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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海飞的小说并不执着于历史与战争，更不拘泥于传奇与故事，他属意的是氤氲着烟火气息的日脚，牵念的是纠结于俗世凡情的肉身，探寻的是承载着理想信仰的灵魂。海飞的小说并不因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而狭窄，却因为写出了人物形象的摇曳多姿和命运流转的悲悯痛感而绽放出了独异的光彩，使得作品在更深层次上通达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进而抵近了文学的丰饶与宏阔。

关键词：海飞 谍战小说 叙事

一

“海飞谍战世界”小说（花城出版社2019年），篇幅都不长，文字极简省，透露出一股极简主义式的纯粹和执拗；却也最深情，介入人物深层的心理空间，探寻一段段隐秘而彻骨的情爱往事；“有情”的历史时空之下，演绎着血性、传奇的英雄悲剧。

海飞的小说既有好看的故事外壳、坚实的生活质地、个性鲜明的人物，更具有一种迷人的诗性气息。他的语言简练而明快，叙事晓畅且跳荡，以至于读小说时，我甚至会生出一种读分行诗歌的错觉。时空倒错、故事转圜，都依托严密的逻辑和扎实的细节。准确精炼的笔触间，几无冗余的文字存在。情节大段留白，不拖沓、不注水、斩钉截铁的走笔犹如行书章法，笔断而意连，墨枯而气畅。诗性、湿润、暧昧、温婉，似有几分漫不经心，实则冷静、克制、理性，这种独特的语气、节奏和腔调是专属于海飞的，有着强烈的个性风格和鲜明的辨识度。

海飞的谍战小说日益风格化，也渐趋体系化。依托于重庆、上海、哈尔滨、天津、南京等城市，海飞建构起了“谍战世界”的地理谱系。这些城市是故事的容器，也可以说就是小说本身。他力图写出特定年代城市的肌理、味道和气质，因此，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花草植物、日用饮食、风俗物什都需要具象而准确。在《惊蛰》中，从民权路上的华华公司到后市坡的祺春西餐厅，从青年路的国际俱乐部到大纶呢洋服号，甚至可以依照人物的动线画出地图。这并不容易做到，极其考验作家的写实能力。对历史的熟稔，往往意味着大量琐碎的案头工作和耐心细致的观察体验。

在当下的历史小说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种坚实有力的书写。对于小说在器物、世情、经济和生活样貌书写上的错漏百出，读者似乎也早已见怪不怪。材料的虚假、细节的虚浮，正在瓦解小说的真实感。而海飞无比重视小说物质外壳的建构。他的谍战小说尽管彰显出丰饶旺盛的想象力，但却是以实证精神为支撑的。其作品内部有着坚实的物质感、逻辑性，人物性格变化、命运演进都依循严密的逻辑线索。小说中，每种物什的出现都会成为情节推进的支点。在《惊蛰》中，我们会读到大量容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比如，关永山喜欢紫砂壶，小说就会写到清代嘉庆年间杨凤年做的竹段壶；凸显上海和重庆的差异时，会以重庆本地一种叫“老荫”的茶为例；写到收音机，则会以陈山买给陈夏的五灯“电曲儿”牌和荒木惟买的德国产冯·古拉凯收音机作对比。亚美公司新生产的、67块钱的五灯“电曲儿”终究挽不住陈夏被操纵的命运，妹妹最终被敌人训练为监听电台的王牌特工，也成了陈山受制于人的软肋。凡此种种，俯拾皆是。海飞小说中这种强大的逻辑性、写实性和真实感，也是作品改编电视剧后还能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

《惊蛰》写的是重庆和上海的双城记，故事从1941年冬天开启，主要人物明里暗里都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因应了两座城市截然不同的气质和性格，小说人物所担负的不同身份和立场，也时常在人物的内心世界撕扯、冲撞。

主人公陈山的出身是“包打听”，和宋大皮鞋、菜刀、牙医刘芬芳等都是上海街头的小混混，日后他却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特工。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加映衬出他性格中顽固的理想主义和柔软的内心，也使得这个人物形象张力十足，可以承载很多精神性的质素。

出于一个戏剧性的原因，陈山被日军特工头子荒木惟打造成了军统特工肖正国，从此有了双重身份，在重庆和上海两地穿行；肖正国的新婚妻子是余小晚。隐藏极深的叛徒费正鹏，当年害了余小晚的父亲余顺年，又深爱着余小晚的母亲庄秋水，所以像照顾女儿一样关照余小晚。陈河和唐曼晴是恋人，陈河化名钱时英，公开身份是大药材商人，实则是中共党员。唐曼晴是中日混血儿，她的家国认同本来是模糊的，但是对于爱情却很疯狂执着；张离在军统里工作，真实的身份却是中共党员。费正鹏安排陈山和张离作为情侣出逃上海，当双面间谍。钱时英是张离的上线，也是张离真实的恋人。人物的名字，早早透露了人物日后的命运，命中注定一次次离散，直至最终生命陨落，离开这个离乱的世界。

简单梳理就会发现，小说中的人物彼此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复杂的人物关系如同一张巨大的网，兜起了亲情、友情、爱情、同志情、战友情等等不同类型或者说难以归类的情感。“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这几句歌谣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凸显江湖义气的同时，也浓墨重彩地张扬了社会底层青年的仗义豪情与朴素单纯的爱国热忱。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自带前史，怀揣着各自的秘密，彼此走近的过程，也似一个猜谜的过程。陈山和张离的相识，便暗藏机锋。张离会通过陈山做菜放糖、放盐的细节来辨识他的真实身份。在这第一次交锋中，陈山就败下阵来。两人的对话极简省，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但是该有的铺垫却一句不少。海飞写人物对话的特点是，对话分行，不用冒号、双引号，只简单的几个字，没有大段的独白和交代性的语言。他像写诗一样，写人物对话，简截、精炼、准确、有力。对话没有冗余，意涵却很深厚。在现实时空之外，还指涉着人物的心理时空。前史与当下互补，插叙与补叙交错，情节滚动向前。人物的想象、回忆以及心理活动与现实的故事情节叠印，时空跳荡，虚实相生。

这种既实且虚的写法，使得在主干故事线索之外进行大段留白成为可能。小说结尾处，费正鹏出卖了张离，作为给荒木惟的见面礼，但没出卖陈山。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陈山能对余小晚好。这真是一个有执念的人，即便他最后成了叛徒，作为读者的我依然会感喟这个人物对情感的执着。事实上，上述隐情小说中并未言明，而是在情节的逻辑线索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自我推理、确证的空间。海飞这是有意在和读者对话，彼此信任，感同身受，心照不宣。

小说中有很多比喻真是精妙。比如，“此时此刻，这个国家正全身长满了伤口，他就在这样的伤口中进进出出”。再比如，陈山摸着张离的手，“手指颀长，但全是泪水。陈山像是捧着两条刚刚上岸的湿漉漉的鱼”。海飞运用精妙的比喻和通感手法，让文字活泛起来，从而具有了恰切而动人的画面感。强烈的画面感在《捕风者》中同样存在。梅娘爱抽小金鼠香烟。海飞如此描写梅娘吸烟：“梅娘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那火星就在烟身上疾速地向她的嘴唇靠拢。当她喷出一口浓烟时，烟雾把苏响的背影彻底虚化了……”画面与光影的糅合，使得小说文字具有了一种金属般的质地和光泽。

饶有趣味的是，在快速推进故事情节之余，海飞还有兴致和耐心进行景物描写，着墨虽不多，却往往能营构出一重有意境的空间。这有点类似日本庭院营建中的枯山水，在狭窄局促中铺展丰富的寓意，亭台楼阁、松风竹海、星辰大海的象征点染充满了智趣和禅意。于是乎，在小说故事情节之外，还能咂摸出另外一重诗意和味道。讲究留白、章法和布局，是海飞“极简叙事”的显著特点，也使得“海飞谍战世界”系列小说篇幅虽短，但是故事容量、情感密度和思想蕴涵却远远超出文本的体量，呈现出一种更为宏阔辽远的精神气象。

在“海飞谍战世界”小说中，海飞坚持书写一种强悍有力、隐忍坚毅的生活方式和人格精神。在描摹这种被理想烛照的生活和精神的过程中，作家显示出了一种绵密准确的叙事耐心和叙事能力。费正鹏说起陈山时，总要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真是个年轻人。”简单的六个字里，却蕴含了欣赏、包容、关心、期冀等复杂的情感。费正鹏和陈山下象棋，也教陈山下围棋，教他做特工和下棋的道理——诱杀。诱字意味着诱饵总会被牺牲，必然要付出代价。费正鹏临死前，形象发生了反转。他是怀揣着巨大的爱和执着的爱而死去的。一个“炮”从手间滚落，他自己的命运何尝不是因应了“诱杀”二字。陈夏死去的段落也极精彩，充满了美感和深情。海飞每一次写死亡，又像是在写重生。陈金旺的死也是别有深意。他振臂高呼，还我河山，一语双关，饱蘸对儿女、家国的爱与无奈。余小晚发现了父亲留给她的遗书，交代了“骆驼”就是内奸，还留下一句暗语。而余顺年写给余小晚的《致女儿书》：“我不愿失去每一寸泥土，哪怕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同样是在强化和张扬理想主义的思想和主题。

小说的结局，陈山和余小晚来到延安。他俩的再次相遇，已经不再单纯，而是裹挟着其他好几个人物的生命和爱。这时，惊蛰节气又一次来到。雷声滚滚，雨声越来越大。信仰被唤起，肉身获得重生。惊蛰作为核心意象，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荒木惟给陈山委派任务，要求惊蛰那天必须拿到重庆防空炮群布防图。惊蛰是小说的思想核心，也是象征主题。雨水和雷声相伴，惊蛰才会到来。预示着主人公需要承受泪水和命运残酷的暴击，才能如昆虫苏醒般，唤起心底的忠贞信仰和爱国激情。

三

在“海飞谍战世界”小说中，作为革命者形象存在的主人公都有着各自的职业身份：包打听、电影传译、裁缝、铁匠、理发师、厨师、教师、棋手等等，诸如此类的行当无不与最平凡、最琐碎、最世俗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海飞抛却了既往“宏大叙事”的伦理理念，放弃了启蒙主义精英写作立场，开始重建虚构叙事与日常经验的关联，从极端状态下崇高壮丽的美学追求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诗意找寻；将“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并置，既书写了国家、民族、政党、阶级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血肉横飞的激烈战斗，也描绘出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兼顾到了“人生安稳的一面”与“人生飞扬的一面”。

海飞的小说将“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融合得自然、恰切。他像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不用铁钉，不用胶水便可以将传奇故事与现实生活巧妙且不着痕迹地糅合为一体，在榫卯交接之处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细节。这些鲜活生动的细节自然离不开对历史的寻访与研究，更源于作家少年时代的记忆。年少的海飞，拥有许多睡不着的夜晚，他从外婆家打开门溜出去，手持一根捡来的短棍，划着路边的围墙走入上海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他小小的胸腔里装满了整个的上海，这些角角落落后来都在他的小说中一一复现。米高梅舞厅、基督教鸿德堂、凯司令咖啡馆、沙逊大厦、大世界游乐场、九星大戏院……小说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这些海飞记忆中熟悉的“老地方”。因熟悉而亲切，因亲切而敏感，因敏感而多情，绵密的细节如水般流淌，夹杂着种种熨帖心灵的奇异比喻，持续冲刷着苏州河古老而浑浊的河道，泥沙俱下的情感纠葛和人性隐秘，最终在读者的翻检中重见天日。换句话说，海飞讲述的传奇故事是镶嵌在他对日常经验宽广且厚重的描摹基础之上的，这种生活化的谍战叙事颠覆了我们对于“日常经验”缺失的习焉不察，并且从审美层面重新唤回了我们对生活本身的敏感和热情。

《捕风者》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小说的开篇就是女主人公苏响的丈夫卢加南死了。后来，苏响怀着卢加南的孩子，改嫁程大栋；当程大栋穿上了本来织给卢加南的毛衣，却又牺牲在遥远的江西，苏响再嫁给了大律师陈淮安。三个孩子的三个姓氏，代表了她被割裂的三段人生。苏响是个平凡人，她的不凡之处在于坚毅、果敢和成长。在残酷的逆境和戏剧性的悲剧境遇中，她依然坚强地成长。“她在春天里发报，用黑布罩着台灯，嘀嘀嗒嗒的声音里那些风声在疯狂穿梭。它们呼啸着集束钻进苏响的耳膜，让苏响因此而生出许多激动来。”苏响作为女性的细腻、温婉、娇柔被残酷的命运和接踵而至的死亡锻打成钢，最大限度地张扬了生命的伟岸和信仰的伟力。苏响的第二任丈夫程大栋，去江西参加游击战争临走前说的话“为了胜利”，是他和苏响之间的约定。他的另外一句话：“死一个人一点也不可怕，国家死了才可怕。”这些话是小说的主题，也是苏响持续隐忍和坚守的核心动机。

在苏响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三个男人、三个男孩。然而最后，留在她身边的，不过是一张合照、一枚金戒、一只金笔……苏响原本是个只想过寻常日脚的小女人，革命于她而言更像是丈夫留下的遗物，清晰地存在却只是个念想。与其说是残酷的斗争将她锻造成了革命的战士，不如说是对安稳家庭生活的渴望和对寻常日脚的依恋促使她一点点成熟起来，变得坚毅而果决。三段感情、三个丈夫、三个孩子，对一个标准意义上的革命者、或者女特工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想象，但在小说中，苏响永远是女人的形象大过于革命者的形象。一个女人对情感的执着、对丈夫的忠诚、对孩子的挚爱，都被海飞纤毫毕现地完整记录在案，以此最基础的生存本能来隐喻最高蹈的革命精神。海飞将一个“女特工”的英雄事迹还原为对一个传统女性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的钩沉与复现，说到底体现出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意。

从文学史来看，或者仅就阅读经验而论，构成小说主流的其实是与日常经验叙事相对立的、以重大事件为观照对象的宏大叙事传统。然而社会历史转型期，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变，这是人们返身于日常生活中寻找恒常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方式；或者从琐细的日常现象中解构传统生命价值观，从而确立新的价值判断的一种突围。前者宛若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神话，后者则是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哲学或者是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海飞擅长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和肯定，表现了作家对人的自信。

梅娘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女性角色。她给人的初始印象，如同她的言谈举止一样粗鄙可笑。这个身材发福的女人，言必称自己出身于大户人家、书香门第。她言语刻薄，时常冷嘲热讽，看似铁石心肠，危难之中却又显露出母性的光辉。她身上的刚柔并济，积蓄着更加厚重绵长的力量。小说结尾处，梅娘的死令人心碎，集中释放出凄美与壮美的悲剧力量。梅娘之所以反复诉说、标榜自己的出身，其实是说出了小说主题：“苏响知道，无论是鲁叔，还是梅娘，还是自己，还是其他的人都把整个家掷在了血与火中锻打。有时候，他们都来不及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苏响的结局同样凄惨而动人。苏响被安排去台湾建立电台。临走时却不能与三个孩子相见。隔着门缝，看三个孩子为她唱《送别》，最终苏响决然地含泪转身离开。

当《送别》响起时，苏响的脑海中一定如过电影般闪过那些人的形象，或是为革命信仰献身，或是安然赴死。即便是在这样的桥段中，海飞的叙事依然是冷静、克制、简省的，他决意不煽情，所有的情感都被凝缩在那字字珠玑般的简短语句中，如同琥珀般在历史黑暗的角落里闪动着人性的微芒。

四

《棋手》的故事依然发生在上海，不过很多场景被设定在一家叫作“大光明”的电影院里。作为同龄人，海飞和赵晖都对电影院情有独钟。“我想起1986年夏天，我的家乡诸暨枫桥已经能看到电影《木棉袈裟》和《八百罗汉》，那时年轻的我出没在枫桥镇文化馆里的录像厅里，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竟会写下那么多关于上海的故事。”①海飞说，从录像厅中混浊的空气到旧上海影戏院的纸醉金迷，真有隔世般的惊心动魄之感。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少年，名叫贺羽丰。他既是大光明戏院英文电影的同声传译，同时也是个象棋高手。他还与姐夫在苏州河畔一起打理着一家茶楼。重庆军统提出向我党借人，以贺羽丰摆擂台赌棋的方式吸引投敌汪伪的叛徒、象棋迷李寻烟来茶楼并实施刺杀。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寻烟现身时，贺羽丰方知此人竟是父亲多年前的救命恩人……贺羽丰陷入彷徨与纠结，但历经情感的磨难和思想的变迁之后，他最终成长蜕变为坚定的抗日青年。海飞迫使自己跟着人物和事件的情理逻辑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很大的自我生长能力，因此，真正推动海飞小说向前发展的，不是作者的写作意图，而是充盈于人性和事件里的那种深刻的情理。

《唐山海》中的主人公唐山海也是这样一个热血青年，他来上海是为了给国军第一批德械装备部队——第二师补充旅第二团的团长郭庆同当保镖，为了在淞沪会战打响时能保住这个战略要地，郭团长的部队乔装成上海保安团，连夜调防到虹桥机场。“主角当保镖，这是比较少见的。唐山海的样子似乎也不像要给人当保镖，这个保镖的派头快比郭团长都要大了。夜色越来越浓烈，血雨腥风的战事就要撕开了……唐山海的业务能力很强，在戴老板的印象里也是没得话说。唐山海天生是要当大哥的，他来上海时带着戴先生安排的三个帮手——来自驻防杭州城55师部队的贵良、万金油和花狸，刚到火车站就又收了一个小弟，那就是粉雕玉琢的少年丽春。丽春偷钱包时被地头蛇盯上了，唐山海轻轻松松就帮他化解了危机，把浪头掼得一塌糊涂。这样的人当然让人觉得可靠，乐意追随。少年丽春就像一只小雀鸟似的从此跟在唐山海身后，对于丽春来说，这个大哥一方面是很威严的，同时也很宽厚，他们会在同一把雨伞下谈天说地。唐山海就是这种类型的老大，谈笑风生间就化解了一道道刀光。”②从海飞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唐山海的“人设”原本就是个富家子弟，打扮时髦，很有腔调。小说行文中的他，那么的神气昂扬，他的命运和结局如同烟花般绚烂。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名字就象征着国家的命运，他的潇洒和自信，优雅和强悍，表征的是乱世中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是可以想象和达至的生活和精神的彼岸。

在“海飞谍战世界”小说中，海飞写了大量的人物情感，但却几乎不写情欲。在他的小说中，我看不到肉感的笔触。他的叙事围绕的始终是精神性的存在。海飞对于优雅、高贵的文学气质有着一种自觉而坚定的追求。他对庸俗与粗野抱着一种对抗的意识，即便是最卑微的身份、最严酷的境遇，他都试图彰显人的尊严、悲悯和爱。即便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军统特务、地痞流氓，最终都服膺于对优雅、文化和教养的尊崇与敬意。从根本上讲，没有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和无聊的克服，没有升华性的积极的伦理态度，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作家就不可能赋予自己的写作以丰富的诗意和内在的深度。

整体而言，海飞的小说并不执着于历史与战争，更不拘泥于传奇与故事，他属意的是氤氲着烟火气息的日脚，牵念的是纠结于俗世凡情的肉身，探寻的是承载着理想信仰的灵魂。海飞的小说并不因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而狭窄，却因为写出了人物形象的摇曳多姿和命运流转的悲悯痛感而绽放出了独异的光彩，使得作品在更深层次上通达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进而抵近了文学的丰饶与宏阔。

注释：

①张玫：《海飞：可以窥见赵晖的小说充满了诗意与想象》，《青年时报》2018年11月19日。

②海飞：《创作谈：唐山海这个人》，《唐山海》，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250—251页。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