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在世界华文文学圈，照直说，当代日华文学相比势头正猛的北美华文文学在整体上略逊一筹，甚至被旅日学者廖赤阳喻为“一座漂泊的孤岛”，但进入新世纪，它凭借历史传承与底蕴日渐发展繁荣,一枝独秀。在笔者看来，有四个关键词可以很好地概括新世纪日华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一：日华文学笔会

新世纪20年日华文学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日华文学笔会”。这个民间文学组织诞生的意义与作用重大，是引领和促进日本华文文学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历史、文化和观念的延长线的角度来看，当代日华文学是近代日本华文文学的再传承与再出发，日华文学相关组织可追溯到1921年郭沫若、郁达夫等在日本成立的“创造社”。后因国内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等，日华文学进入漫长的冬眠期。直到90年后的2011年12月，在世界华文文学逐渐繁荣的大环境下，王敏、华纯、林祁等作家和学者，将一批热爱文学且有志于中文创作的旅日华人凝聚在一起，创办了当时日本华人圈唯一的文学社团——日本华文文学笔会。目前，日华文学笔会已经成为日本华文文学的主阵地，在促进日华文学的创作、研究与传播以及树立“日华文学”品牌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日华文学笔会理事会的一员，笔者虽没参与它的诞生，但是其成长与发展的见证者之一。

当下的日华文学笔会可从四方面去了解。

首先，日华文学笔会有一批潜心写作、并积极参与文学交流的会员，现有八十余人，涉及小说、散文、随笔、诗歌与文学评论等体裁，其中不乏专业作家。自笔会成立以来，会员作家在自主创作的情况下，已出版著作九十多部，发表小说上百篇，各种散文随笔六百余篇，诗歌不计其数，论文约四十篇。他们虽长期旅居海外，但对中文写作不离不弃，除了个人的潜心写作，还积极参与笔会的各种文学交流活动。现任会长姜建强是一位随笔作家，哲学专业出身，他推动理事会确定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方针。如在中国驻日大使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日本千代田教育集团的支持协助下，于2019年4月举办的“日本华文文学创作与评论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学者与作家，在东京就日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等话题展开讨论。再如，为激励新老作者创作，从2017年起设立日本华文文学奖，现已举办两届。

笔会是非营利机构，仅靠会员会费维持基本日常项目支出。但日华文学笔会注重加强与有人文情怀的在日企业家、大学和媒体的密切联系，为日华作家会员谋求到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日华文学笔会发展离不开国内外文学界、学术界的关心与支援。作家陈永和与李长声曾分获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复旦大学学术杂志《史料与阐释》在2019年第6期推出“日本华文文学小辑”；《香港文学》在2019年第8期推出日华专辑，包括随笔、散文、诗歌、小说等，其中哈南的小说《诺言》曾入围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

关键词二：知日派随笔

笔者经常被问到目前日华文学创作哪方面最突出，纵观新世纪前二十年，知日派随笔的创作成就最大是毋庸置疑的。原因一是拥有历史传承，二是创作团队强大。

笔者所说的知日派随笔，是指一些旅日华人作家根据自己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思考与理解，运用闲适、机智、诙谐等艺术手法，创作出具有个性色彩与人格精神的随笔类文章。关于知日派随笔的历史传承，主要是指从周作人那里传承下来的随笔创作精神。与海外其他地区华文文学界的随笔创作有所不同。当下知日派随笔作家群，主要是包括李长声、姜建强、毛丹青、张石、万景路、唐辛子、库索等，他们的随笔创作包罗万象，多数作者还成为两国媒体的专栏作家，为中国读者在知日方面做出贡献。其中，李长声与姜建强是标杆与引领者。

旅日三十年间，李长声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其不同阶段的随笔文章陆续在国内出版，从1994年的《樱下漫读》到2019年的《日本人的画像》和《闲日读本》，已累积数百万字、三十余部专著。李长声喜欢借助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来比较中日之间的异同，注重知识性与趣味性，其文笔于轻松幽默中凸显老到睿智。书评人止庵说：“李长声写日本有一种俯视的态度。”李长声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视线总被遮挡，而读日本人自己写的东西能够为观察日本提供一个高度，这种俯视态度把事物置于历史中观察，提高了知日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谈及日本人的日本论时，李长声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论的最大缺陷是无视亚洲”，他认为“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贬低、否定、破坏中国文化来建立的”，他还揶揄日本人把《菊与刀》奉为经典是可笑之举，基本上打破了中国人对日本的“社会集体想象”。李长声对日本文学及近现代作家的阅读与思考广泛而有趣，在中国台湾出版的随笔集《我的日本作家们》中，他梳理和点评了从明治到平成的37位日本作家，在国际视野与历史视域下展示了一部有血有肉、小型而立体的“日本近现代文学史”。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日华随笔作家是姜建强。李长声曾评价姜建强说：“活泼的标题跃动着严肃的思考，潇洒的笔调描绘出完整的现实。”在姜建强的著作题名中高频出现的词语是“另类”，其基本义是思想或行动跟传统理念或方式不符，表现出独特、个性或新意。姜建强的《另类日本文化史》《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天皇史》等著作，运用独特的思考另辟蹊径，为读者提供了新视角新文本。姜建强随笔的显著特点是哲理性强，他认为日本人也讲“无”的文化哲学，和歌的本质是草庵思想；茶道是在贫寒小屋里完成了精神洗礼；花道是在去繁去艳去色的基础上插出了原本‘生花’的‘清’与‘贫’，等等。姜建强的随笔还善于紧紧抓住社会现实热点，对当下流行元素或时代信息的敏感度很强。

关键词三：作家黑孩

新世纪二十年，日华文学在小说方面的成就，不外乎陈永和、亦夫、哈南、孟庆华、元山里子等几位华文作家以及陈希我、林惠子等现已回国的日华作家，他们为日本华文小说撑起了一片天。在平稳的创作队伍中，近两年重磅回归文坛的日华女作家黑孩成为瞩目的焦点。

黑孩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摘》《青年文学》编辑，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国内曾出版短篇小说集《父亲和他的情人》、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以及长篇小说《秋下一心愁》。黑孩于1992年赴日，留学、打工、就职、结婚、育儿、再工作，她说因生活所累，停笔长达二十年。期间虽出版过几本书，但大都是旧作的日译本。一次日华作家聚会上“黑孩再不写作就回不了文坛”的激将说法，促使年逾五十的黑孩下决心辞去市政厅职员工作，专心写作。历经二十年的沉淀与思考，黑孩厚积薄发，用心创作一年有余的治愈系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在《收获》2019年第6期首发，今年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百分之百的痛》发表在《山花》2019年第11期，并被《小说选刊》等刊物选载。同时，她还出版了微型小说集《傻马驹》、散文集《故乡在路上》。今年，她的《惠比寿花园广场》入围了2020年第五届中山文学奖，其第二部20余万字长篇小说已经完成。

“我想不一定是我写得好，是大家对我重返文学所给予的重要的鼓励。”黑孩在一篇创作谈中曾这样说，由于写作长期中断，在《惠比寿花园广场》创作期间，黑孩一直战战兢兢，所以她说自己是“重返文学”之路，不敢奢望回归文坛。但在不安中，她对写作又怀着“庄重”的情怀，认为“庄重”是通向文学的一条捷径，惟其如此，才会给读者真正的感动，从而完成自我疗愈和救赎——这也是黑孩重拾写作的初衷。相较于讲故事，黑孩回归文坛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文风自然、真挚和率性，文字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源于她对世间万物充满了爱。黑孩将小说家比喻为“用文字盖房子的工匠”，在书写人性时，她最大的特点是注重细节和真实，这一是源于她深受日本文学传统的细节主义影响，二是因为她坚持要呈现生命的真实。

关键词四：《蓝・BLUE》

《蓝・BLUE》是曾在旅日华文圈风靡一时的综合性文学杂志，在新世纪日华文学史上留名颇深。

《蓝・BLUE》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与越境文学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在2000年8月创刊于日本京都，A5版季刊，每期中文与日文作品各半共四五十万字。《蓝・BLUE》的创始人和编委成员刘晓峰、刘燕子、秦岚、李占刚、董炳月、王琢，是一批意气相投、志存高远的六〇后留日学生与文学同仁，他们以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所学知识与满腔热忱来搭建《蓝・BLUE》这样一座中日之“桥”。之所以用海洋与天空的颜色给杂志命名，是因为他们的梦想是“宽容、快乐与飞翔”，这与杂志内容所追求的“宽容的、多元的、独立的、时代的、史料性文学”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关怀是一致的。

《蓝・BLUE》是中日双语纯文学综合刊物。主编之一刘燕子曾在香港岭南大学做了题为“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蓝・BLUE》的思想与实践的探索”的报告，她介绍说：这本杂志是当时东亚唯一一本语言越境的杂志，是近百年来中日交流史上唯一用中日两国语言来刊载中日韩三国文学作品、文论与翻译的杂志。日华随笔作家、媒体人杨文凯曾在2006年评论认为：“作为一本纯文学刊物，《蓝》（即《蓝・BLUE》，引用者注，下同。）一起步就走在了正道上，其特点是创作与理论并举，关注先锋文学、地下文学和校园文学等边缘创作群，重视中日文学对译和跨语种的文学交流、比较，当然还有以专辑形式力推在日华人作家。《蓝》的内容丰富扎实，透露出主办者具备了强烈而自觉的文学史意识，这使《蓝》区别于一般自娱自乐的同仁兴趣杂志，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到华语文学史累进生成的话语系统。”在笔者看来，此评介对《蓝》而言最为中肯与到位。

《蓝・BLUE》的格局较大，文章作者与读者来自世界各地，影响面广。凤凰卫视曾以“蓝色物语”为题，专题推介《蓝・BLUE》的创刊经历与现有成果，该刊也曾被日本、新加坡的多家媒体报道，还得到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藤井省三“日中本格文艺刊物”的推荐。《蓝・BLUE》在多所世界知名学府都有收藏，被视为有保存价值的书刊与资料。

随着主要编辑人员陆续回国，加上刊物运作经费的日益艰难等现实问题，《蓝・BLUE》在2006年第21期后停刊。尽管如此，相比于日华其他文学同仁刊物如《荒岛》《华人》等刊物，《蓝・BLUE》在日华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胜出一筹，希望日华文学后辈也能够带着兴趣与使命感，将日华纯文学杂志传统薪火相传。

纵观以上日华文学的四个关键词，发现它们恰巧代表了一个组织，一种文体，一位作家，一本刊物。这绝非笔者刻意安排，而是在提及日华文学新世纪前二十年的成就时笔者脑海里最先闪出的四个“点”，因为显眼醒目，笔者将其视为“关键词”。当然，见仁见智，毕竟日华文学的成就呈现在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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