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毕亮，1985年生于安徽桐城，2004年到新疆至今，现居伊犁。中国作协会员，新疆作协签约作家。出版散文集3部。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

莫言：汪先生是多才而有趣之人

汪曾祺对年轻人的扶持和关心，做的是很到位的。翻《汪曾祺全集》，他给年轻人写了那么多的序言和评论，其中很多都是初出茅庐或者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但汪曾祺还是很认真地对待，费时费力，他是抱着提携年轻人的心思的。但二三十年过去，有一些当初的年轻人还在写作，也写出了名堂，诸如铁凝、贾平凹……更多的湮没在时间中，可能早已停笔不写了。

在诸多的年轻人中，有一个莫言。应该说，汪曾祺对莫言投入的关注不算多，但每一次的关注，莫言都记得深刻。2018年，莫言的短篇小说《天下太平》获了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关于这个奖，莫言有一个“答谢词”。与其说是答谢词，不如说莫言在回忆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以及从汪曾祺身上获得的教益。

莫言听过汪曾祺的课。在答谢词中，莫言称汪曾祺是“短篇小说大师”，是“多才而有趣之人”，并坦言他“与汪先生并没太多的交往，见过数次”，但每次都历历在目。在文章中，莫言提到了他们之间的三次交往。其中第一次接触，就是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听汪曾祺讲课，三十多年过去，莫言对当时汪曾祺写在黑板上的“卑之无甚高论”以及其他许多讲课内容都记得真切。课后，莫言还追着汪曾祺到大门口，“问和尚头上所烧戒疤的数目。他略一思索，说:‘十二个’”。

莫言印象比较深的第二次交往是在1985年。1985年3月《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之后不久《中国作家》主编冯牧主持召开了《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连汪先生都来了啊”，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史铁生、李陀、雷达等人。在研讨会上，汪曾祺说了些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第三次交往是在十年后的1995年，当时评选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汪曾祺是评委之一，莫言在当年就饱受争议的《丰乳肥臀》获奖。《汪曾祺全集》第十一卷中收入了汪曾祺当时为莫言的《丰乳肥臀》所作的推荐语：

这是一部严肃的、诚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

这是莫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

书名不等于作品，但是书名也无伤大雅，“丰乳”“肥臀”，不应该引起惊愕。

当时“大家·红河文学奖”颁奖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汪曾祺参加了颁奖会，他悄悄地给莫言说：“你这本书太长了，我没读完。”

汪曾祺的写作，从民间文学处汲取的营养很多。在他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应该从民间文学中借鉴、吸取，希望作家们多读一点民间文学，这除了汪曾祺做过几年《民间文学》的编辑外，更多的应该是汪曾祺在写作时的自然选择。同样，莫言的创作，从民间文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莫言在和王尧对谈时，专门就民间文学这个话题谈了不少篇幅，我在看他们的对话录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汪曾祺。

2019年12月，莫言的《等待摩西》获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这大概是莫言和汪曾祺缘分的继续。

也写书评也作序

2019年第6期《收获》杂志刊发了作家黑孩的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我在看这部长篇时首先想到的是汪曾祺。我知道有作家黑孩其人，就是通过汪曾祺的作品《正索解人不得》，这是黑孩小说集《夕阳又在西逝》的代序。

1991年汪曾祺写此文时，黑孩28岁，正值她去日本生活前夕，所以文章结尾两段汪曾祺各写了一句“黑孩，一路平安！”，让人印象深刻。或如当初汪曾祺所言的：黑孩的生活的路和文学的路都还很长。如今，28年过去了，黑孩为读者奉献了长篇新作《惠比寿花园广场》。

时隔多年，我们重看《正索解人不得》，还能感觉汪曾祺在写作时的真诚和良苦用心。不仅是给黑孩写序，他给其他许多的人的序都写得很用心，如他自己所言的，“写序，要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当然，也对我自己负责。”

七十岁时，汪曾祺写了一首自寿诗《七十书怀出律不改》，其中的“也写书评也作序”完全是纪实。在汪曾祺的创作中，序言、评论文章占据的比例并不小，在新版《汪曾祺全集》中就独占了两册。目前，我们看到他写的一篇序是在1981年4月22日，是给《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写的自序。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自序”，介绍自己的写作历程，谈自己的小说观。两年多以后，他为短篇小说集《晚饭花》写了自序，这也是他的第二篇序言。

汪曾祺生前出版的著作中，都是自己写，没请他人“代劳过”。他的很多自序谈的都是他的文艺观，观点几十年间几乎未变过。汪曾祺的诸多自序中最短的一篇大概就是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随笔·汪曾祺卷》写的序了，在序中只是列出了几“不选”。这样的文字是“序”吗？是的。

翻《汪曾祺全集》发现，他给别人写序，都在“成名”以后，第一次为他人著作写序是在1985年11月1日，是给何立伟的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写的。写这个序，汪曾祺花了两天的时间。

尽管有时候他认为有些序写得实在不好，“属于鲁迅所说的写不出来硬写”，但汪曾祺写起来尽心尽力，用自己本当休息的时间阅读、写序，用本该创作的时间来为年轻人摇旗呐喊，汪曾祺认为都是值得的。汪曾祺不仅给散文集写序，给小说写序，他还给书法集写序。汪曾祺是懂书法的，自己的字写得也很不错，所以他的《<成汉飚书法集>序》虽然写得短，但写得很好，并提出了“写隶书，文须有汉魏韵味”的看法。他还给摄影集写序大谈胡同文化，当得上是“学者散文”。汪曾祺对京剧深有研究，编剧多年，在给徐城北的《中国京剧》写起序来，得心应手。

1985年以后，汪曾祺的自序和给他人写的序，渐渐多起来，直至成为他自己说的“写序专业户”。汪曾祺的家人总结他写序定有“四项基本原则”，即便如此，1992年还是写了9篇序，1993年也至少写了8篇。汪曾祺写序，尤其是给他人所作的序，其实多是应酬之文，但汪曾祺写得很真诚，都是将作品看过之后再下笔，有些作品甚至看过几遍，他写的序，多是紧扣主题，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地东拉西扯成文。汪曾祺在序言中甚至说，“请相信一个从事写作半个世纪，今年已经七十二岁的老人的诚意。”

请他写序的青年朋友们，后来在文章中说起，多是温情和感动。作家苏北后来在文章里中记录他请汪曾祺为他和朋友的合集写序的事，“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没想我很快就收到汪先生的回信。”即便他“很怕给人写序”，认为“每一次写序，对我说起来，都是一次冒险”，同样的话，在给何立伟写序时也说过，但写起序来依然义不容辞。汪曾祺认为为年轻人作序、写评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年轻人写序，为他们鸣锣开道，我以为是应该的，值得的。”

他为徐卓人的小说集《你先去彼岸》写了一篇《日子就这么过来了》的序，其实就是一篇上好的书评。徐卓人是汪曾祺的江苏老乡，这篇序写于1992年3月。1993年徐卓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汪曾祺是她的推荐、介绍人之一。汪曾祺写的推荐词，我是在张建林的《汪迷徐卓人》中看到的：“作品多表现江南水乡生活，满纸泥香水气，很有特点。文笔清秀可读。作者在语言上探索，而且解决了一个吴语地区作家不易解决的问题：即普通话和吴语的融合。据我所知，能使语言为全国读者接受，而又保存吴语的韵味如徐卓人者，尚属少见。故愿介绍她入会。”这段文字现在在新版《汪曾祺全集》中可以看到。

汪曾祺还给徐卓人送过画，花的是一只鸟在树枝上，并有题款：“笨鸟先飞。卓人屡称自己很笨，画此以赠。癸酉正月汪曾祺。”1997年徐卓人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卓人随笔》，封面印的就是汪曾祺这幅画；在书中，还印了一帧作者1992年春天和汪曾祺在北京的合影。当然，书中还收入了好几篇写汪曾祺的文章。为此，我还专门在网上买了一本《卓人随笔》。

如《日子就这么过来了》一样，汪曾祺的有些序言，就是很好的书评。

汪曾祺的书评写作早在1944年就开始了，当时他替西南联大同学杨毓珉代写唐诗报告，汪曾祺以一篇《黑罂粟花——<李贺诗歌编>读后》上交，还得到了老师闻一多的称赞。这篇作品的手稿被杨毓珉保存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汪曾祺为他人写评论并不多，1980年只为他的老师沈从文写过一篇《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再之后大概就是1984年给老友邓友梅写的《漫评<烟壶>》，据汪曾祺的家人说，这篇《漫评<烟壶>》前后花了一个多星期才写好，“整天翻来覆去地看作品，看看，想想；想想，看看……”评论老友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写得也很费劲。和写序一样，1985年以后，汪曾祺写的评论一下多了起来。

1991年，汪曾祺在参加《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召开的书评工作座谈会发言时说，“我有时也写点儿书评之类的东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年轻人”。汪曾祺是不太会拒绝人的人，所以年轻的作者写了东西，“求到了，我只能帮他们写序，愿意为他们写评论”，为的是“希望扶持他们更快地成长”。我们现在翻汪曾祺的全部作品，发现他的很多书评、评论确实为年轻人而言，他为阿城的《棋王》写评论；写文章推荐铁凝的《孕妇和牛》；写文章推荐《秋天的钟》，而汪曾祺根本就不认识萌娘；为曾明了的小说《风暴眼》写评论之外，还为她的小说集写过序。

汪曾祺写的许多书评都结合作家创作的特点来写，而且写得很有文学性；文学性也是汪曾祺在书评写作时的一个追求。

阿城：“早年兄弟”汪曾祺

1984年第7期《上海文学》发表了阿城的小说《棋王》，此为阿城的处女作。此后，画画的青年阿城登上文坛，接连又发表了《树王》《孩子王》，文坛也刮起了“三王”之风。此时，阿城三十四五岁。1985年3月3日，汪曾祺写下了《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两天后的3月5日，汪曾祺过六十五周岁生日。《人之所以为人》发表在当月21日的《光明日报》上。虽说是读《棋王》笔记，兼及谈到了另外的“二王”《树王》《孩子王》。

在《人之所以为人》一开头，汪曾祺坦言：“读了阿城的小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汪曾祺是在谦虚，但说的也是实话。汪曾祺虽年长阿城近三十岁，但在新时期文学中，汪曾祺也仅比阿城早出现几年而已。就是这早出现的几年，汪曾祺已经发表了《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成为“新出土”的著名老作家。写《人之所以为人》时，汪曾祺还不认识也还没见过阿城，所以在文章中完全是就作品谈作品。但，看阿城的作品，汪曾祺不至于无话可说，而是要说的还挺多，主要因为他们相似处实在太多了。

阿城和汪曾祺一样，都喜欢读闲书，闲读书，都受历代笔记影响很深。他们都很会吃，也很会写吃。虽然在吃的方面，阿城写的、谈的远少于汪曾祺，但他们之间应该有过交流、切磋吧。《棋王》里有写吃，当然会被汪曾祺注意到，他甚至认为《棋王》“写的就是关于吃和下棋的故事”，并继而细致地分析了《棋王》中“有两处写吃，都很精彩”，“一处是王一生在火车上吃饭，一处是吃蛇。一处写对吃的需求，一处写吃的快乐”。

汪曾祺对阿城期间诸多作品是很熟悉的。此后，汪曾祺在作品中不时会有提及阿城。1985年至1990年，几乎每年的作品里都有“阿城”出现。汪曾祺对阿城小说中的“老鹰在天上移来移去”印象很深，好几次举例的时候都用来做例子。此外，汪曾祺在《语言是本质的东西》谈到“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的观点时，以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等前辈、同辈作家来举例为证，同时还列出了“何立伟、阿城”等二位年轻作家。

1987年，汪曾祺到美国参加聂华苓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在美国写的家书中，汪曾祺多次提及阿城，都是很正面的评价。在美期间，他们接触应该是较为频繁的，这从汪曾祺的家书中也可窥得一二。

阿城对汪曾祺的作品和经历也是很熟悉的。阿城经常往返湘西，就给汪曾祺送过湘西凤凰的酒，“主要送你这只酒瓶，酒瓶是黄永玉做的”。阿城是知道汪曾祺和黄永玉交往史的。我在看阿城的《威尼斯日记》时，常想起汪曾祺在美国写的家书，一样的信笔涂鸦，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一样都是很见工夫的文章。

阿城在文章中谈及汪曾祺处也很多，还常不经意地就拿汪曾祺的作品来举例。在谈到江南的出家人的世俗生活时，阿城举到的例子是鲁迅的小说《我的师父》和汪曾祺的《受戒》。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是阿城专谈中国小说史的著作。他梳理中国小说史，一路下来，在第六十六则中专门写到了汪曾祺先生的《受戒》。阿城初看《受戒》是在发表几年后的一本旧杂志上，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1990年，阿城编选《中国现代小说选》意大利文版，在序言中对选入的每篇作品和作者都有介绍，其中选入了汪曾祺的《受戒》，并在序中着墨甚多，并对汪曾祺的人和文都有评价：以为汪先生的作品“是一种恢复了诗意的散文小说”，提及汪曾祺的早期作品，认为应属于“新感觉派”。这篇序言，汪曾祺是应该看过的。

在此之前，《闲话闲说·三十三》中，谈及俗物时，阿城又想到了汪曾祺：当代的汪曾祺常常将俗物写得很精彩，比如咸菜、萝卜、马铃薯……肯定这些，写好这些，靠的是好性情。在阿城看来，另外的好性情是张岱和他的《陶庵梦忆》。熟悉汪曾祺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汪曾祺也是极欣赏张岱和《陶庵梦忆》的。

在《常识与通识》中，阿城在谈《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的异同，《阅微草堂笔记》的细节是非文学性的，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写至此处，阿城笔锋一转，开始谈汪曾祺：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散文、杂文都有这个特征，所以汪先生的文字几乎是当代中国文字中仅有的没有文艺腔的文字。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阿城提及了汪曾祺写他的那篇《人之所以为人》，“汪曾祺先生曾写过篇文章警惕我不要陷在道家里，拳拳之心，大概是被光头老者蒙蔽了”。这个光头老者是《棋王》里写的一个“满口道禅”之人，同样的话，阿城在《闲话闲说·十二》中又再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