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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提要：柳建伟在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实践，表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复杂命运。这些作品，突破了主旋律、军旅文艺等概念的限制，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为重写当代文学史提供了新的思考契机。

关键词：柳建伟 1990年代 现实主义文学

柳建伟是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以现实主义方法为标准，往往被归于“军旅作家”“主旋律作家”行列。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柳建伟在1990年代创作的长篇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分别在乡土、军旅、改革三个题材实现了突破。特别是《北方城郭》，被出版界誉为能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并称的现实主义巨著：“《北方城郭》在40多年的时间跨度内，对中国城乡现实生活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描绘小说直面政治、经济、感情道德和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深刻地描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大生命力①。”然而，尽管《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但柳建伟也被贴上“主旋律作家”标签，《北方城郭》处境更为尴尬。小说曾获《人民文学》奖，但销售并不好，因性爱描写还遭到非议。柳建伟将之总结为“酸甜苦辣咸”②。

柳建伟的际遇，可看作1990年代文化语境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宿命隐喻。一方面，官方主流继续提倡现实主义书写，主旋律写作、新现实主义小说，直至新世纪初的底层写作，都被看作“现实主义不死”的证明；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创作源流甚多，成分驳杂，经典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规训的主旋律文艺，都影响到199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的面目和评价。即便“主旋律文艺”内部，具体作家作品的成就和创作品格，也有很大差异性。1990年代文学是“多元喧哗”共名时代，现实主义书写，由于其与十七年文学的隐秘关系，在西方文学“同步比较”中，被贴上“陈旧”“非现代性”“官方文学”等标签，处于被忽略和遮蔽状态，更遑论具体分析现实主义文本的复杂性了。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一个引介传统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主旋律文学的“历时性发展”脉络，然而，三者在1990年代也存在“共时性并存”状况。而这也取决于时代的复杂诉求。如温儒敏所说，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主流地位，根本是由时代决定的。或者说，主要是非文学因素，如政治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成为现实主义发展的契机③。新时期文学发端到1990年代初，是现实主义神圣地位不断遭到现代主义挑战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出现。1990年代，现实主义依然被赋予扩大了的“主流”地位，却在文学史实践中被现代主义所遮蔽。当代文学内在悖论逻辑之一，就是“非主流作家和作品一旦参与历史叙事获得主流地位，渐渐也会不自觉地分离出压抑性力量，对非主流作家作品采取不应该有的敌视态度④”。

然而，现实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的合法性，依然存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呼唤现实主义文学的再次出击。现实主义叙事之所以不断被提及，即来自中国现实语境中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诉求。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现实问题的关注，是公民主体意识和和历史意识发育的必然结果。柳建伟对现实主义受到冷落愤愤不平：“现实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特别是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常遭人误解、误读，甚至是攻击和谩骂。在专业评判体系，现实题材主旋律作品不是被冷落，便是被划入艺术含量低的范畴进行照顾性评说。对现实题材主旋律作品的深度研究，和对所谓纯艺术作品深度研究相比，前者还处在中学时代，后者已进入了博士后时期。⑤”我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写作，更多关注现代主义思潮。对文学先锋性的寻找，成为中国文坛与世界接轨的重要焦虑。对现实主义的忽视，直接导致中国文学远离丰富复杂的文化现场，也影响了中国文学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形成更独特、也更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文学经典。

同时，从艺术特质上讲，现实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的合法性，还在于其“混沌”与“净化”的双重功能。由于后发现代的历史境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代际、地域、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性，也充满了极为丰富复杂的信息，这与进入高度发达的，均质化的西方主流社会，有着很大区别。“混沌”是现实主义表现复杂社会形态的文化优势所在，而“净化”则能提供一种整合民族国家宏大性叙事思维的道德优势。安敏成认为，现实主义否定作品虚构性与作家主体性，强调文本对理想的对应性，但恰是作品在真实临界线上的含混位置，才带来阅读愉悦：“现实主义在表面上只关注外部世界，但随后的创作并非如此纯真。⑥”二月河就曾说：“我喜欢《北方城郭》呈现出的浓烈的混沌感⑦”。这种混沌感是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真实生活的独特魅力。这种不透明性，使得我们接受小说再现的世界真实：“这种非神秘力量，有条不紊地抗拒对虚构世界的沉迷，它的闯入揭示了无序、偶然和混乱——它们挫败想象力对世界的凌驾，可以看作现实主义小说非神秘力量的根本所在。⑧”相对而言，现实主义对现实的认识功能，历史意识及教育功能，又来自文学的“净化性”。它与“混沌性”，形成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的张力结构要素。现实主义包容大量非情节性细节，文本利用修辞捕获真实，将其包容或驯服：“真实被塑造成想象性产品，借助这种放逐，文本重新激活内心的想象世界与真实外部世界及其冲力间的差异。⑨”由此，现实主义有强烈的，类似悲剧的净化效果。人与世界的实践性联系，也被巧妙在文本中建构出来。

但是，1990年代文学史表述，现实主义文学往往与主旋律文学相联系，一同被文学史所遗忘。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1990年代文学部分，也只是写道：“由于写作与社会的行进保持着同步，并在不同程度上呼应消遣性阅读的需求，这些作品往往重新被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整合，它们的取材和内涵，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继续维持某种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经验，来表现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达到虚构性地弥合‘发展主义’的现代化目标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遗产之间的裂痕。⑩”

199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不能用主旋律文艺来概括，即便在主旋律命名之下，也有着艺术水平高，现实批判意识强的现实主义优秀之作。正如刘复生所说：“人们对主旋律文学还存在某种普遍误解。事实上，主旋律文学在近年来的发展已经极大超越了早期的单调格局，在内容表现上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在艺术形态与技巧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思想上、艺术上的重要成就与巨大突破。它与所谓‘纯文学’在总体艺术水平上的差距也正在趋于消失。11”

新时期文学是在对“十七年”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反拨基础上发展起来，“现代主义”的美学趣味，贯穿了先锋、寻根等文学思潮。即便1980年代中期以“写实”为风格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也要挂上“零度写作”的后现代主义标签。类似《古船》《浮躁》这类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与批判性的作品逐渐退隐，作家们转而从“现实主义史诗”进入“文化史诗”的写作序列，“现实矛盾冲突”“现实政治反思”不再是一流的纯文学作家关注的主要问题。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次大爆发。1990年代主旋律文艺，既是对“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继承，又有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学经济效益的呼唤。然而，精英/通俗的二元格局，主旋律文艺被“类比于”通俗文学，且是在审美否定意义上被认为是通俗文学（mass culture），因为它们代表了双重堕落12。这也使得很多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否认自己是主旋律作家，以纯文学作家自居。他们大多承认自己的创作是现实主义伟大传统之下的创作，但又不自觉地将创作与“十七年”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区隔。有的作家还会暗示自己更注重现实主义“主观性”13。

某种角度而言，一方面，主旋律文艺，弥补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空白；另一方面，它的问题也在于，它是“被规定”的现实主义。很多主旋律小说不能深刻处理人性与政治的关系，只能在道德领域寻找贪腐因果。然而，受到诸多限制的同时，主旋律文艺也表现出现实主义创作对改革中国的反映的深度与广度。在主旋律文艺内部，也有着能够脱颖而出，接续经典现实主义传统，并创造性地转化十七年文学传统的优秀之作。

柳建伟1990年代的长篇三部曲创作，有的符合主旋律文艺规定性，有的则溢出主旋律文学，比如《北方城郭》，显示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也成为复杂当代中国现实的文本参照。

二

描写纷繁复杂的文化现实，给转型中国以“民族秘史”般宏大书写，是柳建伟的创作野心。柳建伟秉承时代使命感，将1990年代社会转型，视为一个“伟大时代”开端，并认为目前社会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4。柳建伟在创作之初，就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希望以现实主义为“民族立史”：“一个23岁青年，在大邑县梁坪山军营筒子楼里一口气读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后，开始滋生出一个大胆的梦想：今生今世要做一个像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15 ”柳建伟1990年代创作的三部曲《英雄时代》《突出重围》《北方城郭》分别在国企改革、军队建设与乡土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试图全方位地反映1990年代初期中国现实状况。他既想在历史理性的眼光之下，真实再现改革中国的混沌复杂性，又试图以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与对人性美的赞颂，净化这混沌的现实。由此，对现实主义的对抗性美学元素，就在他的作品之中展开了。

小说《突出重围》描述老牌甲种师A师和乙种师D师之间的三次军事演习，该小说类似改革小说“军队版”，贯穿现代化意识对建军观念的冲击。该小说也有1990年代的鲜明特色，即经济思维和个性化追求对军事文学的渗透。小说也暴露了1990年代很多问题，小说极力将金钱作为积极的资本力量，却在不自觉之处流露出了道德批判。《英雄时代》描述党内高级干部陆震天“红色家族”在1990年代的变异，反映现实的深广度超过《突出重围》。陆的侄子是危机四伏的国有企业红太阳集团总经理，二儿子陆承伟是善于投机钻营的“官二代”，女儿路小艺也热衷投机。小说主线是陆震天养子史天雄与陆承伟之间的矛盾斗争。史天雄是一个失败英雄形象，他与陆承伟的斗争，充满了正/邪、光明/黑暗的道德隐喻，也深刻地表现了官僚资本对国有资产侵夺的严峻现实。

柳建伟小说三部曲，成就最高的当推《北方城郭》。《北方城郭》以“文革”末期一场大洪水为引子，将龙泉县的历史与今天联系，描述19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层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形势。“北方城郭”以独特空间隐喻，成为历史维度之下新改革时代中国社会的写照。小说没有一般主旋律小说“叙事潜规则”，而是以更开阔理性的历史意识，将权力斗争、民间宗法、腐败弄权、违法乱纪、情欲冲突，都放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去考量。他揭示了很多县级中国行政单位权力微观运作的真实情况。比如，建设新城、发展私营经济，如何在新旧交替政治格局中实现县级政权机关的政治生态。小说真实再现李金堂从一个有理想的党员，蜕变成冷酷政客的真实过程。这种对于政治生态的再现，赋予了小说真实感。而对于欲望与政治的关系的揭示，也使得作家揭示了历史主体的真实肉身感。

小说没有将人物简单脸谱化，而是在具体环境中，既鲜明地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又将其历史化，赋予其深刻真实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内涵。这也很好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混沌”与“净化”的双重功效。小说出场人物达百余人，却栩栩如生，即使戏份不多的小人物，都有着鲜明性格特点。白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也是中央某部长的乘龙快婿。他才华横溢，文采斐然。他有良心，有操守，也善于斗争，被申玉豹指使的黑社会打伤，也能隐忍，专门收集证据。为了打倒李金堂，他也违心地使用美男计，策反欧阳洪梅。又比如，次要人物林苟生，他被陷害入狱，无奈逃狱，九死一生，后来做古董生意发财，一心报仇雪恨。他的恨与爱，世故与天真，真情与冷酷，他对庙堂与江湖生存法则的熟悉，都让“中国基督山伯爵”拥有巨大而矛盾的人格魅力与历史动能。还有诸如宣传部长朱新泉，干事夏仁，电视台的连锦，招待所服务员妙清等，都非常有特点。

由此，《北方城郭》突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新乡土小说等主旋律文学类型，从“现代中国与权力意识”的角度，再现了1990年代初期中国“混沌”的基层政治生态，也对此进行了峻急的批判。小说对于市场经济与权力的关系也有深刻揭示。改革开放并没有给龙泉县带来真正的幸福和人性解放，却在原有的宗法与个人权力控制之下，裂开了一条抗争途径，被迫害的林苟生成为富豪，成为李金堂的威胁者，申玉豹凭借着经济权力，向龙泉的实际统治者李金堂发起挑战。李金堂贪污赈洪救灾款，为自己埋下祸患，申玉豹在大洪水之后发家，白剑因为大洪水父母双亡。1990年代初白剑、刘青松与李金堂的殊死斗争，也是围绕大洪水赈灾款贪污案展开。作家的目光没有简单地放在1990年代，而是联系整个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时期。白剑的文章《从护商符看商品经济》，揭示市场经济外衣之下，官商勾结，权力与金钱结盟的触目惊心的现实。

作家将批判的目光延伸至整个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之中。白剑的爷爷白明德的葬礼，是全书的高潮之一。作家客观地揭示了人情与权力、金钱交织的大网，对公平正义与良知的扼杀。族长九爷决定大肆操办葬礼，向每个族人摊派费用。最令人震撼的，还是八庙村白家世仇高家族人的反应。高家和白家是数百年大家族，彼此之间是世仇。但为了完成李金堂对白剑的人情攻势，高家族长不惜举全族力量为白剑的爷爷送葬。权力的力量如此之大，不仅能支配物质，甚至操弄人心与人性，正如林苟生意味深长地说：“一缸又一缸的人情叫你洗来叫你泡，硬的泡软了，软的泡化了，甜的整酸了，不够咸，加把盐，不够甜，弄包糖精，像一个风月老手般伺候你，看你招安不招安。16”

《北方城郭》摆脱一般主旋律作品的倾向，在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的权力意识揭示上，《北方城郭》超过了《白鹿原》，展现了河南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表现出作家纯正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敏锐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他没有将改革的腐败现象作为经济发展副产品，而是深刻揭示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尤其是权力与情欲的关系，权力与经济的关系。这一切，都导致人被困厄于由宗法、人际等因素编织的罗网。罗网背后，是权力与金钱的原则。小说触目惊心地写出理想主义褪色，权力与性欲之间的纠葛，及权力罗网之下人性的变异。

情欲与政治、历史的混沌关系，也是该小说的一大看点。很多主旋律小说，情欲往往被处理成道德的试金石。暴发户、腐败分子往往道德败坏，沉溺于情欲不可自拔，如《分享艰难》的洪塔山；即使女性官员，也常成为畸形情欲的牺牲品，比如《绝对权力》的女市长赵芬芳。好官员大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如《分享艰难》的孔四平。即使因为权力而飞扬跋扈，但在生活作风上却无可挑剔，比如《绝对权力》中的市委书记齐全盛。这种潜在原则，有着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有关情感与道德的关系的表述禁忌，也有着新时期改革小说有关现代化叙事的“绝对真理”的加成。《北方城郭》，每个人都深陷情感或欲望漩涡。情欲成为历史破坏力，也成为历史推动力。情欲与权力、金钱的欲望纠葛，构成了历史躁动不休的张力感。这种对历史与情欲的理解，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经典小说之中，也是经典现实主义叙事内涵之一，柳建伟将之放置于1990年代改革大背景之下，就有着鲜明的现实批判性。林苟生历经人世沧桑，对三妞一片痴情。白剑在政治前途、新闻正义与女性情感中辗转困顿。李金堂相貌堂堂，富于男性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欧阳洪梅的母亲、曹改焕等诸多女性。女性成为李权力奋斗的动力之一，也是他最真实和最富于激情的情感。对于申玉豹来说，因为相貌丑陋，女性是他人生成功的证明，是他和李金堂斗争的砝码，也是他走向失败的祸根。

小说的几个主人公，仿佛置身于转型社会躁动不安的大熔炉，燃烧着政治野心，情欲与经济奋斗的动力。正是因为情欲，也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的经济、政治与伦理纠葛，更真实可信，也更富于历史雄奇阔大、矛盾深刻的张力效果。这些欲望，不仅有高尚的牺牲，也有狠毒的占有，变态畸形的情欲。这种对于经济、政治与情欲的理解，这种对于转型社会深刻的社会逻辑的洞察，既有着经典现实主义书写的传统，也有着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写照。小说结尾也颇有意味，李金堂光荣退居二线，林苟生与三妞有情人成眷属，而白剑则离婚后远走法国当驻外记者：“白剑走过安检门，又慢慢地扭过头道：我得走!斗斗斗，一切都在继续，恐怖！恐怖！悲苦无奈之情溢于言表。17”作家意味深长地以此作结，无疑预示着中国恶性争斗的传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并没有缓解，而是在暗暗地延续。

该小说对于基层权力结构的描述也颇有意味。李金堂和县委书记的争斗，作家的道德态度却暧昧含混，或者说，更加复杂化。他既还原了权力斗争的真实残酷和无情冷漠，也看到了作为“具体的人”的县委书记和副书记之间斗争的复杂因素，他们在权谋与正义，私欲与公心，英雄梦与恶人心之间的冲突挣扎。

三

典型环境之中，典型英雄主体形象的塑造，也是柳建伟现实主义小说的一大特点。柳建伟从不讳言英雄主义对于1990年代文学和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异常艰难的历史时期，这种时期需要全民族都有牺牲、忍耐、不屈、互助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自觉的行为……18”但是，柳建伟的小说之中，他塑造的英雄形象，有着鲜明辨识度，表现出“混沌悖论”的悲剧人格冲突与“坚定的道德肯定”并存的现象。

“十七年”期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具有道德色彩的英雄形象，也是其独特的史诗性追求的表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史诗性的表现，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作与英雄主义的基调……19”“十七年”小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中，英雄成为进步历史的主导，但往往又有很强的道德规范性，比如，《创业史》的梁生宝。这些英雄首先是道德英雄，其次才是历史英雄。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一个“英雄消逝，畸人凸显”的过程。王德威指出，“四人帮”以后的伤痕反思文学呈现出一个不相同的视景，作家对政治人生现状的体认控诉，无疑改变了以往叙述模式，由傅瑞也（FRYE）所谓高模仿拉到了低模仿乃至反讽的层次。浩劫后的英雄个个伤痕累累，一切事迹只能以追认或再发现的形式演述，难掩事过境迁的沧桑20。畸人叙事，不但拥有了现代主义的怀疑批判色彩，也意味着现实主义英雄叙事的衰落。这种情况，到1990年代之后，莫言的《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贾平凹《秦腔》中的疯子引生等当代文学人物形象，都有所体现。

柳建伟1990年代小说创作，有很多“英雄书写”痕迹，这也是其承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特点。但这些英雄形象，和1990年代大多数主旋律小说有着差异性。在很多主旋律小说之中，英雄人物表现为两种极端，一种是老成谋国、成熟理性的政治强人，如《省委书记》和《中国制造》中的地方高官，他们对于经济建设的热情要大于意识形态的热情；另一类人物，则是悲壮的反腐败道德英雄形象，比如，《抉择》中的李高成。他们往往面对的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虽然失败却九死不悔。出身军队的柳建伟，善于塑造英雄人物，比如，《突出重围》中性格迥异的双雄“范英明与朱海鹏”。在《一个老兵的黄昏情绪》《苍茫冬日》《煞庄亡灵》等系列战争历史小说之中，柳建伟也试图在历史与人性的纠葛之中，为我们描述更多有人情味的英雄。比如《一个老兵的黄昏情绪》中的八爷，在朝鲜战场上，为了与顺姬的爱情，丧失了升迁的机会，《煞庄亡灵》的秋雪，为了取得情报，忍受耻辱委身于日本军人曹秀雄。但《英雄时代》的史天雄与《北方城郭》的李金堂，却呈现出复杂面貌。简而言之，史天雄是一个试图结合“社会主义品质”与“市场经济”于一体的悲剧英雄，具有很强的1990年代文化语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探索的政治痕迹，李金堂则是一个正邪集于一身的“反英雄”的枭雄形象。

通过对史天雄的刻画，小说揭示了社会转型期仍然不乏具有崇高理想和坚贞操守的“圣徒型人物”。史天雄这个人物身上，我们既能看到“十七年”文学对于英雄塑造的一些道德内在规定性，又能看到1990年代文学对英雄内在复杂性的挖掘。1980年代改革小说，英雄人物总是要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之中找到自身价值，他们往往代表着现代化的乐观进步力量。他们的价值往往在于“破旧立新”。比如，《乔厂长上任记》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史天雄身上，我们则能看到1990年代全球化，特别是一体化市场经济对中国的挤压，在史天雄身上表现为迫切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不是进步的乐观自豪。与之相对，史天雄与很多主旋律小说的正面人物不同，在于他是一个横跨“市场精神”与“革命精神”的双重英雄。所谓市场英雄，指他敢打敢拼，敢于冒险，从副司长位置上去经营亏损的超市，又勇敢地学习现代管理经验，试图将之建成世界闻名的连锁集团。所谓革命英雄，是指他的身上，有着共产党人的美好理想主义大局观与牺牲奉献精神。他出身战斗英雄，养父母是高官，亲生父母是烈士。但无论经营都得利，还是接受红太阳集团，无论与妻子陆小艺的关系，还是他对袁慧的感情，他都是一个忍辱负重，乐于牺牲的形象。他不是一个道德失败者，而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市场圣人”的形象。史天雄寄托着作家的期望，将“十七年”时期的，乃至广义革命文学的理想主义，与当下市场经济发展结合的期望。作者通过政治元老陆震天之口，表达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共产党人的内在危机：“中国不缺乏忠诚而称职的官员，最缺乏的是忠于政权的各种企业家。十五大后，私营经济会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一领域，需要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人。21”

比史天雄更复杂的是《北方城郭》中的李金堂。李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历史是善与恶的合力”的观念，也展现了权力、市场与人性的博弈。他有些类似《英雄时代》中的野心家陆承伟。有评论家称陆承伟为“撒旦式”英雄22。作家一方面谴责这些反英雄人物的恶，另一个方面，也承认他们的复杂人性与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李金堂是一个英武不凡的魅力男人，是愿意为公共事业献身的党员，又是一个性欲与权力欲极强的冷酷政客。李金堂也想做秉公为民好干部，但权力的诱惑，让他利用土改职务之便，与不少女人有了暧昧关系，还霸占了欧阳家族的欧阳洪梅。“文革”期间，李金堂被关入狱。失落权力的滋味，也让他变得更冷酷无情。在权力秩序下，他可以毫不留情地牺牲任何人。小说没有简单对李金堂进行道德针砭，而是将之放置于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历史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李金堂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一出场就平定了白家对抗拆迁的行为。他为被欺压的老实村民张老拐伸冤，镇压在大洪水中抢劫强奸的恶人。生病期间，他将所收礼物统计造册，自己象征性拿一点，其余都退还或分给身边的人。然而，正如李对欧阳洪梅所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古今皆然……拿了那么多钱为啥？还是一个怕字。23”理想主义褪色之后，经历了“文革”政治风雨的李金堂，再也不想失去权力，金钱也成为他保证权力的方式。权力无疑是他证明自我价值的最后的一块压舱石。柳建伟对李金堂这个人物的塑造，无疑非常具有真实性与历史深度。

四

对于199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书写策略，有一个承接自1980年代的潜在规则，即“当代文学”左翼美学体系退隐，“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美学原则凸显。这个过程，恰与1949年之后，“现代/当代”重订文学史分期，取代“新文学”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个过程的诡异在于，一方面，无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的审美原则，还是所谓重新“恢复五四”的现代性美学，都存在强烈“一体化”的压抑机制。如李杨指出，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关系不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而是一种“一体化”与另外一种“一体化”之间的关系24；另一方面，1980年代文学史的形态冲突，延续到1990年代文学史形态，形成了更激进的先锋文学与主旋律文学的对峙，市场经济规则，则直接作用于两种文学形态，更具消费娱乐性的通俗文学，却没有得到长足发展（通俗文学崛起，要等到新世纪网络文学）。文学史形态继续推进精英化先锋文学，被文学史忽视的主旋律文学则在市场加持下，形成了庞大的受众与官方支持。然而，1990年代的文学先锋倾向，却以形式主义为代价，导致意识形态现实指涉性的匮乏。类似《古船》《浮躁》《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退隐，《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等为代表的文化史诗型长篇小说崛起文坛。这类1990年代文化史诗型长篇小说，放弃对社会生活直接的干预与批判，转向“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宏大叙事，这也与“文化复兴文明古国”的官方民族主义表述存在某种内在逻辑一致性。

由此而言，《北方城郭》“不合时宜”的独特性就彰显出来了。二月河称赞：“以现实主义手段创作的反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从分量和水准上考量，能跟《北方城郭》相当的，也就是《白鹿原》《古船》《平凡的世界》几部。25”《北方城郭》溢出1990年代主旋律文学规则，真实反映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变迁与1990年代初期社会形态。柳建伟更好地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他的小说，不能用官场小说、反腐败小说、主旋律小说来涵盖，但又包括这些元素。这些作品既是1990年代文化语境的产物，又超越1990年代的制囿。马克思认为，历史往往是复杂力量的合力，而非抽象既定目标的结果：“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6。”在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时代的现实主义精神，洋溢着一种强大的历史理性力量。善恶、美丑，都被当成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性力量，历史往往是这些充满张力的矛盾的合力。长篇小说之中，这种对整体、广阔的宏大追求，是无法阻止的内在审美需求：“任何宏大叙事的根本要素都在于提供了一种大一统表现形式，只有依据这种形式提供的广阔性和统一性，人们才能将世界历史的原始经验通过审美判断纳入理解的框架，由此可以见，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不是逻辑质疑可以阻止的，它也内在于人性的审美需求之中27。”柳建伟1990年代的创作，让我们看到现代性宏大叙事在当代中国文学审美诉求中的发展。

进而言之，柳建伟式“199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表明了1990年代文学形态的复杂性，绝非一句“多元发展”可概括。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学史最需要反对的就是千篇一律。简单统一的文学史观念，掩盖文学的个性，掩盖文学的丰富解读空间，正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消解。”281990年代的文学成就，文学丰富性，更远超1980年代。1990年代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探索过程，思想争鸣，经济发展，也导致了文学形态冲突、融合与再造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中，经典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旋律文学的创作法则之间，存在历时性联系，也存在共时性可能。柳建伟追求的，英雄主义式的强大历史理性，有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宏大背书，也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旋律文学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着现实主义代表的历史精神在中国当代审美变革中的可能性。

当然，在建构性原则之下，柳建伟的小说创作整合各类现实主义创作思维，也存在内在的冲突与抵牾，特别是当“主旋律”意识形态规定性大于现实主义的“混沌”与“净化”的原则时，也会出现创作上的困境与冲突。这也是周梅森、陆天明等很多秉承现实主义圭臬的作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很显然，这种困境与冲突，也有着非常强的“语境症候性”。

注释：

① 红耘：《 柳建伟和他的〈北方城郭〉》，《中国出版》1998年第10期。

②“三十三岁，在皇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达五十五万字的长篇小处女作，可理解为一个甜字，书中版权页遗漏编目数据，可解为一个酸字，圈里圈外一片叫好声，大家都认为它是我写得最精彩的小说，可十年间它只卖了区区及万册，无法望《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发行量之项背，可解为一个咸字，十年里，都说它的故事可改成几十集非常精彩的影视剧，可它就是无法触电，可解为一个辣字。身患绝症的母亲生前应该看到它，可惜出版拖期，书出来后母亲的坟头上已经长出了半尺高的荒草，可解为一个苦字。选自柳建伟，《北方城郭.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页。

③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④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兴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⑤柳建伟：《让现实题材创作成为文艺的主潮》，《文艺报》2006年7月20日。

⑥⑧⑨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9、20页。

⑦二月河：《北方城郭·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⑩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335页。

11刘复生：《主旋律文学的现状与前景展望》，《中国艺术报》2009年2月17日。

12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的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13如刘醒龙认为，“如果将现实主义只是理解为单纯的再现，而不是研究对现实的写作，其实更是对作者心性的张扬，就永远不能理解现实主义”。见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的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14柳建伟，《正确认识和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国电影报》2010年10月14日。

15蔡海泽、张忠诚：《柳建伟和〈时代三部曲〉》，《解放军报》2002年9月16日。

1623柳建伟：《北方城郭》，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458页。

17柳建伟：《北方城郭·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24页。

18柳建伟：《英雄主义是我们应永远高扬的主旋律》，《森林与人类》1998年5期。

1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20王德威：《众声喧哗——三零与八零年代的中国小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211页。

21柳建伟：《英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22廖四平：《陆承伟:撒旦式的“英雄”—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人物丛论之二》，《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4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3期。

25二月河：《柳建伟和他的〈北方城郭〉》，《北方城郭》，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27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 页。

28贺仲明：《建构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建设的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