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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飘渺的晨曦中，瓯江有着独特的韵味，片片帆影仿佛自天边穿行而来。瓯江南岸的华盖山，被渐渐明朗的天色照亮，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行走在华盖山的小道上，他心中暗暗发誓：母亲，我一定会好好读书，不辜负您的期望。这位少年就是郑振铎，他少年时远赴京城求学，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界的“全才大师”，在文学、史学、艺术学、编辑学、文献学等众多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

生于温州 长于温州

从现存的老照片上看，120多年前的温州城是一个河网密布的水城，悠长的河道四通八达，低矮的房屋沿河而建，乌黑的小船穿行其间，犹如东方威尼斯。

河河相连，桥桥相依，其中乘凉桥是温州城一座小巧玲珑的古桥，桥附近有一座老衙署，叫“盐公堂”。1898年12月19日，郑振铎就出生在这里。他祖籍福建，名字是在温州任盐官的祖父给起的，“振铎”寓意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寄托了祖父对长孙未来成才的期盼。郑振铎后来回忆自己从小看过祖父收藏的《新民丛报》《黄帝魂》等报刊，推断祖父不仅是一个读书人，还具有维新救国的先进思想。

郑振铎还有一个小名木官，这个小名和温州的山水伴随了他的童年。他十一二岁时，父亲病故，没过几年，祖父也去世了，家庭骤然变得贫困。郑振铎兄妹三人加上年迈的祖母，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全落在郑振铎母亲的肩上。母亲日夜做针线活，靠微薄的收入和亲友的接济过活，度日如年。

不论生活如何艰苦，母亲却一定要供郑振铎读书。郑振铎先是在一家私塾读书，后来转入永嘉第一高等小学就读，费用全靠他母亲东挪西借。

温州地处温峤岭南，“虽隆冬而恒燠”，但冬天时也不免有严寒天气。郑振铎上小学时，因家境贫寒，冬天里也只穿单薄的衣衫，长期受冻得了慢性鼻炎，时不时挂下两行鼻涕，受到同学的嘲笑，被起了个“鼻涕佛”的绰号。同学不爱与他玩耍，他就独自默默坐在学校的角落里读书。

当时的永嘉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黄小泉兼教国文课，他虽然是旧式科举出身，却思想开明，对学生非常爱护。郑振铎最喜欢上小泉老师的课，小泉老师也对聪明好学的郑振铎格外关心。学校附近的积谷山、春草池、飞霞洞等都是温州名胜，小泉老师会带着郑振铎等学生去游玩，他还乐于把自己的书刊借给郑振铎阅读。在小泉老师的教导下，郑振铎的国文进步很快，不久开始尝试写新式作文。

童年少年的经历在郑振铎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他后来在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向光明去》中写到父亲的早逝和母亲含辛茹苦培养他的经历。他还写过一篇《记黄小泉先生》，其中有“我永远不能忘记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等深情的句子。

如今的温州，高楼林立，商铺云集，大街小巷都是匆忙的行人和汽车。盐公堂和乘凉桥早已被拆除，郑振铎童年少年活动的蝉街、沧河巷一带河道早被填平，也成为温州老城区的繁华地段。永嘉第一高等小学多次易名，校舍几经拆建，1978年定名温州市广场路小学至今。不过，乘凉桥作为温州市区的一个地名保留了下来。2013年，温州有关部门根据郑振铎在“五四”时期永嘉新学会通讯录的“住址”一栏中填写有“沧河巷”，选择温州市区沧河巷金宅建成郑振铎纪念馆，这距离郑振铎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过去了55年。

说温州话 吃温州菜 交温州友

温州，蕴含着丰富的瓯越文化，衍生了“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也孕育了郑振铎奔走四方、敢想敢干的性格。

1917年春，郑振铎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毕业，1918年1月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方交通大学）学习；1921年春大学毕业，郑振铎被分配到上海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同年5月，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不久便将母亲及家人接到上海生活，从此郑振铎便再没有回过温州。

喝着瓯江水长大的郑振铎熟说温州话，也有一个“温州胃”。据郑振铎长子郑尔康回忆，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凡家里有温州人来访，父亲总爱用温州话与他们交谈；与他常有往来的温州文化人中，有夏承焘、周予同、陈仲陶、夏鼐等。他们说着温州话，吃着温州菜，喝着杨梅酒，叙说着家乡事，他们的情谊像瓯江水，奔流不息，激起浪花朵朵。

被称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的夏承焘比郑振铎小两岁，两人是小学同学，少时是要好的玩伴。1978年，夏承焘怀念已经亡故20周年的郑振铎，写下《减字木兰花•有怀西谛学兄》一词，回忆两人七八岁时一同就学的情景：“峥嵘头角，犹记儿时初放学。池塘飞霞，梦路还应绕永嘉……”。

郑振铎与中国经学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同龄，关系密切。郑振铎在北京求学时，周予同也在北京，就读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部。1919年，他们一起参加五四运动。周予同还和郑振铎同年到上海，同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郑振铎在《回过头去》一文中这样描写周予同：“予同，我们同伴中的翩翩少年，春二三月，穿了那件湖色的纺绸长衫，头发新理过，又香又光亮，和风吹着他那件绸衫，风度是多么清俊呀！”而周予同在 1957 年这样描述郑振铎：“振铎是我们的朋友中生命力最充沛的一位”“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

郑振铎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叫陈召南，陈召南的父亲陈寿宸是清末举人，博学多才，当时正在第十中学教习国文；郑振铎还认识了陈召南的三哥陈仲陶，陈仲陶办过刊物，组织过诗社、词社，精通诗词，为南社诗人。郑振铎与陈家父子特别亲近，陈家有很多藏书，郑振铎经常到陈家看书，时有看到忘我的境地。五四运动之后，郑振铎从北京回到温州，与陈仲陶等人一起在华盖山资福寺创办《救国讲演周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51年，时任文化部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邀请陈仲陶赴京校编《宋诗选》，后陈仲陶因病而未能成行。

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夏鼐比郑振铎小十二岁。1949年11月，郑振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就力邀正在浙江大学当教授的夏鼐到北京主持考古工作。1950年7月，夏鼐应邀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两人共事八年，风雨同舟，情深谊厚。

如椽之笔抒写温州情

郑振铎在温州度过人生最初的二十年，后来，这二十年里的许多记忆幻化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如小说《五老爹》《家庭的故事》，散文《宴之趣》《记黄小泉先生》等，都是这二十年里的往事。

他在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序言中写道：“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眷恋……他们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绝不是旧事的纪实……”。集子里的小说，有写于五四运动后，表现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困惑与情趣；有写于1927年旅居巴黎时，反映旧中国封建大家庭的状况与困惑，小说里人物的原型大都在温州。他把自己的舅公也写进了小说，舅公经常说三国故事给小木官听，培育了他的文学素养。

散文诗《雁荡山之顶》写道：“红的白的杜鹃花，随意在山径旁开着。我迎着淙淙的溪声，上了瀑布之顶——雁荡山之顶……”年少时游览温州雁荡山的经历留给郑振铎深刻的记忆。

1932年，郑振铎写出了长篇专著《宋金元诸宫调考》,其中写到童年往事：“南方的夏月，天空是蓝得像刚从染缸中拖出来的蓝布，有几粒星在上面眨着它们的小眼……”同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说：“回想儿时居乡，合村公请一盲者宣卷，远近咸至，返家竞相转述，当时情绪之激涨，今犹历历如在目前。”这反映了温州民间讲唱文学对郑振铎的童年有诸多熏陶和影响。

郑振铎在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论集》序言中写道：“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经播迁，皆荡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他“随长者们作诗钟”，主要就是跟随陈寿宸先生。

郑振铎是中国文坛上的多面手，在文学艺术的许多个门类里都有杰出的贡献。笔者多次前往温州郑振铎纪念馆参观，这是一座合院式建筑，馆内收藏有郑振铎手写书信和私人物品、著作等，展陈分四个部分，分别为“书生报国数十载”专题，介绍郑振铎生平；“心怀温州故乡情”，展示郑振铎与温州的情缘；“一代才华万古传”，反映郑振铎交友、创作与社会影响；“鞠躬尽瘁为文物”，突出郑振铎在文物考古方面的贡献。可以说，郑振铎先生为中国文化事业奉献了一生，是后来者的楷模。

“小燕子带了它的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唧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这是郑振铎先生远离祖国心中泛起乡愁时写下的传诵至今的经典文句。瓯江潮涌，浪涛依旧，斯人已逝，怀念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