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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自出版以来之所以备受争议与关注，源自于小说自身的多层文本结构和多重主题意蕴。从表层文本来看，《青春之歌》的确是在表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革命化的历程；然而在表层的革命宏大叙事之下，其实掩藏着两层更为隐蔽的文本与意蕴：个人话语层面凸显的是人性欲望的伸张、文本底色层面传达着广泛而苦闷的流浪体验。多层文本结构和多重主题意蕴是《青春之歌》成为“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红色系列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杨沫 《青春之歌》 欲望伸张 流浪体验

1958年1月，作家杨沫写就的40万字长篇革命历史小说《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次年即被改编成电影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而上映。社会各界随即对《青春之歌》展开讨论，毁誉参半。一方以郭开为代表的否定派认为《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身上留有小资产阶级的痕迹①；另一方以茅盾为代表的肯定派则认为《青春之歌》所叙写的知识分子改造内容符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思想，值得鼓励与肯定。②在茅盾的支持与鼓励下，《青春之歌》遂成为“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红色经典系列文学作品中的一员。

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总是有着多重主题意蕴和多层文本结构。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将文学作品视为艺术品，他们谈道：“对一件艺术品做较为仔细的分析表明，最好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包含标准的体系，而要把它看成是由几个层面构成的体系，每一个层面隐含了它自己所属的组合。”③革命的时代远去，如今重读《青春之歌》，读者能再次感受到小说中激荡人心的革命叙事、若隐若现的欲望流露和刻骨铭心的流浪体验。

一、表层叙事：革命旋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洋溢在革命的激情中。随着经济领域的“大跃进”，文学艺术也跟着“大跃进”。《青春之歌》就诞生在这个革命激情高涨的年代。“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作品以“工农兵”为主要创作题材，红色革命经典小说大多讲述革命的起源、艰难的奋斗历程以及最终革命取得胜利的故事。这些作品激励国人树立革命信仰，加深民众对革命的理解。《青春之歌》也概莫能外。

《青春之歌》主题鲜明，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气息，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成长史为主要内容，以党领导的各高校学生运动为主线，围绕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蜕变，展现出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面貌和价值选择。林道静的革命之路表明：只有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人民事业相结合，才能奏响真正的“青春之歌”。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讲道：“当代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即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④毫无疑问，革命是《青春之歌》要表现的首要内容，也是《青春之歌》由时代共名所决定的显形文本要凸显出的主要特征。

《青春之歌》叙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故事，从显形文本出发，小说根据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历程分为两部，第一部从林道静抗婚离家写到她被捕逃脱后离开北平，第二部从她初到河北定县写到“一二·一六”运动，前后两部共同展现了林道静由自我革命走向社会革命的全过程。《青春之歌》人物众多，内容庞杂，但始终以林道静为中心展开，叙写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史。小说细节刻画精准，心理描写细腻，虽然线索众多但脉络分明。

1919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发行《易卜生专号》引起了国内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大讨论，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指出女性“出走”的两种结果：堕落、回来。《青春之歌》却向读者展示了女性出走后的另一种归宿：革命。即通过参加革命来免于走向堕落，免于“回去”屈从于封建黑暗的家长制。《青春之歌》向人们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只有革命才是唯一能正确抵达女性自由和解放终点的路径。《青春之歌》的显形文本告诉读者，主人公林道静从信仰到性格到身份的变化，都源于革命的推动。

小说伊始，林道静是一个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的“娜拉”。林道静着力追求平等、自由、独立，有着贵族般的爱好，经常身着白衣白袜，是同学眼中“洞箫仙子”和“乐器铺子”。林道静怀着自食其力的愿望踏入社会，天真浪漫，信奉人文主义，对未来充满幻想。但不久后却在看清现实丑陋的面孔后冲动自杀，被同信奉人文主义的大学生余永泽所救。白马王子余永泽的才华横溢、雪中送炭立即捕获了林道静的芳心。两人一起讨论着海涅、托尔斯泰与古体诗，很快就同居在一起，组成一个温暖的小家。好景不长，当林道静表露出要到社会上自食其力的愿望时，余永泽却打破了她的天真：“理想是理想，现实又是现实。理想和现实是有距离的，我相信你不久就会醒悟的。”⑤遭遇梦想破产的林道静一时失去了前进的方向。除夕夜与卢嘉川的再次相遇给彷徨无助中的林道静带来一抹亮光，余永泽进门的第一眼，就发现林道静的双眼中荡漾着前所未有的幸福光彩。只是此次拯救这个彷徨无助的女青年的已不再是浪漫骑士，而是革命。林道静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哲学之贫困》《反杜林论》《母亲》，日夜期盼着靠近革命。从信奉人文主义到追求马克思主义，是革命使得林道静的信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信仰发生变化的林道静性格也发生了改变，由单纯幼稚到坚韧不拔，逐渐成熟起来的林道静对革命和生活都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最初的林道静是一个想到革命就热血沸腾，就想去战场上冲杀的热血青年，经历过几番革命教育后，林道静已经不再冲动幼稚，学会了如何与敌人斡旋。起初的林道静单纯地认为革命就是革命，革命与生活是两码事，在亲眼见到卢嘉川、江华等人熟练做家务、灵活转变角色时，她才意识到革命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与首次入狱时的慌张不同，再次入狱的林道静在目睹林红牺牲之后镇定自若，自觉地充当起了进步青年小俞革命道路上“姐姐”的角色，由一个被引导者成长为革命导师。革命使林道静由单纯走向成熟。小说开始时的林道静是一个舞文弄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姐，小说结尾她已经转变成为走上街头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从一开始参加游行战战兢兢喊不出口号到“一二·一六”游行时拖着病体也要斗争；从第一次入狱时忐忑不安受制于反动派到再次入狱遭受酷刑时与奸细斗智斗勇；从与学生家长没有共同话语到理解靠近工农大众；林道静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身份转变。

除了主人公林道静之外，《青春之歌》的显形文本还向读者展现了许宁、王晓燕、李槐英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化的历程。摇摆不定、胆小怕事的许宁在经历革命后逐渐变得坚定勇敢，小说结尾许宁已经和林道静一样蜕变为成熟的革命者。王晓燕本是一个埋头于书本的理想主义者，革命使她从象牙塔中走出，在经历爱人背叛信仰后毅然觉醒投入革命怀抱。李槐英本是北大“花王”，八面玲珑的她游走于各种主义之间，从不轻易站队，遭到日本军官侮辱后的李槐英在林道静的帮助下大胆奔向集体成为一个革命积极分子。这些青年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经历了困境最终被革命所救。《青春之歌》的表层文本向读者传达出这样一种声音：“革命是一种信仰、理想、追求，它承载着光荣的使命和无限的意义。它所允诺的美好未来、自由、平等，挑动着人们想象的神经，甚至为这个乌托邦而舍弃自己的生命。”⑥在这里，革命更类似于一种宗教信仰，有着救赎劳苦大众脱离于水火之中的功能，它给予革命者们神圣的使命感和光明的前景，使青年们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青春之歌》的显形文本竭力向读者展示林道静性格发展、信仰变化、身份转变的强大动力——革命。在小说中，革命是创作初衷、是主流话语，作者明确告诉读者：主人公一切行为的原动力就是革命。向往革命、投身革命才是社会正道，背叛革命、脱离革命只能是堕落或死亡。青年人只有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解放和自由。总而言之，革命才是点亮青年人生的那束光。《青春之歌》的创作主旋律是为了歌颂时代、致敬革命。

二、个人话语：欲望伸张

《青春之歌》的显形文本清晰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但这仅仅是小说的第一层文本，作家在书写革命的同时仍在隐形文本中不可抑制地流露出了个人话语——欲望。“无论怎样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作品始终都是作家生命律动、情感历程的折射映照。”⑦《青春之歌》隐形文本透露给读者：欲望才是主人公一切行为的动因。正因为书写了普遍的人性欲望，《青春之歌》才能在众多革命历史小说中脱颖而出，一版再版。

林道静最初离家出走寻求的并不是革命，而是个人自由。五四运动将个性解放推向高潮，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林道静很明显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和余永泽同居前，王晓燕曾劝说林道静慎重，林道静随即给王晓燕讲了一段舞蹈家邓肯的故事，并反问她的好友：“晓燕，你以为需要坐坐花汽车，来个三媒六证才可靠吗？”⑧这些话语透露出的思想甚至在今天看来依然很前卫。在林道静眼中，婚姻只是一种仪式，甚至代表着一种束缚，而她要追求的绝不是婚姻这种传统意味浓厚的形式，而是纯粹的爱情与充分的自由。

从《青春之歌》的显形文本来看似乎是革命在引导着林道静成长。然而潜在的隐形文本却暗示读者，最先吸引林道静的并不是革命，而是英俊潇洒的卢嘉川。卢、林二人之间的朦胧爱情直接指引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北戴河初遇卢嘉川，林道静就立刻被卢嘉川的丰神俊朗和侃侃而谈吸引住了，林道静放下平日的冷静矜持，甚至主动与卢嘉川攀谈。除夕之夜再遇卢嘉川时，林道静眼中的卢嘉川是这样的：挺拔的身材、英俊的面孔、稠密的乌发、炯炯有神的双眼。浑身散发着英雄气息的卢嘉川使林道静神魂颠倒，此后林道静借革命的名义不断接近他。街头游行中，被众人簇拥着的卢嘉川俨然是一个“卡里斯玛”式的英雄，他的身上闪闪发光，有着令人信服的力量，林道静被彻底征服。卢嘉川对革命的执着、林道静对卢嘉川的喜爱，一环套一环，使得林道静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林道静爱着余永泽时，余永泽是白马王子。然而当爱情凋零，林道静移情别恋之后，旧情人余永泽就变成一个“自私、平庸、只注重琐碎生活”⑨的老夫子。爱上卢嘉川，因为卢嘉川接近革命，是林道静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欲望。《青春之歌》表层文本是在讲述林道静轰轰烈烈的革命成长史，然而真正驱使着林道静一步步走向革命的却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她对自由、理想、爱情与安全感的渴望。林道静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但她首先更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使她离家迈出革命第一步，对爱情的追求使她真正接触革命，对安全感的寻觅使她抛却个人融入集体。这样看来，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个人欲望也是驱使林道静走向革命的一个原因。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一时的昏睡，而只有少部分是乍睡乍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⑩《青春之歌》最能体现个人欲望的是林道静的那场梦：“在阴黑的天弯下，她摇着一叶小船……她哭着、喊叫着，纵身扑向海水……”11这段梦境有助于我们对林道静的内心世界进行解密。张闳称：“这是一个典型的情欲之梦。尽管从艺术性上看这段文字太过拙劣，但它还是将欲望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12海上漂浮的一叶孤舟可看作是林道静自身的隐喻，而滔天的巨浪则象征着欲望的高潮。这种欲望源自林道静对卢嘉川的汹涌澎湃的爱，几乎要将林道静自身淹没。林道静在道德与欲望中挣扎，她暗暗期待卢嘉川来回应、拯救自己。然而当船头真正出现一个穿着长衫的男人来拯救她时，林道静却又陷入焦急恼怒中。因为这个穿长衫的男人不是她期待的卢嘉川，而是余永泽，显然余永泽并不是林道静此时渴望的盖世英雄。从另一个方面对这个梦境进行解读，梦中卢嘉川因跳入水中捞船橹而被淹没，林道静则毫不犹豫地紧跟着卢嘉川跳入水中。完全可以将此视为林道静潜意识中决定追随卢嘉川的表现。这个梦完全泄露了林道静的内心隐秘：她甚至暗暗希望余永泽见死不救，那样她就有充分的理由扑向卢嘉川。无论怎样解读，林道静在现实中纠结徘徊，在梦境中却毫无顾忌地选择卢嘉川。

梦境给读者展现出最真实的林道静。偌大的宇宙，女性却终归只追求两样：无尽的爱与永恒的安全感。对于林道静来说，余永泽是给予她一时温暖的港湾，有安全感但却没有自由；江华是给予她方向感的旗帜，志同道合但谈不上爱情；只有卢嘉川才是她生命中闪闪发光的灯塔，既有爱恋又让她感到温暖。《青春之歌》隐形文本中流露出的个人欲望使小说更有人情味儿。显形文本中塑造的卢嘉川、江华是坚定的革命者，而隐形文本却向我们透露：革命者也有自己的情感欲望。卢嘉川对林道静欲说还休的朦胧情感，江华对林道静的直接表白，无一例外都流露出他们个人内心的隐秘欲望。

革命是战争年代的主题，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书写革命无疑能唤醒、激励一大批读者，然而随着革命激情退去，反而是那些有关人情、人性美的书写能穿透重重历史烟云，震颤读者心灵。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3，联系作者杨沫生平，杨沫一生中出现的三个重要的男性，张中行、陆扬、马建民无疑分别是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原型。对作家来说，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缺憾的一种补偿。现实生活中无法倾诉的情感在作品中却可以倾泻而出。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中如是写道：“《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就是杨沫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14正因为作家怀着这样的隐秘来写作，所以在文本中读者一方面能感受到革命对欲望的压制，但另一方面更能感受到欲望顽强的反抗。革命为《青春之歌》打上了红色烙印，欲望却为《青春之歌》添上人性的光辉，使之在众多革命历史小说中成为独特的存在。

三、文本底色：流浪体验

经典文本一定是有多层文本结构、多重主题意蕴的。孙绍振先生讲道：“经典文本的结构并不是单层次的，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显形的，表层的；第二层次隐形的文本是潜在‘意脉’变化、流动的过程；第三层次则内涵更为深邃，涉及文体形式的规范性和开放性，还有文本的流派和风格。”15《青春之歌》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彰显革命波澜、人性欲望之外，更向读者展示了一代人艰辛的革命流浪历程以及他们刻骨铭心的流浪体验。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地上硝烟四起。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抗日战争，长期的战乱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流浪成为中国大地上最普遍的场景。《青春之歌》中存在着大量流浪场景书写：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山海关外的百姓被迫登上远离故土的火车，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长期流浪在异地他乡。1930年代，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生死离别。流浪作为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之一，被当时的作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写进文本中。“鲁迅的《过客》、郁达夫的《沉沦》、田汉的《南归》、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曹禺的《北京人》……均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流浪的心路历程。”16与西方流浪汉小说多表现消极的意义相比，中国以“流浪”为主题的小说由于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多表现为积极的意义。以左翼文学为例，蒋光慈、柔石等人小说中的“流浪”多表现为主人公积极地反抗黑暗社会，《青春之歌》当中的“流浪”也属此类。

“流浪”具有多重定义，“一般意义而言，流浪是对无固定居住场所、无固定谋生方式的生存境遇的通称，是在结构相对严整的社会中，某一个体出于某种原因或为了某个目的，脱离生存单位或组织，背离社会规范或准则，选择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独立生活方式”。17流浪一般分为两种：身体上的流浪或心灵的流浪。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上的流浪者有三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杨沫的《青春之歌》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巨作，真实地再现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流浪经历。1930年代，刚刚走出家庭、校门的知识分子们面临着往何处去的抉择，他们受到过新式教育，是被唤醒的一代，极其幸运也极其不幸。生逢动荡时局，刚刚踏入社会的他们不仅身体在流浪，精神上也长期处于一种流浪的状态，亲身经历过这种流浪的杨沫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它表现出来：“英雄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惊人事迹，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生活感受、生活经历，这几个方面凑在一起便成了《青春之歌》的创作素材。”18《青春之歌》中既有为信仰长期流浪的革命者卢嘉川、江华，也有四处寻找信仰、最终接近革命的知识分子流浪者林道静、许宁，还有社会上的投机流浪者戴愉、白丽萍，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在社会上流浪，共同谱写了一首属于他们的“青春之歌”。

海德格尔曾经用“无家可归”来标识20世纪人们的存在状态，“无家可归”的处境就是四处流浪。以卢嘉川、江华、林红为代表的革命流浪者们为信仰四处奔波，长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甚至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无家可归是他们最深刻的生命流浪体验。《青春之歌》对他们的这种生存状况有着详尽的展现。卢嘉川、江华长期为革命四处奔波，没有固定的居所，风餐露宿，哪里需要他们，他们就往哪里去。江华的姑妈，人到中年，夫死子丧，常年挎着一个小篮流浪在各个村庄之间做革命工作。这群奔波在中国大地上的流浪者们为革命信仰奋斗，无家可归却又四海为家，以牺牲个人幸福为代价换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光明的前景。

孤独与流浪形影不离。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身边的同志来来往往，只有孤独能成为革命者最亲密的伴侣。革命者们因革命走到一起，却又不得不为革命而四处分离。卢嘉川与林道静的相遇、相知、相爱都是在流浪过程中完成的。他们两人因革命越走越近，最终却又因革命生死两隔。相聚是幸运，孤独才是生活的常态。江华与林道静亦是如此，他们在革命途中相遇，虽然“他爱她，很久以来，他就爱着这个年轻热情的女同志”，19但江华始终将这种爱埋藏在心底，不得不“压制它、排除它”20继续为革命奔走。青年们在流浪中走向革命，又因革命而各自流浪，最终为信仰献身，在这期间陪伴他们最长久的，不是同志不是爱人，而是刻骨铭心的孤独。

与流浪相生相伴的，还有无处散发的苦闷。过去与现在、个人与集体、小家与大家，革命者们面临着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苦闷时时浮上心头。以林道静、许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流浪者们初步踏入社会后不仅身体处于流浪的状态，他们的心灵也在流浪。林道静一心要参加革命，可林道静却无法与过去彻底告别，常常陷入到精神苦闷当中。刚接触革命时，林道静就在余永泽和卢嘉川的选择中陷入两难，她一方面想要进步想要追随卢嘉川，但另一方面却又心中有愧觉得对不起余永泽。真正参加革命后，林道静又时常徘徊于个人与集体之间，一方面她感激好友王晓燕的姑姑王校长对她的帮助，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拒绝戴愉“革”王校长命的要求。入党之后她一方面时刻惦念、追忆着卢嘉川，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拒绝好同志江华的追求。许宁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官僚家庭，他一方面想进步，一方面却又无法彻底走出小家庭。许宁一遇事就容易犹豫不决、打退堂鼓，如与罗大方商议好次日同去东北，却在母亲的恳求下失约。革命使革命者们常常陷入自我与超我的矛盾中，苦闷时常存在。

《青春之歌》还略写了崔秀玉从朝鲜流亡到北京的过程以及“姑妈”、郑德福等底层农民的流浪经历，由点到面、由个人到集体向我们展示了一幅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流浪图景。杨沫保持了女作家一贯笔触细腻的风格，在描绘宏观流浪图景的同时刻画出青年流浪者们细微的流浪体验，“流浪”遂成为《青春之歌》的文本底色。在《青春之歌》的续集《英华之歌》当中，杨沫继续保持这一底色书写青年革命者们的流浪历程。正是这些流浪在中国大地上的革命者，用流浪的青春换来国家光明的未来。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青春之歌》真实地再现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流浪场景和革命青年的流浪历程，成为了解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窗口，为读者认识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生动鲜活的社会内容与精神营养。

四、重读经典：多维度阐释

经典文学作品向来都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具有多维度阐释的可能性。根据接受美学所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21《青春之歌》就是这样一部多重声响的管弦乐谱。《青春之歌》发表之初受到赞誉的同时也引来了很多批评，评论家刘茵曾在《文艺报》上撰文：“她总是摆脱不开一些个人的问题，总是想着卢嘉川，纠缠在个人的爱情激动里，这种感情使她不能提起腿来，迅速去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22当时的批评者们对《青春之歌》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情感嗤之以鼻，认为个人意识的流露是小说最大的败笔。随着革命硝烟远去，如今重读《青春之歌》，吸引当下读者的反而恰是当时那些被视为“毒草”的表现人情、人性美的部分。

从审美接受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不同的读者对《青春之歌》的解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专业的文学批评家眼中，《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优秀作品，小说展现了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是在为知识分子写史。而在非专业读者眼中，《青春之歌》就是一部带给他们感动和启迪的生活启示录。相比于专业评论者的理性和专业性，普通读者更多从感性角度出发，在阅读作品时不自觉加入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情感体验，以求作品与自身心灵的契合，从而获得阅读快感。杨沫的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一书中回忆：“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23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文学并不等于生活本身。虽然专业的文艺研究者深知其理，但普通读者却难以将文学与生活做彻底的分离。

《青春之歌》文本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作品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陈思和先生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讲道：“重读文学作品实际上是重新用一个新的审美方式来解读它,它是不是美的,是不是还能感动人,这是很重要的。”24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随着阶级斗争的烟消云散，如今再重读《青春之歌》，从不同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阅读和研究，总会得出一些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新观点。学者陈顺馨、贺桂梅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青春之歌》的叙事视点和女性主体地位研究，张清华、宋剑华则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小说的叙事模式，王一川从修辞学的角度探究小说的语义修辞，金闳宇从版本学的角度研究《青春之歌》前后几次修改的变动。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青春之歌》总能焕发新意。但也有一些阐释并不是从文本出发的审美感受，而是阅读主体自身的主观想象，甚至还有将新的研究方法、理论生搬硬套在作品上进行应用的例子，对此研究者们应提高警惕以免误导读者。意大利的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也曾指出对文本意图的解释应该有一个度，不能站在自己的位置对文本进行简单抽象的推测，所有的阐释都要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依据。杜玉环曾在《〈青春之歌〉接受研究》一文当中对《林道静的颠覆之路——从女权视角对〈青春之歌〉的解读》进行批评，认为作者以日本医学博士斋藤茂太的女性心理研究理论为基础，将主人公林道静的自杀举动视作有目的吸引余永泽的注意的说法颇有不妥。25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批评还是赞扬，《青春之歌》多维度的解读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阐释现象，成为当今文学批评场域多元共存、众声喧哗环境的有力印证。目前，对《青春之歌》的解读也仍在持续进行中。

“重读”本身就是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再挖掘，需要不断地创新发现新内容、提出新见解，然而“重读”绝不能脱离作家作品进行主观臆断。近年来，重读经典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热潮，学者们新颖的观点、提法使评论界和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脱离文本的主观臆断。《青春之歌》的重读现象启示研究者们：重新解读文学作品不仅要注重创新，更要注重立足文本，适度阐释。

结 语

《青春之歌》出版至今已过了大半个世纪，但对它的讨论仍在进行中，这是任何一部创作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无法与之相比的。究其原因，还在于《青春之歌》多层的文本结构和多重的主题意蕴。从显形文本来看，革命无疑是小说弘扬的主旋律，是一代青年成长的动力。从性格到信仰再到身份，林道静身上由内而外的转变无一例外都有革命作推动力。进一步阅读小说，读者不难发现真正为《青春之歌》增添色彩的是小说中散发出的人性光辉“欲望”，欲望才是主人公林道静一切行为的出发点。继续深入阅读《青春之歌》文本，读者又能够发现小说被隐蔽的第三层文本意蕴——流浪。《青春之歌》记录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社会流浪历程，书写了革命者们的流浪体验，以此为窗口，读者还可以看到19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的流浪图景。

重读《青春之歌》，读者依然会为其中高涨的革命激情而心潮澎湃，也依然会为文本中闪耀的人性光辉所打动，更能观察、体会到一代知识青年们的流浪经历和革命者们丰富的生命流浪体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1920郭开曾在1959年的《中国青年》第2期上发表《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一文，明确批评杨沫将革命者形象刻画得不够典型。

②茅盾在1959年的《中国青年》第4期上发表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力排众议给予《青春之歌》以极大的肯定。“最后由茅盾同志写了结论性的文章”，参见杨沫《自白——我的日记》，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④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④2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3页。

⑤⑧⑨11181920杨沫：《青春之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47、63、 9、12、4、487、488页。

⑥赵阳：《 “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探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姜友芝：《〈青春之歌〉红色光环里的言情小说》，苏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6页。

⑩[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张秀枫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2张闳：《成圣和感恩——革命文艺中的爱欲与政治之二》，《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

13郁达夫：《郁达夫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

1423老鬼：《我的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8、92页。

15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6孙谦：《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小说中的流浪主题》，《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22期。

17陈力君：《逃离与眷恋:柔石小说创作中的精神流浪现象》，《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1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25杜玉环：《〈青春之歌〉接受研究》，辽宁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