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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锦西卫》是首部集中反映抗战初期东北民众奋勇杀敌的抗战长篇小说。小说重点思考战时个体在善与恶、乐观与消极、回击与屈从之间的选择徘徊，既赞美战争中人性光辉的一面，也暴露人性扭曲阴暗的一面。反思战争也是周建新诠释抗战的一种方式和审视抗战的一个手段，本文主要从战争爱情、家仇书写、日军谋略三方面解读小说的反思力度。

关键词：周建新 《锦西卫》 叙事 人性反思

战后50多年受“八年抗战”提法影响①，导致东北沦陷前期长达六年的抗日并未进入作家视野，遮蔽的历史记忆在新世纪迎来了关注的契机②。

2019年《当代》第5期刊登了辽宁籍满族作家周建新的长篇小说《锦西卫》，这部以锦西保卫战为背景的抗战小说不同于以往全景式的写作模式，而是从不抵抗与反抗的角度完成对辽西抗战历史记忆的另类诉说。

一、抗战叙事的新路径

抗战14年分为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一直以来对局部抗战的文学叙事都比较薄弱，《遍地鬼子》《咆哮的鸭绿江》等作品虽对这一时间段内东北民众的被蹂躏与抵抗有精彩呈现，不过因叙事时间跨度较大，对日军入侵东北初期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来自民众自觉抵御的描写并未得到充分反映，而周建新最新长篇《锦西卫》恰恰填补了抗战初始阶段敌我双方的交锋空缺。

首先“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③，《锦西卫》的叙事时间专注于抗战发生阶段，故事始于1931年夏天张天一回家探亲，止于1932年清明后收复葫芦岛军港，中间线性穿插了“九·一八”事变经过、毓宝台渡口争夺战、张天一抗日募捐、大凌河保卫战、钱褡子岭防线崩溃始末、围剿古贺联队、光复锦西县城、收复连山驿和葫芦岛军港等抗敌事迹，紧凑的叙事时间延缓了故事展开的“速度”，更细腻地呈现了抗战发生阶段人们对侵略之敌的真实心态。小说也并未始终按照自然时间秩序来讲述历史，时有插叙打破自然时间流，使得小说故事时间得到不断延伸。如第一章“借兵”就回顾了县长孙国栋在锦西县执政五年间引入日本技术，合资成立电报电话局、码头、医院的过程，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其次，周建新将故事叙事空间放在锦西，一方面与他一直以来把“辽西走廊作为他的创作的原乡有关”，因为他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是以辽西地域为背景而展开”④。而主要原因是辽西走廊作为东北连接内地的交通要道，把锦西作为日军侵占东北向南推进的前沿阵地，既暗含了日军对华北乃至全中国的进犯之心，也讴歌了东北民众阻击日军南进的决心。而且锦西民众英勇不屈的抗敌信念让锦西县成为了“九·一八”之后东北第一个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县城，它不仅仅是一座城，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符号。

第三，周建新在叙事策略上也注重求新。据周建新透露，《锦西卫》从构思到完成前后用时近20年，在对地方史志和民间口述历史的沉淀中，他不断在思考如何从更高的层次去诠释抗日战争，即如何勾勒出抗战初期历史应有的丰富性。

选取张学良警卫员作为故事核心人物与张笑天《抗日战争》的写法颇为相似，巧妙地将张学良、北大营，以及锦西县三个独立的故事单元融为一体，并用张天一警卫、军官、民众的三重身份视角见证战争的酝酿、发生、防守与还击。张学良作为抗战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在小说中并未正面出场，不过他对战争的态度全部体现在张天一的人生际遇之中。例如张天一打下葫芦岛军港之后并未盼来张学良的军舰，胜利的喜悦瞬间化为荒诞的虚无，他意识到“少帅不敢和日军碰硬，自动放弃对葫芦岛军港的控制权，哪怕军港连一艘日本的渔船都没有，少帅也不敢派一兵一卒来”⑤。

面对日军对东北的公然侵略，来自官方的“不抵抗”政策与来自民间的顽强抵抗态度构成了抗敌阵营内部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现象在以往的抗战小说中虽有涉及，但多数是从14年抗战的宏观角度去叙述反思的，抗战阵营内部矛盾在抗战初始阶段是如何展开的并未得到全面书写。例如《抗日战争》（张笑天）只写了官方的不抵抗态度，《音乐会》《咆哮的鸭绿江》仅专注于抗联反抗。基于此，周建新将不抵抗与抵抗的民族内部矛盾集中放在抗战初期的历史中来写，《锦西卫》前半部分集中写“不抵抗”大撤退造成的屈辱与伤亡，后半部分侧重写“抵抗”给日军造成的重创与教训，两极化的鲜明对比展现出东北最终彻底沦陷为日军殖民地的根源所在。

“不抵抗”政策是从两个层面揭示的：一方面从张学良发布不抵抗命令入手。作为左右东北战局的关键人物，张学良在《锦西卫》中隐藏于风谲云诡的时局背后，他是以不抵抗撤退命令的发布者角色存在的，而北大营被轻松攻破以及沈阳快速沦陷就是指令被东北军严格执行的最好例证。小说从历史细微处再现命令在基层军官执行中的严苛甚至教条，如北大营旅部赵参谋长已知日军开始进攻北大营，在联系旅长、张学良无果后，并未下达作战命令，而是坚定执行“原地待命，不得反击”的指令；北大营第一军械库中校军械官坚决执行“勿发一枪一弹”的旅部命令，且毫不犹豫地射杀强行抢枪的士兵，以儆效尤，然而军械库防守被日军轻松攻破，“七旅最重要的枪械库，弟兄们用鲜血都没有换来，却被轻而易举地拱手相让了”⑥。

另一方面从张天一参战视角切入，用亲历见证不抵抗指令给士兵与民众造成的无端伤亡和流离失所。北大营9月18日晚日军的屠杀场面让张天一触目惊心，621团一营的部分士兵要将命令执行到底，被日军活活烧死在营房内；620团营房内外一片血腥，嗜血的刺刀伸向了最忠于职守的且躺在床上的东北军士兵。沈阳沦陷后成了“人间的地狱，汉奸的天堂”⑦，逃亡的民众被日军挡在毓宝台渡口，落魄的人群已难分出穷人和富人，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一顿免费饭就让饥饿的人群感激涕零。

“抵抗”的决心是通过锦西保卫战呈现的。此战特殊之处就在于作战主体是锦西的一群“乌合之众”，包括民团、土匪、绿林、义勇军、东北军散兵、锦西县警察、采矿工人等，不管是武器装备、作战能力与后勤保障，还是纪律性、意志力与凝聚力，都与正规军无法媲美，但就是这样一支松散的抗日联合体，怀揣着打败敌人保卫家园的意志，成功收复锦西县城并遏制了日军疯狂南进的嚣张气焰。锦西县西五会会长张恩远早在日军进犯锦西之前就扯起了抗日大旗“震东洋”和“锦西抗日救国军——西五会”，接着县长孙国栋也召开全县抗敌誓师大会，激发民众抗日斗志，此后根据战斗需要又成立了“锦西抗日救国血盟军”和“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34路军”。锦西保卫战的成功是对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有声控诉，也是对日军烧杀抢掠的无情反击，锦西民众用实际行动向日军发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呐喊。

二、撕裂战时人性

死亡危险与利益权衡撕裂着战时普通大众脆弱的内心，反抗与屈从成了人们最为艰难的选择，也成了人们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周建新说“我想用文学的方式，准确翔实地还原历史，讴歌英勇不屈以死抗争的家乡人民”⑧。不过他并未拘泥于英雄的赞美称颂中，人性丑陋阴暗面的暴露也是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锦西抗日联合体从其诞生起就是一个松散的抗敌阵营，战火的持续蔓延不断考验着每一支参战力量，积极与消极的二元抗敌态度贯穿战斗始末。张恩远的主动出击与高荣轩的保守观望代表了锦西县两大民团的抗敌意志，面对来犯之敌张恩远发出了“一腔热血给谁？给天，给地，给爹，给妈，给国，给家！”⑨的心声，为支援抗日他几乎倾尽家私，最后被日军施以剥皮的酷刑。东五会会长高荣轩虽为民团主力却始终把选择中立和保存力量作为抗敌的准则，如防守大凌河时只因东北军两个旅临时撤走，就把自己队伍的主力也撤到后方；让儿子高冠雄带兵阻击松尾辎重队，打出的子弹都是被水煮过的哑弹；合围锦西县城日军时，让所有日军从他的防区安全转移到连山驿，使得全歼日军计划功亏一篑。

杜清和、刘存起和李树桢本是锦西县与官府对抗的三股土匪，锦西危机促成他们与政府一致对外，不过三股力量在战事推进中出现了分化，其中刘存起和李树桢成长为保卫锦西的主要力量，而杜清和披着抗日名头却做着出卖革命的事情。刘存起身上存留着侠义之气，防守大凌河与钱褡子岭，围剿古贺联队，收复锦西县城，他都一马当先，六个亲人牺牲也未动摇他坚定的革命意志。李树桢是“血盟军”中最为可靠的一股力量和一把利器，善于阵地防守与执行秘密任务，其中出色完成了全歼松尾辎重队的进攻，保证了围剿战斗的顺利推进。相比而言，杜清和始终蚕食动摇着革命队伍的团结，让本就松散的联合体雪上加霜，他不做赔本的买卖，他的抗日是在利益驱动下做的。例如经不住日军“一两骨头一两黄金”的诱惑，向日军出卖了“血盟军”核心人物张恩远。

锦西县的危机、沦陷与收复，让全县的非战斗人员内心犹如坐过山车一样，经历了恐惧、绝望与喜悦的心情。对于普通老百姓，活着和守着家产是他们最大的诉求，古贺传太郎的炮弹把锦西县城的民众吓破了胆，他们央求孙县长出城迎接日军进城，同时积极地用白布画日本国旗；围剿古贺骑兵联队余部时，为彻底消灭日军，火攻成了最终选择，不过士绅们的家人坚决反对，“战场上出现极其别扭的一幕，一百多人奋不顾身到跑到两军之间，阻挡着各路人马攻打教育局和县政府”⑩。人质中，其他士绅都惊恐万状求生心切，唯有县中学校长曹凤仪表露出慷慨赴死的坦然，说到“老朽活够了，高僧说我修炼出了舍利，那就让我涅槃吧，让我在火中永生，你们能捡到奇世的宝贝”11。这些都是锦西县城沦陷与收复过程中出现的细节，如果反观战争初期就会发现锦西民众也曾拥有一颗抗敌爱国之心，参加过抗日誓师大会，喊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是战争的敌强我弱，是内心的忍辱求全，让他们失去了斗争勇气，选择苟延残喘。“战争是生与死的搏斗，血与火的考验，爱与恨的交织。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瞬息毕现。”12

非战斗人员中，孙国栋与伊兰父女二人最具代表性，一个是锦西县当政多年的县长，一个是县中学优秀的热血青年，瞬息万变的战局，又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人生选择呢？面对日军将战火烧到家门口，孙国栋选择积极抗日，一边召开全县誓师大会，一边命令袁凤台抓紧练兵。不过当大凌河战斗真正打响，袁凤台从前线打电话“要钱要粮要弹药要民夫要药品”时却令孙国栋手足无措，因为锦西县已花掉了十几年后的税款，向曹凤仪索计无果后，不再管前线战士杀敌流血，而是去县医院老情人刘芷芳那里从肉体上寻找短暂的安慰。为钱褡子岭驻守士兵募捐粮食时，因有人去张罗，无所事事的孙国栋没去考虑战争发展的可能性，而是又一次躺在情人刘芷芳的床上。这一次他被多田“捉奸在床”，直到此时才明白刘芷芳是日本间谍，一切都是给他设的圈套，多田的劝诱、威胁与恐吓几乎彻底摧毁了孙国栋的心理防线，特别是张学良让省公安队立马撤出锦西的情报和儿子孙春城被日军抓为人质的事实。儿子的安全和民众的夙愿最终压垮了孙国栋的理智，他选择了投降，寒风中“手举一面膏药旗，带着县城里的士绅、商户、官吏，哆哆嗦嗦地守候着，迎候古贺传太郎入城”13。从此他彻底从抗日县长沦为日军傀儡，苟活于日军控制之下，在连山驿出任日军县长伪职时一个劲地夸治所南迁的好处，以向日军表明忠心。

当战火在沈阳燃起时，锦西县学校里的青少年们也是热血沸腾，或登台演讲，或上街游行，或要去北京请愿，伊兰就是学校里胳膊挥舞最高、口号喊得最响的积极分子。她利用其父县长名义帮助张天一向士绅陈应南等人筹集抗日物资；而当其父拿不出阵亡将士抚恤金时，她慷慨捐出嫁妆，说道“这是我的嫁妆，我第一个捐出来，各位婶婶，各位姐妹，他们都是英雄的父母，我们就是他们的儿女，尽我们一生，孝顺他们”14。伊兰的抗日激情在成为古贺联队人质之后荡然无存，犹如羔羊一般无助，除了惊恐还是惊恐。被日军带到连山驿后，在其父孙国栋安排下，嫁给了伪政府参事官多田，让孙家成为了“日满亲善的楷模”15。

战争的杀伐、血腥与死亡，在短短四个月内就让锦西抗日团体与民众的御敌态度发生迅速更迭，个体都在乐观与消极，回击与屈从的选择之间徘徊，品读这些人物，“我们会感到这些人身上具有一些多半会把他们带到某种不可避免的命运、某种不可避免的结局的东西”16。

三 、反思战争的三个维度

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引发人们持续思考的新世纪抗战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思战争，如《抵抗者》《往生》《吾血吾土》等都用审视的眼光重回抗战现场。周建新的抗战反思包含在小说漫长的创作中，更体现在小说故事的方方面面，这一节从战争爱情、家仇书写、日军谋略等三方面解读《锦西卫》的反思力度。

一直以来书写战争爱情也成为了控诉战争的一种方式，甜美中的苦涩总会给战争赋予不一样的内涵。《锦西卫》的爱情叙事基调是伤感的，不管人们对爱情如何忠诚，对爱情又如何火热，都挡不住一场猝不及防的战争所带来的悲剧结局。如果日军没有进攻锦西，伊兰一定会嫁给曹觉知，但战争打碎了他们走向婚姻的步伐，肩负保护文物使命的曹觉知放下甜美爱情在明性寺出家，曹觉知没有告诉伊兰出家的实情，伊兰哭泣与倾诉所引起的怜爱也被他用不绝于耳的木鱼声所掩盖，有声的挽回与无声的回应结束了两人的爱情。伊兰与张天一的爱情有两次转折点，一次是曹觉知出家为僧，在这之前伊兰对张天一仅停留在对英雄崇拜的层面，面对张天一的疯狂追求她始终保持着一份理智与矜持，曹觉知的离去让两人情感得到迅速升温，但不久伊兰就成了日军人质，火热的激情被化成无尽的担忧与思念；另一次是伊兰嫁给日本人多田为妾，这彻底终结了张天一对两人的爱情幻想，曾经的疼爱全都化作疑惑、化作仇恨、化作愤怒，而伊兰的爱情憧憬也走进了人生低谷。当婚姻成为赤裸裸的交易，结局也是悲哀的，张月娥的爱情因为战争成了锦西参战势力较量的砝码。高荣轩儿子高冠雄以迎娶张月娥为条件出兵防守钱褡子岭，张恩远被逼无奈，只能弃张月娥与刘天柱的婚约不顾。当然联姻也没有换来高家积极抗日的态度，对日军一味地暧昧与中立得到的是新县长刘存起的疯狂报复，这也给张月娥的婚姻蒙上了凄凉之感。

将家仇置于民族危机之上，是《锦西卫》的精彩一笔，塑造出了为一己之私把锦西安危置于日军屠刀之下的崔黑子，锦西县沦陷与日军全身而退都是他的“杰作”。日军加速进攻锦西县，让崔黑子为父报仇的计划也变得更为迫切，蛰居高荣轩家20年，杀掉仇人土匪杜清和已无可能。特别是杜清和杀了六个日军俘虏成为抗日英雄之后，崔黑子感到更为棘手，于是“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17，决定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杜清和。他撺掇高凤轩从钱褡子岭撤兵，搞得“血盟军”内部一团糟，致使钱褡子岭隘口只剩杜清和指挥防守，这是崔黑子最愿意看到的，但他没想到的是日军几炮就吓得杜清和撤回香炉山。他借刀杀人的心愿没达到，反而在实施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同时让锦西县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他与刘芷芳建立私情后，出卖“血盟军”司令袁凤台的行踪，给刘芷芳实施毒杀计划创造了机会，让古贺联队长驱直入顺利地占领了锦西县城。事情败露后和刘芷芳一起逃走并到多田手下办事，成了多田的得力助手，锦西县城日军成功突围就是他的“功劳”。小说结尾处理得较为戏剧性，杜清和也投靠了日本人多田，崔黑子的复仇计划又会如何上演已不得而知，不过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一点微不足道的私念，一种打破常理的复仇，让崔黑子成为了反思锦西保卫战的一个切入点，战争的伤害来自敌军的强大，也来自抗敌阵营内部人员叛变造成的流血，每一个牺牲的锦西民众，叛变者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处理日军形象周建新显得比较从容、客观与冷静，如若没有精准地展现敌人的战略战术与战斗能力，又怎能揭露出东北民众抗敌艰难以及抗战持续长达14年之久的深层原因。日本全民皆兵，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对东北的渗透已织起了一张大网，锦西县的经济命脉已被日本人牢牢控制，几乎所有重要机构（如电厂、矿场）都有日资投入，还在县长孙国栋身边秘密安排了日本间谍，而隐藏更深的当属军官古贺传太郎，曾潜伏在锦州大信利陈列馆当伙计，推销日用百货时曾随多田去过锦西县，进攻锦西的作战路线他早已了然于胸。多田用兵非常谨慎，在“血盟军”合围县城的过程中他说服户波队长接受了撤退计划，因为他发现耗下去或者反击都没有胜算，就算援兵再多也难解危机。在他的主张下，以锦西县城治所南迁连山驿的名义撤退，通过拉拢高荣轩，抓走孙国栋，破解了张天一的合围计划。日军战斗素质在小说中也得到了真实描述，攻打毓宝台渡口时，几十人伏击六个落单的日军士兵，仅消灭四人，而渡口日军在反击之后有序撤离并未造成任何伤亡。围剿古贺联队的“龙王庙之战”，“血盟军”打得异常艰苦，久攻不下西山上30余人的石野小队，还被石野派出士兵与古贺联系，最终被古贺带兵成功解救。连山驿被收复之后，攻坚战最终在连山火车站打响，平间率领的30余人小队，尽管不是打仗的精兵，却能抵挡义勇军几千人进攻一天一夜，后被赶来的援兵全部救走。把敌人写好作为反思抗战的一种方法，可以深度地剖析日军为占领东北长期所做的精心准备，也深入阐明了民间抗日团体的局限性。

每一层面的反思，都是对历史真实的无限逼近，它既观照历史的表面，也关心历史的深层，或许只有把反思作为一种审视抗战的手段，才能对抗战历史产生有效的、深远的、透彻的思考。

注释：

①苏光文曾提出：“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救亡、抗日民主才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所以,‘九·一八’事变以后到‘七·七’事变以前的文学就其本质与整体讲,仍不是抗战文学。同时,这个时期,决定中国新

文学的发展方向、性质与内容的文学力量仍处于左翼文学阶段。所以,把抗战文学的上限划在‘九·一八’或‘一二·九’是值得研究的。”参看苏光文《抗战文学简论》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②房福贤1999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一书把抗战小说的上限设为1931年，提出了“抗时14年”的说法。新世纪初一批作家也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起点，代表作有张笑天的《抗日战争》（2002）、朱秀海的《音乐会》（2002）、石钟山的《遍地鬼子》（2004）等。

③16[英]伊利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傅惟慈译，《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

④吴玉杰、曹帅：《历史撞击与人生困境中的人性挣扎——周建新小说论》，《满族研究》2016年第2期。

⑤⑥⑦⑨⑩1113141517周建新：《锦西卫》，《当代》2019年第5期。

⑧周建新2019年10月31日在由辽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金芦苇”重点作品《锦西卫》研讨会上的发言。

12顾骧、石一宁：《关于抗日战争文学创作问题》，《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