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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血砺忠诚》是高艳国、赵方新的新作，他们以冀鲁边区的革命英雄的刻画，形成窥探历史的孔洞，透视在英雄身后的历史画卷，体现出了切近现实、还原并记录历史的创作目的。作者响应国家号召，关注历史、透射现实，体现了积极向上的文化价值观，并在历史性的指引之下，用地方性语言与灵活的叙事结构撑起作品的文学性，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关键词：《血砺忠诚》 报告文学 抗战历史 地方性

高艳国、赵方新的报告文学创作是很有特点的，视角常常聚焦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特殊的地区或一群为了信仰不断拼搏的普通人。如今高艳国、赵方新的又一力作——《血砺忠诚——追寻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作品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刻画了无数英雄的形象。这些为国家无所畏惧、无私奉献的英雄们，形成了一个个透视的孔洞，透过这些小孔我们不仅看到了敢于舍小家、保国家的英雄，也看到了一段正在饱受屈辱，咬牙崛起的民族奋斗史。这些孔洞的背后就是一整幅描摹致力于抗日救亡事业的中华民族儿女的历史图卷。《血砺忠诚——追寻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一书将视野聚焦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有独特地位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把这片土地上因为对国的忠诚与对党的信仰而洒下的热血，以文字的方式叙述出来。

一

报告文学《血砺忠诚——追寻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超越了早期主旋律报告文学的单调格局，以刻画英雄群像、塑造立体人物形象为主要特点，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创作，塑造了一群可以将对党和国家的信仰转化为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的国家英雄，更好地表现了冀鲁地区的人民群众的生存意志，具有书写时代的特点。在写作技巧上，高艳国、赵方新以点、线、面、体的结构方式，将冀鲁地区的英雄事迹视作散点，以时间为主线、事件之间的联系为暗线，将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事件的关系作为横向轴，将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发展为纵向轴，编织成冀鲁人民不畏艰难，改革自身，抵御外敌的宏伟画面。这部作品在艺术形态的塑造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突破，形成具有相当历史高度的文化聚集体。这可以解释高艳国、赵方新的这部报告文学为何能够在文学界及社会中产生如此轰动的效应。

作者也在某些负面人物的塑造上呈现出典型化的特征，如在悲怆马颊河一节中，河工进行罢工运动，庆云县长傅奎生、公安局长孙长荣面对群众的惧怕、面对责任的推脱等行为，将其塑造成为了典型化的坏人，对于正面人物的塑造有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加剧了斗争的残酷性，起到推进情节的作用。但这种非此即彼的创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负面人物的层次感与多样性。

《血砺忠诚》题材响应了国家号召，将主流意识形态中深刻的现实意义展现出来，具有鲜明的主旋律文学的特征。作品提炼出了正在被我们淡忘的、对时代精神的塑造有积极影响的民族记忆，唤起人们心中依旧炙热的民族精神。

二

报告文学这种写作形式，不仅仅是在“报告文化”，也在积极引导着大众的文化价值取向。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不仅可以书写时代的乐音，还可以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熔铸于自己的作品。

人文精神缺席的当下，塑造英雄与重拾意义也变得重要。《血砺忠诚》将信仰与意义的价值重新提到大众视野中，将家国情怀与生命价值紧密相连，让人们以阅读的方式接受红色教育。高艳国、赵方新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先辈们以血的代价证明着自己对信仰的忠诚，是热血流淌在那片冀鲁根据地上的故事。高艳国、赵方新的作品中不乏对读者价值取向的积极导引。茫然的人们理应被革命洒出的鲜血洗礼，也应该意识到如今的和平与富足的生活得来的艰辛历程，并重新找到生命存在的伟大意义。

书中众多革命烈士特殊的情感选择成为一大看点。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对信仰的坚守，让爱与被爱成为了心底那一抹被掩抑的色彩。其中对情感的描述篇幅不多，但字里行间透露着浓厚的人情味儿。“娃娃司令”萧华与同为革命战士的女友王新兰，异地而处，月余才能收到彼此的一封电报，不是主席的成人之美，两人要一直分离下去。热血青年牟宜之与日本房东枝子小姐之间的国仇家恨，使得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偃旗息鼓。他是否对那段感情惋惜，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当牟宜之面对爱情与国家间的选择的时候，他牺牲了自己的小情小爱，承担了家国责任，保卫了那沁了鲜血的土地。在这群英雄的眼中，爱情不是不重要，只是在国家兴亡面前变得渺小；同样，亲情也被放在了国仇家恨之后。自古忠孝难两全，周砚波为抗日卖掉祖产，面对亲人的责难，只得长跪不起。他在忠国与孝悌间的选择，让他成为了家族的罪人。津南地区的老革命马振华，让老婆孩子要饭也要投身革命工作，他深知自己对不起家人，同样家人的理解也使他更加愧疚。同样是家人，27岁的崔兰仙没有等来丈夫和6岁女儿的理解。与丈夫的信仰不同，夫妻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导致家庭破碎；兰仙投身革命工作分身乏术，母女相见，女儿认不得自己的妈妈；英勇就义之时，陪伴她的仅仅只有她亲手给女儿做的小花鞋。父母妻儿撕心裂肺的呼喊，还是没能撼动一个个英雄报国的决心，与之同行的还有他们志趣相投的朋友。杜子孚为了抗日典当自家的土地，为了帮助自己的同志完成任务典当自己的棉袄。抗日征程中，杜子孚、石景芳搭班子带队伍，一同出征又一同牺牲。战火纷飞的年代，投敌叛国的李文成、邢仁甫们不在少数，但也有太多敢于牺牲的普通人用行动为国家筑起牢牢的屏障，他们在面对家与国之间、忠与孝之间、小情与大爱之间的选择，都将人性的光辉展现到了最闪亮的时刻。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前行中的国家一定会有先锋。

报告文学因其自身具备的新闻特性，使其有着极强的导向性。这种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文学形式，更吸引民众的关注，具有引导大众文化价值观的能力。高艳国、赵方新将生命的意义与英雄的选择作为书中重点表现的对象，不仅将“我以我血荐轩辕”家国情怀熔铸其中，保留了自身对这种伟大奉献的诗性涌动；还将英雄的意义整合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长河之中，呈现积极向上的文化价值观。

三

描述抗日历史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胜枚举，《一颗出膛的枪弹》《腐蚀》《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皆是描述抗日时期人民面对强敌，英勇反抗的斗争过程。“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①历史是面镜子，让后人警惕教训的同时，也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养分。毛泽东在1927年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让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将斗争、革命与政权紧紧相连，发动饱受剥削压迫的农民进行武装起义，将中国革命引向最终的胜利。书中清晰地记录了那段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奇迹，萧华、牟宜之等先烈们在与敌人们顽强斗争的同时，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娃娃司令”萧华为稳固发展了抗日的力量而挺住日军“扫荡”的信心与决心；看到了杨靖远冲锋在前，马革裹尸的英勇无畏；也看到了黄骅身经百战，依然甘做人民牛马的公仆精神。这些事迹是那片土地上开出的璀璨花朵，将作为激励后辈的精神力量，渲染一篇时代的画卷。

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一段被人们淡忘的历史，绘制了一幅鲜血铸就的革命图景。高艳国、赵方新将真实性作为作品的首要准则，准确地掌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方势力割据下，背负“三座大山”的冀鲁地区人民的生存与斗争的真实情况。以日本侵略者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封建地主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以旧势力官员与军阀等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与以共产党等为代表的红色抗日队伍之间的激烈博弈，将敌、伪、叛与国内各方势力的微妙关系生动地描述出来。1939年边区旱灾，日军与被称为“二狗子”的地方政府一味征粮纳税，百姓苦不堪言，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奋起反抗。1938年，在武汉与日寇的正面战场上，国民革命军浴血奋战，共产党开辟的山西、河北、山东等敌后战场极大地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共产党人带领着经过硝烟炮火洗礼、血雨腥风考验的队伍，冲入杀机四伏的冀鲁边区，打破了当地脆弱的政治和军事平衡，一场由国、共、日、伪、顽多方参与的生死博弈拉开了沉重的帷幕。作者并没有将自己对战争与世界的理想看法来加工史实，而是遵循了真实性的原则，按照事件的本来面目来反映现实。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在生活”的理论虽然肯定了现实的美感，但现实中也是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并不美丽。起义军缺乏战斗经验，战士们大多是农民和地方武装，对遵守纪律不以为意。这导致了根据地部队分散，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指挥领导。强敌环伺，虎视眈眈，本应给予抗日部队养分的根据地，又因民主政权建立较晚，后方不完善等原因，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重重危机。这些问题真实地存在于共产党人抗日期间建立的众多根据地中。作者没有一味美化，也没有恶意贬损，而是将事实原本记录复原，将真实性的原则贯穿到底，是十分严肃且认真的。在根据地的那几年，牺牲殉国成为无数战士将领的最终归宿。夜袭大赵村，“胡子司令”杨靖远壮烈牺牲；鏖战大宗家，伤亡500多人；薛庄惨案虽然突围成功，但还是有11人牺牲；被日本人称为“中国人英雄大大的”的李清寿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桑树突围战失败后，张岫石一行八人16颗子弹，有八颗留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夹河一战杨忠的部队死伤惨重，因其壮烈不屈，被命名为杨忠县。冀鲁边区根据地全民抗战，历经177次战斗，牺牲的共产党人达607人，负伤746人。当战争真实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它存在的意义就不仅是记录真实与呈现历史。想必作者提笔之时，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国土的捍卫，对和平的珍惜，与托尔斯泰撰写《战争与和平》的初衷是相似的。牺牲没有那么美，鲜血是那么刺眼，看见这些文字，就好像“血沃中原肥草尽”犹在眼前。

作品具备真实性的同时也具备典型性。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就是十分典型的战略要塞，位于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北部相连的大片土地，是中国南北交通的枢纽，北控京津，南迫济南，东锁渤海湾，西扼津浦路和大运河。“没有崇山峻岭，没有茂林深壕，但有高粱、玉米、谷子、小麦联袂而成的青纱帐，有枣树、槐树、杨树、桑树、柳树拼组而成的杂木林，这种典型的平原地貌一马平川，极适宜冷兵器时代的大军团鏖战，因而历代多有杀伐之役轮番在此上演，域内各地的史志关于‘兵燹’的记载触目惊心。”②冀鲁边区平原孤悬于华北腹地，如此重要的战略地区在敌我双方由激烈对抗到战略相持的转折关头，自然备受关注，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女特务在卢沟桥事变前就潜入了乐陵刺探情报。国民党大肆罗织有效的抵抗和统治势力，指派牟宜之进入冀鲁边区主政。共产党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山东，建立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学者葛孚常称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为乐陵版的“三国演义”。这种典型的环境之下，必然会诞生特殊的事件。大宗家对日作战，八路军重创日军，以两百多战士牵制住敌人三千余人的部队，成为平原突围战的奇迹。冀鲁边区部队的人数忽高忽低，多时一千余人，少时二三百战士，牵制日军两个联队三千六百余人，牵制伪军一万五千余人，牵制顽军一万余人，也可谓是以少胜多的奇迹。

书中对典型边区战士肖像群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边区的守卫者不仅仅是杨靖远、马振华、黄骅、杜步舟等不畏生死，一往无前的将领，也有像韩凤池这样装傻充愣的骗取敌人信任而后全歼敌人的普通人，还有许多各方势力博弈下保持清醒的人。除了一群时时刻刻准备牺牲的守卫者，转变者的刻画也十分精彩。被俘日军小岛考其马，经过教育，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也经常帮群众扫地、挑水，干点自己能干的活计。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对于日籍的小岛有抵抗情绪。后来知道了他的情况，大娘孩子们都喜欢他，送他鸡蛋，说他是好人。同样典型的转变者还有金野光雄，他们用自己积极的行动守卫了边区的安定。国民党将领高树勋与我党合作抗敌，被我党的真诚所打动，于1945年加入共产党。宣称“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国民党顽军“张二路”被击毙，其部队战士经过宣传教育后，愿意继续抗日，在其牵制日军的同时还有力地配合了百团大战。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边区的大娘们，明事理的魏大娘，帮助部队站岗放哨，把自己的家当作边区的联络站；挖地道的邢大娘掩护孙轶青转移，舍生忘死传递情报；任劳任怨的常大娘照顾有恶疾的袁宝贵，照看了60多位负伤同志，最骄傲的事就是没让敌人在她家搜出一个同志。作者通过刻画典型人物的肖像群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忠诚和牺牲的意义，看到每个人在面对个人生死与国家存亡之间的选择，更加深了英雄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血砺忠诚》以历史与现实为主要表现内容，本着对历史尊重与敬畏的态度，根据幸存者与烈士后人的口述与边区的文献，抢救性地发掘与记录了曾经存在过的冀鲁边区的历史。高艳国、赵方新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与历史文献，但他们没有轻易地对某些历史事件下结论，而是反复考证，利用二重证据法，让口述资料与历史史料互为证据，形成严谨而清晰的历史脉络。《血砺忠诚》上部“神州哪许陆沉了”，勾勒了冀鲁地区人民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发展一切可以发展的力量，提出“拿出老本给山东”的口号，克服重重困难，建立根据地。萧华奉命在强敌严密的封锁包围之下，带领八路军挺进山东，在补给匮乏的情况下，整编队伍站稳脚跟，建立了具备战略纵深的根据地。这些资料不仅有据可查，也有幸存者的叙述，说这是一部冀鲁边区的史诗，并不为过。目前我国文学界，以冀鲁根据地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血砺忠诚》可以说在题材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四

近几年，报告文学创作呈现井喷的态势，与中国文学界重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有很大关系。高艳国、赵方新的作品没有一味地喊口号、堆材料，作者以每个人物在冀鲁大地上的心路历程为着眼点，有意将宏大叙事的政治视角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既能将现实真实地展现出来，又能将文学性融入历史材料的发掘与梳理中。地方性语言与灵活的叙事结构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更好地凸显出来，与历史性一起成就一部重量级文学作品。

地方性的特殊语言在《血砺忠诚》中显而易见。高艳国、赵方新的写作中还原了地方特色，运用了许多当地俗语，将浓郁乡土气息注入对人物的刻画中，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冀鲁地区乡村独特的语言习惯。例如当地乐陵小枣的税收叫作“红税”；跑得快叫“铁腿”；李文成告诫郭宗凯查岗不能“二五眼”，意为查岗不可马虎大意；当队伍建立的速度太快，干部们形容为“萝卜快了不洗泥”，劝诫同志们不要为了让队伍快速成立而忽略某些关键性的问题；八路军与日军对抗，在百姓中认为是“拿着鸡蛋碰石头”，认为日军的武器精良，队伍庞大，八路军的战斗力与日军相比异常悬殊；方言“软刀子”拉人，“拉”做二声，与“杀”“割”同义；因编制问题导致的军装样式不同，百姓以军装区别“大八路”与“小八路”等。可以看出，这些“接地气”生活用语，散发着山东土地独有的质朴气息，将山东人敦厚气质展露无遗。

作者在叙事结构的把握上，显得游刃有余。范咏戈评价其“在文学呈现上却又波澜老成，动静有度，二者分寸把握得当，显示了史诗作者讲故事的能力”③。张陵评价“作品比较多地借助小说的一些叙事方法，强调了故事性，强调了人物的鲜活性。④”记录英雄的最好方式就是突出事迹。作品以切近现实的创作意图，用写事为主的散点式叙述手段，记录了发生在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普通人身上的故事。这些普通人没什么惊天动地之举，没什么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没有被记录在历史书中，甚至被后人淡忘。马颊河上组织的罢工运动是胡恒熙与刘格平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拿笔杆子的周砚波与马振国师生怎么也想不到脱去长衫，自己也是拿枪杆子的英豪；龙书金不知道那一场雪能不能慰藉因他决策失误而丧失的55条生命；李清寿和李永安也不知道那场雪后挑的水会是他们人生中挑的最后一担。也许是他们每个人都奉行着为国为家为人的基本准则，每个人都活成了一本厚重的书，成为后人窥见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史的孔洞，折射出五彩斑斓的生命光芒。

随着国家政策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调整，深入反思中国历史的史志题材报告文学受到了极大的滋养。同时，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化意识伴随着时代文化热潮的诞生而诞生。在文史交融的创作背景下，报告文学从那时起摒弃了以新闻性事件的记录为唯一创作目的的理念，对历史的还原、审视、反思也成为作家们竞相发掘整理的目的。高艳国、赵方新回顾、整理了冀鲁边区的重要战役和历史事件，将视角对准为新中国诞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无名英雄，展现了真实历史中被淡忘人物的风采，意将民族大义以文字的方式延续下去。范咏戈评价为“以史为体、以文为用”⑤。可见作者对历史与文学的重视，让作品反映史实并生发出特定的历史想象，达到历史与文学的统一。

张陵认为《血砺忠诚》有“脱离报告文学的叙述规范的倾向”⑥，呈现过于小说化、想象化的特点，理应注意。笔者认为《血砺忠诚》这部作品确实有小说的特点，但未必是以后创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首先，茅盾等文学家将文学性定为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认为借鉴吸收小说等写作方法，可使报告文学在学习其他文体的过程中促成自身的发展。李运抟在其《论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中也有论及报告文学的“杂交”属性。从这个角度看，报告文学作品借鉴其他文体创作是一件可行的事情。其次，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新闻的真实性与文学的想象性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对立，真实与虚构的冲突一直也在困扰着报告文学创作者。报告文学虽脱胎于新闻，但作为文学文体的一种，文学性必将不可缺少。章罗生、刘月娥认为，报告文学的创作正逐步向“非文学”靠拢，“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所表现出的最大特征或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它已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一种‘文化复合体’了”⑦。报告文学自身是具备复杂性的综合体，如果仅仅抓住真实一点，或向文学其他文体过于倾斜，都不是非常成功的报告文学。所以把握两者间的比重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血砺忠诚》在把握其真实性与文学性的比重上确实有所偏差，这是非常明显的问题。但原本依照史实再结合当事人口述推论出的事实不可能细化到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程度。笔者认为，这种“脱离规范”的创作方式增添了读者阅读的兴趣，加强了作品的文学性。杜步舟、杨承德与陈德三人商议夜袭大魏庄作战计划之时，杜步舟“圆眼一瞪”；崔兰仙面对母亲的担心，“挺了挺胸脯”；李永安剩最后几颗子弹时，“胸膛里心脏咚咚作响”；李光远与石景芳谈论边区部署时，李光远“咕咚咕咚灌下一杯水”，石景芳“点着一根烟，深吸一口”；如今已是不知道真实与否。这种带有想象性的处理方式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塑造了杜步舟三人能打敢拼的人物性格。作品部分小说化、想象化可以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感受，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创作手段。再有，报告文学的叙述规范是至今还未有定论的问题。范培松认为 “报告文学急需形式革命。我们历来轻视形式，当某种形式成为文体的桎梏时，只有形式革命才是复活灵魂的最有效的手段”⑧。报告文学创作批评理应敦促其发展壮大，而非一再将形式文体规范放置于发展创作之前，限制其生命活力。这样看来《血砺忠诚》的小说化倾向并非是问题，更可能是作者的尝试发展与突破之举。

当然，任何作品都不是完美的。杨守森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具有宇宙境界，充满“生命活力”。胡平写过“报告文学若不将今日之中国放在几千年尤其是这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上加以审视” 。按照这个标准看，《血砺忠诚》似乎还是有进步的空间。作者的确立足于本原生活，以激昂的文字，书写了他们眼中的英雄。但如果能够超脱功利境界，为生命消逝而痛惜，为悲欢离合而哭泣，将与天为徒的人间情怀摆在内心中重要位置，也许作品达到的境界会更加高远。

综上所述，《血砺忠诚》意识形态明确，以无数个普通人承担起的责任完成其宏大的叙事体系，以散点透视的方式理清历史中交叉粘连的模糊缔结，建立起自身与历史对话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理解。不同的人物塑造起的是真正的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际的精神力量。透过这些人物，读者了解历史、反思战争，成功抵御了众多文化冲击带来的历史虚无感。

注释：

①尤炜祥：《两唐书疑义考释》（旧唐书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②高艳国、赵方新:《血砺忠诚》，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③⑤范咏戈:《“以史为体，以文为用”的抗战史诗》，《文艺报》2019年4月1日。

④⑥张陵:《〈血砺忠诚〉：凝聚起不可战胜的“忠诚”力量》，《解放军日报》2019年3月31日。

⑦章罗生、刘月娥：《报告文学的“文化扩张”与“文学性”再认识——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五》，《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

⑧范培松：《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3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