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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 ——李樯中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 张学昕  2020年07月24日15:29

内容提要:李樯试图以极其“形而下”的生活场景和氛围,暗示、隐喻、凸现某种“形而上”的关于现实和人性的思辨,在叙事里弥散开来,许多飘忽不定的精神、心理元素,不时地闪烁其间。他的一系列小说文本构成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代青年的俗世生活,演绎出年轻一代的心灵秘史。文本所呈现出的现实的“喧嚣”和精神的“迷惘”,青春的孤独和幻想,情感和伦理,既复杂又尖锐的情感、人性,“原始的”、鲜活的欲望和青涩的爱情,仿佛一代人生活的基本真相和令人忧虑的灵魂图谱。

关键词:李樯 短篇小说 青年 心灵秘史 精神图谱

李樯是一位有自己清晰的小说理念、小说理想和追求的作家。他的作品能够让我看见它后面站着的那个人——一位十分真切的青年作家李樯,体会着他是怎样异常冷静地处理经验、虚构和意义的关系。而且,他耐心地试探着自己的叙述,尽可能地接近心理和灵魂所抵达的边界。我感兴趣的还有,这位老牌青年文学杂志——《青春》的主编,他自己竟然满怀激情地、执着地写着大量的“青春小说”。在这些文本中,他试图以极其“形而下”的生活场景和氛围,暗示、隐喻、凸现某种“形而上”的关于现实和人性的思辨。正像他的一些小说的题目,都隐隐约约透露着那种奇特的氤氲和气息,在叙事里弥散开来,许多飘忽不定的精神、心理元素,不时地闪烁其间。他的一系列小说文本,构成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代青年的俗世生活,那些充满个人命运的生活现场和情境,演绎出年轻一代的心灵秘史。文本所呈现出的现实的“喧嚣”和精神的“迷惘”,青春的孤独和幻想,情感和伦理,既复杂又尖锐的情感、人性,“原始的”、鲜活的欲望和青涩的爱情,都让我们感受到李樯小说叙事所蕴藉的人们最坚硬或最柔软的外壳和内核,这仿佛一代人生活的基本真相和令人忧虑的灵魂图谱。这些,都实实在在敲击着我们尚未完全麻木的意识和灵魂,青春的自豪、自嘲、炫耀式的自我肯定、自我怀疑,怯懦、放纵、收缩,世界的精彩和不完美,生活的悖谬,都在某种精神或灵魂或心理的残缺中,激情而本然地释放出来,要么在其中沉迷,要么在思考后苏醒,因此,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状态,就可能是荒谬和无序。李樯以他的小说,悉心地对生活进行着倾心的思辨。这些人物,这个群落,都没有牢固深厚的心理和精神根基,而没有根基的生活就会呈现出“无磁”的“悬浮”状态,而没有根基和“不踏实”的生活就是“飘浮”“自由无羁”和快乐的,确凿、清晰而虚空;那么,这里也就因此缺少了谨慎、自律、严肃、深沉和稳定。在这里,我感到李樯找到了一个进入青春和生命状态情境的视角。

我并不想以“青春小说”来限定李樯小说的题材表现视域,这样就会使得我们对李樯的阅读陷入某种“逼仄”。尽管他此前的大多数文本,也都在书写“青春”。我觉得,青春并非只是仅仅充盈着时间性和阶段性的词语,它应该还饱含一种生命状态,它可以越出年龄的边界,指代一种情绪、激情和活力,甚至忧伤和脆弱,冲动和虚妄,都成为“青春的证明”。所以,李樯的“青春”是延伸的,有张力的,自足而开放的。

李樯的中短篇小说《喧嚣日》《爱情如此飘渺》《柔软下来》《东民回过头》《大雪之夜》《星期五晚上干什么》《乌城在别处》等,文本中的人物似乎早已经过精心的编排和考量,每一个都不时地在大致相近的场景,以大致相同的身份,反复出现在其中任何一篇小说的叙事中。这些人物,大多以大学同窗为主体,叙述他们毕业之后若干年的人生轨迹,描述他们如何“迷失”在茫茫人海,各自奔波,各自过活的存在状态和灵魂居所,他们的奋斗、“活着”、困惑和“疼痛”。也有“另类”的人群,李樯悉心地去呈现他们及其更多存在的“柔软”“疼痛”和坚执。

《喧嚣日》让我们看到这一群当代青年出发时的“准备时态”。这篇小说似乎是李樯这类小说叙述的“出发地”和“去远方”的起始点。大学毕业,人生开始新的行程,如何描述这样的人生节点和状态,能否出新,这其实是一个“老题材”,也是叙事的难题。这些“在生活的常规上消耗着自己青春”的人,走进真正的生活激流之前并没有太多的准备,无论是心理的、精神的,还是经验和俗世生活的历练,只有近似“原生态”的身体的、欲望的骚动和茫然。以往我们对“莘莘学子”的热切期待,很轻易地都在一场毕业晚餐上陡化失望。现场的“喧嚣”和话别时的无聊,就是他们即将出发时的状态,这些都呈现出年轻一代的先天不足和梦想缺失,让人忧虑。唯一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他们的内心情绪和情感的释放,都是真实和纯粹的。谢东民、武艺秋、翁小麦、余浩、刘倩等一直“贯穿”在李樯青春系列小说中的人物,都在这篇小说里初露端倪。我想,李樯将他们的“出发地”选择在“乌城”,也别有意味。后面一些小说里“乌城”也曾是他们其中许多人生活的城市。

短篇小说《乌城在别处》,似乎是对一个经典理念“生活在别处”的精神模拟,或者隐喻和意象,也是对《喧嚣日》的理性延伸思考。小说写一对情侣对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的“向往”和寻找,这更像是一代人寻找青春安放之所、摆脱空虚而踏上的“乌托邦”之径,但那座渴望的“乌托邦之城”则是最容易幻灭的虚妄。这个乌托邦之所,似曾相识,或许就是曾经读大学、青春开始的地方,或许就是未来生活于斯、身在其中又不以为然的所在。一直以来,主人公“我”只认为“去乌城”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和李小艾完全没有关系。李小艾是李小艾,乌城是乌城,一个是和我同居了三年的女子,一个是我好像的归宿之地,这二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①唯有在“我”的个人感知中,存在一个似真似幻、若有若无的所在。与自己最近的人,可能心灵相去甚远,自己万分渴望的向往的所在,却在缥缈的远方。这里的“我”,可能是谢东民,还可能是余浩,也可能是马晓阳,“乌城”,曾经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如今却存留于他们各自的梦中。

李小艾并没有意识到,在她接触过的地理名词中,并没有乌城这样一个地方。她的意识是被我一遍一遍地唠叨乌城这件事覆盖了。李小艾说,你又没去过乌城,怎么会对它知道那么多,甚至太平洋舞厅和长青藤茶楼所在的街道你都说得出来。我说是梦,是梦让我到达乌城的。就别再说你的那些梦了,每次醒来都唠叨个没完,我梦见了乌城,我梦见了乌城,你什么时候梦见过我。李小艾说她不喜欢乌城那样的地方,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乌城的天气总是阴沉沉的,叫人透不过气来。她还说乌城人不切实际。她的这些关于对乌城的了解,当然都是从我一遍遍地唠叨中获得的。②

这是现实与梦想,或者说人生对终极目标的一种强烈的意念。这个念想,生成人生满怀惆怅的耽溺,无奈自身走进无限的尴尬和窘境。这个小说让我想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影片讲述了波兰和法国两个名叫维洛妮卡的女孩子,她们拥有同样面容、同样名字、同样的美丽和善良,同样喜爱音乐。她们同样患有心脏病,就像同一灵魂的赋形。有一天,巴黎的维洛妮卡说:“世上还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不孤独了。”两个维洛妮卡互不相识却相互感应,相互映照,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波兰的维洛妮卡在圣歌咏唱中心脏病突发逝去,巴黎的维洛妮卡在那一刻感到了莫名的忧伤,她说:“如同同一场丧礼。”这里的“我”,执意要去那个“我”魂牵梦绕的“乌城”,那可能是一个理想的梦幻之地,也可能就是一个人。此地或此人的存在方式,也许就是一个人内在精神和灵魂的期待之所,这也可能是自身对孤独的现实处境的对峙方式。所谓寻找真正的自己,就是在寻找一个灵魂的“边界”,那么,如何能越过若干障碍抵达边界?就像希腊电影导演安哲普罗斯所言:“对我而言,要找到一个地方,让我能跟自己、跟环境和谐相处,那就是我的家。家不是一间房屋,不是一个国度。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最后的答案是:当我回来,就是再度出发的时候。”③所以,“我”对“乌城”的寻找,就像是要寻求一个人内心最终的永恒归宿。

李樯通过这样的叙述,主要是要表现人是如何从精神上超越自身的自卑,寻求本身的心理和灵魂的解放。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想在文本里实现或完成自己对存在世界和生活的重新编码,诉诸文本也是借助文本,用自己的哲学,悉心地勾勒出它所发现的世界的真实图像。李樯更想写出世界和人的自然性,也想写出人与世界之间的神秘性。他选择表现年轻一代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况,呈现人性和情感的单薄、局促、焦虑、浮躁和不安分、不和谐的窘境。

言及对“疼痛”的表达,李樯最近刚刚发表的短篇《我们能忍受多少疼痛》这篇小说,与前面提及的那些“青春剧”相比,属于一篇“另类”。这是一篇没办法“归类”的文本,勉强算是那种被称为“底层叙事”的小说。我在想,在现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写作这样一篇小说,倒是可能“窥见”李樯叙事的价值趋向和写作格局。作者显然并不是仅仅想呈现一对夫妇为维持生活、生计而进行的艰难创业,以及重现他们苦涩的生存状态,而是要写出双腿萎缩的残疾女企业家秋燕和她的丈夫方平,试探他们在俗世的生活中是否在坚持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和信念,以此求证在我们的时代生活里究竟还有没有一种能够拥有并坚持的信念,来抵抗艰涩的人生。看得出,普通人、残疾人的俗世生活和存在感,在李樯不经过“粉饰”的叙事中,成为激发小说的叙述力量。现在的问题是,秋燕的生命状态是容易令人信服的,而方平这样的人物,是否真正有其存在的现实依据,并且令人信服。这也许已经并不重要了,方平的境界即使是作为一位理想人物,他身上的一切“不现实”的选择,都会成为超越生活和个人双重期待的楷模。也许,小说的责任就是要建立产生“可能性”的能力,希望正是由此而生,这也是文学会令人永不绝望的理由。

那么,说这篇小说是“人生小说”,更为确切。在这里,李樯向我们揭示了一种“疼痛”和“隐忍”的人生经验,也凸显出生活和时代的尖锐与坚硬。这里的“疼痛”,并不仅仅是身体的、手术台和病床上的,而是心理、精神和灵魂的。残疾的秋燕总是想扔掉双拐站起来,这是做人应有的力量,但是,怀疑宿命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更切实的选择还是“隐忍”。另一方面,“活着”需要支撑点或理由,秋燕的力量来自人的最基本的信念,而非源于某种抽象的意识本质。

许多病友纷纷死去了,大多是因为精神崩溃死去的,秋燕却一直活着。以为她早就死了呢,或者就是躺在脏兮兮的病床上,在黯淡的光线里苟延残喘,没想到她活得那么光鲜,还是像年轻时那么漂亮,真不可思议呀。一个二十年前的熟人说。

在许多人眼里,我这种人的世界就应该是那样的,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我不喜欢站在那边,那就站到这边呗,很简单的事情。秋燕笑着说。

多次的专家会诊已经证实,秋燕的双腿是不可能治好的了,能站在那儿,能独立走上几步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于是她就坚守着这个奇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使用拐杖。疼痛来时,在她这里,就是剪断一根头发那么回事。她捋起衣袖,把纤瘦的胳膊伸到我面前说,你现在拿把刀割我的肉,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④

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在叙述里强烈地感受到坚硬、坚强在对峙一种苍凉、清冷、压抑和无奈的伤怀。这是一种充满生命激情的成熟,它消解了“生命之不能承受之轻”的慨叹。在充满了压迫感的生命体验里,肉体、心理、灵魂多重撞击的伤怀和“隐忍”,秋燕的信念很简单,就是“自己扛”,这种“隐忍美学”,虽然无法构成美感的力量,却令人震撼和欣慰。李樯竭力让人物从雨水一样暗积的灰色、忧伤、沮丧的时光中走出来,没有逃避,进入一种明亮的境界,让人物的内在精神消解酷烈和惨淡,流溢出光泽来。推动这篇小说叙述的底气究竟在哪儿?一种叙述的节奏,或一种强者伦理,主导着漫漫人生的起伏跌宕和不屈不挠。此时,我们会想起老子的话:“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⑤。”同时,在这篇小说里,小说叙事的理想主义基调不断地潜滋暗长,显而易见。李樯的目的,就是让人物从面对世俗的无奈走向直面俗世的无羁,在这里,同样需要作家的勇气,需要作家凭借心力摆脱令人筋疲力竭的引力。或许,李樯终究是想在这对夫妻身上锤炼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骨感”。虽然,他并没有在小说中流露出自己任何看法、判断,但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酸楚的同情心,在冷静的叙述中毫发毕现,小说看似平淡的场景却意味深长。小说中描述的故事、人物和场景,朴实、细腻,喧嚣下的冷漠,荒寒中的坚执和韧性,丝丝缕缕地在字里行间蔓延开来,最终,这条浅灰色的生活之流,在流淌的途中形成许多不透明的大大小小的冰碴,而秋燕面对生活和自身,没有颓废和懈怠,反而生发出令人生畏的骨气。

“我们两个是世上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夫妻,就差没长在一块儿了”⑥,这是一句熟悉的“陌生”话,方平的担当和自我牺牲,这位“一直以来几乎不发出自己声音的男人,眼里依然充满那感恩般的爱意”⑦,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生活世界已不多见,在我们的虚构世界里也不多见。小说抉隐发微地描述夫妻之间的复杂而简单的关系,真切的微笑、泪水和烦恼,没有任何算计的朴素的甚至“笨拙的”憨厚,让我们体味到焦虑之后的从容。

显然,李樯的表达,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现实表达与现实经验的层面,而是凭借其叙事向人性渗透的能力,写出具有浓厚精神质感的朴素文字,创造出大于呈现经验、复制经验并“虚拟”某种具有深刻现实感的新经验。摆脱甚嚣尘上的“新世俗”,对生活多些宽容和肯定,这些,正是审美意义上理应具有的深厚书写生命真味的理念、精神和信心。当代作家如何才能让叙述本身超越故事,超越人物自身,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再现生命的优秀品质,在我们时代已经成为一个莫大的难题,或者说,这是否已经算是闯入了难以自拔的误区?所以,若想真正避免文学叙述可能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作家必须首先辨析清楚,哪些是支配我们判断生活的种种错谬。

短篇小说究竟能有多少叙述空间,留给细节或细部?细节是否可以构成短篇小说叙述的丰厚的主体或推进器,强有力地推动叙述的进行并带出故事、人物、意蕴,包括语言等的变化?而在一个篇幅极为有限的叙事空间里,发现或开掘生活的生机和玄机,呈现可能性,都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我在李樯的文本里,总是不断地看到触及我们时代生活中最敏感和最令人心悸的人性、精神、心理的人生世相,当然也不曾料想,他表现得竟如此细腻,无孔不入,悉力进入生活的肌理,自由而随心所欲。

《柔软下来》与那篇《我们能忍受多少疼痛》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呈现家庭生活中夫妻俩的情感纠葛和担当,但是,前者的叙事重心更在于呈现夫妇之间主导生活和爱情的主要因素,如何在岁月和“日子”的销蚀中重新“发酵”,以及出现种种变故和心理“逆转”的微妙和可能性。《柔软下来》倾心描述的谢东民和李小艾两个人世界中的某种不平衡和“平衡”,小说似乎在不断地帮助他们试探、寻找决定家庭平衡和稳定的支撑点,日渐加深男女双方的磨合。谢东民竭力地以“柔软”的策略寻求和解,他总采取自我克制、压制自身的方式,让李小艾在一丝忧伤里获得温暖,这一点接近《我们能忍受多少疼痛》里的方平。而谢东民的同龄人崔灿和简如意夫妇,与他们面临相同的问题,他们夫妻的家庭“潜暴力”不断升级,以致妻和子双双“出走”、失踪。老托尔斯泰关于家庭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真的不幸言中。崔灿没有谢东民的“柔软”的性格基因,他的“外贸”事业,确切地说是职业日益衰微、萎缩,收入、生活水准大幅下滑,物质决定情感,心理错位,演变成酒徒难以自拔。可以说,这篇小说更像是在讲述青年夫妇如何“学习生活”的故事,不再矫揉造作,冷漠或放纵,而是如何安居,如何沉静下来。记得戴来写过一篇小说《练习生活练习爱》,其实,必须学会生活和创造家庭的和睦,这是多么简单的“硬道理”,但生活不会是一个整体,它永远是碎片式本质地张扬着存在的各种机锋。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这一代人大多没能处理好与自己最近的伦理关系,也没有很好地与所处的时代深入磨合。他们与自己的人文环境总是发生不可思议的龃龉,一旦遭遇现实的窘迫,内心便呈现出弯曲的心理曲线。

其实,这里的“柔软”,也是一种“冷暖”,一种世故。一切都像是“几乎无事的悲剧”,静悄悄地来临和发生。李樯看见了人性的弱点,也洞悉到人性里向上、向好的“正能”。谢东民“柔软”的力量和谦卑的退让,尤其他在许多关键时刻反省自己的“亏欠”,与崔灿在遭遇现实困境时的颓靡、“下滑”的人生姿态,形成强烈反差。李樯的小说,尽管没有正面书写这一代青年的励志歌,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他们生活热情和激情的真切期待。

李樯的小说,正是通过呈现当代青年若干个驳杂万端的“生存一隅”,折射出社会、人性和生存的基本境况的多极性,既让人忍俊不禁,又引人深思。但这些小说最令我们惊异的,还是这些“青春小剧场”背后所隐喻的世道人心、社会伦理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生活能力”是一回事,选择“何种生活”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一代人,或者说,这一个人群的精神症候令人心悸和惶惑。只是他们没有彻底失去生命能力或信仰,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还在竭力让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渐趋失衡,以避免精神世界的干旱枯竭。

我一直欣赏卡佛的小说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可能创造出一篇小说的张力?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⑧在这里,“能见度”低,主要是强调作家呈现生活世界的含蓄、多义性和复杂性,也就是强调文本叙述的内在张力。它不仅是考察读者的审美能力,更是测量作家的表现力的标高之一。唯有呈现出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和必要的深度,才可能建立像“冰山理论”所比喻的、海平面上下那“八分之一”和“八分之七”的文本结构关联。李樯小说叙述中的张力,既产生于小说文本内部自身潜在的哲性力量,以及戏剧性的吊诡和荒谬,也存在于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人物、意蕴、玄思彼此呼应、唱和、补充。1980年代以来,曾有许多作家的中短篇文本,在人物、题材甚至叙事意蕴上,都喜欢写成内容既有关联又各自独立的“系列”。无论是高晓声、莫言、阿来还是李洱,在他们的作品中,让我们意识到生活本身的内在完成性和碎片化之间,存在着可以调和却无法弥合的锐利。

《爱情如此飘渺》看似像一篇很“好玩儿”的小说。从文体色彩和风格上,可以用“玄”“油”和“痞”来形容,也更是一篇富有叙事“张力”的文本。这还是一篇以“谢东民”为男主角的小说,是一对年轻人的恋爱故事。我在这里特意使用“恋爱故事”而非“爱情故事”,主要是为了刻意地区别“恋爱”和“爱情”这两个词语的差异性。这篇小说在精神层面上,它与《乌城在别处》和《柔软下来》两篇,在主题和写作旨意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精神联系。谢东民与李小艾,“变”成了谢东民和翁小麦。李小艾和翁小麦,读起来两个音频相近的名字,在两个文本里,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那种“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简直就是一次重演。

没错,我和翁小麦恋爱了四年。这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沉淀出什么。我们的恋爱犹如一次短暂的旅行,有限的过程足以说明我们在一起的所有时间,就这么回事。它像许多带有神秘意味的苟合一样,有时候其实也非常简单……你不去想它,她对你也就没有吸引力了。火车缓缓驶出乌城火车站的站台。⑨

《乌城在别处》中,“一个是和我同居了三年的女子”李小艾,与《爱情如此飘渺》中这位“恋爱了四年”的翁小麦,情感和命运遭际仿佛异曲同工。这像是一种自嘲或自我怀疑,看起来,李樯仍纠结于自己刻意“追踪”和潜心的叙事理念,那“硬核”般的类似“罪与罚”式的灵魂拷问,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

《大雪之夜》《星期五晚上干什么》《柔软下来》,都是典型的“李樯式”具有情感悬疑意味的“心理小说”。《大雪之夜》里的余浩和许红萼之间,发生的仍然是一个“几乎无事”的故事。表现两个毕业后因为会议重逢在“乌城”的男女同学,若即若离、缠绵却忸怩的暧昧相聚。男女两性的欲望、冲动,莫名地被极其微弱的理智、理性所钳制,又像是被一种空洞或虚无所裹挟,双方都挣扎在无边的情感悬浮里不能自拔,但是,某种莫名其妙的坚硬的隔阂,令阴阳两极保持着“延宕”的撕扯。富于喜剧性的吊诡之处在于,两个人之间残存无几的浪漫因子,像大雪之夜街边迷离的路灯一样,忽隐忽现,混沌模糊。两性之间,一旦有一堵无形之墙,便会使没有方向感的情感不能成为情爱或性爱,尤其在个人理想主义业已终结的时代。

无形的空气犹如一堵有力的墙壁,余浩当然想一下子撞碎那堵墙壁,但力量顷刻间就化为乌有,这从他眼神里忽隐忽现的意志不难看出来。在余浩看来,他和许红萼就像地底两条不同树身上的树根,在漆黑的地底,他们触碰到一起。他们藏在黑暗和安静中,谈论着生活和生长的秘密。他们将沿着同一方向甚至不同方向延伸而去──有什么力量能让他们彼此黏连呢。⑩

实际上,两者已经无力让欲望挣脱身体的界限,真正控制他们的理性“枷锁”则是不可逾越的自尊。

李樯始终在探究人性必须面对的精神之“难”和现实之“难”。“既然这个世界的崩溃是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开始的,任何形式的外部和解都是没有意义的。”11由此看来,人性深处的失落,如果是由于精神、信念的失守,灵魂的无所寄寓,那么,就不该将一切都归咎于时代和现实。这里,可能存在着强烈的悲观主义的基础,固然,时代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心理、精神、人性带来了负累、沉重与惶惑,但是,若是从另一种寻求灵魂安妥的向度看,它们也为人们的内心担负起太多本不属于它们的“罪名”和责任。所以,人的幸福并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必须要经常地扪心自问。或许,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至此,我们又要重新追问“我是谁?”的终极问题,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寻找生活和存在的精神“上游”,都要解决“为什么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

《星期五晚上干什么》呈现了青春期稍纵即逝之后的孤独,心理空间的日渐逼仄引发出精神的虚空。一代人的焦灼,依然不断萌生出现实碾压下灵魂无处安放的错觉。周末到来的时候,现代生活情境下,究竟应该有一种怎样的休憩,或一种短暂的心境的调整?而“他”只能在以往的惯性和“套路”里,与同居女友约会不成之后,幻觉和空虚蜂拥而至,芜杂混乱的生活情趣,无法捡拾起曾有的旧梦:“那个冬天的晚上,他没感觉到过孤独。那时他还有一点爱情,有一点幻想。五年后的冬天,他已变得一无所有,爱情早已逝去,幻想已被庸俗的生活挤兑得跌入深渊。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像冬夜的风一样的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游荡。12”当“他”约到昔日的女友翁小麦的时候,共同的无奈和重新面对困惑,都无法获得丝毫情感和心理的补充与宽慰,一丝回忆立刻引发两者的无限感慨:爱情和婚姻为什么竟然可以肆意地随风飘散?也许,生活中哪怕一点点错位,都可能在脆弱的心灵上制造偌大的毁损。也许我们会替他们重新思考,决定他们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是信仰,而不是摆脱当下的孤独。

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我们在一起好好的,从没拌过嘴,你说分手就分手,好像一点也不伤心,一点也不眷恋。

“有什么好伤心、眷恋的。一天早上醒来,冥冥中好像有个声音对我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于是就决定和你分手了。我很信命的,我们的一切,在前生就都已经决定好了。”13

如果一个人在周末感到无聊至极,极为尴尬,特别是“聆听”前女友如此坦然的、充满宿命论的表白,我们对生活应该作出怎样的判断和理解?消极的、向下的、低调的生命情境和氛围,滋生出无可掩饰的苍凉。而且,他们讲起这样的境遇时,竟然是如此轻松,不以为然。其实,李樯小说有意无意间,揭示出生活中隐藏的人性的幽暗,洞悉出人生关键期可能面临的危险地带。

我始终认为,“自传性”并非某种流行的小说理念的繁衍,更不是为了迎合商品的、欲望的和娱乐化阅读而次生出的写作取向。当然,作家所要呈现的人性和生活世界,难免具有作家“个人性”的烙印,依然脱不掉自我、自信、“自以为是”的任性的干系。但这个“个人性”,应该是作家自我“隐身”“忘我”的异质性经验之体现,因为我们无法确认个人性经验,就是人类经验中的具有超越性的美学经验。纵观李樯这些中短篇小说,虽然我们无法回避其中作家个性倾向的“隐形”存在,但李樯的小说有着奇异的宽阔,其中蕴藉着人性和生活的精微与丰富。因为一己的经验,只有在嵌入另一种个性、人性的时候,滋生出“忘我”性的生活重构,才能够进入超越自我的层面。李樯的小说在叙述层面上,并不细密、细腻,但它依靠整体性的合力和个体的冲击力,获得对生活和人性的穿透力。《喧嚣日》结尾的那段叙述,似乎能够隐喻出李樯小说创作中人物、故事、记忆、时间和人性诸多层面在哲性思辨基础上的精神品质:

尖叫犹如夜空的流星,照亮了谢东民脑海深处的许多幕情节。这一幕幕情节就是一枚枚感光底片,谢东民的脑海则是一间暗房。那些底片堆砌在一起,在东民的脑海里就那么一闪,很难让他理出一个事件上的或情节上的顺序。他只能凭借记忆,下意识的凭空抓一把,将一些难以忘怀的东西简单迅速的回忆一番。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类似底片的回忆中,东民看到的是白色的毛发、白色的眼球,黢黑的面孔。原初的事实一旦跌入回忆,便会和它本身既有同一性,又保持着一个对立面。14

特别是最后一句“原初的事实一旦跌入回忆,便会和它本身既有同一性,又保持着一个对立面”,这像是对李樯小说写作所作的一种宿命般的描述和判断。“原初的事实”,成为他中、短篇小说的整体体貌里的飘忽不定的因子,虽无法聚敛,但可以成为叙事中结实的硬核。我尚未读过李樯的长篇小说,李樯在这许多短篇小说里执意选择回忆、重温往事的“恋旧模式”,“覆盖”或者重构情感框架,追问欲望、人性的畸变,在这里,“宿命”或命运起到一个结构性的作用,也成为制衡人物关系和事物发展的本质性力量。我感觉,李樯是一个怀疑论者,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境界不俗的小说家,他敢于敏锐地将精神体验的极端意绪表现出来,也没有太多凡俗的顾忌,我坚信那些故事里一定有他自己曾经沉浸其间的青春“底片”。虽然,文本呈现出的情趣、意趣和审视现实的“精准度”,不免会时有偏差,但李樯的格局绝不偏狭,他有自己的想象方式,也有叙述耐心、耐力,他不会遮蔽生活、现实和人性底部的隐秘,而能够将“跌入回忆”的往事过滤、沉思并“打捞”上来。

注释:

①②李樯:《乌城在别处》,《芙蓉》2020年第3期。

③安哲普洛斯:《欧盟电影展: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永恒的流浪者》,https://www.sohu.com/a/352336360_100048878。

④⑥⑦李樯 :《我们能忍受多少疼痛》,《海燕》2020年第6期。

⑤参见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第六十七章),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⑧[美]卡佛:《大教堂》,肖铁译,译林出版社内2009年版,第237-238页。

⑨李樯:《爱情如此缥缈》,《青春》2009年第9期。

⑩李樯:《大雪之夜》待刊。

11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

1213李樯:《星期五晚上我们干什么》《芙蓉》2000年第6期。

14李樯:《喧嚣日》,《芙蓉》2000年第6期。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