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份与现实问题：从雅布提文学奖解读多元化的新世纪巴西文学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马琳 2020年08月02日08:38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二十世纪，巴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在全球化进程、大众文化空前发展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巴西社会经历了较大的起伏。前期经济形势良好，在举办两次世界盛典后，政府出现财政危机，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弹劾，代表右翼力量的博索纳罗上台，政局动荡。在政治、经济形势较为混乱的情况下，社会矛盾激化，种种潜在问题浮出水面，亟待解决。在此复杂背景之下，向来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巴西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新世纪的巴西文学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特点，题材更加多元，关注视角广泛，叙述方式也有所创新。虽然很难用同一的性质去概括，但却不难发现一些共通的趋势。通过分析2000年以来获得雅布提文学奖“年度图书”的部分代表作品，我们得以对近二十年的巴西文学做系统性的梳理。
雅布提奖是巴西最传统的文学奖，旨在宣传推广每年最具代表性的作者、编辑、插画作家和出版社。该奖项设立于1959年，之所以名为“雅布提（Jabuti）”，与当时推崇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在重视巴西流行文化，强调印第安元素、非洲元素，重读神话传说的背景下，著名作家蒙特罗·罗巴托（Monteiro Lobato）以印第安神话中的海龟形象为素材、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塑造了海龟“雅布提”这一在巴西家喻户晓的角色。它的勤奋、努力及不畏困难等品质令巴西图书公会决定以“雅布提”来命名新设立的文学奖。该奖自1991年起选拔“年度虚构类图书”和 “年度非虚构类图书”，后于2018年合并为“年度图书”。
如果对新世纪“年度图书”做一番纵向梳理，会看到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主题。
对女性地位的讨论：
殖民地时期盛行的父权制是今日巴西社会性别问题的根源所在。进入新时代后，女性仍然容易受到歧视和暴力对待。2011年，巴西第一任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上任，然而大众对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完全在其执政能力方面，罗塞夫“不够柔美”的穿着常常受到巴西大众所诟病。近年来，随着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逐渐增长，对此进行抗争的女权运动在巴西范围内广泛开展。在新世纪伊始的巴西文坛，作家莫阿西尔·斯克里亚尔（Moacyr Scliar）发表了小说《书写圣经的女人》（A Mulher que Escreveu a Bíblia）以其一贯的幽默讽刺手法，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翻开新的篇章。该作品在2000年获得雅布提文学奖。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向来以男性为中心，女性总是被藏在其后。《书写圣经的女人》颠覆了这一秩序，主人公伊内斯·维阿娜作为所罗门王700个妻子中最丑陋的一个而备受冷落，然而，她是其中唯一识字并会书写的人。因此，伊内斯受到男性们的关注，获得记录历史的任务。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伊内斯的记录自然带有对男尊女卑社会的批判，她质疑《圣经》中以男性视角记录的故事，对女性地位进行思考。这引起保守人士的不满。《书写圣经的女人》通过对《圣经》故事的改写来重塑历史，推翻既“定的、男性视角的记录，讨论女性的历史地位。对于当今的巴西社会具有深刻的启发。无独有偶，著名诗人、作家奈丽达·比农（Nélida Piñon）在五年后也发表了一部改写经典的小说。这部以“一千零一夜”为素材的作品《沙漠之声》（Vozes do Deserto）被选为2005年雅布提文学奖“年度图书”。自称“历史女权主义者”的比农是巴西文学院第一任女院长，她在《沙漠之声》中描绘了山鲁佐德在“一千零一夜”中编故事时的心理过程，令这一角色更加立体——不只是故事的创造者，也是自身生活的叙述者。山鲁佐德的创造与讲述便是女性对自身的救赎。从这一角度讲，比农借由《沙漠之声》这部作品激励更多的女性进行文学创作。
对文化身份的思考：
纵观近二十年来获得雅布提文学奖的作家姓名，便会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便是，移民后代作家成为了当代巴西文坛中一股强有力的新生力量。作为知名的“混血国度”，民族身份问题一直是巴西文学的重要主题。进入新世纪后，身为少数族裔的移民后代作家借文学创作回溯家族历史，在探讨自身身份认同问题的同时，为理解巴西民族身份的构建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来自各方的移民之中，融合程度最高的是阿拉伯裔和日裔。在今日的巴西，随处可见这两种文化的踪影，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生长于亚马孙首府玛瑙斯的黎巴嫩裔作家米尔顿·哈通（Milton Hatoum）在2001年凭借小说《两兄弟》（Dois Irmãos, 2000）获得雅布提文学奖。该作品讲述20世纪40-70年代一个移民家庭在玛瑙斯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以城市的衰落为背景。在这个黎巴嫩裔家庭中，葡萄牙语夹杂着阿拉伯语，女主人与黑人女佣每天向圣母祈祷，男主人则做穆斯林祷告。书中生动地呈现了港口城市玛瑙斯的“杂糅文化”，混合着来自阿拉伯世界、欧洲、非洲以及美洲本土印第安民族的多种文化要素。与黎巴嫩移民相比，日本移民对于巴西的适应过程似乎更加曲折。早期日本移民坚持保留本国文化和语言，即便在巴西，也用日语写作,所以“跨文化”这一过程由他们的后代实现。进入新世纪后，以葡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日裔巴西作家逐渐在文坛展露头角，并取得不凡的成绩。奥斯卡·中里（Oscar Nakasato）是移民三代，对日裔族群在巴西的融合问题颇感兴趣，以此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他的小说《日本人》（Nihonjin, 2011）在2012年获得雅布提奖，这是巴西日裔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从巴西文坛边缘走到中心位置。《日本人》侧重移民在自身文化与巴西文化之间的取舍以及对“跨文化”的尝试。小说中，主人公秀夫受天皇之命携妻子及部下到巴西争取资源，企盼日后回国解决国内危机，不料终是黄粱一梦，无法返乡。秀夫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坚持以日本传统教育两个孩子，可儿子认同巴西文化，重视自由与个性。女儿听从安排，嫁给日本人，却在十年后离婚，转而与所爱的巴西人一同生活，最终冲破传统牢笼，完成对父权文化的反抗。从秀夫子女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日裔移民二代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与挣扎、尝试与屈服。《日本人》中塑造的日本移民及后代形象真实而立体，颠覆了巴西文学中已有的日裔刻板形象。
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在巴西文学中，暴力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实主题，无论是巴西著名作家鲁本·丰塞卡（Rubem Fonseca）在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城市暴力文学作品，还是保罗·林斯（Paulo Lins）在90年代所描绘的“上帝之城”，都揭露了巴西社会的暴力问题。作为扰乱巴西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暴力犯罪在“最神奇的城市”里约热内卢表现得更为严重，这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与当地司法腐败和政府的不作为有着很大关系。遗憾的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情况并没能好转。里约作家艾德内·斯维斯特里（Edney Silvestre）在2009年创作了小说《若我闭上双眼》（Se Eu Fechar os Olhos, 2009）针砭时弊，再次以文学的方式呈现里约的暴力问题，批判腐败现象，获得了2010年度雅布提文学奖。小说一开始，两个男孩发现了一具女尸。在报警后，他们反被当做嫌疑人，直到死者的丈夫到警局认罪，才洗清他们的嫌疑。两人不相信平日受人尊敬、生性懦弱的死者丈夫能犯下如此暴力的罪行，便开始自己进行调查，最终揭开真相，查明藏在案件背后的利益勾连及司法腐败行为。
另一位将笔尖指向巴西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家是曾获得雅布提文学奖的克里斯托旺· 泰扎（Cristovão Tezza）。他在2016年出版的作品《译者》（A Tradutora）虽也与里约有关，却并非将视线锁定在这座城市，而是以后现代叙述方式描写陷入危机的整个巴西。故事发生在巴西举办2014世界杯的几个月前，女主人公贝阿特丽丝陪同来自德国的足联委员走访各地，为其做翻译。此外，她有另一项工作：翻译一位西班牙保守派哲学家的著作。走访的见闻与要翻译的著作片段在小说中交替出现，中间夹杂着贝阿特丽丝与前男友的感情纠葛。主人公个人生活的混乱映衬着一个经济赤字、政局动荡、社会矛盾激化的巴西。面对社会危机，小说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法，泰扎的意图亦不在此，而是想要启发巴西读者正视社会现实问题。泰扎凭借《译者》在2017年第二次荣获雅布提文学奖。
2000后，科技飞速发展，人类进入网络时代，铺天盖地的社交媒体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膨胀且快速传播，难以辨别真伪。这在巴西也是一大现实问题。据统计，截止到2019年，巴西的“脸书”用户数量在全球排第三，通讯应用“瓦次普”排全球第二。巴西人每天生活在通过这两个媒介而获得的无数信息之中，逐渐麻木，不分辨其真伪，不追溯其源头，人云亦云。如此一来，发布在社交媒介上的虚假新闻对巴西社会有着极大影响。作家贝尔纳尔多·卡尔瓦略借由小说《复制》（Reprodução, 2013）来批判这一现象。在故事开篇，读者们见到正准备前往中国的主人公。在办理值机手续时，他遇到自己的中文老师，随后便被卷入到某案件中，在警局接受审讯。在故事进入尾声的时候，读者才得以知晓主人公学习中文的原因，原来他对自己的生活、对巴西、对体制和各种刻板印象等都十分不满，而种种令他不满的信息都来自报刊、网络等媒介，数量巨大，令他应接不暇，开始麻木接受，不对其内容做出思考和判断，久而久之便觉得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卡尔瓦略通过小说想要揭示的现实问题便是个人被快速复制、传播的表层信息所包围，失去思考能力，无法做出正确判断。若每个人都成为没有思辨能力的“复制人”，社会便不再发展。2018年巴西大选时，各种假新闻经过社交媒介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结果，印证了《复制》所指出的问题。
新世纪的巴西文学题材丰富多元，每位作家亦有其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与特点，除了上述这些通过对雅布提奖获奖作品进行纵向梳理所得出的重要主题之外，亦有例如保护生态环境、书写个体生命经验等作品。在外国文学冲击、网络文学崛起、书籍电子化的新时代，巴西作家们也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近二十年来，巴西文坛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未来巴西文学的发展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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