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音乐课

小学教我音乐课的老师姓汪，是个老太太。不过，小孩子的眼睛常常看不准，因为自己太小，容易把比自己大许多的大人都看成老人。

她很胖，个子不高，但面容白皙，长得很好看，是那种家境很好又很会保养的人，这在全校老师中很是显眼。不过，这也是我自以为是的猜测。

那时，我们学校有一架脚踏式风琴，每次上音乐课，几个同学把它搬到教室里来。汪老师用脚踩着风琴的踏板，用手弹着风琴的琴键，张着圆圆的嘴巴，教我们唱歌，她先唱一句，再让我们跟着她唱一句。我们摇头晃脑唱歌的样子，比在别的课堂上，更像孩子。风琴，在一节音乐课上，几乎始终不停地响着，如果不是有同学在说话或做小动作，汪老师是不会停下她的风琴的。风琴，是她的宠物，让她爱不释手，总有好听的音符，像啁啾鸣叫的小鸟，从风琴里飞出来。

小学音乐课上，汪老师教我们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印象最深，至今难忘。它应该算是汪老师的拿手好戏，也应该是我的童年之歌。

这首歌确实好听，汪老师也确实教得好，她教我们唱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感情。怎么才叫作带着感情呢？比如唱头一句“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一定要像真的看见有这么美好的月亮在你面前轻轻飘动；唱“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你眼前一定要出现这样的情景，真的得有风雪打在身上特别寒冷的感觉，真的看见妈妈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冻得浑身打战的样子。你的眼前有这样的画面，你唱得才会带有感情。

当然，离开小学已经60多年了，这不是汪老师的原话，但意思是没有错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唱歌怎么才能带有感情的解释，让我信服，感到新鲜。如果说这也能算是艺术启蒙的话，正是汪老师通过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最早引我进入艺术殿堂。

或许正因为如此，汪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我特别爱上她的音乐课，甚至有时会故意讨好她，比如和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去抬风琴。我讨好汪老师的一大原因，是学校大合唱要参加全区会演，唱的就是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要有一个男声领唱，我非常想当这个领唱。平常，我唱歌挺好的，汪老师也常常夸我唱得不错。听说参加全区会演的消息，我厚着脸皮，向汪老师请求。汪老师一个劲儿点头，说：你唱得不错，尤其能带着感情唱！然后，抚摸着我的头非常肯定地说，好！就由你来领唱！放学后，她让我到她的办公室吃小灶，一边弹风琴，一边辅导我唱这首歌。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白莲花般的月亮出来了。

我觉得我当这个领唱手拿把掐了，全班同学也都认为这个领唱非我莫属。那时候，小学四年级的小孩子，虚荣心和自尊心一起膨胀，在全区会演的舞台上，站在合唱队的前面领唱，那得是多么风光啊！那可是大礼堂的正规舞台，不是我们学校的领操台呀，而且，是对着麦克风唱，我们学校没有麦克风，从麦克风传出去的声音，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新奇，多么的有诱惑力。

谁想到，最后领唱的不是我，是同年级另一个班上的男生，带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男生居然也姓肖。我小学里唯一露脸的机会失去了。我始终不明白，汪老师明明允诺我了，为什么最后闪了我一把？而且没有对我说一句解释的话，好像大人决定的事情，可以不必和孩子商量，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可以是大人随意推拉的抽屉，或者像汪老师的风琴，随便变换手指，都可以弹出她想要的曲子。

上中学以后，一次小学同学聚会，一个同学告诉我那次领唱临时换人，不是汪老师的主意，是校长的决定。但是从那次大合唱以后，上音乐课，我再没有以前的兴致勃勃。在校园里，见了汪老师，也都远远地躲着走。

美术课

美术课，小学就有，但我对美术课感兴趣，是从初中时起。我已经忘记了教美术课的老师姓什么了，她是代课老师，40来岁，不苟言笑，总是很严肃的样子，比刷了一脸糨糊板正的班主任老师还显得严厉。

中学有专门的美术教室，软硬件都很齐全，每人一把右边带拐弯的木椅子，是专门为美术教室定做的，方便一边听课一边画画。每次上美术课时，每人一张图画纸，在上面画。偶尔，老师教我们照石膏像写生；有时老师也会拿来她自己画的一张画，让我们照葫芦画瓢。大多时候，是布置一个题目，让我们随意画，当场画完，交给老师，下次上课时，老师发下来，上面有老师的评分。她也不讲评，只是让我们画。

美术课是副科，大家都不太重视，但我还是很期待的，因为那时候我喜欢画画。我写过一篇作文《一幅画像》，还曾经在北京市少年儿童作文比赛中获奖，里面写的就是我上数学课画画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画画最好，他们都拜画家吴镜汀为师，放学之后，常到吴镜汀家学画，然后第二天到学校来和我白话。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喜欢涂涂抹抹，虽然赶不上他们二位画得那样好，但还画得有点儿模样吧。当然，这只是我自己这样觉得，所谓敝帚自珍吧。

可气的是，美术课作业，老师给我判的分最高只是“良”，一次“优”也没有。那时候，少年气盛，争强好胜，也因为每学年评优良奖章，要求期末所有科目评分必须要在“良”以上，所以，我非常想画好，哪怕只是争取得到一个“优”也好。而每次发下作业，看到自己的画上面，老师给我的不是“中”就是“良”，很让我丧气，又很不服气，特别想找老师理论理论。但一想到她那张总是绷着糨糊的脸，就泄了气。

那时候，我各科的学习成绩都好，唯独美术课拉了后腿。现实残酷，让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没有“优”就没有吧，就希望“良”多一点儿而“中”少一点儿，就念佛了。到期末，这位老师总评分能够发慈悲给我个“良”，不耽误评优良奖章就行了。不过，说句心里话，每次发下作业，看到上面的评分，再看看老师那张冰冷的脸，都让我提心吊胆，心总是小把儿地紧攥着，似乎感到自己的小命是掌握在这美术老师手心里的。

没有想到，初一这一年成绩册发下来，我打开一看，美术课一栏，给我的总评分是“良”。一直提到嗓子眼儿的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进肚子里了。想想这位美术老师，还是挺善解人意的，起码懂得我的心思。再想想她那一张绷满糨糊的脸，也不觉得那么冷若冰霜了。

初二开学第一节美术课，站在美术教室门口的，是一位高高个子的男老师，姓邓，是正式从美专学院调进来的美术老师。那位女老师，不再代课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体育课

我读大学是1978年，那一年，我31岁。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次招生。我们班上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有应届中学毕业生，比我小许多的，也有比我年纪还大的，可谓爷爷孙子一锅烩。长着青春痘的和一脸沧桑的，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老师看了，都觉得怪怪的。

年纪大，不耽误上各种专业文化课，而且，上这样的课，年纪还占着便宜，因为以前读的书多些，理解力会强些，作业完成得也会相应好些。唯独一门课，让年纪大的头疼，便是体育课。偏偏教我们体育课的张老师，是个上课极其认真严格的老师。

我们的体育课很正规，球类、投掷、跳箱跳马、垫上运动、单双杠、中长跑......应有尽有。夏天，到什刹海游泳；冬天，到北海滑冰。从不让你闲着。而且，不是单纯玩玩的，每一项结束，都要进行测验，记录下你的分数，登记在你的期末学习成绩册上。

这些运动项目，对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对上点儿年纪的人，老胳膊老腿的，还真是不那么容易通过。我从小算是爱体育运动，很多项目勉强能过关。但从来没有穿过冰鞋滑过冰，第一次惴惴不安地上冰，居然一下就会滑了，并没有想象中的跌跤露丑。

不过，班上有几位和我年纪差不多的老龄同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别说滑冰、游泳根本不行，就是其他的项目，也常常闹出笑话。最有意思的是，一次练习跳箱，一个同学双手按着跳箱一端，使劲儿使大发了，竟然一把把跳箱盖推走，自己整个身子一下子掉进跳箱里面了。另一次练习投手榴弹，一位同学助跑之后，把手榴弹投出去，手榴弹不是向前，而是匪夷所思地在他的身后飞落。上一次跳马让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一次可是吓得站在后面等待投手榴弹的同学一片惊叫，如鸟兽散。

从小学开始就有体育课，体育课上得如此惊心动魄，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看到张老师站在一旁，不动声色，一句话不说。大概也是哭笑不得，不知该对我们这帮学生说什么才好。

有好几位年纪大的同学悄悄指责张老师，说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是小青年，体育课不是什么正经的课，对付对付算了，干吗还这么认真严格，难道还要把我们培养成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不可？也有人嘲讽张老师，说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上体育课，好不容易他又能上体育课了，还不得拿咱们练练手，过过瘾！

这样的话，可不敢让张老师听见。戏剧学院里排座次的话，表演、导演、舞美和戏文分列前后，其中学习的科目众多，体育课大概是要排在末端的。但是，张老师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一直认为体育课是整个学院的顶端，没有好身体，你再大的本事也是玩完。在他的体育课上，他始终如一位将军威武壮烈站在那里，赛过再有名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我在戏剧学院读书四年，教书两年，认识很多教学认真严格的老师，张老师的认真严格中有种其他老师没有的茛劲儿，或者叫作轴劲儿，是让我最难忘的。

最难忘的是，四年之后我们大学毕业之际，体育课的考试是1500米长跑。没有选择别的项目，是张老师对我们的宽容和体恤，甭管你跑多慢，只要坚持跑下来，就算成绩合格。

那时候，我的同学、后来有名的作家陆星儿正巧要生小孩，没办法参加这1500米长跑考试。大家心想张老师还不通融一下，好歹给个成绩，让陆星儿毕业得了。谁知道张老师毫不通融，坚持要陆星儿生完孩子回来补考。实在没有办法，陆星儿只好生完孩子恢复身体之后，回到学院找张老师补考。我们毕业是在夏天，陆星儿回来补课是一个学期之后的寒假了。每一次想到陆星儿独自一个人，顶着寒风，从学院大门口，绕到圆圆寺前街，再顺着宽街跑到棉花胡同，跑到学院大门口，我都会想起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时独一无二的体育课。

当然，也会想起张老师。陆星儿独自一人长跑的时候，他也是独自一人，站在我们学院的大门前，手里掐着计时的秒表，等着陆星儿跑回来。他们一样顶着38年前冬天的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