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

许多过来人回想起那个春天，一切历历如在眼前，海在天上，天在海里，一轮刚刚从大海上升起的太阳，如梦初醒。

站在一九七八年的时空中看深圳，那时候的深圳跟沿海、内陆的县城差不多，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若同对岸的香港比，两地已经拉开了千百倍的差距，这差距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当你站在这边灰暗的老街上眺望那边，香港傲岸而炫耀的倒影几乎倾倒了整个南海。那倒影从对岸清晰地伸过来，连阳光照在玻璃上的光斑都清晰可见。而城市的差距还体现在早已发黄又难以磨灭的历史数据上：一九七八年宝安全县工业总产值仅有六千万元人民币。深圳建市时，其生产总值（GDP）还不到两个亿（一点九六亿元人民币），而香港当年的生产总值已超千亿（一千一百一十七亿元人民币）。从面积上看，宝安县为香港的两倍，但其生产总值还不足香港同期的千分之二。

这就不能不让人下意识地追问，香港为什么是香港？深圳为什么是深圳？

深圳河其实很小，并非难以逾越的天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大佑唱响了一首风靡海内外的歌曲：“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这条小河就是深圳河，而两岸最狭窄之处只有三十多米。只要提到深圳河两岸的差距，谁都会提起深圳河畔的罗芳村。罗芳村早先叫罗方村，这原本是一个多以罗姓和方姓村民聚居的自然村落，两岸还有一座小桥相连。自从以深圳河划界而治后，一个自然村就变成了两个世界。不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两岸都未在边境线拉起铁丝网，小河流到哪里，哪里便是边界，河这边的村民还到对岸去租地耕种，这边的孩子还可以到河那边上学。后来，随着边境线管控越来越严，两岸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到一九七八年，这边的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来块钱，而那边的村民人均年收入高达一万三千多港币，相差一百多倍，那时港币比人民币还值钱。如今很多罗芳村的老村民还记得当时一句话：“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这悬殊的差距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也让老百姓用脚来选择自己的人生。河这边的村民纷纷逃向了河那边，一个罗芳村就跑掉了六七百人，在河那边又建起了一个罗芳村。村民还约定日子，在河两岸见面，相互喊话，这也是当时的一大奇景——界河会。

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深圳，一座在大海的怀抱里孕育的城市，一个在大海的怀抱里诞生的经济特区，在分娩的过程中必然会有疼痛。

一九七八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在这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力排重重阻力，启动了中国的一次伟大转型。

据《习仲勋主政广东忆述录》记载，一九七八年春天，习仲勋同志肩负中央的重托，主政广东。在他抵粤赴任的当年七月，就深入逃港潮的漩涡中心宝安县调研。他从深圳湾一直走到了中英街。

这条小街位于今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而成，原名鹭鹚径。这一带曾是长脚鹭鹚栖息觅食的浅水湾，它们的长颈和长喙可以深入水底去捕食人们看不见的鱼虫，又以一种凌波微步的姿态款款而行，一旦有人走近，它们便振翅而起。这些大海的精灵，眼里从来没有人间的边界，那从天空飞过的翅膀投下的阴影，依然在贴着地面飞翔。

对于人类，这条长不足一华里、宽不够七米的鹭鹚径，却如同两个世界之间的一条鸿沟。街心以界碑石为界，左手是深圳，右手是香港。小街的这边站着中方的边防战士，那边则站着英国大兵，他们近在咫尺，四目相对，尽管中方边防战士比对方要低半个头，但气势一点儿也不输于对方。当习仲勋站在中英街上，看到那边商铺林立，人流如潮，而这边却是冷落寂寥，四顾萧索，破败的老房子墙皮脱落。这让香港同胞看了也扎心啊，就像祖国身上的一块块伤疤。

习仲勋透过一条小街，看到了双方的差距，这让他心中非常难过，“解放快三十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这个差距太大了啊！”

时不我待，为了尽快缩小两地差距，习仲勋率先向中央请求：“让广东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

这正是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我走先！

对于深圳，那一年的春天仿佛在歌曲《春天的故事》中发生，“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在南中国海汹涌澎湃的春潮中，一个老人以划时代的激情，将一个处于南中国边缘的边陲县推向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年春天（一九七九年二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蛇口建立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只要追溯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三个推动历史进程的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主政广东的习仲勋，还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深圳人——袁庚。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大鹏镇，是一位海员的儿子。一九三九年，袁庚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一九四九年九月，袁庚任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参加了解放广东沿海岛屿的战斗，如今深圳市南头半岛的前海、蛇口和大铲岛一带就是他率部解放的。这位年轻的炮兵团团长看着那被炮火撕裂的焦土和弥漫在海天之间的硝烟，他眼中没有太多胜利的豪情，却有满目疮痍的伤痛。他摸了一下还在发烫的炮筒，冒出这样一句话：“这里，从此再也不会有炮声响起！”

一位浴血奋战的军人，说出了他对和平的憧憬。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袁庚也随即从一位前线指挥员转入了和平年代的特殊使命，迈入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被调至中央军情部武官班受训，先赴越南任胡志明主席的情报和炮兵顾问，后又担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周恩来总理出席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期间他负责情报组织工作。一九六一年，袁庚被任命为中央调查部第一局副局长，派往柬埔寨破获国民党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一九六六年，他被指派为光华轮党委书记，将在印尼排华事件中蒙难的华侨接回祖国。“文革”期间，袁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直到一九七五年十月才恢复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此时他已年近花甲，然而，一九七八年十月的一纸任命，把他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他的人生由此迈进了第三阶段，不是告老还乡颐养天年，而是充当一头“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拓荒牛。

香港招商局是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驻港航运企业。早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就奏请设立了香港招商局，这也是洋务派把手伸进香港的一个大手笔。袁庚为香港招商局第二十九任掌门人。此时，这家以航运为主的驻港中资企业由于长时间经营不善，已沦为空壳，没有一条船，只有一家老旧的修船厂和一个又小又破的码头，总资产仅四千多万港元。袁庚被安排到这个位置，还真是非常适合他，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他从投身东江纵队后就开始从事对外联络和情报工作，而这种经验丰富的外向型干部在当时是少有的。由于长时间担当特殊使命，他练就了敏锐而独特的眼光，透过这锈迹斑斑的一副空壳，他看到了这个驻港中资企业的独特价值。随后，他便向中央提出了重振香港招商局的二十四字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这其实也是他立足的一种姿态。当他站在这边的海岸线上，总是下意识地看着香港。而当他站在香港的海岸线上，又总是下意识地看着这边。在香港招商局对岸就是他当年率部解放的蛇口。此时，他早已不是用战争的眼光来看待了，而是换了一种眼光。他也是当年最早改变眼光和思维的第一批人。在隔海相望间，一个念头就像那伸向大海的半岛一样，在弥漫的海雾中浮现出来，越来越清晰。

一位历经战火淬炼的军人，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维，干什么先要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那么香港招商局的地利在哪里呢？香港地域狭小，又是寸土寸金之地，凭招商局那点儿资本在香港不可能伸展拳脚。他将目光放到了对岸的蛇口。若能直接杀回自己原先的战场，既可以充分利用广东省的土地和劳力，又可以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这是双赢的最佳选择。

蛇口，地处深圳南山区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最初划给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用地，哪怕精确到了小数点也只有二点一四平方公里。袁庚以他惯有的军人步伐转了一圈，对身边的人笑道：“你们看，这一小片狭长的土地就像试管一样。”这个风趣而形象的比喻，逼真地说出了蛇口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深圳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划出的第一片试验田——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根试管。

那时蛇口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人民公社，良田沃土是不能占用的，中央划给蛇口工业区的是一片被历史和偏见遮蔽得太久的海边荒滩和荒山坡。这海滩上没有红树林，只有疯长的咸水草，烂泥荒滩散发出一阵一阵的腥臭味。一条黄泥小径一路向大海蜿蜒而去，又从大海蜿蜒而来。那些去捕捞沙井蚝的渔人，随它而去，又随它而来，一双双赤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拖泥带水的日子，把一条路走得坑坑洼洼、弯弯曲曲，却从来没有谁正眼瞧过这片土地。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从一开始就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这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日子。一位当年头戴钢盔的炮兵团团长曾经发誓，这里再也不会响起炮声。而时隔三十年后，他又戴着安全帽站在自己亲手解放的这片土地上，摆在他面前的不是军用地图，而是蛇口开发出的一幅蓝图。为了这幅蓝图，袁庚一如当年指挥作战一样，手臂像军人一样猛地一挥，一声令下，轰然震响的炮声顷刻间震撼了荒山坡，掀起纷纷扬扬的尘土，连被埋得太深的石头也从蛇口吐出了倔强的牙齿。海风在炮声中呼啸，海浪在震荡中翻滚。这振聋发聩的炮声，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这炮声撼动的又岂止是一片荒山坡？还有那板结的体制和僵化的思想。此时，还不能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却已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就在蛇口打响第一声开山炮的这一年，从中央到广东省、深圳市，都在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紧锣密鼓地筹划着。此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已代表广东向中央提出要划出一块地方来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但这试验田叫什么名字呢？就像为一个即将分娩的新生儿正式命名，必须郑重其事，一直定不下来。邓小平豪爽地说：“就叫特区嘛！原来陕甘宁就是特区。”他这一句话，就把深圳经济特区的名字正式定下来了。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命名，而是以特区的名义重新定义了一个时代。邓小平还以一种革命家的豪迈激励广东：“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没有钱，这是实事求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加之历史原因导致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损失，到处都要用钱而国家财力捉襟见肘。而邓小平、习仲勋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革命家，“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既是他们在战争年代的生命体验，更是他们对改革之路的洞察和预见。这一路上将遇到重重障碍和阻力，只能像冲锋陷阵一样“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正式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这一天被世人称为“深圳生日”。

在某种意义上说，蛇口提前打响第一声开山炮，也是深圳特区打响的第一声开山炮。而随着深圳特区的诞生，大规模的开发随即全面铺开，中央军委调遣了两万多基建工程兵支援特区建设，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十万建设者也如潮水般奔向深圳，这是特区建设的“开荒牛”。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海魂衫，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深圳。我来了，赶海来了！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在内地已有了一份安稳的职业，我来这里不是为生存所迫，而是想要换一种活法。人到了特区心也跳得快些。这是真的。这是一个热烈的世界，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热，海风滚烫而凶狠，而海浪的拍击也是可以产生大量热能的。我还不太适应被大海反射过来的灿烂阳光，一直眯缝着两眼，这让我突然觉得自己走错了地方。那时的深圳还是一座被农村包围的城市，整个特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工棚、脚手架和搅拌机。一条条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路上立刻就挤满了人，扑上来的灰土落在身上，让我脚步沉重。和我走在同一条路上的，还有成群结队拥蜂而来的农民工，他们都忙着把自己往这离大海最近的地方搬运。蛇皮袋、搪瓷缸、塑料皮捆着的被卧卷儿，他们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特别经得起摔打，经得起折腾。和这些人拥挤到了同一条路上，我感到非常偶然，又十分茫然，甚至有种被挟裹进来的感觉。在这里，他们不愁找不到事做，一个乡下汉子，刚刚放下身上的蛇皮袋子，立刻就能找到一个什么活路干干。他们在路边搭个简易窝棚，立刻就能开铺睡觉，生火做饭。在大锅里炒菜的不是锅铲，而是挖土的铁锨。他们是那样按捺不住，浑身充满了力量，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

追踪深圳特区之路，首先就要从“深圳第一路”——深南大道开始。在建市之初，深圳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那碎石路面在烈日下尘土飞扬，深圳派人去香港招商，好不容易招来了几个港商，可刚一跨过罗湖桥，这些西装革履的港商就被灰尘呛得咳嗽不止，连眼泪都呛出来了。为了不让这些港商“呛回去”，深圳市政府痛下决心，决定修通一条横贯市区东西的主干道。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一支踏上深圳土地的施工队陆丰建筑第六施工队承接了开路工程，这支由农民工组成的县级建筑工程队，在深圳城市街道拓荒史上写上了艰辛的第一笔。这筑路工地没有路，施工设备非常简陋，成千上万的土石方只能靠人力用板车推的推、拉的拉。我来这里时，很多路段还没来得及浇上柏油。而说到浇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想象，工程队连洒油机也没有，他们用铁皮焊了个二十多斤的土漏斗，让两位身板好的汉子用手臂举得直直地操作。刚刚浇上的沥青被烈日烤得黏黏糊糊的，连修路的民工一个个看上去也是黏黏糊糊的，就像刚从柏油桶里钻出来的，脑门子上、脸上、臂膀上、背脊上，一片焦煳，流淌着污黑的汗水，散发出污黑的气味。一位洒油工换班时想把胶鞋脱下来，却怎么也脱不下，沥青把胶鞋给烫熔了，把裤子也粘住了。

一九八○年，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夕，深南大道从蔡屋围到当时上步工业区的第一段路终于修通了，全长只有两公里余，七米宽，仅够两台车来回并行。这样一条路实在称不上是大道，但在当时已是深圳市最长最好的路了，这条路也算是献给深圳特区的奠基礼。随后，这条路又开始扩展和延伸，直到一九八七年春节前，深圳市把广深铁路用高架桥托起，才将这条路修通了近七公里长，将路幅拓宽到五十米。这条深南大道才是名副其实的大道，被深圳人自豪地称作“十里长街”。然而在拓展的过程中，这条路几乎是一路在争议中不断推进。有人质问，修条马路为什么要搞这么宽？有人痛骂，简直是败家子，老百姓的血汗钱都给败光了！诚实地说，那时这路上跑来跑去的也确实没有几辆车。然而，你不能只看眼前，没过多久，那些质问的、痛骂的又换了一种方式，这马路怎么修得这么窄、这么短？怎么就那么鼠目寸光！

遭受质问和痛骂的还有“深圳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国贸大厦借鉴香港的招投标制度，在国内第一个采取公开招标设计方案，第一个大范围采用世界一流建安设施装备。大厦开始招标设计为三十八层，很多人就开始质问，盖这么高的楼有必要吗？后来，国贸大厦的设计又调整到五十三层，高达一百六十米，质疑的声音就更多了，这楼到底要盖多高？难道想要捅破天？人可不能心比天高啊！

站在当时，你又不能不说这样的质问有它的道理。那时中国内地最高的大楼也只有三十多层，而国贸大厦附近最高的建筑为深圳宾馆，只有四层。就在这质问和争议声中，国贸大厦一九八二年春天在罗湖中心城区破土动工了。大厦的总设计师朱振辉毕业于哈工大土木建筑系，曾任中南建筑设计院院长、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堪称当时深圳最领先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主体工程由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建。无论对于设计者还是承建者来说，他们都在创造当时的中国第一，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栋超高层建筑，在很多方面都无章可循。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建设中，无论在管理上还是技术上，很多都是开国内先河的。在建设过程中，中建三局竟然创造了三天盖一层楼的惊人速度，这一速度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这也是被传为神话般的“深圳速度”。许多人都把“深圳速度”理解为速度快、效率高，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干出来的，其实“深圳速度”第一得益于管理创新，中建三局作为国有企业，率先大胆打破了铁饭碗（固定工资制），当时工地的负责人工资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第二得益于技术创新，中建三局在标准层的施工中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套大面积内外筒整体同步滑模新工艺，这一独特技术创新可以用三个“特别”来形容——速度特别快、效率特别高、质量特别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经济特区建造的第一高楼，以高耸入云的姿态在罗湖崛起。一眼望上去，感觉一座趴在海湾里的城市突然站了起来，一座城市从此开始才像一座城市。这座大厦被誉为“中华第一高楼”。它不仅仅是一座高楼，而且是深圳特区成立五年来所达到的高度，也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现代化崛起的海拔高度。一九八七年，该工程荣获首届鲁班金像奖，颁奖词中称：“她是诞生神话的地方，她的矗立本身就是神话。”

我还没有等到国贸大厦竣工就逃离了深圳。一九八二年深圳特区那个火热的夏天，我看到的国贸大厦还是一个巨大的土坑，而沿途见到的都是低矮的瓦房、丛生的灌木、茂密的荒草和板结的土地、被撕裂的黄土山坡，脚下是一条条泥浆路，一边走一边要把深陷在泥泞里的鞋子使劲地拔出来，还要使劲地甩动，好让烂泥掉下来。多少年过去了，那泥浆路还在我的记忆中延伸着，一直延伸到一片荒凉的内心。最终我选择了逃离，从此与深圳擦肩而过。

当我与深圳背道而驰时，无数人正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深圳，那是我无论如何奔跑也追赶不上的节奏。尽管我与深圳背道而驰，但我只是埋怨自己没有当一头“开荒牛”的勇气，追赶不上深圳的节奏。然而，还有许多与深圳背道而驰的人，却把矛头对准了深圳，对经济特区掀起了一轮围剿、批判的风潮。纵观深圳特区的发展之路，在每一个历史转型时期，几乎都要遭受一次强大的冲击波。这一轮风潮，也是深圳遭受的第一次冲击波。从蛇口建立出口加工工业区开始，就掀起了一场不小的“租界风波”。袁庚后来不止一次提到一篇让他“很恼火”的文章，借讨论旧中国的租界问题来议论特区，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出租给外商，经济特区都成了国外的租界了。这对特区的冲击非常大，即便像袁庚这种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老革命，每每往前走一步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甚至“感觉是拿自己身家性命在玩”。

追溯历史，必须直面历史。当深圳特区还处于鸿蒙初开之际，既没有开发的资本，又没有技术设备，只能抓住改革开放的先机和毗邻香港、面朝大海的地缘优势，利用荒芜闲置的土地招商引资。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正值世界产业转移高峰期，那些发达经济体纷纷把产业链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深圳最早就是承接这样的产业，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或代加工为主要模式，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依靠外商提供的原料、技术、设备等，并根据对方提出的产品质量、规格、款式等要求完成加工、组装、整合等基础制造环节，最后把产品提供给外商，从中获取相应的回报。这些工厂都是从代加工（OEM）起步，主要是“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这是深圳特区创业史上的第一阶段，如今被一些学者简称“深圳加工”阶段。而此时也正是深圳的拓荒期，那些“开荒牛”推平荒芜丛生的山坡，填平咸水草疯长的海边滩涂，这片土地上不断生长出一道接一道的围墙、密密麻麻的工厂、宿舍和烟囱，在工厂宿舍外的海风与阳光中晾晒着打工族的工衣，哪怕洗过多少遍，依然散发出咸涩的味道。尽管深圳那时还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然而这却是深圳的一次关键转型，从以农耕立命转向以工业立市，从长时间的内部封闭转型为外向型经济，奠定了深圳外向型、出口加工型经济的基础。这一次转型也让逃港潮转为了打工潮，对于数亿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型，让他们在一亩三分地之外找到了另一条活路，换了一种活法。

诚然，随着国门打开也难免鱼龙混杂，走私和水货趁机而入。然而，有人在泼脏水时恨不得把孩子一起泼掉。有人斥责深圳特区是“香港市场上的水货之源”和“走私的主要通道”，有人攻击“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更有人别有用心地指向特区的制度：“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南海蔚蓝的天空下，一时间甚嚣尘上，阴霾重重，沉重的压力让一个还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特区难以承受。深圳特区何去何从，有的人在观望，有的人在发问，特区该不该办？怎么办？这在如今看来简直不是问题，然而在当时却是咄咄逼人也必须清楚回答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一月，又一个春天降临，此时南海风高浪急，原本也是自然常态，但一个年轻的特区还涉世未深，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来得正是时候。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这也是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此时，深圳国贸大厦正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春雨雾气中朝天空生长，一位老人若要登上这座高楼，还要等待另一个春天。而这次，他把视察的重点放在了蛇口。

这年邓小平已八十高龄，那双眼睛依然很亮，还特别犀利。

这年袁庚也已六十七岁，步履依然有一种军人的矫健。

自从蛇口率先打响第一声开山炮，袁庚率领第一批拓荒者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把最初的一幅蓝图已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现实，那一片毛荒草乱的海滩和山坡上，一座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已在南海前沿率先崛起。作为香港招商局投资的开发区，袁庚不仅是盯着脚下的一小片土地，而是辽阔的大海。他看准的就是蛇口港踞南中国海进入华南地区之咽喉要道，他在蛇口工业区打造的第一项目就是蛇口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经国务院批准，蛇口港成为国家正式对外开放口岸，也是中国第一个由企业投资自办、自负盈亏的港口。在这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袁庚还率先探索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可推广模式——“蛇口模式”，即不要国家拨款，自行引进外资，自担风险，产品以外销为主，高速发展工业。即便到了今天，当你重新审视袁庚对蛇口工业区的设计理念，也不能不佩服他超前的眼光。在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初创时期，他却对蛇口工业区开发提出了“三个为主”，即“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企业投资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出口为主”，从而确立了蛇口工业区生产型和外向型的大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提出了“五不引进”，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技术落后、污染环境和挤占出口配额的项目一个也不准引进。这让蛇口引进项目的门槛也比“三来一补”更高、更优质，把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挡在了门外。这也让蛇口工业区在高速度中得到了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打造出了一小片最灿烂的土地。后来国家紧缩银根，很多“三来一补”企业举步维艰，而蛇口工业区的日子在特区中最为好过。当很多地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时，蛇口工业区从一开始就把污染环境的企业挡在了门外。后来，很多企业在“先污染，后治理”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蛇口却率先打造出人与自然、工业生态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优化生态环境其实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谁愿意到一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地方来搞开发呢？

袁庚不止一次跟人说过，世界上美丽的地方他见得多了，还是觉得蛇口最美。当蛇口还是一片荒滩时，袁庚便在香港举行的招商酒会上描述：“那里有绵绵细沙的海滩，海滩上有风吹瑟瑟的树林，那是中国版的夏威夷。”他不但有军人气质，风骨里还有一种诗人气质，但很多人听了他如诗如画的描述，都觉得他简直是疯了，只要到过蛇口的人都会被吓回来，那时蛇口流传着一句俗话，也是大实话：“蛇口的苍蝇南头的蚊，又大又狠吓死人。”但袁庚更是一位实干家，历经几年打造，蛇口就变成了南海边最美丽的地方，而今，谁都觉得蛇口就是“中国的夏威夷”。

一九七九年蛇口港开工后，袁庚这个总指挥很着急，走到哪里都是风风火火的，恨不得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但很多年轻力壮的员工还是习惯于磨洋工。港口建设的第一项重任就是清理淤泥，按袁庚的测算，人均每天八小时能运送五十五车泥土，但运泥工一个个就像老牛拉慢车，人均每天只有二三十车。这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香港招商局为直属国家交通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铁饭碗，拿着死工资，你爱干不干、干得好与干得差都是一个样。袁庚从当年十月开始，在全国率先推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按每天五十五车定额，完成定额者每车奖两分钱，超额每车奖四分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那时候四分钱差不多就是一个鸡蛋的价钱了。这一制度拉开了新时期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效果立竿见影，运泥工的干劲一下就被奖金鼓起来了，每人一天少则能运送八九十车，干劲大的甚至高达一百三十多车，一天就能领到四块多钱的奖金。这就是生产力的解放啊！但奖励制度很快就被上级叫停了，施工效率也在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袁庚拍案而起，他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叫板。后来，经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小小的蛇口工业区才恢复了定额超产奖。这之后，从深圳到中国内地都逐渐推行了这种“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工资奖金制。这也是袁庚在蛇口开创的又一个“第一”。

几年里，袁庚还开创了一个个破天荒的全国第一，有人总结他先后开创了二十四项全国第一：创办国内第一家为全球市场服务的跨国经营集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集集团）。在全国首开工程招标先河。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区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袁庚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又进行了一次突围，在全国率先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人才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此举开了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与此同时，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第一个对领导干部实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制度。率先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这一系列动作，以敢闯敢试的大无畏精神，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

每一个“第一”，无不是当时体制上的突破之举。袁庚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型干部，但从来没有宏旨高论，一出口就是心里话、大实话，这也让他率先发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先声。那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人还没有从闻利色变、谈钱脸红、“越穷越革命”的年代走出来，而利润和效率长期被国人视为资本主义的专有名词。“难道社会主义建设就不需要利润和效率？”袁庚这句话如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为利润正名，为效率呐喊，更是在价值观上的率先突破。对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最根本上的突破就是价值观的突破。也只有这样的价值观，才能承载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开始。有人说，这句话是袁庚在蛇口为他敢闯敢试的精神写下的第一条最生动、最形象的脚注；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这句口号作为深圳精神的逻辑起点，如今还是深圳特区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之一，并成为影响当代中国人思维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然而，这一声石破天惊的呐喊在当时成了争论的焦点，袁庚甚至被冠上了“要钱要命的资本家”的恶名。对此，袁庚是有心理准备的，他坦言：“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一九八四年早春，袁庚在蛇口客运码头迎接邓小平，又陪同邓小平登上蛇口微波山俯瞰蛇口全景。而在深圳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竖立着一块比路边更醒目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看上去触目惊心。这是袁庚特别想让邓小平看见的，又是他特别担心让邓小平看见的。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他的心情也非常矛盾、非常复杂，但是他们认准了，豁出来了。他试探着问：“我也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邓小平很干脆，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也是对一种价值观的高度肯定，而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也得到了高度赞赏：“这次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是相当快的，蛇口更快。”他给袁庚等敢闯敢试的特区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特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收入可以高一点儿。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平均主义不行。”不能不说，蛇口的这些突破都是在高层默许下的突破，而袁庚作为一个冲在第一线的改革家和实干家，在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疑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拓展了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

邓小平还特意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邓小平在一九八四年这个有些迷茫的春天给特区打了一针强心剂，让特区的血量增加，血液循环更加顺畅。

这一年，深圳市率先闯过一道计划经济体制的严关，在全国第一个取消各类票证制度，放开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打响了市场经济第一枪。

这一年，在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上，上百部彩车驶过长安街，其中唯一的一部企业彩车就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彩车，车上挂着一幅醒目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深圳蛇口率先叫响全国的一种新的价值观，而“蛇口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其成功经验很快在深圳特区乃至全国推广。蛇口也因其敢闯敢试，先声夺人，每每在特区中率先走出第一步，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和“窗口中的窗口”。

当深圳特区创造一个又一个历史纪录时，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针对改革开放再次出现了比八十年代初更激烈的争议，这是深圳特区遭受的第二次冲击波，比第一次冲击波还要来势凶猛。有人质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更有人公然指责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是“甘愿作为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股份制改革是“私有化”，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尤其是一直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蛇口，有人认为其社会性质已经变质了，“脱离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化了”。在这种沸反盈天的舆论干扰下，深圳一度出现了外商投资减少甚至抽逃资金的现象，从深圳特区到全国经济发展速度也明显下降，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沸沸扬扬的争议和质疑声中，袁庚为堵饶舌者之利口，壮实干家之声色，在蛇口工业区又竖起了一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然而，风暴眼中心的深圳、风暴眼中心的蛇口，仅凭一块招牌又怎能抵挡住强大的冲击力？

一九九二年春天（一月十九日），春潮带雨，雾气漫天，邓小平以年近九旬（八十八岁）的高龄南巡，再次视察深圳等地。一月二十日上午，邓小平参观了国贸大厦，在四十九层的旋转餐厅，他俯瞰着深圳特区全景式的繁荣景象，然后发表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南方谈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这言简意赅又意味深长的一番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

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一如歌曲《春天的故事》中描述的：“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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