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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盛开在上海的欲望记忆里

来源:文汇报 |  柳青  2020年08月06日08:42

“我是阿宝,长远不见。”扮演“宝总”的胡歌在电视剧《繁花》的预告片花里说出这句话,多少观众的一颗心落定,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由王家卫监制、导演的电视剧确定近期开拍,这一刻,书迷影迷都“等了长远”。

金宇澄的小说里,1990年代的记忆呼啸而来,如学者张屏瑾形容,“听到一声发令枪响,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不可估量的人生尽头。”小说文本的想象所及之处,是30年前充满烟火气息的市井,影像化的改编要重建那些存在过的“海上繁花”,所以剧集尚未开机,剧组先在上海市民中征起旧物。“掼出去的浪头,压箱底的今朝”,自民间收集而来的旧物带着隐秘的私家记忆,生动地呼应着作家的修辞,“花瓣散落余馨,与土地发出郁热气息。”

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欲望和奋斗都是坦然的

1984年,金宇澄结婚,设宴上海文史馆食堂,新娘子的喜服是亲戚从国外带回的红色开襟连衣裙,款式简洁,剪裁线条大气,温暖明亮的朱红色,喜气也洋气。28年后,昔日文艺青年金先生成了年轻作家们尊敬的“老金”,写成《繁花》。又过8年,为了同名电视剧拍摄,他拿出压箱底的结婚礼服。

时光倒流三十年,上海的凡夫俗子们个个撸着袖子加油干,相信“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梦想,那时的底色,真是一片热情高涨的红色。

1985年,靳羽西为了拍摄《改变中的中国》这档节目,第一次来到上海,当时她的身份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之后,上海举办首届国际电视节,“邀请几十个国家的电视人到这里,电视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上海这座城市敢想敢闯的精气神就此给她留下深刻印象。1993年,她在友人的鼓动下决定“去上海做生意”,丈夫听说她要做化妆品时,惊呆了:“那里没人用化妆品,你卖给谁啊!”而靳羽西气定神闲:“他们现在不用,不等于以后不用。”如她所预料的,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开放之路,总是越走越宽,经济腾飞带动了审美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在南昌路长大的麦女士看着东方明珠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地造起,她在老卢湾的黄金地段开起饭店。她像《繁花》里的李李,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有几个类似“宝总”的能照顾她生意的蓝颜,也能顶着烫了一半的头发到店里应付砸场混混。比起李李心底凄厉黑暗的秘密,现实中的麦女士活出烈火烹油的闹猛生气,拿得起放得下,在店里能紧盯油腻的后厨,卸掉老板娘的工作就出入锦江饭店买最华丽的衫,当年的“九江路精品一条街”落她眼里是“南方一麻袋一麻袋来的货色”,“顶多去复兴路菜场穿穿”。陈先生记得1980年代谈恋爱那会儿,因为烫卷毛、穿太子裤,他被调侃是“时髦小香港”。他的阿姨给他带回的名牌真丝领带,一根领带的价格抵一件皮夹克,他戴着大面积艳色的领带去希尔顿酒店喝咖啡,一杯咖啡要价50外汇券。如今他老了,翻出旧领带与儿子说风流往事,儿子却嘀咕:“太妖了。”

在那个物质和欲望的闸门乍开的年代,闹哄哄的一团,缤纷杂乱的色彩因为热腾腾的生活温度而不显俗气,“奋斗和放纵都是理直气壮的”。金宇澄把这些纷纷乱乱写进《繁花》,有阿宝与李李心意相通的一点温存,也有汪小姐和徐总在酒局中的油腻荒唐,作家不给出高高在上的价值高下判断或社会批判,他赋予这些断章以诗的意义:“人生是这样乱,这样无序,在城市生活中,在读者经验中,实在太多了,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真情实景,因此无意义就有了意义……”

一瓶时间酿的酒,到了该开瓶的时候

为了《繁花》拍摄,胡歌拿出家里的老缝纫机。他回忆,那是母亲结婚时买的,“妈妈每天下班烧好晚饭,或者周末闲暇时,缝缝补补,做些简单衣服,还做了好多我的衣服。”年幼的他会偷偷地踩缝纫机踏板,幻想自己在开小车。

更多人对1990年代的回忆,大概是像胡歌这样,没有江湖儿女的传奇,点点滴滴是沉淀在家常物件里的情分。

1994年秋天,谭元元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她的随身行李里,带着一条妈妈织的钩花披肩。旧金山在夏天会刮强风,就连当地人都会抱怨“旧金山的夏天是最冷的冬天”,女儿孤身在外,母亲的牵挂一针一线织到毛衣里,谭妈妈去探亲时,行李里带的是各种花样的手织毛衣,这些“妈妈手作”伴着谭元元飞遍全球的巡演,见证她从芭蕾少女成为一代名伶。

《繁花》里,金宇澄写承包分成的大手笔,“窗帘一拉,男人从公文包里捧出几刀青皮(百元大钞)”,也写兰兰和大妹妹这些新村少女扮靓的小心思。大江大河的大时代里,有人做弄潮儿,也有芸芸众生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打理人情世情,繁花的“繁”,大抵是这样。辞职的哲学教授炒股养家,太太送饭时总装满一摞四层的搪瓷大提篮,让丈夫用家常的饭菜笼络大户室里吃盒饭的“股票朋友”,因为每天几筷子的分享,丈夫果然持续地获些股市的利好消息。亲戚从台湾带回日本技术的电饭锅,一大家子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来看西洋镜,家里主妇心疼电饭锅耗电,日常总不舍得用,要到逢年过节才珍重地拿出来……小说之外,诸如此类的市井人情故事,金宇澄是熟悉的,他以哀怜和幽默的心绪,写出了上海市民生活的悲喜,在充满张力的真实中,寻找到精神的自由和自在。这份超越于现实羁绊的飞扬精神,将是电视剧改编面临的最大挑战。

1990年,王家卫完成《阿飞正传》,回上海探亲,他在花园饭店一楼的三越百货里,买了三瓶老字号沈永和的绍兴黄酒,是当时外销的“天女”酒。30年过去,《繁花》开拍在即,王家卫拿出了这些珍藏的老酒——是时候了,《繁花》这瓶时间酿的酒,到了该开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