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本期“黄河”对话，是一篇“重量级”的关于文学批评的访谈。这次访谈在构建山西文学批评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深刻的认识和清晰的指引，并对评论队伍的建设以及山西文学批评的走向作出启示。相信也对山西文学创作具有相当意义。

主持人：刘媛媛（太原学院教授、评论家）

访谈嘉宾：杜学文  杨占平  段崇轩  傅书华

杜学文， 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评论家

杨占平，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

段崇轩，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

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评论家

刘媛媛：很荣幸请到四位老师做这个访谈。四位老师在文学批评领域各有建树，作为山西文学批评界举足轻重的大家，希望此次访谈四位老师能就目前山西文学评论的现状各抒己见，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山西是一个文学大省，历史上文人辈出，有人说唐代诗人山西籍占了半壁江山，现当代也有众多的名人，李健吾、石评梅、赵树理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晋军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呼应的文学批评也有不俗的表现，当年山西作协主办的《批评家》影响很大，可惜后来停办了，创作与批评是文学的两翼，山西作协历来重视文学批评，近几年有人提出“晋派批评”这样的概念，意在重振山西文学批评，四位老师怎么看？

杜学文：首先要申明一下，我不可能“举足轻重”，只是在努力写而已。其次，更不是“大家”。对我来说那可能是不可及的事情。“大家”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要对解决文学现实中的问题有突出贡献。就批评来说，我还只是一个毫无头绪的人。

山西的文学对中国文学来说，具有极为重要且十分特殊的意义。在中国文学的形成期，山西地区的文学就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跨越了数千年的时空，直至今天仍然熠熠生辉，如《击壤歌》《南风歌》等。之后的历朝历代，山西都有非常重要的文人出现，他们中很多人的创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山西在中国审美理论的构建方面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如轴心时代荀子的《乐论》、魏晋卫夫人卫铄的《笔阵图》、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录》、金元时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均为中国审美理论极为重要的收获。

现当代以来，山西的文学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李健吾、贾植芳、王瑶等老一辈学者，他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体系的构建，以及诸多文学与艺术理论的解决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甚至是开创性贡献。另一方面，作家们对自己创作思想的阐释，如高长虹关于“行动的文化”；赵树理关于宁愿到地摊也不上文坛，以及对现实生活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关注；马烽关于短篇小说“新、短、通”的观点等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十分活跃的理论家与批评家。他们或者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现状，或者专注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成果。择其要者如对鲁迅、胡适、赵树理，以及“狂飙社”“山药蛋派”与“晋军”的研究，或者长期跟踪当代文学某一方面的创作，或者就某些创作现象、理论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等等。应该说，山西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与中国文学的现实是同步的，有突出贡献的。其中的一些人不仅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亦可谓领军人物。

但是，山西文学理论评论的发展，也并不是一直呈现出风生水起的生动局面，也有其“消沉”期，标志性事件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评论刊物《批评家》的停刊。《批评家》停刊后，山西文学批评的重要阵地丢失，失去了一个与全国文坛交流对话的平台。之后，很多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与评论的人才流散，调到了全国各地，如北京、上海、福建等地，还有一些人“隐退”，不再从事这一工作，更年轻的人才难以出现。大约十多年的时间内，山西的评论人才处于“潜沉”期。当然这是一个“客气”的说法。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简单地与《批评家》的停刊挂钩，但其中还是有联系的。所幸的是，从《批评家》停刊后，山西省作家协会一直期望能够新建一种评论阵地，创办了一个刊发评论的内部刊物《新批评》，后改为《山西创作研究》，同时，积极发现人才，举办培训班，实施签约评论家制度，一批更年轻的理论与评论人才涌现出来。他们或者成为某一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专家，或者参加了全国重要的评奖与学术活动，或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等等，其学养与势头均不可估量。就目前的情况言，老一辈批评家仍然笔耕不辍，不断地有著作问世；中年一代也非常活跃，在全国有较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可以说仍然构成了老中青数代人齐聚一堂的阵容。

至于“晋派批评”这个概念，我多少知道一点情况。首先是山西几位年岁较长的批评家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关键是山西能不能形成一个批评的“派”。这其中我认为更注重的是激励较年轻的批评家多努力，多出成果。后来也有人写了文章，或者对山西的批评现状进行分析梳理，指出其优劣；或者干脆倡导“晋派批评”，也有非常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亦可看作山西批评家群体的一种愿望与信心。当然，也有省外非常重要的批评权威提出“晋派批评”的概念。不过我看到的文章并不是专门讨论“晋派批评”的，是讨论某种现象涉及到了这个概念。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很有触动的。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不好提“派”或者“不派”的概念，但我非常希望山西的批评家能够更活跃，更有影响力、话语权，有更多更重要的成果。如果大家在研究讨论中国文学的创作现象时，不断地提到山西批评家的观点，我以为就已经超越了地域概念。

刘媛媛：您这样一梳理，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山西文学批评史了。从中可以看出山西的文学批评还是有深厚积淀的。我去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访学，有不少现在很有造诣的老师都提到他们当年在《批评家》上发表过文章，可见其影响和作用之大。

杨占平：提到《批评家》杂志，我是当事人和见证者之一。1985年《批评家》创刊我就从一个省级行政机关调去做编辑，到1989年底因故停刊，一直伴随刊物走了五年历程，感触良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黄金时期，也是山西文学批评相当活跃的年代。那个时候，老一代批评家焕发青春，中青年批评家大量涌现，个个精神抖擞，生气勃勃，积极参与到全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发声，努力把山西作家作品推介到国内外，不仅对文学创作给予宏观评述和微观阐释，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进行全方位重新梳理和整合，而且对批评本身也予以深刻检视，展开了关于“我的批评观”、“批评的价值”一类话题的讨论；同时，刊物倾力培养我省中青年评论人才，从《批评家》成长起来的评论家，后来的三十多年一直是山西评论界的骨干，好几位进入了全国批评队伍中心。可以说，《批评家》当时发挥的作用，至今都在显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山西的文学批评界仍然以当年《批评家》推出的队伍为领军，在他们带动下，又有一批中青年评论人才崭露头角，这批新人起点高，高校教师为主，多数是博士或硕士毕业，具有良好的基本功，也比较勤奋，已经成为山西评论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视野远大，既关注全国性话题，更重视山西作家作品研究，专著和文章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我相信，未来一段时期，这批青年批评家将把山西文学批评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段崇轩：关于山西文学评论的历史，确实需要系统整理，这是我们想构建“晋派批评”的基础。我们在2013年出版了《山西文学批评家自述》，涉及26位批评家，并不全面，年轻的批评家还没有来得及收入，调到全国的批评家也没有进入。但大致包括了现当代的重要批评家。现代文学史上，这本书收入了几位，如常风、郑笃、青苗等，他们其实是横跨现当代的。还有在山西的贺凯、陈过，走到全国的王瑶、贾植芳等。这样看，山西现代批评的阵容还是很可观的。到了当代，“十七年”到“文革”时期，老一代批评家仍在研究、写作，如常风、郑笃、姚青苗。我最近读了《青苗五十年文论》，很有感慨。老先生三四十年代主要写小说，也有部分评论文字，写了一百多篇短、中、长篇小说，大都是抗日战争题材，建国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竟没有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基本淹没在历史尘埃中。建国后调到山西大学中文系，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的写作，有近八十篇四五十万字的评论文字，很有意义和价值。同时，又一代文学评论家涌现出来，如李国涛、陈志铭、韩玉峰、董大中、李旦初、艾斐、张厚余、杨士忠、蔡润田等等。其中，省作协的陈志铭因年事已高没有写自述；山西大学中文学的程继田去世了也没有写，还有高仲章、王政民等也没有涉及。很想写一部《山西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但工程不小，资料匮乏，不敢动手。刘媛媛老师把视野缩小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难度不大，但不能不关注一下山西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

刘媛媛：是的，我也有兴趣研究这个课题，但也是感觉难度大，先从容易占有的资料入手，慢慢深入。

傅书华：相较山西本土的文学创作，山西本土的文学批评要弱许多。李健吾、高长虹、常风等人虽然是山西人，但他们的的文学批评成就主要是在他们走出山西后取得的，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能够成为“方向”，也主要是通过非山西的周扬、郭沫若等人的阐发与“误读”。这之后“山药蛋派”及“晋军”的显赫文坛，从文学批评角度考量，也大体如此。新时期之后的山西批评界，《批评家》与太原日报的《双塔》副刊，不仅有着全国性的影响，是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界的重镇，而且，在培养山西本土的文学批评力量上，也功不可没。还有其后的《黄河》杂志的“作家书斋”，其所论及的知识分子话题，《晋阳学刊》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专栏，也堪称国内一流。但支撑这些刊物、专栏的，主要是非山西本土的作者。就新时期山西文学批评界的批评家而言，李国涛的文体批评，董大中“一个人超过一个文学所”的批评成就，韩石山在文坛的跃马扬枪等等，都曾名震一时。其后至今的杜学文紧贴文坛的多方展示，杨占平对山西几代作家的全面把握，段崇轩的短篇小说研究及近年来对山西民国文学的研究，侯文宜对新时期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王春林的长篇小说研究，还有，《山西文坛“风景线”》等等的出版，也都足堪称道。近几年，青年批评家群体也崭露头角。但我觉得，可发展空间还是很大。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山西中青年批评家丛书，2012年出版的显示山西中年一代批评家实力的《山西文学批评书系》，2016年出版的显示山西青年一代批评家实力的《新锐批评家丛书》，都还只有山西本土阶段性展示与总结的意义。

刘媛媛：四位老师从不同侧面把这个问题谈得很透彻了，学文老师从宏观回顾到未来展望给我们以信心，占平老师的亲历更有说服力，段老师对山西近现代批评的进一步挖掘令人期待，傅老师开阔的视野让我们从纵向和横向需找差距和出路，可以说切中要害，对于当下的山西文学批评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建设意义。从目前的现状看，不仅山西，放眼全国，许多人都觉得尖锐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越来越少，学术含量高、有重大理论突破的评论更是少见，几位老师觉得当前文学评论较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主要的成就和问题在哪儿?

段崇轩：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我是从新时期文学初期的1978年开始文学评论写作的，整个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可以说创新不断、风清气正。到90年代之后，文学评论队伍壮大了，报刊版面增多了，文章数量飙升了，学术环境改善了，但批评却“变异”了。文学批评越来越受到社会、文坛的质疑、诟病。当然，扎扎实实的建设、积累，也是有目共睹的，可存在的问题也是严重的。我觉得最突出的问题是批评的“江湖化”、“赞颂化”，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宣传、一种工具。我们山西的文学评论家，文风总体上还是纯正的，大家还是很努力的。但功利化、人情化、圈子化等现象还是有的。我一直在会议上、微信群里，倡导文学批评的学术性，抵制各种各样的诱惑、侵蚀，年长的评论家们也积极呼应，应该说效果还是有的。省作协2009年成立了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至今十几年了，想一想还真做了不少工作，创造了一种健康、向上的评论氛围。现在我们所以能有一种蓬勃旺盛的评论势头，一批更年轻的评论家茁壮成长，与文学评论委员会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刘媛媛：确实如此，我们的评论群里段老师是最热心的，总是第一时间发布大家的作品，以及文坛上的新动向，分享好的文章，这也是一种引领。

杜学文：就目前的评论来说，总体看还是比较活跃的。首先是年轻一代评论家在崛起。他们的视野、艺术感觉都很好。其次是各种相关活动比较多，大家有了更多的交流平台。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真话的问题，对创作的引导问题，人情与利益的考虑等问题。改进与提升评论的成效，首先是文化环境的问题。一方面是物质对文化的挤压，文化的独立价值、根本性意义被社会漠视。很多人，特别是有决定权、话语权的人对文化的重要性缺乏起码的认知，即使谈文化也往往从产业的角度、拉动经济的手段等方面来说话。但是，文化，以及由此决定的价值观、方法论，对人素养的提升等被严重地忽视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经济效益的理论与评论当然被遮蔽，提不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是文化自身的僵化。对传统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东西缺乏认知；对外来的东西盲目追崇，缺乏辩证；对现实生活没有敏感度，既不了解时代的变化，也不体察文化，特别是文学自身的变化，提不出新思想，也缺乏新视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评论的焦虑，娱乐性评介，特别是所谓“娱记”为宣传某种作品而热衷的非艺术性介绍，由于其具备非常突出的“抓眼球”功能，挤压了评论。自媒体的发展也从某种程度上对评论产生了影响，它们鲜活的、满足普通读者文化消费欲望的表达手法使讲究逻辑性、学理性的评论应对失措。

傅书华：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近些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主要问题是文学批评文章的思想含量越来越稀薄，甚至几近于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界包括艺术批评界的辉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站在了其时思想界的前沿，这当然与时代的转型相关。九十年代之后，用李泽厚的话说，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自然有其深刻原因，但也不能不说，这其中是存在某种危机的，那就是如邓晓芒教授所说：学界用学术性掩盖自己思想的缺血与贫瘠。而在文学批评界，甚至连学术性也日益淡化了。我举山西几个例子：中国一向文史哲不分。近些年来，国内民间史学的成就高于文学，在山西，继承山西文史不分的文学纪实传统，以周宗奇、陈为人、毕星星、赵瑜、鲁顺民、黄风等为代表的一批“史性”纪实文学写作，在中国“风景这边更好”，但山西批评界鲜有及时的应对。对赵树理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引入新的思想资源，导致对山西今日的乡土写作，不能提出新的深刻意见。还有，对张平的政治文化小说，不能从对政治性与文学性关系的重新的深刻认识出发，做出新的判断，致使文学远离社会问题公众生活有了体面的遁所。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陌生，也使得不知山西这黄土地上曾经盛开的女性文学之花美在何处，一任其自生自灭。如此等等，其实，问题是存在的，不存在的是对问题的研究。

刘媛媛：这恐怕有一个国内的整体大环境，就是学文老师说的文化环境，还有一个就是小环境，我们山西又处于国内文化资源相对贫乏落后的位置，包括高校内部的学术研究。

杜学文：外部环境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问题还是评论自身。这里我主要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评论的独立性问题，一是评论的建设性问题。

所谓评论的独立性，并不是说评论可以自立于生活、创作之外，而是说评论有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虽然评论要从作品出发，但并不是要简单地向读者介绍作品的情节、人物与特色，而是要讨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以及可能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价值。评论家是站在作品之上讨论问题的人，而不是跟在作品之后复述作品的人。只有从作品中发现那些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外在的社会生活、内在的精神生活有意义的东西，才能够完成评论的使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评论是独立于作品的，而不是附着于作品的。它尤其不是作品的注脚。

所谓评论的建设性，就是说从事评论工作的人要善于从众多的作品当中发现文学创作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并对其进行立足于艺术价值之上的社会评判。评论不是社会学著作，而是审美行为。尽管评论可能会涉及到许多社会现象，有些甚至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它的出发点仍然是审美，是从审美的层面来讨论问题的。否则将会消泯作品的艺术性。所谓社会评判，并不是说要把文学评论转化为社会学评论，而是说，即使是讨论艺术问题、审美问题，仍然难以脱离社会生活。其最终目的仍然是改善社会，促进社会的构成细胞——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的净化与提升、价值选择的崇高与有益。它还是要回到社会之中。否则就会成为脱离社会生活的孤立的文学，或者说缺少社会血脉的形式主义存在。当文学疏离社会生活时，生活也将疏离文学。评论的建设性就是强调，从审美理论的层面给文学创作以理论的滋养、引导，它是高于创作现象的劳动——不是说评论比创作高明，而是说它是对创作现象高度抽象与概括之后的思想结晶。因而，评论应该从丰富的创作实践中抽象出某种趋势、现象、概念，以解决创作所遇到的问题。

如果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论相比，我以为首先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成就。我们也不可能期望不同的时代都呈现出同样的批评样态。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目前的批评，应该说话语多了，话题少了；具象的解读多了，概括性的提炼、总结少了；附着性的状态很普遍，有独立意识的构建性努力远远不够。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以为还是要解决好评论的独立性与建设性的问题。

杨占平：也必须注意到时代的变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内因和外因的趋使下，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那种一个作家靠一篇（部）作品走红、全民都在关注文学的景观，已经淡化，许多作家体会到了一种失落感。如此，批评必然会受到触动。面对失去了轰动效应的创作，批评又能有多大作为呢？正合了那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就是说，没有了小说家、诗人的探索热情，没有了多少引人瞩目的作品，没有了大众对文学的关注，你批评家去评论什么？引导什么？失去了对象，只玩“空手道”，批评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了多久的。从批评家自身的知识积累方面看，经过一段时期的超常使用，需要一个补充的过程。从事文学批评跟做其他知识性工作一样，必须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才能胜任。如果只付出不充实，或者付出多充实少，肯定会出现才思枯竭、难以创新、重复别人、重复自己的现象。具体表现就是：不管评论哪一个作家或者哪一部作品，总是一个模式；研究文学理论问题和文学史规律，总是一种套路；所使用的叙述方式和批评语言习惯，总是难有新意。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秩序向规范化发展，文学逐步回归到了自己的应有位置，批评也逐渐从尴尬境地走出来了。眼下，作家把自己的写作当作一种职业或者爱好的方式，写得相对轻松；批评家也随之放松了心态，在解决了自身知识积累和生存问题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研究和评论，个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应当说，当下的文学批评已经进入相对宽松环境，对成熟的批评家是出成果的时候，对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是有益的。

刘媛媛：占平老师的乐观让我们感到一丝轻松，在当下这样大变革的时代，确实会让人迷茫彷徨，但终究是要向前走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影响，我们身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大变革时代，技术革命带来的变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到各个领域，文学创作面临着革新和创新，比如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主旋律与个体表达的关系、乡土题材地域差异的文本再现等等，批评与创作是互生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评论又该何去何从呢？

杨占平：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各有特点各具风格。我在多年的研究和写作中，逐步形成并一直坚持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批评要有独创性。我以为，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研究，作为一种讲求逻辑推理性的思维活动，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已经从过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维逐步向逆向性思维转化，因为，这种思维是通过对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反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个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与众不同却具有创见性的结论来。这种研究用独到的眼光，评判、分析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各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蕴含成份，对公认和传统的结论提出怀疑，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是如此，才能体现出研究者的独创性来。其次是批评要有真情实感。我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感到，当今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研究，存在一种浮躁现象，有些人从事文学批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到某种学位证书或专业职称，很少去发掘课题的深层次意义。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些批评家缺乏真诚的感情。面对作家作品，面对一种文学思潮，批评家应当用真诚的感情去研究，没有付出真诚感情的研究者，其文章也只能是精神涣散的体现，枯燥文字的堆积。批评家只有具备了真诚的感受，才能写出真正有见地有思想的文章来。第三是研究一定要立足现实。应当说，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批评家价值的尺度。强调现实性，并不是说一定要研究表现当下人们生活的作家作品才是现实性，不管你研究哪个作家作品，只要能用现在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艺术标准去评判，并且能得出独到的看法或结论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可以说是具有现实性了。

杜学文：如果说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影响，还不如说文学是时代的产儿。尽管有的作品并没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从文学整体来看，仍然是时代孕育的结果，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技术革命等产生的影响。人类社会的技术革命一直在进行，目前的互联网是一次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与认知方式的重大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不过，作为作家或评论家而言，首先要讨论的是一定时代的本质性问题。如果我们抓不住这种问题，或者对之缺乏深刻的认知，也会对我们的思考与创作产生影响，而文学理论与评论担负着破解现实谜题的重任。

首先，理论与评论是否对社会生活的变革保持了敏锐的感觉？是不是意识到在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刻，对文学及其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我们回顾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代的文学理论之所以产生影响，均与其解决现实的时代问题有关。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狄德罗等最主要的贡献是借用东方文化来改变西方神权主义的控制，为欧洲的变革发展呐喊。浪漫主义的兴盛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现实主义的广泛流播则是人们发现了资本“秘密”之后形成的创作思潮。当资本对社会的控制日见强化，对人的异化不断加深，对自然的消耗引发严重的危机后，抵抗“现代”的现代派成为最重要的创作思潮。

其次，在中国面对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时，理论是否具备了清醒的认知。中国是如何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原始积累的？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有什么不同的文化属性？落后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又表现出怎样的复杂性？广阔地域的差异性、互补性特点，快速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发展变革与具有长期稳定性的精神文化心理模式之间的错位等等。如果从事文学理论与评论，对这些问题还是要有深入研究的。尽管文学理论与评论并不是直接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但并不等于可以不去思考了解这些问题。

再次，在这样的时代变迁中，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原有的以家庭、家族、故乡为支点的人生认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以来的以单位、组织为依托的人生认知也发生了改变。那么，每一个个体的人如何在社会中确定自己的存在呢？曾经拥有的归属感被什么替代？相比过去曾经的依靠各种归属如家庭、老乡、同学、战友等人际关系而形成的陌生的熟人，现在已经转变为熟悉的陌生人了吗？曾经非常重要的伦理关系、亲情关系、爱情关系，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淡化、消失了呢？人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个人的成功，还是家国的情怀？是物质的占有还是精神的满足？这些都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文学当然不能回避。

还有一个非常“文学”的问题就是，文学理论与评论要为当下的创作提供思想启迪、审美引领。这就是说，希望文学能够有不同于既有的方法、样式、手段来表现这个时代。它可能是在以往既有的各种传统努力之上的一种新变，是在吸纳接受许多新的外来的表现手法、艺术思潮之后的融合转化，是对现实具有针对性的能够解决面临问题的创造。单纯地固守传统，可能难以适应时代；简单地模仿别人将会失去自身；而没有现实意义的一切企图将失去生命力。传统、时代、现实，这三者的融合新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与评论应该有这种探索、引领的自觉性。

刘媛媛：这种宏观的思考确实非常需要，也是对当前从事文学批评者非常重要的启示，没有这种视野和思考深度，文学批评可能会流于肤浅和表面。

傅书华：我想具体谈谈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缺失与在当今中国的迫切性问题。在我看来，除了五四时代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界几乎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近七八十年来国内所谓的关于文学现实主义的论争，基本上是围绕着红色古典主义的论争，你如果一定要把红色古典主义认定为现实主义，那也只能说是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或者是特定时空内的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其根本区别在于，是以被冠以“阶级”“新旧”“文化”等等名分的群体之人作价值本位，还是以个体生命作价值本位。西式现实主义发生自以经济来结构社会对以伦理来结构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之后的价值动荡之中，经过以“个体生命”为至高无上之价值尺度的浪漫主义洗礼之后，其立足点是以“个体生命”为价值本位来批判资本经济对其的损害。无论从今日中国以经济来结构社会对以伦理来结构社会产生巨大冲击的社会转型这种时代性价值动荡来说，或从今日中国市场经济导致中国全民性自觉或不自觉的“个体生命”意识觉醒来说，抑或从市场经济、传统伦理结构对个体生命的损害来说，西式经典现实主义的文学结构与当下中国的文学结构都有着极强的对应性。犹如市场经济是不能跨越、逾越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样，现在的中国文学界，还远远谈不到超越现实主义，而是要重新认识并回到现实主义。其主要借鉴的文学传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从诗经途经汉乐府、小李杜、柳永直达《红楼梦》的民间价值谱系，是鲁迅、老舍、张爱玲、梁实秋、赵树理的现代个体生命价值谱系，是西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段崇轩：山西一直在倡导现实主义创作，这已成为一种传统。怎样表现出更宏大、更深入、更微妙的现实生活来，这确实是一个创作的关键问题。对作家而言，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深入广泛地了解和熟悉现实生活。当下的现实生活与既往的八九十年代生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作家不去既广且深地了解体验生活，你就无法表现出当下生活。二是深刻洞察和把握现实生活。生活是一种现象、一种素材，没有思想洞察力就很难表现它。现在的不少作家，思想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或者说就没有思想，怎么能深刻、准确地表现出现实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来呢？但山西在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压抑了其他主义的文学，譬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到今天，本是一种多元共生的态势。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其他主义，是在一种比较、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只强调、倡导一种主义的文学，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而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从某种角度看，已呈现出落后、保守的一面，不进行改造、革新，它就会衰落下去。融合其他表现方法和手法，譬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等，譬如民间文艺、网络文学、非虚构以及其他艺术手法等等，它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机和力量。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倡导现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的思想、审美、技法等。很多杰出的作家，如王安忆、韩少功、毕飞宇等，走的都是这样的路。

关于乡土题材文学，这些年很少讨论了。越是城市化文学，越没有地域文学特色。乡土文学的衰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也越是现代化社会，人们越怀念乡土、乡村。当下的乡土文学怎样写？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按照“山药蛋派”的写法肯定不行，按照“晋军作家”的写法大概也不行。我们只能汲取他们创作中的一种精神、一种格调了。葛水平、王保忠、杨遥这些年在乡土小说的探索上，有哪些经验和不足，我们还没有总结、梳理。我希望山西的青年作家，能在这一领域开辟出一片广阔、独特的世界来。

刘媛媛：确实是这样，对于年轻一代，“乡土”被“漂泊”取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也让更多的人无乡可思。互联网不仅打破了空间界限，也打破了不同场域的边界，我们现在很难再坚持纯粹的文本批评，影视与文本互相渗透参照，成了当下创作的趋势，文学现在需要借助更符合大众传播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而评论似乎很难这样做，评论本身就是思想和学术的集合，问题是坚持纯粹的学术立场，强调学术化保持学院派的严谨规范，可能会使评论越来越成为象牙塔里的小众话语，离大众越来越远，甚至成为新的“八股文”，从而丧失了批评引导读者提升阅读水平的另一层功用，几位老师对此怎么看？

杜学文：首先，我认为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评论。学院派那种形式的评论也很需要，有其存在的客观要求，它对提升评论的理论思维、论证的逻辑性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强调学术化并不是只有学院派，学院派也不一定就具备学术化。学术不是学院的专利。但就我个人而言，可能更喜欢那种相对自由、形式活泼、带有批评者个人情感色彩的批评。无论如何，评论不能单一化。评论必须丰富多彩——形式的、风格的、方法的等等。

互联网的出现的确改变了我们的文化生态，评论也不例外。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降低了评论的门槛，使那些缺少或没有专业训练的人也有可能就创作发声。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它只是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并不等于降低了评论的品格。事实是它极大地丰富了评论的可能性。一方面它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活跃地就创作现象进行交流，另一方面也促使从事理论与评论的人们思考，如何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被更多、更广泛的读者接受。从这个方面来看，其意义是积极的。

傅书华：我觉得，文学批评界还是更多地为现有体制所制约所支持，在这种现状下，形成了我们文学批评的一些固化观念，似乎只有刊发在文学批评刊物、文学杂志或者学术杂志上的文学批评文字，才是文学批评。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许多是以点评方式出现，五四时代的文学批评，许多也都长短不一地刊发在各类报纸的专栏，伴随着现代文化生活形态的丰富，系统性的长篇大论式的文学批评固然依然存在，但文学批评走进各类新媒体自媒体，可能也只是迟早的事。

刘媛媛：目前很多自媒体就有了类似书评，成为引流的一个手段。但是对于很多专业评论家来说，受体制内各种评价标准的制约，很无奈。

杨占平：人们常说，评论和创作是文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健康的高水平的文学评论，就难以有创作的不断提升。评论家通过对作家与作品的解剖、分析、判断，通过对与作家作品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探讨，实质上是参与到了整个文学创作中，并构成强有力的一环。因此，创作与评论是相辅相成、共同存在的关系，没有哪个高明哪个低下之分，更不是所谓评论是吃创作饭的偏见。就国内和省内目前的文学批评状况，我认为，伴随着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演变，评论也已趋向多元化。文学创作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方式，与社会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评论也不例外。三十多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文化素养，都发生了遽变，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艺术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样，文学批评自然不能仍旧固守陈规，在评判作品的价值时，在分析作家的艺术风格时，在研究创作倾向时，都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一了。

段崇轩：文学进入一个“泛化”时代，文学批评也进入一个“泛化”时代。可以称为“泛化文学”或“泛化批评”。所谓“泛化”就是指正在“泛滥化”“大众化”。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走向市场、走向大众，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而是我们为之努力的，但存在很多问题。就是说，文学在这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失去了它的纯正、精英品格，侵入了世俗、通俗的特性。它走向了广大读者，有了社会效应。譬如文学批评，过去发表在纯文学期刊、报纸上，读者很少，就被束之高阁了。现在报刊发表后，又在公众号推出微信版，图文并茂，严肃的文学批评有了数百数千读者，还有读者留言互动。这无论如何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解放、一种“下沉”。但这样一来，文学作品就要努力迎合读者的需要，文学批评就要注意读者的趣味。文学的世俗化甚至媚俗化就在所难免了。我的观点是：在一个物质化、世俗化时代，文学包括文学批评，一方面要走向社会、读者，另一方面一定要坚守精英立场、坚守启蒙思想。怎样像赵树理、老舍一样，创造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应该是摆在作家批评家面前的一项“使命”。

刘：这确实是摆在每一个评论家面前的难题，既要保有学术性，还要兼顾可读性。其实大家也在努力探索，包括作协也用各种方式提升评论的创作质量。山西作协继推出签约作家后又开创性地推出了签约评论家，目前已经有两届签约评论家，这种形式对激励评论的创作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山西文学批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形成高校、媒体、作协三大板块的主要格局，年龄梯队合理，特别是来自高校的一大批年轻博士教授，还有媒体、作协队伍里的年轻评论家正逐渐崭露头角，令人瞩目，应该说从人才储备上具备了开启“晋派批评”的实力。从目前看要在国内打出“晋派评论”，我们还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

傅书华：新时期的山西文学批评，一向是以作家协会为主体，不似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是其重要甚至主要的力量。只是最近几年，山西高校才出现了以文学博士、教授为主体的青年文学批评群体。这自然是好事，有望使山西的文学批评增强学术深度学理力量，但我很担心他们为高校现行的学术考核所束缚，不能更多地投身于文学批评现场。我倒是建议太原师范学院的薛晋文、白杰他们，加强与山西作协的合作，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山西文学批评的平台。我曾经担任过太原师院的文学院长，我知道，这样容易打破文学院各学科均衡发展的成规，引火烧身，所以，我当时畏惧不前。但是，专业要发展，就一定要打造自己不同于国内其它高校的“人无我有”的特色，而与山西作协合作，突出文学批评，是一条捷径。而现在，现实条件也具备，仅用四位老师之力，即与太原文联合作完成了《太原文学史》就是一个实例。但我这建议，有点自己怕上断头台而鼓励别人上刑场的味道。至于说到“晋派批评”我是觉得，青年一代批评家心中有这样一个目标是好的，但现在，还是以作扎扎实实的努力为好，齐心协力，互相激发，提出几个有影响力的话题，譬如“重返八十年代”之类；解决几个真问题，譬如文学批评中的“过度阐释”之类；挑起几场真刀实枪的争论，譬如邓晓芒对刘小枫、王彬彬对汪晖的批评之类；出版一套有影响的文丛，如《“80后”批评家文丛》之类。山西作协曾经组织以青年批评家为主体的批评队伍，就文学界重大的时代性命题进行集中研讨，但距预期目标较远。这其中，有写作者对于命题理解的偏狭，有把握时代命脉的不足，但这种努力及其方式，却是应该给以肯定的。还有，作为批评流派的推出，特质的形成如京派、海派、七月派、语丝派、现代评论派等等，要优于地域的命名。

刘媛媛：傅老师总是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您提出的思路太有建设性了，太原师院要是不快点下手，恐怕就要花落别家了。看来傅老师是对“晋派批评”的命名有所顾虑。

段崇轩：“晋派批评”这一说法，大约是2018年省作协在贾家庄召开文学课题讨论会上，大家在无意中提出的。随后我在微信群中还建了一个“晋派批评”群，邀集几位评论家想探讨一下，但没有展开。前一段评论家张陵在一篇文章中，顺便提到“晋派批评”。不久之前，有年轻学人在《山西日报》发表文章，算是正式把这一提法公诸于世了。此外，我们在微信群的讨论中，也多次说到“晋派批评”话题。尽管“晋派批评”有呼之欲出之感，但我认为“晋派批评”还没有产生，打这个旗号不会有人认可。称之为“×派批评”，不是有几个新人，发几篇文章，就能立足的。它需要有历史，即在比较长的历史内（譬如现当代文学历史），有几位在全国举足轻重的人物；需要活跃的人物和厚重的成果，即在同一时期内有几位实力较强的评论家写出几部高质量的作品；需要有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即有几位评论家学术思想和风格较为接近，打过几场“硬仗”，有一支梯队较为合理的评论家队伍。没有这样几条，怎么能称“晋派批评”呢？现在，文坛上似乎只有“闽派批评”“海派批评”“粤派批评”等，名声也不大响亮。而“京派”“苏派”“陕派”等好像还没打出旗号。当然，大家有“晋派”这个意识、目标，总是好事。我们可以作为一种“理想”去努力。我对山西文学、山西文学批评甚至中国文学，不大乐观。但依然寄希望于将来，寄希望于青年。现在，山西年轻评论家的势头不错，思想活跃，写作勤奋，作品数量不少。譬如薛晋文的影视文学研究，崔昕平的儿童文学研究，金春平的西部文学研究，吴言的科幻文学研究，刘芳坤的“文革”文学研究，王朝军的当下作家作品评论等等，都有所建树，有一定影响。但怎样使自己的文学研究更有思想、特色，更有学术、价值，还需要继续探索、努力。

杨占平：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理想的文学批评当然是既要有“作协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又要有“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还要有“媒体派批评”的及时跟进和敏锐判断。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文学批评也难以达到这种理想化程度。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一种形式的批评，都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局限，切实做到有理有据，把握住所评作家或作品的核心问题，真正起到引导创作的作用，评论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不管是“作协派批评”，还是“学院派批评”，或者是“媒体派批评”，都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不过是表达方法和写作习惯不同而已。其实，这些批评方式，都有着一种互补的成份。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成败，或者一部作品的水平高低，各样批评都从自身特点出发，从不同角度评析作家作品，这样，对于所评作家或作品乃至整个文学，都是有益的。

杜学文：谈到山西的评论队伍，最令人欣慰的就是年轻一代评论家的涌现，使我们感到后继有人。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受到希望呢？这些年，大家持续努力，举办各种培训班，实施签约评论家制度，组织力量集体攻关，鼓励大家开展研究，新人在成长，活跃度不断增强。这是事实。就我们年轻一代评论家的创作言，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追求。首先是他们拥有某一专业领域较大的话语权。其次是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个人特色，或者说风格。再次是，他们对创作现象比较敏感，反应也很及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他们的学养积累、创作方法、话语体系都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完全没有被既有的常规所限制。

至于说“晋派批评”，我以为至少有这样两重含义。一种是作为一种地域性批评活动的概括。肯定山西有很多批评家，出现了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等。这是一种泛指。另一种是具有比较严格的学术意义的指涉。它应该具备这样几方面的条件。首先是有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其次是针对创作，以及理论构建的现实有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及评论成果；再次是其构成要有相对来说比较多的理论家或批评家出现。此外，也许这样说有点苛刻，就是他们应该具有某种批评的“一致性”——风格的，话题的，方向的，方法的等等。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分析。也可能是综合了以上许多特点的批评现象。但无论如何，我们并不是为“派”而“派”，而是为了推动创作，促进繁荣。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否称“派”，都需要出优秀之人才、优秀之作品。否则什么都谈不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我修养；努力创作关注文学现实、具有理论引导意义的作品；努力进入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潮之中，把自己的劳动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融汇起来，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