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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塑造中原人物，演绎城乡故事，展示文化精神，寄寓道德理想，是李佩甫一贯秉承和坚守的文学创作精神。长篇新作《河洛图》，凸显了《无边无际的早晨》集中体现的“道德评判”基调，渗透了《生命册》对于人生的精神生态叩问；以民间视角营造神秘氛围，以道德主线串联传奇人物，使《河洛图》探潜到了黄河文化的基质，回返到了精神救赎的文学在场；在对黄河文化的形象演绎中，透视中华文化的道德精粹，彰显文学的精神维度，显示了文学的精神价值和时代担当。

关键词：李佩甫 《河洛图》 黄河文化 演绎 精神生态

按照文化界的研究，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是几个交叉包容、源头内核近似，但在区域、重心和外延等方面又有明显差别的范畴。但就河南新时期文学所业已展示的河洛文化、中原文化或黄河文化的精神指向而言，尽管不同作家塑造的形象谱系千姿百态，评论界看到更多的恐怕是其文化蕴涵的相似性乃至同一性。基于此，尽管面对的文学文本是《河洛图》，但作为论述小说创作意旨的精神背景范畴，姑且使用黄河文化的概念以论之，应该大致不谬。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其之所以能有绵延数千年不间断的发展历史，概因其蕴涵着仁德、诚信等今天看来仍需弘扬的精神内核。从演绎、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精髓的角度看，李佩甫堪称河南新时期作家的典型代表，其40多年来的创作无疑丰富和凸显着“文学豫军”的典型特征；其关于黄河文化的文学演绎，可以说几乎构成了河南本土作家的形象标识；其长篇新作《河洛图》，更是呈现出了这一标识的成熟型和稳定态。纵观李佩甫的创作历程，《河洛图》也因其精神指向的明晰和精神叩问的努力而显示出文学的时代担当。

一

黄河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道德评判是黄河文化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依据的主要手段，仁德、道义、礼俗、智慧、诚信等等则是其秉承的主要标准。自1978年在《河南文艺》发表小说习作《青年建设者》以来，李佩甫已走过了40多年的创作历程。40多年来，尽管李佩甫为我们塑造了无数鲜活无比、个性迥异的文学形象，但透过一个个情节、故事和人物，其创作的精神指向却是明晰、稳定乃至递进的，那就是始终以仁德诚信的标准和道德评判的方式，深耕中原这块土地，透视中原各色人等的人性轨迹，批判转型期道德滑坡的时代流弊，破译这方水土的文化密码，弘扬黄河文化的优秀精神因子。

回望李佩甫创作的精神轨迹，《红蚂蚱 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生命册》等可谓其文学精神进路上显著的路标。

发表于1986年的《红蚂蚱 绿蚂蚱》是李佩甫的成名作，也是其精神之旅的真正出发地。小说讲述了作者童年的乡村记忆，在狗娃舅、德运舅、瞎子舅、队长舅、村孩儿等故乡人物及其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中，作者毫不掩饰其对于乡土人物表现出的仁义、真诚、坚韧等乡土精神的推崇与褒扬。可以说，这些生活在姥姥村里仁义的人和发生在动乱年代和谐的事，孕育了李佩甫几乎所有作品的情节胚胎、人物雏形和精神基因。在这里，我想推演的是，无名的“村孩儿”是李佩甫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原型”。在李佩甫其后的创作中，《无边无际的早晨》的“国”、《李氏家族》的李金魁、《羊的门》的呼国庆、《城的灯》的冯家昌、《生命册》的吴志鹏等，实际上就是一个个走出乡村的 “村孩儿”。但是，无论他们走多远，“村孩儿”——如野草一样没有娘的孩子，吃百家饭长大的童年经历，使得他们难以去除永远烙在心底的乡村烙印和情感重负；也正是这土地和情感的重负，使得李佩甫在对这些背负土地的跋涉者作出审美判断时，显示了道德态度的矛盾和评判立场的游移，因而也显示了作为文学的审美的张力。《红蚂蚱 绿蚂蚱》的精神路标性意义在于，自此之后，以仁德、道义、礼俗等为主要内涵的乡土精神的道德宣喻，几乎渗透在李佩甫所有的作品之中。

1990年代开始，李佩甫的小说创作开始呈现新的精神轨迹。其中，中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是一部绕不过的重要作品。“如果说《红蚂蚱 绿蚂蚱》集中传导了李佩甫创作的‘乡村记忆’母题，《无边无际的早晨》则集中体现了李佩甫创作的‘道德评判’基调。《红蚂蚱 绿蚂蚱》描写的是‘一群人的故事’，《无边无际的早晨》叙述的则是‘一个人的命运’。如果打破每一部中篇的界限从宏观的角度看，《红蚂蚱 绿蚂蚱》与《无边无际的早晨》的结合就基本构成了《李氏家族》乃至《生命册》的框架轮廓。”从《无边无际的早晨》开始，面对《李氏家族》《羊的门》《生命册》中的“国”们时，“无论是对于乡村的依赖与背叛、回归与逃离，还是对于城市和权利的拒斥与向往、批判与攀附，李佩甫的叙述充满着游移、矛盾乃至撕裂，而支配作者创作心理的矛盾根源恐怕便是对于乡村记忆的感性认同和理性质疑。”①在我看来，《无边无际的早晨》在李佩甫创作道路上的重要性在于，自此开始，其对于背负土地和乡土情感的跋涉者的道德臧否及人生叩问基本成为其创作的基调。

《生命册》可以说代表着李佩甫创作的最高成就，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就是最好的注脚。相对于《无边无际的早晨》及其之后的《羊的门》《城的灯》等，《生命册》表现出了李佩甫超越自身的努力和效果。这种超越的努力和效果表现在，《生命册》中，虽然吴志鹏等生命册页上的人物活动仍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展开，但李佩甫关注的已经不是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性选择，而是在对吴志鹏、骆国栋、虫嫂、范家富等土地背负者的人物心灵史的展示中，叩问徘徊于城乡间或困守于乡村里的个体生命的精神生态。如果说《羊的门》《城的灯》等小说是作者对城乡人物及其活动做出的文学社会学观照，《生命册》则是基于超越城乡的大地意象，对土地背负者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存在做出的文学生态演绎。《生命册》共12章，李佩甫在其中展示了自己对于吴志鹏、骆国栋、虫嫂、范家富等一系列生命个体的人生叩问和生存思考。吴志鹏，《生命册》的主人公，一位走出乡村的成功者。但是，曾经以走出乡村、走进城市为动力和荣耀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斥着浮躁、庸俗、虚假、无情和刻薄的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物，逃离城市、回归乡村的欲望又成了他的强烈的精神需求；但是，面对凋敝零落、面目全非、已经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无梁村，吴志鹏悲哀地感到，故土业已没有了他的精神安顿之所。骆国栋，聪明果敢地站立在商海潮头，但曾经的弄潮儿，最终仍在极度膨胀的欲望驱使下，不得不跃下高楼，归于泥土；虫嫂，一辈子困守乡村的柔弱母亲，为了子女的活命，一度被迫扔掉做人的尊严，但竟老无所养，生前死后都像野草一样苟活于田间；范家富，勤奋的农家子弟，严谨的国家干部，从贫寒子弟到博士高官，但因欲望所驱，身陷囹圄，告老还田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无须再一一复述，这些生命个体的人生展示，已经可以显露出李佩甫在《生命册》中叩问生存意义的努力和文学意义。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从李佩甫创作的发展链条上看，《生命册》固然实现了对于前期小说的超越，但乡村情感的弥漫和道德叩问的激越仍然昭示着，支配李佩甫创作的定势心理并没有完全超出道德思维。如果说乡土精神的道德宣喻构成了读者对《红蚂蚱 绿蚂蚱》的共鸣焦点，对于背负土地和乡土情感的跋涉者的道德臧否及人生叩问构成了《无边无际的早晨》的创作基调，那么，弥漫的乡村情感和激越的道德叩问起码构成了《生命册》的背景音乐。关于这一点，李丹梦的分析可谓中肯，亦或可资佐证。李丹梦说：道德在当下已发生相当的混乱和蜕变，“它不再是真理性的存在，传统赋予它的神圣禁忌被剥蚀殆尽”，但“并不意味着李佩甫是在鄙夷或抽离道德，恰恰相反，在他的创作中，道德一直处于敏感的核心部位。他试图把这个乱套纷纭的‘现代’，重新置于某种‘合乎道德’的文学言说或阐释格局中”。“这或许跟中原地带千百年来儒家熏染、伦理思维的‘胎教’、惯性有关”“儒家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世间的所有分歧和矛盾都纳入伦理道德的维度来感悟、把握”“李佩甫笔下的人物，无一能逃脱道德的压迫。作者道德化的努力与其不遗余力地对道德败落的揭露就这样被焊接起来。虽然道德并非人物全部行为的动机，但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评判记忆和惯性，它却能将各类歧见、谬误最终引入道德思维的‘正轨’，继而化为道德的行动”。②这样的分析同样可得到李佩甫本人的言论佐证，正如他所说：“我的源头，也许源自儒家文化的浸泡或者说桎梏，这是锁链也是营养体。”③正是由于这些“是锁链也是营养体”的存在，《河洛图》表现出了李佩甫创作进路上道德思维的承续乃至大角度回返。

二

沿着《红蚂蚱 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和《生命册》等的精神轨迹，《河洛图》突出呈现了李佩甫关于黄河文化的文学演绎和精神生态的道德救赎。并且，如果说《无边无际的早晨》《生命册》等小说中尚因主体乡土情感的困惑而流露出精神立场的游移、精神指向的矛盾和精神追问的迷茫，《河洛图》则展示了精神立场的坚定、精神指向的明晰和精神回应的努力。

《河洛图》以明清时代中原地区最为显赫、曾经绵延400年兴盛不衰的商业神话——“康百万”家族为原型，演绎了一部河洛康家的兴衰史。李佩甫倾十年之力，通过跌宕的故事、民间的视角、传奇的人物、神秘的氛围，展现了官匪倾轧之下的商业韬略，描述了财富神话背后的人心轨迹，试图解读一个家族颠沛沉浮的生存智慧，进而深刻透视中原乃至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比起之前的 “平原三部曲”，尽管《河洛图》仍然显得理念介入的痕迹仍过明显和迫切，但其最为显著的拓展便是从个体精神反思走向了家族兴衰展示，从人生意义叩问走向了文化价值探索，从城乡对立和乡村情感的纠结到更大时空上的命运际遇慨叹。弥漫于文本之中的历史感和文化意味，似可体会到作者用笔之深、用力之巨、期望之高。

细读《河洛图》，以下关键词亦可成为阐释李佩甫创作意旨的脉络和线索，那就是民间视角、神秘氛围、传奇人物、道德主线。

首先，民间视角和神秘氛围使《河洛图》探潜到了李佩甫创作的文化基质。《河洛图》洋洋40余万言，第23章，以一位开了“天眼”的民间术士——陈麦子大师为人勘望“吉穴”为导引，回溯展开了300年前邙山脚下、洛水北岸河洛康家五代人的商业兴衰史。但从叙述时间和叙述角度看，叙述时间并不长，叙述视角也很单一。从名字即可看出，陈麦子本属俗人，原本是邙山脚下一个村庄的电工。但是，因20岁时不小心触电身残，更因身残后独居山林十年，不知“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机缘”，④陈麦子成为能够看穿古今、预测吉凶的阴阳大师。当商贾大佬们聘请的一干风水师为勘察被称作“金龟探海”的吉穴发生争执分歧时，央求者不惜重金把陈麦子大师请到了洛水与黄河交汇的最高处。于是，借陈麦子大师的视角，李佩甫开始了他的文学演绎。对于以展示生活本真为目标的文学创作来说，借助这样的民间传说和民间视角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借助者众，不以李佩甫始，更不会以李佩甫终。正史之外本来就存在着纷乱的野史和传说，这也是文学创作可以汲取的富矿。关键在于，决定文学作品高下的不在于借用了正史还是野史或传说，而在于借用后传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是猎奇？是复魅？还是展示世事的难以预料、探讨命运的多种可能、还原生活的丰富多义？正是在这一点，李佩甫实践了后者。借助陈麦子大师的视角，李佩甫穿越300年的时光，既展示了坚韧无言的柿树、通灵救主的白鼠、祭河大典的康祖显灵，也展示了康家困厄时的冥冥机缘、繁盛时的运命劫数等等，其中尽管弥漫着神秘的氛围，但读来却感到真实逼真，这里体现的正是黄河文化的民间基质。值得赞许的是，尽管李佩甫在民间视角和神秘氛围中明晰地扯拉着一条道德主线，但最终并没有简单地落脚于道德评判。在李佩甫看来，“穿过历史的烟云，大师真能看清人生命运的轨迹吗？”⑤回答是否定的：“时间是有眼的。穿过时光，陈麦子看见，如今，那座庄园，已空空荡荡。”“在大时间的概念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⑥商贾大佬们期望找到的可以佑人世代富贵的“金龟探海”“金蟾望月”吉穴到底在哪里？大师的手杖向前方指去，“前方云气冉冉，气象万千，似是一片开阔的去处”⑦。这样的结局似乎可以透露出李佩甫对于《红楼梦》的借鉴和领悟，显示出承续文化经典的努力和气象。其次，传奇人物和道德主线使《河洛图》回返到了精神救赎的文学担当。在《河洛图》中，李佩甫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无论是耕读传家的康老太爷、仁德行世的周亭兰、信字当头的康悔文，还是仗义神算仓爷、行侠武师马从龙、盗亦有道的断指乔以及不惜殉河报恩的船老大泡爷，他们都迥异于李佩甫前期小说中城乡人物的矛盾、纠结和迷茫，个个显得慷慨仁德、义无反顾。在对这些人物的展示笔法上，我们隐约可以感到李佩甫努力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接续。并且，具有文学宣喻意义的是，在对这些传奇人物的展示过程中，李佩甫更加明朗地在文本中贯穿一条道德主线，让仁德、道义、礼俗、智慧、诚信等黄河文化精神内核不仅成为河洛康家辉煌300年的道德根基，而且成为这些人物同行同向的人性承载。在今天的文学发展环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冒险。对此，我想说的是，尽管可能有论者会因李佩甫道德宣喻的努力而降低《河洛图》的阐释品级，但细读文本，我们不能不承认，李佩甫在这些人物身上植入的道德标签恰恰是文本闪光和出彩的细节。对此，这里不妨深入文本，引证一二。神算仓爷颜守志，河洛康家血缘之外的重要人物，因不愿与贪官上司同流合污，被革职追杀，无奈状告贪官倒卖皇粮，终得洗冤昭雪，但已无心为官，聘入康家；随后，他干了件一生最为惊心动魄的大事，那就是“焚棉悬梁”；在这里，仓爷尊奉的是“做人比做生意要紧”，⑧诚可谓舍生取义。船老大泡爷，矮小狡黠，凶狠霸气，嗜酒恋赌，低贱到不知其名，竟至在赌场被打断一条腿；但康悔文不计前嫌，重新接纳他之后，他表现出了人性中固有的知恩图报的豪气，当黄河溃堤、危在旦夕之际，他抱定“老子一辈子，还没有像模像样做过人，就让老子做回人吧” ⑨的朴素做人信念，驾船添堵决口，以身殉河，此可谓舍身成仁。这样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不乏相似的类型化身影，但从李佩甫创作历史上看，以此种决绝姿态呈现的人物似乎很少见。问题的关键是，李佩甫在《河洛图》中植入这样的人物，虽有类型化惯性，却无穿凿的痕迹，这毋宁说是文学历史继承与发展的可贵之处。并且，这些人物群像的人性闪光点，更加凸显了李佩甫试图通过道德吁求以达到文学的精神救赎的震撼力和覆盖面。

当然，《河洛图》的历史原型是河洛康家，康秀才、周亭兰、康悔文等康氏家族人物应是李佩甫演绎文学精神、传导创作意旨的主要形象载体。虽然，就文学性而言，在我看来，比起仓爷、泡爷等人物，康秀才、周亭兰、康悔文等显得规矩、平淡，但作为李佩甫创作的道德承载，康氏人物更具道德整体性。康秀才是李佩甫为康氏家族塑造的思想先导，其训导子孙的基本理念不外是恪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基质，以“耕读传家”，秉“仁义礼智信”做人；但在此基础上，其对于“留余”的倡导和践行，实际成了康氏家族兴盛的直接思想资源。在康秀才看来，“大凡世间，立志不难，穷其志也不难，难在‘留余’”⑩。北宋幼耕道人之《四留铭》，经康秀才训导，成了康氏家族的道德遵循。今天看来，康秀才作为文学形象难至不朽，“留余”思想则不能不说仍有延展的精神生态意义。比起康秀才，周亭兰和康悔文母子同样是李佩甫寄寓整体性道德理想的主要人物，但周亭兰更多地被李佩甫塑造成了“智”的载体，康悔文则更多地表现为“信”的化身。作为康秀才的孙媳，周亭兰在丈夫冤死京城后，身怀遗腹子返乡，虽然年轻但因办事说话“步步踩在实处，句句占在理上”11，很快成为康家掌门人。之后，周亭兰从 “一盘菜”做起，成就了康家的兴盛。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周亭兰的性格中透露着刘汉香（《城的灯》）的影子，但其闪光处还在于，李佩甫让其智慧地既尊老抚幼，又创业理家；既敬官祛匪，又仰智礼侠，以守寡之身在纷乱世事中维系了家族的昌盛。可以说，李佩甫在周亭兰这一形象身上几乎倾泻了所有的道德理想。并且，周亭兰人生最大的成功应该在于，她清醒地为儿子康悔文及时延师诵文、学算、习武，使康家兴盛能在康悔文手中遇难呈祥、中兴延续。《河洛图》中，周亭兰一生只做过一件食言的事，那就是没有践诺亲手为匪首断指乔缝合被砍的首级，但李佩甫让其因此一夜白头，独守佛堂，用忏悔来洗雪心中的罪孽，似乎又丰富了其人格的理想化色彩。在周亭兰等的荫护下，康悔文终成栋梁，作为《河洛图》的主角之一，其文学光芒并不耀眼。但作为李佩甫创作的道德理想承载，其作为诚信的化身，倒也时现星光。康悔文的“信”，集中呈现在其背着师父仓爷到巡抚衙门状告仓场侍郎盗卖皇粮一节。历经官匪追杀、佛门净地相国寺撞钟喊冤，师徒仍被投进大牢；久经世事的仓爷已万念俱灰，

康悔文却仍然相信会有转机，这是对他人的“信”使然；当马从龙秘密探监，情况紧急、惜时如金之时，康悔文却重点嘱托其抓紧呈送许诺给吴师爷和门子三天内送达的银两，以至于门子收到银钱后感叹：“天下还真有这样的信人？”12这是自己坚守的“信”使然。在河南方言中，“信”也可做憨愚讲，门子的感叹既可以理解为赞许，也可以阐释为嘲讽；但无论是什么，正是这个对“信”的坚守，使得康悔文一步步缔造了洛水北岸的商业神话。在当下的文化生态中，精明、精致已不全是褒奖的涵义，李佩甫对于康悔文守“信”至“憨愚”的情节设计，不能不说有其承载的文学意义。

三

从《生命册》到《河洛图》，尽管场景有变、人物有别，但李佩甫秉承和坚守的文学精神却是连续的。那就是，通过塑造现实中或历史上各类中原人物，演绎传奇故事，展示文化精神，寄寓道德理想，凸显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是，这里尚需进一步讨论回应的问题是，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该如何看待和评价文学的道德维度？我们应该倡导还是摒弃文学的道德承载？文学对于道德理想的演绎是不是就意味着品味的降低？这不仅涉及《河洛图》的阐释和评价，也是当前文学评论中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相对于伦理道德的倡导和规约，文学的特殊性即在于其展示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生活展示手段的形象化。所谓文学展示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是指文学不是从任何单一角度对社会进行理论解析，不是从某一局部对社会进行个案解剖，而是在特定时空中对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喜怒哀乐、恩怨纠葛等进行形象展示；这种展示无需历史考据，无需政治界定，无需道德说教，无需法律评判，而需要展示真实生活，寄寓文学感悟，传到审美体验，表达审美理想。借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概念，可以说，文学是一个与社会生活异质同构的形象化、典型化、心灵化的语言空间，是人类生命情感的感性载体，正所谓‘文学大世界，舞台小社会’”13。几千年的文学史业已表明，文学作为作家审美意识的载体，从来不是伦理道德之外可有可无的文饰和点缀，而是承载、积淀和传导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重要维度。并且，比起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来，“文学功用的特殊性在于，其展示客观真实、表达精神理想的创作旨归，其宣泄情感、抚慰心灵、提升境界的心理能量，其张扬精神向度、追索终极关怀的形而上神思，无不使得文学可以超越政治评判、法律规约和道德说教的严苛和干涩，从而使阅读接受者得到潜移默化的精神润泽”14。可以说，“文学的精神向度是文学价值的根本体现，它超越世俗规约，充分突出了审美的精神色彩，使文学真正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一个精神栖居之地”15 。

所以，就文学的道德维度而言，重要的不是文学要不要、能不能展示道德承载，而是如何完成这样的承载。作为展示生活整体、表现主体情感的审美载体，文学从来不可能回避道德内容、道德关切和道德理想。并且，面对当下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的世俗化的沉溺、人际间的冷漠、意义的迷失和信仰的危机、群居无伴的心理状态，文学作为展示精神超越、寄寓真善美理想、构建可供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的审美意识形态，更应也更能弘扬其精神功用，彰显其精神价值。当然，文艺理论不会把文学仅仅局限在道德的层面，但也不能因为文学承载了道德的内涵，就判定其缺乏终极追问、降低文学品格。

作为受过梦想教育的1950年代生人，李佩甫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为相对保守又不甘沉沦。李佩甫曾说：“在单一的年代里，我们渴望多元；在如今多元化的年代里，我们又渴望纯粹。”“我们的文学，一个作为国民精神生活标尺的文学，正在一日一日地边缘化”，“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丧失，文学作品艺术品质低劣化的倾向，正是导致文学走向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没有道德水准的社会生活是可怕的。没有精神语言指向的文学也是可怕的。”16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李佩甫40余年来对于文学道德维度的坚守，正是一种对于纯粹的渴望与坚守。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中心。透过文本，回望历史，李佩甫精心绘制的《河洛图》，实际上昭示了一个文学宏愿和雄心，那就是在对黄河文化的形象演绎中，透视中华文化的道德精粹，彰显文学的精神力量，平衡当下的精神生态。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河洛图》显示了文学的精神价值和时代担当。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生态文学理论的发展空间和实践路径”（项目编号：2018BWX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马治军、鲁枢元：《超越城乡对立的精神生态演绎—从〈红蚂蚱 绿蚂蚱〉到〈生命册〉》，《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

② 李丹梦：《新中国道德构建的地方契机——论李佩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

③ 舒晋瑜：《李佩甫：〈生命册〉是我的“内省书”》，《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26日。

④ ⑤⑥⑦⑧⑨⑩ 1112李佩甫：《河洛图》，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10、440-442、442、209、401、188、35、122页。

1314马治军：《“陌生人社会”与文学教育》，《洛阳师院学报》2013年第9期。

15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16李佩甫：《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的发言》，《文艺报》2011年4月22日。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