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易地扶贫搬迁动员会是在乡政府食堂召开的。

很多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边吃边开的会。到会的扶贫队长、村支书和村民代表坐了六满桌，脸上笑嘻嘻的，跟过节似的。厨灶间热气腾腾，陈劭东站在餐桌前讲话，声洪音亮，每个字都像是刚扒出火灰堆的山芋，烫手。

“安置点装修在扫尾，下月上旬，最好是本月底，山上的贫困户都搬新家！”他反复强调时间表，只能提前不能推后，这事他比谁都急，还有两个月，省里就要来考核验收，眼下脱贫攻坚是全县中心工作的中心，陈劭东这位乡党委书记，码市乡第一责任人，绝不允许关键节点掉链子。

陆续传菜上菜，原先的鸦雀无声开始松动，有人咽口水打饿嗝，或者小声点评菜品菜色。食堂的厨师是全乡办红白喜事的老厨子师傅，到县里最豪华的酒店当过大掌勺。他们很久没尝过他的手艺了。这两年提倡移风易俗，年轻人外出务工，很多的酒宴不办了，老师傅就被请进了食堂。一日三餐，平时吃工作餐的乡干部冲破顶就摆两桌，老师傅好不容易逮住这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忙乎了一通宵。

饭点到了，该动筷子但没人动，在等请客的人把话讲完，这是礼貌也是礼节。陈劭东在问：“各位还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吗？”

无人回应，他又问了一次，石喊坪的黄旺生站起来：“陈书记呀，两个问题，碰到搬不动的钉子户怎么办？”说完他就坐下了，陈劭东盯着他，等他的第二个问题。

“没有了。”他又站起来，大家哄堂大笑。

按理说，易地搬迁是精准扶贫的好政策，按人头二十五平方米建房，面积有大有小，每户都只出一万元，一般是搬到集镇附近的安置点新居。此前县里花了大量人力摸底排查，搬迁对象也有好几项明确要求，现居地是深山石山边远高寒荒漠地区，交通水利电力教育医疗卫生服务薄弱，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贫困户。

石喊坪村人多地少，多数散居山上，前年修了条公路上去，豆腐盘了肉价钱，出行看似便捷了点，但资源捆缚手脚，集体经济上不来，村民生活难有大改善。外人眼中，政府安置，从山上搬下来是件好事，求之不得，何况事先还有繁杂的资格审查、逐层评议等各项程序，入了名单也都是本人签字承诺过，黄旺生说的钉子户应该是不存在的。

有人交头接耳问到底是回什么事，少数几个干部明白缘故的，知道黄旺生是踢皮球，给自己留后手。

手机响了，我走到食堂廊道上接电话，回头看了一眼陈劭东，憋着张寡沉的脸，之前的兴奋不见了，游离着憔悴和躁动。

电话是山上的彭老招打来的，齉声齉气，我使劲把手机贴在耳孔。他问我，有没有彭小亮的消息？我说，老爹，已经在找了，等一等不慌急。彭老招没有像以前那样发脾气，而是低沉哀求地说，田乡长，快帮我找到彭小亮吧，我要死了，死了也闭不上眼啊。我说，老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让村医去看看你吧，万一不行，就接到乡卫生院来？他继续说着找儿子的事，最后用赌气的口吻威胁：我不下山，不搬家，哪里的医院也治不好，就死在老屋里好了。

山上的通信基站说全覆盖，信号其实差得很，电话蹿进咝咝嘈杂后就哑了。我再打过去，始终接不通。彭老招就是黄旺生说的钉子户，女儿死了，儿子失踪了，病痛缠身，靠点养老金山林补贴生活。我决定，下午亲自去一趟彭老招家当面安抚。

走回食堂，听到陈劭东陡然提高八度，做最后的总结：“易地搬迁是全县脱贫摘帽的头号工程，没搬好，就是脱贫帮扶不到位，就是我们党的承诺没兑现。在座每个人都是党员干部，是县委县政府、乡党委政府的代言人，不仅要按时间搬迁到位，还要确保安全，安全底线谁都不能破，真正确保贫困户开开心心，到时我再请诸位吃庆功宴。”话音落下，掌声稀拉，大家迫不及待地举箸夹菜。

吃饭不喝酒，饭就吃得快。下午大家要各自回村落实具体工作，有的三嚼五吞嘴巴油一抹屁股一拍吃完就走人。我瞅着邻桌黄旺生放下筷子，就踅到陈劭东耳边说了彭老招打电话的事。他站起身，把黄旺生叫到一边，说：“老黄，我们商量个事。”

听我复述完彭老招的电话内容，黄旺生指了指自己脑袋说：“彭老倌这里有问题，犟得很！村里拿他没办法，还是要请你们多做做思想工作。”

陈劭东垮下脸：“什么事都依靠我们，那要你们村干部摆造型呀。”

黄旺生不示弱：“他满世界找儿子，我有什么办法，还不是要靠县里乡上出面。”

我插嘴道：“不是没找，我正催着公安那边。跑了几年没点音讯，不是喊找就找得到的。”

陈劭东突然像吃了枪药，说：“一句话，他的思想工作做不通，真要出了问题，谁都吃不了兜着走！”

“陈书记，话不要讲太硬，谁不想把好事办好。我一个小萝卜头，今天喊不干，明天就走了人。”这个退伍老兵受不了委屈，也火气冲冲的。

“我们别误解了陈书记的意思，彭老招本身有实际困难，心结打不开可以理解，我们多做做工作。”我看到气氛不对，出来打圆场，“人心都是肉长的，别的方面多关心，他真感动了，也就不会犟了。”

“省里来的干部到底水平高，会说话，不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张嘴就不会拐弯，硬邦邦的。”黄旺生自嘲，然后迈出食堂，向大坪停车处走去。陈劭东摇头苦笑，继续回桌上扒他那碗刚吃了一半的饭。我跟在后面追出去，想跟黄旺生再聊几句，他当没看见，头也不回，发动摩托，加油门上坡，排气管冒出一股刺鼻的油烟，扭身就杀出了乡政府大院。

二

一个月前，我回到家乡永城县，挂了码市副乡长的虚职。有的地方离开后就再没打算回去的，奈何上天突然拎你出来，又遣回那个来处重新走一遭。省报的田记者摇身变成了田乡长。有人在背后亲热巴巴地打招呼。田乡长！起初我没适应过来，当作喊的别人，头都不回，意识到喊的自己时，人家转身走老远了。人生又多了一个误会。

宣传系统选派省直新闻单位编辑记者挂职锻炼，搞过好几届了，每次选一个县蹲点，为期三个月。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这次去你的家乡，有没有想法。

照我的想法，从山里出来的，更愿意去一个湖区或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又要回去，心中并不乐意，但我刚在《新闻战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说新闻记者增强脚力脑力眼力笔力，就要像“爬山虎”，既不断向上攀登，也要亲近脚下土地，多下基层走转改。文章给我戴了顶高帽子，让我颇有些骑墙难下。我心里更清楚领导的脾性，名义上征求意见，实际上就已是不容推托。去年新班子调整后，人事改革刚完成，萝卜和坑都配好了，年纪大的老资历要坐镇版面也不愿折腾，年轻记者一线任务重，加之有的刚成家拖儿带女也走不开，我这种年过不惑，工作经历够资格，又是不受重用的文化版记者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人选。

事实上我也没那么不情愿，甚至觉得能脱离报社三个月何尝不是件好事。我十五岁从永城考到市里读师范，后来保送师大到了省城，出来后就回去很少了，在县城中学当老师的父母退休后跟着我住到省城，老家亲戚原本不多，也悉数离开到了市里或是南方。去看看家乡的变化，采写几篇鲜活生动的扶贫稿子，这是领导的期许，也是党报记者的职业使命，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但我骨子里，这些年偶尔的返回，以及听闻农村种种变化，沉寂与衰落，“回不去的故乡”像个紧箍咒，翻来覆去就有了怯意。

有次北上广回来几个朋友在省城相聚，各有成就，衣冠楚楚，席间说起农村种种现象，有人对农民劣根性大加鞭挞，有人感慨时代造化，贫富悬殊拉开新一轮城乡差距，也有人叹惋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如今考上名牌高校几乎比登天还难。一场聚会变成了反思，几杯酒下去，以大城市人自居的语气傲慢者被人讥讽揶揄，你们往上数三代，哪位不是从农村出来？城市文明若不能反哺乡村，这样的畸形发展于一个国家又有何益处可谈？众人醉言互怼，吵得斯文扫地，闹得不欢而散。

在永城停了一夜，晚饭后离见面会还有时间，我就去老街23号院走了走。离得不远，出宾馆步行十分钟，我在23号院出生、长大，考学出去后，家也搬离这里去了城东新区。院里有五幢六层小楼，原是教育供销系统的家属房，当年算建得早的小区，独门独户，名声在外，现在是灰墙破路，窄道狭梯，昨日黄花，残年衰落。

院子隔条大马路的南门市场，是县城最繁华的大市场，也最嘈杂混居。百货南杂批发一条长街，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前几年建了新市场，但人们仍喜欢来这里，几经整饬，街面比过去整洁，店铺门头也收拾得美观多了。县第三小学就藏在街里面，多年一直说搬却没搬，入读的多是政府公务员和商贩子弟。到了这个点，校门就被流动摊贩挤占，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我站在铁栅门外张望，教学楼格局依旧，教师旧宿舍翻盖了新楼，扎眼的是修了条绛红色塑胶跑道。门卫老头手持长扫帚走过来，用疑窦的目光问我，是找人吗？我心头一凛，找人？我曾经认识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我摇摇头，说随便看看。他嘟囔一句，有什么好看的，然后掉身走了，画大字般地继续清扫着门口的草坪。

县里高度重视这次挂职锻炼，四大家主要领导都出席了见面会。走进会场我就看到了曾经的初中语文老师王海平，印象中他古文功底好，《离骚》《论语》出口成诵，鲁迅的经典辞章也是信手拈来，我们好多同学选读文科多与他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他为人处世严谨务实，也懂得内外方圆，没听说有什么背景，送完我们这一届，就调到了教育局办公室，后来又到县委办写材料，转到乡镇干了几年又回到教育局任职，现在是管文教卫的副县长。我们联系虽少，但有这个渊源，比常人要亲近许多。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热络地说，欢迎大记者回家啊，多为家乡发展献计出策、添砖加瓦！

见面会有个议程是挂职代表发言，原先定的领队和最年轻的省电视台记者。带队的宣传部新闻处干部说话刻板，重申的是老一套，即：每位编辑记者下乡的工作职责，对所在乡镇的每个村走访一遍，做好一次接访工作，联系一户困难户，组织或参加一次集中采访，撰写一篇体会文章，也要列席乡镇有关工作会议，协助做好当地突发事件的新闻应急和信息专报工作。省台记者是学播音的，字正腔圆，表态铿锵有力：向基层干部取经，吃苦耐劳，身体力行，帮助群众解难题、支实招、见成效。整个会议室都被她的表态声波震得嗡嗡响。

会议原本可以终了，主持会议的王海平说再请省报来的田自力同志说几句。理由有二：我是他教过的永城学生中的佼佼者，又是全省党报的资深记者，见多识广，对家乡这些年的变迁发展，必然深有感触。

临时发言，推托不得，我也不习惯场面上那套话语，脑子里一紧张，仿佛一片空洞，脱口而出的却是鲁迅《故乡》的开头：“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我说，许多走出去的人，都会怀有鲁迅这般对故乡、对乡村的审视和剔骨见血般的热爱，因为故乡是我们的出生之地，是母亲流血之地，也是埋葬祖先之地，无论何时何地，受挫困苦，我们的故乡，我们的乡村，永远是游子的身体、心灵可以停驻的地方，也是重树信心再出发的地方。我说到乡村的当下处境，乡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投影，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最基本的伦理、秩序、情感和精神，如何回望、建设乡村，归根到底不能只站在一个维度之上，而要深层次地掘进。

天啦，我怎么了，由着个人的认知，慌不择言，居然还说出“掘进”这样的词。我把那些赞誉家乡变化的溢美之词，把要为脱贫攻坚挖掘典型浓墨重彩书写中国梦永城故事的话全忘在了脑后。话说完，掌声雷动，这让我颇感意外，心跳得更乱了，却觉得这次下乡也许真是有意义的。

散会后，王海平走过来和我告别，讲了几句工作生活有困难他来解决的客气话，我突然发现他两鬓发白，眼角皱纹折叠。时光从不饶过任何人啊。他说，这次安排你去码市，有些偏远，生活上会艰苦些，所幸时间不长，克服一下。你的学长陈劭东点名要的你，这样也好，你们有个照应，一起干点实事。我问，劭东在下面干得还好不？他说，挺好的，就是有些耽搁了。三年前调整，本来可以到城关镇接位，在县城，接天线更近，很多基层干部求之不得，是他自己主动请缨去全县最贫困最偏僻的码市乡。开始有人称赞他是深谋远虑，镀镀金转一圈就回来了，现在对贫困地区主职干部的人事一律冻结，不脱贫摘帽不调整提拔，有人就笑陈劭东打错了算盘走错了棋。我们边说边往外走，他要上车了，笑着拍了拍我肩膀说，不管怎样，都是未来砥柱啊！我赔笑心想，人各有志吧，劭东从来都是有想法的人，我还蛮期待码市在他手上翻新变样。

三

次日上午，来接我的是乡宣传干事小姚。陈劭东周末在县委党校参加为期两天的脱贫攻坚乡镇书记的辅导班学习，小姚说了缘由，就目视前方开车上路了。陈劭东派遣这个小伙子到省城给我送过土特产拜节，初次交道就看得出他是那种谨言慎行的人，但后来听说他喜欢玩机车，挺出乎我的意料。路上，我问乡上一些事，问一句他答一句，很多地方不是说不清楚，就是答非所问。我失了兴致，就看着窗外的山景，倾听风中偶尔能捕捉到的几声鸟语。

环绕码市的是一座山，又是两座。这么说吧，山虽相连，又各有其名，一曰古婆山，一曰兜盘山。我把手机地图上的标示指给小姚看。他说，这边都习惯叫东边大岭西边大岭。去码市要在东西大岭间的山路上转上两个多小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码市的水路荒废，硬化拉通了一条低等级的公路，坑坑洼洼跑了好多年，跑一趟是颠簸得头昏脑涨，虽然修护呼声甚高，但苦于没资金来源。直到前两年借扶贫的交通项目实施，山路扩宽，平整如新。我隔着车窗拿手机拍山峦叠嶂，从视野开阔的地方看天空，太阳被裹在厚厚的云层里，像是有雨要来，转上几个弯，又看到云开雾散，光芒万丈。

我打了个盹，迷迷糊糊感觉快要到了。小姚刚好接完电话，见我醒了，说：“陈书记来电话，刚接通知，明天王县长看码市的安置点，顺便走访几个贫困户，九点开完例会从乡政府出发，请您也参加。”

我说：“扶贫工作事无巨细，乡干部都要亲力亲为，迎陪走送，很忙吧。”

“有人说扶贫工作像个百宝箱，拿一件少一件，总也拿不尽。”小姚望着我咧嘴一笑，说，“乡镇干部压力山大，个个上了发条，不在扶贫现场，就在去扶贫的路上。”

“注意安全！”车道急转弯，吓我一跳。小姚放缓速度，爬上陡坡，我的视线被一排粗壮的大樟树遮挡，待缓行一段再看到葱郁山岭，脑子里没了方向感，对东西大岭又失去了判断。

到了乡政府大院，小姚引我走进他们那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建起的办公楼。楼层护栏外悬挂着醒目的红色黑体字标语，宣传的是核心价值观和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院西墙的宣传栏张贴着林林总总与扶贫有关的政策文件，东侧是农村商业银行、邮政的房子，连同文化服务站、政务服务大厅，挤挤挨挨，院子陋旧狭小，但不失紧凑整洁。

码市乡拢共三十二名干部，借调到扶贫办和县直部门后，在岗的也就剩二十来位。办公楼上下四层，一二楼办公，四楼闲置成了储藏间，小姚给我收拣好了三楼靠西第二间，陈劭东住在最东边。房间不小，布置简单，床铺书桌衣柜和两把漆面脱落的木椅，像个空空荡荡的“家”。

小姚帮我把简单的行李搬进屋，抱歉地说，将就将就，生活用品差什么到时说一声再添上。我笑着说，没那么讲究，你们能住我也没问题。陈劭东像是掐准了我刚安顿下来，打来电话慰问我的一路辛劳，说下午学习班结束，约了县直几家部门负责人商议安置点生活配套工程的事，晚上才回得来。“我争取早点回呀，我们借着月光喝一杯，给你接风洗尘！”他声音中的爽朗劲多少年也没变。

跟小姚去食堂吃午饭，因为是周日，有的“走读干部”还没回来。老师傅的柴火灶烧菜很香，胃口大增，饭后我决定独自到集镇上走一走消食。出政府大院上坡左拐步行五分钟，一条五六米宽八九百米长的街道，刚好容两辆小车通过，既是集市也是公路，全乡的经济活动集中地。逢农历一四七的日子赶闹子（赶集），山里村民蜂拥而至，估计交通会瞬间瘫痪。街两边不留缝隙地砌着房子，一楼清一色店铺，有的是木脚楼，有的后来改建成水泥两层房，屋里光线灰暗，像码放的两排黑匣子。两个挂牌的村卫生室相邻不到五十米，十米之外一个岔路口是乡卫生院，这样布局让我觉得可笑。我去过一些大乡镇，道路又宽又阔，横平竖直，宾馆门窗装饰超市养生馆汽修家居，街边店面门头和县城没什么差异。眼下的这条码市老街，十来分钟就踏勘结束。没人在意午后出现在这里的一张新面孔。也许这几年下来扶贫检查的外人多了，人们也不在意那些路过的陌生者了。

毫无生机的乡镇。即将到来的三个月我将如何度过，只有等陈劭东亲口告诉我了。我坐在街角一块青麻石上，阳光穿过几面屋脊的三角地带，在眼前来回晃动。我眯眼打量身后的老街，二十年前到过此地的一幕若隐若现。那是我此前唯一的码市记忆，也是心底的一块隐痛。

那次是坐一辆客运班车过来的，路途摇晃，无比漫长。来的原因，是参加师范女同学彭余燕的葬礼。同龄人意外离去，十来位同学相约奔丧至此，忧郁的心情让行程变得沉闷滞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重视中专教育，师范工商财农林水医卫等专业的录取分很高，能考入的都是尖子生，很多家庭冲着工作包分配走上这条求学路，农村学子还可转为城镇户口，就更是将之视为跳龙门的绝佳机会。

我和彭余燕是同一年考入，同班，她是码市学校考上的独苗，学习优异，长相素朴纯净，寡言少语，有点像那个年代日本殿堂级的女演员山口百惠。陈劭东是学长，高我们两届。刚入学不久的晚自习上，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男生站在教室门口把我和彭余燕叫出去，定定地望着我们笑。素不相识，我有些纳闷，他自我介绍说了一大串头衔身份，最终目的是邀约我们参加文学社活动。他问我，知道为什么找你们吗？我摇头。他说，我们是老乡，都是永城的。彭余燕从头至尾脸颊红扑扑的，没有说一句话。打过几次交道后，他是学生会副主席，经常抛头露面，就主动带我们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文学书法绘画篮球，他都能露几手。我们常在广播里听到朗诵他的诗歌作品，在书法美术比赛获奖名单里找到他的名字，还有每学期的校篮球联赛上看到他精准的三分篮远投。他走起路虎虎生风，回头率很高，我后来觉得他对彭余燕颇有好感，不过每次都会把我叫上，好像有我这个够亮的电灯泡才更安全。

陈劭东毕业那年，留市名额非常少，据说一个市干部子女占了他的指标，他赌气回了距永城不远的一所乡镇中学。现在回想，这对一个内心骄傲的人打击该有多大。分配失意，他因此和我们的书信联系很少。到了两年后我们毕业，师大有继续深造的保送生指标，我和彭余燕入围成了竞争对手，很多活动获奖的加分项，得益于陈劭东当年把我们引入社团参加竞赛打下的基础。后来彭余燕竟然主动退出，理由是家里条件差，父亲身体不好，弟弟年幼，她想早些参加工作。我没有悬念地保送了，却很长一段时间开心不起来，就是因为彭余燕的放弃。学校给了她全市优秀毕业生的荣誉，还给永城县教育局出函推荐，她运气不错，进了县三小当老师。一个从山沟里考出来的女孩，留在县城教书，将来嫁在县城，这些都是按部就班要发生的，理所当然会是一种很不错的人生归宿。

那时的通讯虽有寻呼机、长途公用电话，但又贵又不方便，我和外界的联系方式主要是书信。师大期间我和彭余燕的书信往来并不密切，每学期两三封吧，逢年过节互寄写着祝福的明信片，彼此内心都隔着一道防护带。她在信里说得最多的是工作生活近况，当班主任，教语文，一周有十五节课，还带了写作兴趣班；住在学校宿舍里，宿舍前有一排又高又直的水杉，房子老旧，冬夜风吹得过道呜呜响，像有人穿着拖鞋跑来跑去；多数同事都是县城的，上完课就回家了，几个年轻同事开始恋爱约会；她正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个人待在宿舍偶尔会感到害怕。她片言只语未提过陈劭东，但我知道我的收信地址是他透露的。陈劭东写信只有一件事，让我帮着购买邮寄书籍和自考复习资料，他刻苦好学，说要以一个自学考上研究生的民办教师为榜样，早日离开那所偏居一隅的乡镇中学。我旁敲侧击要他主动联系照顾好她，想象过他们坐在空旷无人的校园角落或宿舍里埋头苦读的温馨场景，当彭余燕说起幽深夜晚一个女孩子的害怕虽再正常不过，但我不解的是，陈劭东这时在哪里呢？有一次信末“顺颂安好”时，她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她在犹豫，做一个艰难的抉择，想回到码市学校当老师，那样离家近，能更好地照顾父母弟弟。我给她寄了一本战胜困境成为人生赢家的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的传记和自考论文复习资料，回信中语气坚决地劝她打消回乡的念头。我想也许只是她一时冲动，身边是不会有人赞成这样做的。

那时的懵懂和远离，慢慢会将任何虽美好但不在同一经纬度上的情感撕扯掉消磨光。后来我更是体悟到，于情感而言，时间是灭火器也是过滤器。各自安好尚且无事，突然听到彭余燕死去的消息，那一刻除了震惊诧异，也充满了拳打脚踢般的伤感和锥心刺骨的遗憾。

彭余燕自缢身亡，消息是另一个县城教书的同学传来的。那时我面临毕业，联系了几家单位准备面试。我站在校园一家报刊亭旁，给陈劭东打了十几个传呼留言，焦急地等待，他却直到第二天才把电话打到我们楼栋宿管那里，丢下一句留言：余燕离世，节哀顺变。当时他若是站在我面前，我想一定会狠揍他一顿。

消息像挤牙膏似的传来，自杀事件概括成一句话：彭余燕深夜在学校宿舍用长丝袜勒死了自己，次日上课无人进教室，才被同事破门发现。我说我不相信，同学说我们都不相信，好端端地活着或者说一个正常人，是要遇到什么样的事才如此决绝赴死，进一步说，以双手之力勒死自己怎么做得到。

县公安局最后下的定论还是自杀。封锁现场、排查问话、尸检化验，该履行的程序都走过了，找到的人证物证并不能证明死于他杀。我们那时分散各地，涉世不深，也没什么社会关系，对人情世态、办案破案都不谙其道，也没想到要组织起来去讨个明白的说法。“相信公安会把事实查清楚的。”一句互相安慰的话，等来的是不愿相信也得相信的结论。听说她的父母倒是去县公安、教育局找过几次，但也只是安静地等在领导办公室门外，没有亲戚朋友帮着打横幅拦车鸣冤，也没有胡搅蛮缠讨要巨额经济赔偿。碰到这种事，单位都愿花钱速战速决，怕扩散影响。县教育局和学校工会找来家属当面答应给一笔丧葬费之外的赔偿，她父亲说人没了，钱也不要了。教育局领导说这是正常补偿，是你们应该拿的，在结案书上签完字，保证今后不闹事，拿钱就可以走了。她父母清理了女儿的遗物，在乡干部的帮助下，把女儿遗体拉回去下葬。那已经是彭余燕死去半个多月后的事了。

出殡前一天，一帮同学相约从四面八方赶到码市。说是一帮，也不过十来位。我大清早从省城坐火车到市里，又赶到永城与同学会合。我用车站公用电话联系了陈劭东，他的声音听起来也很沮丧，说人已经死了，没有新证据，就只能依了公安的定论。我问他要不要去送彭余燕最后一程。他说正在等参加县委办的选调复试通知，第二天可能要去面试。这也是人生大事，我没有责怪他。他赶来车站，拿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千块钱，差不多是他三个月的工资，让我亲手交到彭余燕家人手上。我手里捏着信封，看他匆匆转身离去，这算是对一段美好关系结束的祭奠吧。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他谈了个女朋友，她的父亲是一位县领导。我冷笑一声，没有丝毫惊讶，也未做任何评判。

车在山路上慢慢颠簸转悠，同学起初还说说话，后来整个车厢都昏昏欲睡。天空弥漫着濛濛细雾，山和树木模糊游移，我有着前所未有的麻木，希望车永远在模糊的视野中行进，不要停下来。

天擦黑的时候，终于到了石喊坪，热心的村民把我们迎进彭余燕家。房子破旧，堂屋窄小，棺材摆在中间，像停泊着一艘黑色巨轮。尸体在医院太平间停放了半个月，面貌早走形变样，我们进去完成祭拜仪式，赶在棺木钉死前看到那张变得陌生的脸。四年前，我们在校园里，生龙活虎，无比热爱生活，向往美好未来，但突然以死亡的方式分别，从此阴阳相隔，心情复杂，比到码市的山路还要曲折幽深。

没想到的是，陈劭东深夜赶来了。冗长的道场仪式刚结束，停放棺材的堂屋里烛火摇动，墙上黑影碾压，他久久凝视着照片上被火光映亮的半张脸，眼泪无声掉落。

后半夜家属守灵，主事的要我们到附近村民家中休息，待天亮后送逝者上山下葬。我们把女生安顿好，几位男同学决定彻夜不眠。夜里有些寒凉，有人提议烧堆火，大家潜入黑暗中搜拣回一堆树枝，有人索性拖来一棵砍倒在山沟里的小树，我们在离彭家不远的空地上点燃了火。几个女生睡不着又回来了，火堆前顿时热闹起来。围着火，大家回忆往事，说起一次集体野炊的火是彭余燕燃起来的，有人说把火烧旺些，照亮她上路，让她以后走过的道路都有光亮和温暖。我心中的哀伤被火烘烤得硬邦邦的。记不得谁先说，看月亮升起来了。黑黢黢的山岭，清辉洒下，蒙上一层雾状的微光，山体也变得通透。

火光跃动，视线恍惚，山路上忽然看到有人影经过，女生胆小，喊大家去证实那个人影的真伪。有男同学举起火把往山路上探照，却发现什么也没有。一个女生哭泣起来，说那是彭余燕的魂魄吧，让她靠近我们吧，让她坐在我们中间吧，像往昔默默地倾听，而不是独自离去。夜色也被这个女生的哀悲感染了，所有人沉默着，抬头凝望月色溶溶的夜空，四面阒寂，只有树枝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陈劭东坐着不吭声，手中的烟一支接一支，我记得他以前是不抽烟的。后来他变魔术般地从随行包里掏出两瓶白酒，把瓶盖打开往夜空里一扔，男生轮流对着瓶口喝着辣舌割喉的祭奠之酒。那是一个对着青山赊月色的夜晚，是一段扼腕生命脆弱的青春时光。我们把酒无言，坐到晨光熹微，我醉眼迷离，好几次朝山路上张望，空空荡荡，奔赴另一个世界的身影再没有出现。

那个夜晚过得格外缓慢，仿佛时间已经凝滞，连同火焰、呼吸与回忆。我知道，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漫长的夜晚了。

四

陈劭东从县里返回已是夜里十点了，他比我两年前看到的样子要略显发福，肚腹微微隆起，我暗中一笑，中年男人都逃不脱的命运呀，何况是在酒桌上摸爬滚打的乡镇干部。他开心地喊着我的名字，热情拥抱比他身材小一号的我。

“听说了你在见面会上的发言，说得好，故乡是回不去的，因为时间本身是回不去的。”

我不理他的夸赞，假装生气地说：“听说是你把我要到这穷乡僻壤，来看你施展抱负？”

“是你那位王老师泄密的吧？”他哈哈一笑，“大记者，就是要到这里来，才叫真正接地气。精准扶贫在这里发生的点滴变化，都应该写进历史的教科书。”

我不去接他的大道理，讥讽地说：“当初选这里你可没想到回不去的吧？”

“既来之，则安之，我没考虑那么多。”

“那说说你考虑的是什么？”

他把话题岔开，说：“走，去我房间喝两杯。”

“算啦，我戒酒了，现在也不是青春年少伤春悲秋了。”

“破戒！不破不立。”他才不管我拒绝的理由，抓起我的手就走。

他的宿舍布局也很简单，比我的多一个书架一个储物柜。他摆桌子拿酒开熟食，我就到书架前巡视。我想看看当年被我当作偶像的学长还剩下多少精神追求。对他架子上的百来本藏书，我并不以为然，最上一排是党员干部必读的理论书籍，但下面的三排书脊把我镇住了。都是与乡村建设和中国农村百年变革有关的民国大咖著作和西方译著。梁漱溟晏阳初董时进李景汉傅葆琛陶行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有理想的乡建之子，也有美国明恩溥何天爵英国麦高温约·罗伯茨等中国文化研究者。我抽出几本，摩挲发旧，批注详细，看来都是反复读过的。

他把酒食摆好，拿出一瓶洋河大曲。梦之蓝。

“人生是灰色的，梦是蓝色的。”他扬了扬酒瓶，斟满两个小玻璃杯，“晚上请饭请酒，两条通村公路扩建三个安置点饮水工程，立项的扶贫项目，进度缓慢，像催债，人家欠你的，你还要低三下四去讨。”

“他们不履职，到时板子打他们身上。”

“没你说的这么简单，现在的考核都是一把手约谈，在你管辖的地盘上，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哪一件都不是儿戏。”他端杯示意走一个。

“帝王将相，戏非儿戏，是这个理吧？”

“来，大记者，码市欢迎你！”杯中酒他一饮而尽。

我久不沾酒，两杯下去头有些晕乎。他酒量虽大，但脸上堆积着酒后的浮肿和奔波的疲累。他和我絮叨起乡镇的现状和症结，扶贫脱贫的艰辛，有一些现象与我平日所闻完全是颠覆性的。勤的干，懒的站，不三不四瞎捣蛋。我知道基层工作复杂干部辛苦，但没想到有的艰难无异于徒手攀爬一面面陡岩峭壁。

我轻叹，你到码市，说说你的抱负？他说，你待一段后再做评议吧。我直言午后感受，让人无可惊喜。他说，你看到的是过去与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去看未来。我爽言直语，没有现在谈什么未来，况且你所说的未来是在这穷山瘦水，没有资源没有财力物力所能走到的未来，是你书架上那些失败的实践和理想的空中楼阁？

他抬头看了一眼书架，仿佛那里藏着一个突然会跳出来的怪物。他说，这几年，我在琢磨乡村建设这四个字，它不简单是建设乡村，让乡村有个光鲜的外表，它是整个中国社会建设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乡村走出贫困的根本是在建设而不只是一味输血。扶不起的阿斗，关键是阿斗要自己立起来。他取下几本书，说到它们带给他的启示，民国时期有数百上千的团体机构实验区都致力于乡村建设，除了我们熟悉的黄炎培的徐公桥实验、陶行知的晓庄模式，连阎锡山这位我们以为的“刽子手”军阀，也有很多改革乡村的设想，他的用民政治就是要“启民德、长民智、立民财”。还有外号叫“中国船王”的卢作孚，毛泽东曾说过的中国民族工业“四个不能忘”中的运输航运业的那位大亨，就率先提出过乡村现代化的口号，你知道他的愿景是什么吗？是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我们难道只把这当作幼稚和失败？”他苦笑。

我看着眼前这位仿佛又回到师范生活年代的学长，激情四溢，在社团活动现场慷慨激昂，但台下坐着的已经不是当年逐梦理想的我。我没有反驳或是说打击他，那个他所说的自己立起来，在码市这个地方，有立得起的支撑和底座吗？我说：“时间不早了，今晚到此为止吧。”

酒已喝完，话却并没说尽。这个夜猫子，我不坚决打断，也许他能滔滔不绝地借着酒兴说到天亮。他的房门洞开，我起身迎风，能看到对面隐约的山岚，我们没有回忆多年前那个喝酒送别彭余燕的月夜，也没有只言片语去怀念共同的故人。我突然看到桌上还摆着第三只酒杯，空杯见底，杯壁沾湿，地上有一片浅浅水渍，像一张模糊但似曾相识的面孔。

他踉跄着送我出门，我让他留步，赶紧洗漱休息。他的舌头打着卷：“你来了，就是最好的支持。明天一起陪你的老师，看看山村的未来。”

五

下半夜落了场雨，把山林浇个湿透。清早起来，黑色屋瓦洗涤过似的，油光发亮，几只长尾巴鸟檐间雀跃，发出悦耳的欢鸣。空气润朗，沁人心脾，这感觉是在城市所无法经历的，我深深呼吸，恨不能将身体装上个压缩机，把体内浊湿之气排空，把鲜新之气储存起来。日上山峦，浮光耀金，两面青山也如同梳洗过，墨绿，黛绿，葱绿，碧绿，水绿，豆绿，亮绿，嫩绿，我所能想到的描述绿色的词，似乎都能在山野间找到它的所在。我想起师大同学有一位毕业去了西藏支教，给当地牧民学校当义务老师，每天清早，眺望蓝天白云、草原雪山，看着孩子们的高原红，迎来第一缕曙光。乡野之所，大概这就是最美好的念想吧。

城乃防御，市乃开放，码市之名，从前因开放而得。过去这一带在人们嘴里叫码头铺，傍着一条穿山越岭的水流，叫冯河。陆路交通兴起之前，运输全在冯河上，山货洋货交易流通，商贸客商多会于此。地理记载，码市四周虽是崇山峻岭，但地处湘粤桂交界，清咸丰年间就建集立市了。从冯河出发，水路经抵道州、永州，沿湘江入洞庭、通长江，然后水阔天高，就能去往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来之前，我又翻阅了一本地方志，上面说过去冯河开阔，上游溪流众多，从东边，有大量的杉松、竹木、茶叶、桐油、药材等山货在此聚散，往南的古道直通粤桂，丝绸海盐以及一些舶来品又多从这条水路中转散入内地。

一水缠绕，山就活了。但记载中的繁华时光已成美谈和遗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陆地运输的快捷，如毛细血管的公路四通八达，把冯河之上众星拱月般的水上口岸抛弃了。又加之水土流失，山洪滑坡，泥沙冲积，河床抬升，河水欠丰，山上林木禁止砍伐，无物可运，水运衰落，唯有老人嘴里，落魄的码市还留着些许荣光。

深夜酒谈之后，我真还对陈劭东的所谓未来充满好奇。往事历历，时光销蚀一切爱恨情仇，但不会销毁。这位多年前我很尊重的学长，其形象地位已经随着彭余燕的离世坍塌了。那个晚上围坐山火的一场痛饮，是对青春的祭奠，对生命的哀悼。他没有给我合理的解释，往后也没有，他有理由不说，我也不追问。罅隙横亘我们之间，也是这些年联系很少的原因。他攀上高枝，转圜于他的仕途，无可厚非，但他画的一张乡村建设的大饼，让我感到腹中之饥。麻木生活，物质想象，有光而不曾照见甚至早已忘记光的存在，我们转身，他说待他拂去光之上的遮蔽之物。

他来码市，真是要帮穷山里的人寻找光吗？又还能找到吗？

周一例会，陈劭东公事公办，很客气地做了介绍，算是让我和二十多位乡干部见面认识了。毕竟还要同事三个月，该走的程序不能少。例会还布置了一周的工作，小姚把清单打印好发放到各人面前。二十几项工作，密密麻麻，交错复杂，都事关扶贫的方方面面，饮水安全、教育保障、基本医疗、危房改造、易地搬迁等等，每一项后面都有责任人和主抓部门，打星号的是提醒本周完成，三角号标志的是重中之重，画圆圈的是要迅速整改落实的。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政策最后落实到基层，就压到了乡镇、村一级干部的身上。没搞好，上面要批评，严重的要问责，下面落实的难度和实施操作的麻烦之多，因地而异，也因人而异。陈劭东讲话干练，废话很少，安排工作既观瞻大局也讲究落地，这些年的磨炼不是瞎折腾，我却不禁有些同情他，选择到这个最贫困的乡镇，也把自己困在了这里，才干激情能在时间里一直延续生长吗？

会议半小时后结束，乡干部分头忙碌。陈劭东把记录本合上塞进包里，招呼我：“王县长快到了，我们一起去陪，看看安置点。”

拎起包我就跟着他噔噔下楼往外走。陈劭东还像读书时那样，步子迈得大走得快，小姚没给行程单，我不知道王海平下来具体要干些什么。大学毕业我考进报社做过几年的时政记者，与省里领导或是省直部门负责人下过乡，都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见到王海平孤身坐在副驾驶，我有些惊讶。

“您堂堂县领导下来视察，就这样轻车简从，不怕路上打劫呀。”我故意打趣，活跃一下车内气氛。

“哈哈，有何可劫？他们要也只会劫劭东书记吧？”王海平说，“这两年下来检查扶贫，习惯了独来独往。不给下面添麻烦，也不给自己找麻烦。”

“人家耍的是排场，偏生不怕的是麻烦。”

“那是人家的事，喜欢形式官僚主义，可不是我这个教书匠出身的半老头子追求的。”他说了一个笑话。“八项规定”出来之前，一位副省长到县里慰问特困群众，省市县三级领导陪同，警车引路，车队庞大，到群众家中一番嘘寒问暖，临走时递上一个信封。当时副省长拿着薄薄的信封，脸色就有些僵滞，那户人家有个傻宝儿子，急急拆开贴着“慰问金”三字的信封，大呼小叫，来这么多人，才送五百块钱。副省长前脚刚跨出门，听到这话，脸就垮下来了，冲着随行的干部发火，明年再这样的标准，不要请我来慰问了，丢人！我和陈劭东都笑起来了。

王海平愉悦地回忆当年教书时的几件小事，还把我那时的表现做了些美化。我没想到他记忆力如此之好，转入仕途，也就是凭着好记性和笔杆子上去的。劭东光听我们师生说话，也不插言，面色深沉，和昨晚见到的完全是两副神貌。

王海平把头往左一偏，盯着他看了几秒后说，劭东啊，人事上我说不了话，你到乡镇来就来，好端端地把婚离了，趴到这穷山沟里，是真不想上去了，你知道县里有些人的嘴，比刀子还锋利。人生机遇就那么几次，你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陈劭东离婚的事我略知一二。当年，他改弦易张，娶了县委副书记的女儿，这是他没有选择彭余燕的唯一理由。男人为了前程朝秦暮楚，前车太多，难断对错。早几年岳父退休，他们夫妻没过多久就协议离婚，没吵没闹，对外讲是感情不合，儿子归他，不过外公喜欢，又仍带在女方家中。去年他来省城做了一场老乡的饭局，我问过他，也是这个说辞。人多嘴杂，他没多说，分别后他却发了条短信过来：离婚是废除束缚，放飞自由的身心。

说到自由这个份上，都这个年代了，还有什么再去追究的。

朋友相处，点到为止，没有唯一标准。这也是我的原则。后来我再没向他问询过，成年人别过得那么辛累，尤其是对城堡进出的亘古命题，人人都有破狱而出就绝不画地为牢的选择权。小县城最热衷传播桃色新闻，开始很多心怀鬼胎的人还非议着哪一方有猫腻，等着看一出好戏，但两人各自单着，既无绯闻也无实变，有时还一同带着孩子出现在好友的饭局上。陈劭东下派码市后，一心在山谷沟垄里忙碌，也乐着把儿子丢在岳父家。

一团扯不清的麻纱，陈劭东故意岔开话，以恭敬口吻向上级领导汇报，码市扶贫脱贫已经完成的工作、正在做的旅游项目以及存在的问题。从全乡到各村的贫困人口、逐年脱贫的数字到各项经济指标、惠农补贴，他熟稔于心，一门清。王海平夸赞他对政策、数据的掌握和贫困状况的分析，微笑“预测”：我们都看得到的，劭东把码市的扶贫差事办好了，未来是要进常委班子的。

先去看的是易地搬迁安置点的建设。地点是陈劭东一个个亲自反复考量后选定的，与别的乡镇不可比，人家随便在集镇附近选一块空旷之地，水电路一并畅通，几十幢新房整齐排开，美观气派。码市自然条件受限，集镇往外扩捆手捆脚，又不能随意炸山拓地，要找到一大片平整土地来集中安置石喊坪村上百户搬迁人口谈何容易。搬太远，贫困户不乐意，住得太集中，山上独门独户住惯的人也不愿意，他最后想了一个方案，山村特色不丢，选了四处安置点，离集镇不远不近，尽量让一个村互相认识的贫困户住到一块。选址方案经过公示，逐一让村干部上门征求意见，获得全体贫困户的赞同通过。

我们参观了正在装修扫尾的安置房，白墙青瓦，依山就势，连点成片，最小的五十平方米，最大的一百五十平方米。王海平对房屋设计和建设质量竖了大拇指，说，房子建好了，要想让人住得舒心，还必须考虑后续的帮扶措施，在劳动力转移就业上做文章，易地搬迁才有亮点。

陈劭东似乎早等着谈到这个实际问题，介绍了已经准备落户的扶贫工厂计划，又神秘地把我们带到离安置点不远处开垦出来的梯田处。他说，农民虽日出而作，日落难歇，但骨子里最需要的还是可以耕种的土地，没有土地他们心慌难眠。搬迁后，山上的房子要拆，山田也种不了，年轻的可以外出打工，年纪大的走不出去，我考虑就近开垦了几块菜园子几分山田，让搬迁户心里不慌，这样生活才开心，好歹也是帮着他们做点实事吧。光靠政策补贴，脱贫不得其法，贫者不改心志，乡村振兴又何以为继呢？

走了几处安置点，恰好也有村民前来探看新家。王海平看得高兴，感慨赞许：扶贫要扶智，也要扶志，我看码市因地制宜的思路和做法很好，抓住了山村易地搬迁的牛鼻子。农民本是农村脱贫和振兴的根本力量，他们不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就是白纸一张空话一句。现场气氛热烈，王海平说，我不能空手来，好比农民着急娶老婆，如果你却送本书，告诉他“书中自有颜如玉”，哪能这么糊弄，是这个理吧？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他承诺从分管的文体卫项目资金里给安置点支持，把文化健身医疗配套到位，村干部和村民看到领导送“红包”，一个劲鼓掌致谢，像是前途立马一片光明。

看完安置点，王县长说想到石喊坪走访几个贫困户。看了两三户，这些家庭有的子女在外打工，有的孩子即将入学，都对搬迁充满期待。山路弯弯，山林茂密，西边大岭看似变化甚微，一家一户，依山就势建房盖屋，虽靠山吃山，但相较过去，政府投入加大，生活基础大有改善。王海平坐在前面当导游，说他在码市出生，儿时看到的山长什么样，山中生活之苦，十几岁随当国营林场场长的父亲调动工作走出大山，这些年哪里变了样。我听着也颇为感慨。

过了午时返程，王海平在一个岔道口选了一条小路上行，路况差一点，踅过这道弯，前面才重上主路。我坐车上转得晕乎，看着山林已不识，隐约记得多年前来过，但记忆被脑海中的橡皮擦擦去了。车停下来，王海平走进坐落山坳上的一栋矮房子。房子有些年头了，是过去的大土坯砖堆砌起来的，屋檐黑瓦日晒风吹，雨淋夜露，色泽变白，罅隙处长着斑驳藓苔，时间的刀斧之力，都刻在了坯砖上，有的地方裂开几道瘦长的缝隙，有的剥蚀之后残缺坑洼，仿佛一个长途跋涉的褴褛落魄者。

“这样的房子算不算危房？”王海平前后屋看看，皱着眉头问道。

“已经做了易地搬迁的安排，分了一套安置房。”村支书黄旺生及时赶到，躬身上前回答。

“谁说我要安置房？谁说我要搬家？”人未见声已闻，一个脸色酱黄的秃头矮老者从屋里走出来，他右前额凹缺一角成G形，活像一个从大庙供台走下来的丑怪老罗汉。他的长相拨动了我的记忆之弦，我想起二十年前在葬礼上模模糊糊的一面之交，是彭余燕的父亲。听说他头上的凹缺，是年轻时当排工留下的，差一点命都没了。到码市来的路上我有想过，这一家人过得还好吗，没想到此时相见，却不敢相认。

“谁说我要搬到安置房去？”老人火气很旺。

王海平一愣。黄旺生上前一步，挡在老人面前，说：“彭老招，县里领导来看看我们村，看扶贫好政策的落实，安置房就是政府的关心，你怎么又不搬了？”

“是你们要搬，我从来没说过要搬的。”

黄旺生脸色赭红，摆出一副杀猪佬的生气状，还想要争论一番。王海平拦住了他，问道：“老爹，为什么不愿意搬？”

“我搬走了，我儿子就找不到家了。”

“你儿子怎么会找不到家呢？”

“他出门了，还没回来。”

这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女人，彭余燕的母亲，高颧骨，皮肤黑里透红。女儿的噩耗传来，听说她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她满脸忧虑之色，扯着彭老招往屋里拖，他赖着不走，像个孩子生气般嘟着嘴。两人就在自家门口当着外人的面僵持了。

王海平走进屋里，黄旺生跟进去唧唧咕咕介绍彭老招的家庭情况。儿子叫彭小亮，出门打工，回来过一趟，再次外出后就没音讯了。

“有几年了，去找过吗？”

“三四年了吧，这让他们去哪里找。到乡派出所报案，说要县里才有权限查什么身份证信息。”

“查过吗？乡里村里应该派干部帮一帮。”

黄旺生支支吾吾，他返身到老女人面前，问最近有没有儿子的消息。女人摇了摇头。

屋里光线很暗，飘着一股溲溺之气，王海平站到对门逆光的神龛位，墙上挂着一张褪色发黄的旧照片，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是逝者的遗照，而是一张放大的生活照——女孩穿一身长裙，侧身站在操场上，风把长发吹起，阳光在脸上映成淡淡的微笑。黄旺生一旁说，那是彭老招女儿，死好多年了。

我也看清了二十年前的这张脸，此刻却非常陌生。我像一个失忆者慢慢召回记忆，如撞入一头小兽，慌乱，搐动。物是人非，山长水阔，触处思量遍。时光的灰旧与色彩的挥发，无法真正磨蚀这张青春的脸。我瞟了一眼陈劭东，他站在我们身后，神色寡淡，仿佛丢了魂魄，身体骨骼撞击发出嘎吱声响。这声音，又像是从房子里每个人的身体里发出来的。

彭老招突然大叫一声，我们纷纷扭过头去，他抓着老女人的头发，拖着往几米远外的山路上甩去，嘴里骂道：“都是你这死婆娘，把儿子赶跑了，不回来了，看你死了哪个人给你送终。”

女人并不挣脱，顺着彭老招的力道和松开的手，弯身跳过屋门口的导水沟，站在路边上，把一头银发向上扬起来，跳大神般手舞足蹈起来。她往山下方向指了指，喊道：“回来了，小亮回来喽！”随行者有人真的探出身子往山下望，什么也没有。

彭老招一屁股跌坐在把矮凳椅上，抹着眼角，说：“老婆子，我对不住你呀，你跟我嫁到山沟里，愁吃愁穿，图个啥，现在快埋进土了，儿女都没了，你恨不恨我，你不恨我，我恨我自己啊……你披头散发干嘛，快去捡柴烧火，家里来了客，我们杀鸡吃，吃鸡喝酒。”他靠着墙，受了委屈似的呜呜哭起来，她走过去怜爱地摸着那颗头发所剩无几的脑袋，又紧紧把他瑟瑟抖动的身体抱进怀里。

“死酒鬼！神经病！”黄旺生皱着眉头，嘀咕道，又朝我们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对彭老招说：“你也是经历过生死的人，凡事都要看开些。”

“我没死，我没有死过，死了就不是人了。”彭老招挣脱妻子的怀抱，理直气壮地回答。看到王海平跨出门槛，他一把抓住他的手，“领导，你要帮我，你们要帮我找儿子。”

“好好好，我们帮你找。”王海平连忙应允，往后退，像是怕他做出格举动。

彭老招放开他，又抓住我的手，把找儿子的请求重复一遍。他的手粗糙得像把钢锯割手。我也唯有点头。老女人过来把他扯开，向我们道歉：“老倌子过去放排脑袋受了伤，不清醒时就胡言乱语，莫见怪。”

“找个鬼，你们都是骗子。”彭老招喃喃低语，“一群骗子！”

王海平把陈劭东喊到身边，交代说，乡里派人去衔接公安，把彭小亮失踪的情况再调查一下，科技信息这么发达，交通住宿看病打工都要身份证信息，还找不到一个人。陈劭东没有说话，表示默认。

这些年乡村的奇怪事件，比小说还真实地发生在身边。离奇出走，杳无影踪，只是其中一桩而已。乡邻多会议论彭家人丁不旺，命运如此，不可违逆。这个场合，我心情沉闷，不敢跟疯言疯语的彭老招相认，也许他压根不记得女儿有过这样一位同学。他这么疯疯癫癫，非常不好对付，有点像医学界也畏难的“老年认知症”，大脑皮层结构功能发生了病变。后面我能帮得上什么呢？在省城我曾汇过两次钱，但钱都退回来了，地址有误，查无此人。但那是我所能确定的地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对方拒签了汇款单。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性格刚硬的老排工拒绝了所有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