行署主任，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为副主任。2月1日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成立，会议通过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行政实施大纲》，内容为六项：一是实行紧急政治动员；二是建立民主政权；三是彻底改善人民生活；四是实施抗日经济政策；五是扩大民众抗日运动；六是普及社会文化教育。随着形势的变化，1941年8月第二游击区行署改名为晋西北行政公署。1943年1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正式改名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

为了保障根据地金融稳定，担负起整个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银行职责，晋西北行政公署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继续担任新成立的西北农民银行经理。《晋西北行政导报》记载了当时晋西北行政公署的金融政策：“我们的金融政策，主要是成立地方性银行，发行钞票。敌人对我们金融的进攻，主要方式是以推行其伪钞、军用票来换取我们的法币，从而扰乱我们的金融制度和破坏我们的金融基础。同时利用换取的法币夺取外汇，或购置原料，以充实他们的力量。我们为了抵制敌伪这种金融的进攻，就必须成立地方性的银行。地方性的银行，将是粉碎敌伪这种阴谋的有力武器。西北农民银行之成立，正是为了与敌人作有效的金融斗争，它的具体任务正是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在被隔断的区域发行地方纸币。”

1940年5月13日的《西北农民报》报道了西北农民银行成立时的盛况：“筹备就绪的西北农民银行，于本月10日上午10时在设行所在地举行开幕典礼，到会的有第十八集团军南汉宸参谋，第一二〇师贺师长、关政委、甘主任，第一一五师林枫、张稼夫二同志，新军总指挥部罗贵波政委，二纵队张文昂政委、韩钧纵队长，四纵队李力果主任，行署续范亭主任、牛荫冠副主任，塔斯社记者莫德文先生，新中华报记者郁文先生，兴县绅士牛友兰先生，牺盟会、工、农、青联合会代表及本报记者共60余人。首由该行经理刘少白先生报告成立意义，继由各首长各代表发言，综其要点：第一，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侵略；第二为了防止晋币通货膨胀，以解救民困；第三，为了巩固与建设新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后郑重申明：银行所发行新币，一定以基金所有数为限。”

银行成立后急需发行新的货币，由于当时晋西北行政公署不具备大量印刷货币条件，西北农民银行委托晋察冀边区印制了第一批钞票。这批钞票的票面为1元、2元、5元和10元的钞票，从晋察冀边区用骡子驮到黑峪口，可打开一看，发现印错了，把“西北农民银行”错印成了“晋西北农民银行”，多了一个“晋”字，刘少白带领银行工作人员用毛笔蘸上墨汁，一张一张把那个“晋”字涂掉，涂掉“晋”字的钞票又全部放在院里进行晾晒，此后就张贴布告，发行西北农民银行货币，宣布凡持有阎币、法币者，一律要兑换成西北农民银行的农币在市场上流通。

为了巩固农钞，晋西北党政军等各部门都积极执行有关金融方面的各项政策等。比如1941年11月10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关于巩固与提高农钞严禁白洋流通彻底驱逐伪钞的指示信》就提出：“巩固金融是我晋西北党政军民的重要任务，是目前我们工作中的突击方向。但是，在今天巩固农钞、稳定金融，已不是政策方针问题，而是对金融政策的贯彻，对高干会议决议的认真执行问题。各级党委应抓紧下列工作：一是首先应立即健全各分行、支行的组织机构，开始营业，统制外汇基金，大胆地给中小商人以外汇，坚决执行统一购买的决定，以免机关部队无计划地大量抛售农钞。二是贸易机关应大量购买必需品，收集土产，成立土货商店，以必需品供给合作社，扶植合作社。三是目前巩固金融最主要的方向是严禁白洋的流通。各地应组织缉私队，发给缉私执照，在11月份内，必须严格执行政府的法令，应该严办有真实证据的金融汉奸，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反对敷衍徇情的现象。”

1942年11月9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也作出《关于提高和巩固农币的决议》：“大会一致认为巩固金融，调剂物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但调剂物资，活泼流通，尤有赖于统一币制。因此，大会一致拥护把农币作为本根据地之唯一合法的单一本位币。过去农币之所以未能切实稳定，固然由于生产落后，物质不充，在对外贸易上形成了入超现象，在稳定农币中尚缺乏足够的基金。而一部分民商，尚未彻底了解农币之重要作用，尤为主要原因之一。今年土产大增，对外贸易转趋平衡，基金充足，农币已有充分保证，大会一致具有高度信心，认为今后提高和巩固农币，使成为三百万人民生活之命脉，实为万分必要。除遵大会决议，由各议员返乡后，确实向人民宣传解释，爱护它、拥护它、信任它以外，并责成各地银行经常检查工作，研究市况，发展银行业务，以保证农币之提高与巩固。”

西北农民银行的诞生和发展对支援抗战、发展根据地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1947年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成立了新的西北农民银行。1947年11月2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发布布告：“为了增强战时财政力量，支援前线，恢复战区人民经济生活，畅通交易，争取反攻胜利，现经本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共同议决，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边区币制，确定两边区银行合并，定名西北农民银行，以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农币为两边区统一的本位币，一切交易、记账和清理债务，均以农币为准。前由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发行的商业流通劵，暂与农币等价通用，望我陕甘宁晋绥各级政府和全体军民切实执行，一致努力，维护农币，坚决和破坏金融经济的反革命作斗争！此布。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

新的西北农民银行成立一年后，随着解放战争步伐的加快，各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展，有的连成一片，同时我人民解放军也大踏步地向敌占区进军。这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解放军各部队使用的货币不一样，有的使用冀钞，有的使用农币，有的使用北海币，货币的不统一不仅给各部队后勤采购带来麻烦，也影响到了整个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此时急需整合各根据地银行，并发行统一货币。

早在1947年上半年就召开了华北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五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部门负责人，会议在交流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就反攻时期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如何统一、财政如何保证军费开支和货币如何统一以支持野战军作战的需要做了研究。1947年9月14日中共华东局工委致电华北财办：“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者解放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1947年10月2日华北财办根据这个建议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8日复电：“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华北财办接到中共中央的复电后，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进行各项相关的准备工作。

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记载：1948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认为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尚不成熟。在中国人民银行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决定总的原则是先统一本区之货币，然后由北而南，先是东北和华北，其次是西北和中原，然后是华西和华南，最后以中国人民银行之本位币之发行实现全国之大统一。

但形势的发展超出了预期。会议之后不久，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取得胜利，东北野战军入关，平津解放在即。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军事的大发展，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作出决议：“发行统一的货币，现已刻不容缓，应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电商各区，一面加速准备。”为了促进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支援大兵团作战，支援新区城市工商业的恢复，1948年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以训令的形式发布命令，将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华北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于12月1日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劵——人民币，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统一流通，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奠定基础。

“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之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兹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二、于本月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劵（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本位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币。新币发行之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旧币未收回之前，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新旧币之比价规定如下：（一）新币对冀币、北海币均为一比一百，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1元，等于冀南银行钞票或北海银行钞票一百元；（二）新币对边币为一比一千元，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1元，等于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一千元；（三）新币对西农币为一比二千，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一元，等于西北农民银行钞票二千元。以上规定如有拒绝使用或私定比价，投机取巧，一经查获，定严惩不贷。除另行布告周知外，仰即遵照。此令。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在石家庄成立。

至此，由兴县农民银行为主成立的西北农民银行，在完成了它的一系列历史使命后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07

抗战时期的货币战

根据地银行除过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与敌进行针锋相对的金融战、货币战！经济是基础，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灭亡往往是从经济上的崩溃开始的。与真刀真枪的热战一样，我与敌方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金融战、货币战一样打得惊心动魄！

从《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边区高层对敌方发动的经济战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措施。1940年5月《晋西北行政导报》记载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的经济政策中分析到：“日寇从这些地区中，搜刮和利用我们的财富资源，培养战争的力量，企图达到其灭华目的。所以在抗战现阶段中敌人进攻的特点，除了军事上的扫荡，后方和政治上的分化诱降外，在经济方面表现的正是这一种以战养战的恶毒阴谋。日寇方面既可以利用非军用品的运输进入我们的后方，吸收法币以扰乱我们的金融，破坏我们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又可以利用经济封锁来扼住我们的喉咙，灭熄我们的抗战力量，使我们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增加了许多困难。为了最终击溃敌人，首先就必须破坏敌人这一最阴险的武器，就必须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经济进攻，这样才能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完成自给自足的目的，来巩固我们自己的经济基础。只有我们在经济上能粉碎日寇的进攻，建立起自己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才能完成彻底粉碎敌人经济阴谋的任务，才能在粉碎敌人阴谋的斗争中，奠定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基础。”1943年3月7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关于今后半年贸易金融工作努力方向的指示》中就指出：“今后半年贸易金融工作的总任务就是对敌经济斗争。其最终目的是使根据地生产更发展，财力更充实。在这一对敌经济斗争的总任务当中有重要作用而急需坚决开辟的实际工作是对外贸易的工作。为了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对敌经济斗争，起着关键作用的是农币的稳定与活跃，以及内地物资的掌握与调剂，而掌握与调剂物资，又是维持金融的物资力量。”1944年3月10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开展贸易稳定金融的秘密指示》中强调：“去年各地贸易金融工作，虽在维持本币，禁止银洋，购用食盐军用品，调剂日用品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完成了一部分任务，但与原计划差得尚远。我晋绥边区的贸易金融工作，还没有基础，不少工作尚在摸索中，急待大踏步的开辟。贸易金融上的总方针是展开对敌经济斗争，发展生产、运输与合作事业。”1944年8月29日《晋绥边区货币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分析到：“晋西北战前是阎锡山省钞区，因阎对法币限制，故法币流行数量很少。行署建立前，省钞已因无人维持而垮台。此时日寇则是一面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推行伪钞，盗取物资，故法币不断由大后方流向沦陷区，伪钞亦逐渐侵入。新政权建立之初，为保护法币，驱逐伪钞，活动市场，刺激生产，解除军民生活上的困难，乃于二十九年五月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钞票。银行的任务是：稳定农币，帮助生产，并保护法币，对敌进行货币斗争。”

法币是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后开始实行与法币联系的政策，到后期则禁止法币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施行法币布告》：“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罪法处治。”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之白银、银元统一由中央银行收兑，规定法币汇价为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93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后，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和美元挂钩。正是这一政策让日寇看到了有利可图。日寇利用从中国战场获得的法币，兑换成英镑和美元后，到国际市场购买钢铁、石油等等他们最为紧缺的军事物资。为了破坏敌人这一阴谋，保护法币，晋西北行政公署决定在根据地内禁止法币流通。

1941年2月12日的《抗战日报》记载了晋绥边区行政公署财政处长对停使法币的答记者问：

最近闻行署有禁用法币的消息，记者为明了真相起见，特前往行署访问财政处处长汤平，承汤处长接见，关于停使法币之意义及办法发表谈话如下：

记者问：外传政府要停使法币，是否实有其事？

汤处长：是的，行署为了保护法币不使外流，决定停止法币在市面上行使，并决定只准行使西北农民银行钞票。

问：在停止法币行使后，政府是否准许人民保存法币？

答：政府的决定只是停止法币在市面上使用罢了，如果人民商户有法币的话，他愿意保存，就应该由他保存。

问：人民要买东西，他存的只有法币，没有农币，如何解决？

答：可以向政府、银行兑换农币去使用。

问：人民要出境买必需品，是否可以带法币呢？

答：只要领得出境购物许可证，就可以凭证带法币出境购物。

问：若有不遵法令暗使法币者，政府如何处置？

答：这便是犯罪行为，行署将要定出条例去执行。

问：政府停用法币的意义，请汤处长详细谈谈。

答：行署考虑到法币是我们国家的本位币，若在敌后周使，日寇就可以大量吸收，因为：一、法币是有外汇的，被日寇吸收，就可提取我国存在外国的现金，购买军火来屠杀我国同胞，这样就救济了敌寇的金融枯竭，破坏了我国的财政。二、敌寇吸收了法币，就可操纵和破坏法币的价格，如去年春季香港的法币和山西的大花脸一样猛跌，影响了全国的金融市面，便是惨痛教训。三、在敌占区，敌寇对法币采用在这里禁用，在那里吸收，或明禁暗收，把价格贬得时高时低，敌寇这样以法币打击法币的政策，吸收了大批法币，而我根据地的商民，也常常遭受到不可预测的损失。因此在敌后根据地只有保存法币，彻底停止其周使，方可防止法币被敌寇源源地吸收。”同年7月份，为了阻止日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事物资，英美封存了中日资金，日寇利用法币套取外汇购买军事物资的阴谋遭到打击。

日寇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物资，转而用法币盗取我国物资。为此，1942年12月3日的《抗战日报》就报道到：“行政公署为打击敌寇向我根据地大批运入法币盗取物资的阴谋，并有效保护法币起见，最近决定除保存以外，绝对禁止周使、携带、禁用之步骤：12月1日起开始动员宣传，12月15日布告民众禁用日期及办法，明年1月15日起正式禁用，并实行兑换。如过期仍有私自使用法币者，即以违法论罪。”12月12日的《抗战日报》社论指出：“敌人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所用的是总力战，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齐作战。在经济战上，敌人的阴谋是掠夺敌占区所有财富，盗取我根据地和大后方的物资，破坏我金融，摧毁我经济命脉，企图使我在抗战经济上，和整个国民经济上，濒于破产，使人民无法生活，使抗战无法坚持，它则以战养战，灭亡我国，这个阴谋是异常毒辣的。敌人的这种阴谋，对我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表现得最厉害最明确不过的，是破坏我金融。我国法币基金存在英美，用法币可以买外汇，因此敌人自从对我发动侵略战争以来，除在敌占区大量搜刮法币外，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吸收我根据地和大后方法币，以便大量套取我外汇，在欧美买大批军火，即是用我们中国人的钱来打我们中国。自从英美于去年封存了中日资金，敌人套取外汇的阴谋遭到打击后，逐转而用法币盗取我国物资。太平洋战争后，港沪失陷，大量法币落入敌手，敌人就更向我根据地和大后方倾销。很明显，近来法币的大跌价，就是敌人向我内地倾销法币，使得法币太多的结果，敌人这种用法币来抽血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我晋西北根据地，在法币问题上的对敌斗争，采取的是怎样的办法呢？一句话，保护法币。具体的保护办法，就是禁止法币在根据地流通行使。我根据地因为是处在敌后，是在最前沿，离敌人很近，敌人过去的盗取法币政策，现在的倾销法币政策，都最容易伸张到我根据地。因此我们行署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防止法币往根据地以外流出，所以禁止法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仍然继续禁止法币在根据地流通行使的政策，直接抵御了敌人的法币倾销，防止了敌人盗取我物资，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同时使根据地金融稳定，使大后方流通的法币不受影响。”

我们与日寇就法币斗智斗勇的同时，也积极与日伪银行发行的货币作斗争。“卢沟桥事变”前后，敌伪在华北相继成立了伪冀东银行、伪蒙疆银行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量印发伪钞，其中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联银劵”在华北发行最广，在晋绥边区等地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劵”较多。“联银劵”“蒙疆劵”等是日寇在我根据地掠夺资源、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为此各根据地与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以行政手段坚决禁止伪钞在根据地流通。1941年4月9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关于巩固农钞发展贸易的指示》中就提到：“坚决肃清伪钞。首先是根据地内人民不准使用伪钞，也不准保存伪钞。可公布限于半月二十天内将伪钞兑换成农钞，广为宣传，过期查出即无条件没收。”1941年10月1日的《晋西北行政公署第三次会议决议》下达了更严格的命令：“对行使伪钞者，过去是照使白洋加倍处罚，现在为加二倍处罚，如行使和保存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贩运在三百元以上者处死刑。”1941年12月15日的《抗战日报》社论中也毫不客气地对继续使用伪钞的单位提出批评：“在八分区和三分区部分地区，行使伪钞非常严重，某些机构部队甚至争用伪钞，拒用农钞，把伪钞当成主要的货币。这种在经济战线上的投降主义倾向，还没有被这些地区的许多干部认识清楚。——应该立即开展反对经济上投降现象与崇拜伪钞的思想作斗争，使各方面的干部与各界人士思想上有所转变，然后采取具体步骤，坚决驱逐伪钞，绝不能希望仅仅靠一纸命令，就能把伪钞驱逐出去。”其他根据地，比如晋冀鲁豫是控制比价，向敌占区输出物品，换回伪钞后到敌占区购买我根据地缺乏的紧要物资。

还有一种情况是与假币作斗争。当时根据地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印刷等技术手段有限，防伪工作很难做到万无一失，日伪就制造大量假币投放到根据地，抢夺物资，扰乱金融，打击根据地货币信誉。我方都一一作了相应的斗争。据《晋西北农民银行史料》记载：“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通知：据西北农民银行河津支行7月9日报告，在其境内樊村镇发现一万元之假票。——显系破坏分子所伪造，望各级接此通知后，转知附近各机关、部队共同注意，并予严加查缉。”“各专员、县长，公安局局长，贸易公司，商店经理：最近从八分区发现二千元本币假票一种，系敌人有意破坏我本币信用之毒计。现将其真假票之特征分别说明如下，以上特征希通知必要之有关人员。并均应严守秘密，如发现上述假票，除将假票没收作废外，尚应追究其来源，并希今后随时注意其他票劵之真伪，以防敌伪破坏。”

08

不是尾声的尾声

对兴县农民银行的发展做了深入了解后，那年冬天便集中精力撰写了30集电视连续剧《红色银行》的故事提纲，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视剧一直未能上马。和写《特战》一样，其故事、人物均活在了我的心中，我便想用另一种艺术形式——即长篇小说的形式把她呈现出来。与电视连续剧比起来，小说更自由和洒脱，更能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知道呢？

前几天《黄河》主编黄风先生鼓励我先写一篇有关《红色银行》的纪实作品，我便把我与《红色银行》的渊源以及所了解的有关兴县农民银行发展历程做了一些梳理。由于篇幅所限，上述所记仅仅是一些皮毛，其艰辛其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非本文所能涵盖。读者诸君如有兴趣，不妨耐心等待那部我心中谋划已久的长篇小说——《红色银行》的到来。

（图片/牛亚平 赵红梅 张俊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