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丰富和拓展中前行 ——“新生代”军旅文学创作研究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 胡 月  2020年07月24日14:49

内容提要:军旅文学“新生代”及其创作成果是当代军旅文坛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目前学界研究较少,本文对“新生代”军旅文学创作进行细致考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创作手法和审美倾向,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写作技巧变化和叙事结构的借用、推进、改造和创建上。

关键词:新生代 军旅文学 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一 作为精神主体和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写作

在军旅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写作是更为凸显和被接受的,可以说它是军旅文学创作的宽阔主流,同时也是军旅文学创作的精神主体——秉承现实主义创作,其实更多地是秉承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关注现实境遇、关注人民和具体生存,关注“这个时代”的时代诉求和精神内核——也就是说,所谓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方法论的(但方法论绝不可或缺),同时也是精神性的、内在的诉求,在这点上,文学写作一直和产生它的具体时代有着紧密的、内在的、同构性的联系。这也是“现实主义”存在的理由和核心基础。

(一)现实主义手法的继承和拓展

“新生代”军旅文学写作,在写作手法上更多地是延承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有一个相对明晰的时间概念和故事的开始、发展、高潮和结尾,其故事的发生发展或严格或基本符合生活的现实性维度,其讲述内容也为现实境遇下的军事或军营故事——当然手法的延承并不意味没有变化,其中的诸多变化还是异常明显的。何况,每一位作家都期望自己的写作具有强烈的独特性,相较于之前的军旅文学写作,“新生代”作家们的写作在保持现实主义基本手法的基础上,主要有以下几点的拓展和推进。

一是生硬的政治性话语被淡化。它不再“标签性”地附贴在文本之中,而是消化、融解、更为内在。当代文学在1980年代基本完成了政治性话语的内敛转型,而军旅文学在这一过程中则相对缓滞、艰难。生硬的政治性话语被淡化并不意味着“不讲政治”,而是不让标签性的、口号性的语言帖置在文本中,因为它们与故事难以匹配地、艺术地交融在一起:事实上,生硬的政治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文本“现实性”的一种损害,它会跳脱出文本也跳脱出生活的本来样貌,会造成阅读感觉上的虚假性。塑造军营生活和可信可敬可爱的军人形象,让他们能够进入阅读者的心里,“现实感”其实更为重要也更为有力,它需要“润物细无声”——无疑,“新生代”的作家们对此掌握得更轻松也更自如。曾皓的小说《追赶影子的将军》通过年迈的将军和自己影子的对话构建了神奇的故事讲述,在现实之外加以佐证,给小说更多风韵和可能,它消解了将军年轻时外在的威风凛凛,还原了其内心的纠葛,放大了不为人知的内心感知,动人心魄。

二是故事内容及讲述手法发生变化。“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崛起之前,当代军旅文学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品类(在这里,我没有采用朱向前先生的阶段分法):一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和它之后的影响,它主要是苏联文学的影响和中国传统传奇故事的双重结合,而中国传统传奇故事事实上更起作用。它们主要讲述战争传奇,或将有传奇性的故事和战斗经历纳入其中,以故事的曲折、丰富、连绵和骤升骤降吸引人,多采用线性的叙事(有时是多线并进和交叉),更多地是在讲述故事,它的着力点在于讲述而不在于描述,像《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林海雪原》以及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等。另一类故事则可称为“农家军歌”,以陈怀国、黄国荣、徐贵祥、李西岳等作家为代表,他们书写的是农家子弟进入军营之后的经历和经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农家军歌”的写作更多吸纳苏联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养料,淡化了传奇性、强化了现实感,讲述和描述相间,而更加注重描述。这样的写作更属于“现实主义”文本的正本溯源,它们保持了现实主义的根本也接纳着现实主义写作的种种规则。而“新生代”军旅文学创作,故事讲述的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譬如李亚的小说《流芳记》就不再以讲述故事、讲述传奇为核心,但小说依然具有强烈传奇性;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西元的《炸药婴儿》则更注重营造语感、氛围和场景,艺术性获得了较大的加强,写作方法的学习也由苏联文学和古典传奇转向欧洲和拉美,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他们也更善于书写现实之“现”,写当下状态和内在波澜,故事的内省化倾向较之以前的小说写作被大幅度强化;在现实主义手法运用上,他们有效借鉴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个人化处理裨益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三是文本关注点向“小”聚焦。“新生代”军旅文学创作更加注重当下以及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善于呈现细致入微的生活的本来面目;更注重书写官兵个体命运在时代大潮中的沉浮;更偏向小开口、窥斑见豹的故事呈现。恰因这种“小人物”和“日常性”的书写,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自然而然为之进行着适应性调整,它强化了细节、氛围和对人的状态的细致描述,所以“农家军歌”中那种欲念纠结渐渐远去。另外,加强描述性情节会带来文本的“粘滞”,但“感同身受”的力量却因此获得提升。在某种意味上,这可以看成是“个人叙事”的不断凸显与“宏大叙事”之间的交融性相抵,在“新生代”的小说中,“个人叙事”的成分在慢慢变强,成为集体性的叙事自觉。曾剑的小说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尤为明显,《向大海》《士兵的白天和夜晚》等均以个人话语表现军旅生活点滴,王凯的大部分创作也属于此类。

(二)现实主义精神内质在“新生代”军旅文学中凸显

文学需要精神性支撑,而军旅文学因为题材和文本诉求的不同则更会强调这一点。

在中国军旅文学演进过程中,精神性诉求越来越突出,“新生代”写作则更为丰富、厚重和多样,其变化非常明显。

一是“英雄主义”内涵之变和潜在坚守。毋庸讳言,中国军旅文学一向以塑造具有英雄主义、敢于担当和冒险的军人形象为己任,这一理念始终贯彻在军旅文学主流价值之中,并明显影响着文学写作。在“新生代”文学写作中也是如此。但他们对英雄的理解、对英雄主义自身的丰富则有着变迁和拓展。首先是之前出现的、有距离的高大全形象在“新生代”作家的写作中日渐减少,代之以更有血肉、人情和内心的普通英雄,在他们的身上或有着自私、怯懦和种种的个人计较,但他们能够以个人的力量抵御并战胜它,从而获得某种更具体、更可信的“升华”,如曾剑的《穿军装的牧马人》;其次是人性的力量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尤其是一些小人物的内心获得了更多尊重,它不再是特别单一的价值判断,而是为人物的选择提供丰富、复杂和挣扎的力量,而这一力量往往也是真实的、具体的、更能影响人的,如王甜的《笑脸兵》、王凯的《导弹和向日葵》均属此类;再次是“以情写史”的文字逐渐增多,他们更注重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背后的情感经历和情感作用,致力于为英雄行为夯实情感之基——这也为小说增添了更为动人的力量,如裴指海的《士兵和蚯蚓》;第四是“另类英雄”的出现和塑造成为“新生代”军旅文学写作的一个常态,这是他们的整体趋向,将英雄主义内省于个人私语中,描摹另类英雄对英雄主义的内在坚守,王凯的多数小说属于此类。

二是悲悯情怀使军事文学更具人性之光。在一定时期内我们的军旅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写作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价值划分,一方具有正义而另一方则一定是非正义的,而正义一方对非正义一方的所有举措、所有重罚都带有天然的、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非正义一方则事事注定它的非正义,它们几乎可以垄断所有恶行……必须承认善恶之间、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确含界限,然而它也确有一个模糊的、不能那么轻易判断的“灰色地带”,它对人性和个人情感有着更多的考验。“新生代”作家们注重在历史叙事中融入其悲悯情怀,它尊重或更多地认知复杂,并理解这种复杂。他们往往在倾向于英雄主义书写的同时,更注意对这一灰色地带的关注和描述,从而让英雄主义有了更强的立体感,更具有人性的悲悯。在这里,无论是军事历史小说中的“英雄”还是当下军营生活中的“英雄”,他们都必须有更多的精神考验,而不是简单判断,他们多出了忐忑、犹疑的戏码,同时也恰因如此他们也多出了经历审慎思忖之后的坚韧和不屈。此外,“新生代”作家们还对个人的精神诉求和隐秘欲望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其军旅文学创作有意回避着“单面人”的形象塑造,而着重凸显他们身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些或明或暗的、似乎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个人欲望和属于个人的精神诉求在“新生代”小说家那里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肯定和尊重。他们确认它的存在,理解它的存在,同时又通过人物和他们经历的事件来“抵御”下滑的可能。王瑞胜写的《省亲》,言说了军人常年在外与家人两地分居的尴尬,也言说了城乡之间差距带给个人的尴尬,它是“农家军歌”的延续和更变,“个人愿望”的得与不得在军人的内心有着“被观看”时的撕裂和疼痛,它当然是现实之一种。李骏的《费尽心机》,其塑造的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人物“黄山”,属于那种油滑老道并一度如鱼得水的人物,他一直谋求仕途而且也确在种种计算之中不断地获得信任和升迁……其讽刺性当然不言而喻,但李骏却也并不一味指责而是对“黄山”的行为含有些许的体谅,他承认“黄山”诉求的某种合理但绝不认可这样的手段;傅逸尘把王凯的《一日生活》看作是“军旅版的《一地鸡毛》”①,就我目力所及,王凯的小说多数具有此类性质,他善于在日常和一地鸡毛的琐细中做出发现,他发现的多是个人在军营日常中的小欲念、小挣扎、小个性和小计较,他善于杯水中制造波澜,并让它呈现出波涛的姿态——而那些军营中个体的种种的“小”又那么真切,生动,常见,平实……他们是个体的人,是有父母和家庭的人,是来自于南方或北方、来自于农村、城市和城乡结合部的个人,他们身上自觉不自觉地背负着家人的打量,社会的打量,也自觉不自觉地背负着对于个人命运的设想和欲念。在“新生代”作家眼中,这样那样的欲念可能“上不得台面”,但他们承认它的合理性,承认它的的确确的存在,并没有对它们实施简单粗暴的切割术。

(三)认识“现实”的AB面:多重性和多样性

在“新生代”小说家那里,军旅文学的创作呈现着更为丰富的多元性,它在对军营现实生活的书写上也不再只划出单一向度,而是注意其AB面,注意它的多重性和多样性。现实不会只有一个面目,它有向前的也有滞后的,有新生的也有延续的,有需要巩固的也有需要摒弃的。

“新生代”笔下的军营现实是丰富的、多重的,人生和人性也是丰富的、多重的。他们大多有着深刻的基层经历与体验,更易亲身感受或从身边获得大量故事来源,从切身体悟中挖掘细微的、易被忽视的生命崇高光芒,朱旻鸢的《坝上行》可以说是这类故事的代表,他不动声色地讲述着坝上官兵的生活点滴、内心波澜与生活中的小趣味,这是属于男性话语和思虑的小说,每个人物取名也极其妥帖,“李乌鸦”“土豹子”等人物形象均有其背后的深意和故事,那些基层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珍珠被作者巧妙拾起穿连,构成了军旅文学创作中新的图景;曹晶的《陆航虫》仿佛一个军营放大镜,将部队的体制、官兵内心常发生却不便说出口的小事做片段式呈现,从一个微点切入,展现现代军营火热的侧面,给人以真实的感知。

他们不拘泥于单一的形象刻画,更愿注重人物和人物命运的“湾流”,允许缺点、困惑、嗜好的存在,敢于揭露现实军营矛盾和恶习,披露和体察官兵的精神困惑,并给予关怀。李骏的《待风吹》很诚实地道出部队官兵在任职、处理人际关系上的真实一面和心理,将部队机关的常见面孔刻画得入木三分,仿佛李骏是我们的同事,熟知一切身边不断发生的事件,并将它们以文学手法呈现出来;王瑞胜的《省亲》通过一个士官过年回乡的故事,揭示了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军人常年和家人异地分居的隐忧。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浅浅的灰色,妻子从纤弱少女变成了农家干活好手,女儿小小年纪便要独自骑车上学,经济拮据带来生活的节俭等等,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军人家庭关系中的纠结与痛楚,王瑞胜将这一军营现象用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给予部队官兵更多人性体察与关怀。

他们更愿意从个人视点出发,让故事讲述看似简单又波澜重重。曾剑的短篇小说《饭堂哨兵》以一个哨兵丰富瑰丽的内心独白统领全篇,凸显小人物内心的纠葛与自强,每天以挺拔的军姿迎送到饭堂的干部、站好每一班岗、完成好自己的任务就是其所在岗位的坚守,内心挣扎与成长深深烙印在小说之中,他的小小追求与梦想,上进意识和努力实现的自我价值过程,使和平环境下普通一兵的定义得到了更广泛的外延;魏远峰的《拂晓》可谓是“新生代”军旅文学中的一股清流,其从四师师长昰罡参与的一场演习出发,将现代战争技法、军事思想与小说写作无缝对接,写出了现代战争的雄浑气魄。期间,师长昰罡遇到难题、破解难题到最后演习成功,又刻画了一个将才气质显著的人物,其文虽从个人视点出发,却展现出了现代战争演习中人民解放军的整体风貌和军事技能素质,也让读者了解到魏远峰本人是个熟知军营生活和军事战争的密码的作家。

二、有益的补充:现代主义手法的多种运用

自1980年代始,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当代文学面貌也随之发生着深刻变化,作家们包括当时的部队作家朱苏进、莫言、邓一光等均受其影响,开始将目光投向欧洲、美洲和拉丁美洲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品,对其有了更为广博和丰富的吸纳,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作家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们挂在嘴边的名字,而“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新感觉派”、法国“新小说”和“新浪潮”电影、“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等文学流派无一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得见影响……批评家王德领在谈及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样貌时曾用过一个漂亮的短语来命名:“混血的生长”②。而进入到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先锋小说日渐式微,其影响力、受众日渐缩小,但先锋小说的某些有益探索和精神上的开放性还是被之后的作家们有保留地继承了下来,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也常获有效运用,并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小说的旧有面貌。

文学和一切艺术的上升从来都是螺旋状的,它会从不同中吸纳,它会在左右的摆荡之中完成经验叠加。是故,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那些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前全部小说的经验。”③——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至少是作家们应有的写作目标。

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学历,拥有更为广博、深厚和丰富的阅读,同时又具有相对较好的吸纳能力,“新生代”的军旅文学作家们在这点上可以说具有某种优势。而诸多的“新生代”作家也确实有意地利用着这份优势。但不得不承认,因为思维惯性的桎梏、文坛流行的影响和个人的世俗心,能够自觉自如地运用现代文学技巧手法来完成自己创作的“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并不多,致力把自己的小说变成“智慧之书”“思考之书”的“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则更是又少之又少。在这里,我们愿意精心梳理那些更有创意性的军旅文学创作文本,看他们如何为军旅文学创作的丰富性进行更为有效的吸纳和补充。

(一)现实主义和现代手法渗透交融

总体来看,中国军旅文学创作仍以现实主义风格为核心和主流,“现实主义”始终占有统领性的、几乎绝对的位置。我们需要看到,“现实主义”是具有无边性的,它更注重的“现实感”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说服力,任何的写作、任何的技巧运用本质上都是为了这生命力和说服力来服务的,它需要让我们“身临其境”并“感同身受”,而这,恰恰正是现实主义小说最为核心的要义。另外,现实主义手法作为小说写作中的基础手法,是保证小说完成度的必要条件之一,任何匮乏现实能力的所谓“现代小说”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属于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强调。

在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们开始关注现代主义手法,他们善于吸纳,进行改造性再运用。颇具影响力的西元的《死亡重奏》堪称是某种范例。他写下的是“遥远的”、未曾亲身经历的战争故事,每个章节、段落描写都极见其现实功力,西元将它做得像扎实的工笔画,一丝不苟。这篇小说整体采用类似于后现代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碎片拼贴”的方式,一个人物占有独立的一段,他们联接起来才是“这场战争”和可能的死亡。正是这一现代主义技法的运用,使小说加强了陌生感和新奇性,也使得阅读层面更加丰富;另外,碎片式的拼贴有效地化解了整体故事性不足的问题,强化了每个人的具体生存和在面对死亡时的坚韧、勇敢,从而赋予了珍贵的光,令人震撼。

(二)多样的“时空叙事”

在以往的军旅文学创作中,作家们严格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故事讲述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先后顺序,其结构多为开始、过程、高潮和结尾。而吸收了现代主义技术手法的莫言等作家则有意把西方现代文本中的时空变幻手法以及中国古典时空认知巧妙地相融起来加以运用,从而创造了一种陌生化的、极有新意和魅力的时空叙事方法。而至“新生代”的作家那里,多样的“时空叙事”方法则日趋成熟,更为丰富有效。

一是有意识地“修改”故事讲述的开始、过程、高潮和结尾的顺序,小说的开始从场景或故事的小高潮开始,而本应属于小说“开头”需要讲述的部分和人物的背景交代等等则做成“楔子”,在小说的故事推进中一点点地、贴着故事渗透出来。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小说交代过多、进入太慢、小说前半部分吸引力不足的问题。这一方式,多是借鉴了拉美的小说家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等。裴指海的小说《亡灵的歌唱》从军校学员的亡灵坐在山坡上开始讲述,然后回望主人公如何死亡,继而跳回现实时间,再讲述后续故事的推进,这样给读者一个时空交错的回旋感,使整个小说饱满多汁、层次感极强。

二是两条或多条时间线并行推进,双重或多重叙事交叉进行,构成并行的、有着统一的“复调感”的方式叙述,使得叙事声部变化多端,同时也使小说主题和故事走向更加丰厚。它本身就是“叠加”性的,每一条时间线和故事线都携带着自身的重量,而经历了多条时间线并行交织之后,这份重量则有了显著叠加。西元的《死亡重奏》、裴指海的《往生》属于此类。《往生》有两条故事线,现实讲述和历史讲述,而这两条故事线又并非独立存在、或成平行结构,它们在某一点重合,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裴指海将南京保卫战中的历史瞬间重合于现实,使得人物忽进忽出,形成照应,这样就使得小说多了更多弦外音和回声感。

三是引入玄幻,采用“亡灵叙事”(或神灵叙事)的方式,在故事结束的地方回头讲起——这类小说写作往往有一个全知视角,讲述者是一个经历了全部的事件并知道结果的“亡灵”(或神灵),在这样的讲述之中时间的发展顺序可以随时打断,随时把精彩的部分加入进来,同时又随时把具有相似度的“事件”在同一段叙述中得以对比性展示(就像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所做的那样)。李亚的长篇小说《流芳记》采取的即是这一方式,一段发生于抗日战争时代的家族故事和战争故事,在“我”的讲述中多层面展开,波澜壮阔,风生水起,这里的“我”不仅能够穿梭于整个过去的时空、有距离地参与父亲母亲和谯城的战史,更为奇妙的是,小说中的“我”真的是处在一个幽灵的状态,尽管“我”称呼故事中的主人公为父亲母亲但直到叙述的最后“我”也未被生在这个人世间,而只是一个自由的幽灵。

裴指海《亡灵的歌唱》更是典型的“亡灵叙事”,他以死来回应生,以一个死去的军校学员身份来回看和观照自己死后的种种发生,它书写的是一个和平年代的英雄故事,这类故事在以往的写作中并不十分罕见,但交给“亡灵”讲述则瞬时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品格和新颖度,更具动人心魄的力量。同时,这一讲述也更为宽阔地赋予了小说另外的向度,使它得以“对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机制的损害做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剖析”④。

(三)有意陌生化的“真情表达”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在小说的现实诉求中,善于传达故事中掩藏的真实并表达作家的真情始终是重要的条件和要素之一,它也是小说真实性的内在支点。

在诸多现实主义写作中,真情表达往往有两个显要手段:一是通过故事的发展和细节来间接表述;二是通过作家的叙述和议论(尤其是议论)直接表述。这两个手段或只使用间接表述的方式,或间接表述与直接表述交替穿插使用,其有效性有目共睹。然而有时也会让人感到新意匮乏,甚至某些小说在讲述到一半儿时,就已然清楚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故,有意识地借助一些现代手法,用陌生化的方式来表达真情,显得很有必要。

曾在军队服役的作家李浩,写了小说《将军的部队》。这部小说表达了对先辈的理解、体谅和崇高敬意。但在故事讲述时,作者回避了惯常的讲述方式,而是让一个年老的、患有白内障的勤务员作为叙事者拉开距离讲述,将军的形象和他部队的形象需要通过没有和将军一起经历过战争的勤务员在讲述中一点点、间接地勾勒出来。更为陌生和奇妙的是,小说题为《将军的部队》,可将军的这支部队却从未以“实体”的面貌出现过,它们是将军收藏着的几箱木牌。真情在场,叙述方式的新颖独特使小说脱颖而出。

李亚的《将军》所要表达的主旨和真情与李浩的《将军的部队》大体一致,但讲述方式上则明显不同:其有意贴近现实和故事,让自己充当全知式讲述者,引入传记文学作家段凤歧使小说的叙述向度又多出一重。在裴指海的长篇小说《往生》中,其故事讲述方式更是层峦叠嶂,“复调感”极强。小说以军人视角直面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这里所说的军人,不仅仅是小说中英勇抵抗的民族英雄,还包括写作这部小说的现实中的军人裴指海。事实上,他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小说开始,人物以惯常的方式出场,一个经历过南京保卫战的老人娓娓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看上去,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一切都是安分守己,就像一条路开了头,一眼就可以看到它要走到哪里去。然而,很快就会发现,这条路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走下去。作家以一名现役解放军军人的身份进入了小说中,一遍遍地游走在大屠杀刚刚发生的12月14日的南京城里,打破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以一己之力将现实与历史时空联结。

(四)意蕴丰厚与语言自觉

“新生代”军旅作家在创作时更加注重作品意蕴的丰厚性,自觉追求语言的个性与特色,善于打造军旅文学别具一格的审美特性。

所谓意蕴的丰厚性,是“新生代”作家们在创作中追求人物和故事如钻石般多角度投射,倾向在以往并未关注的生活细微处与内心波动等方面增加创作肌理,使得叙述增加了层次感和更多想象空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小人物”的多侧面。在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那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形象,他们有着自己的内心独白,或卑微、或傲慢、或背负着困惑与抉择,或心怀大志向却无法破解现实的困境。王凯在《导弹与向日葵》中塑造的人物车红旗,为了在组织和领导面前表现自己,总是高歌猛进,但私下里却是另外一副令人生厌的面孔;曾剑在《饭堂哨兵》中塑造了一个积极上进却不断被人忽视的哨兵,他就像一滴水溶于水中一样,内心世界的向上与纠葛在外表看来从无任何波澜,但却庞大而丰富,军营里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这和整齐划一的军营形象存在不同,曾剑正是通过描摹这样的“小人物”,给读者开启了另外一种想象和认知的空间。

二是英雄塑造的多向度。在以往的军旅文学写作中,英雄的塑造有扁平化倾向,后来,出现了徐贵祥《历史的天空》中梁大牙那样的另类英雄形象。在“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品里,这样的倾向更加多样,对英雄的定义也出现了脱离单一的扁平化形象,让英雄有血有肉、允许缺陷和不完美。在裴指海的小说《勇士》里,塑造了一个傻气却拥有神力的英雄陈傻子,他歪打正着地来当兵,看似对军队毫无用处,却在关键时刻救全连战友于水火,成了真正的勇士。

三是进入创作视野的军营日常。“新生代”军旅文学写作在关注战争的同时,更多地引入了军营的日常生活,将和平年代的军营面目展示出来。王凯的《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是发生在普通政治部门的现代军营故事,它以独特的写作方式让人耳目一新,它打破传统的叙事套路,用11份“调查笔记”构建小说主体,将一个尘封多年的故事通过碎片的方式重新拼凑,每个人的叙述都带有独特的个人面目,有着符合他们身份的语气和境遇,让读者在了解整个故事命脉的同时,通过多个侧面也了解了如此庞杂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过往。王甜的《笑脸兵》,同样是日常军营的刻写,“先进典型”兵与普通士兵之间的心理权衡较量,有虚无实的荣誉人和被忽视的真才实干者之间的对比与反思,都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脱出以往英雄宏大叙事的摹本。

所谓语言的自觉,是指“新生代”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更加在意语言的独特性与美感,在故事讲述的基础上,为作品锦上添花。它们有别于以往写作中粗犷、生硬性描述,将关注点有意位移,使军旅文学创作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独特气息。

一是自觉追求语言的个性化。由于“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受外国文学影响较以往更多,地域文化对书写产生影响等因素,使得在他们的写作中,语言个性化明显。卢一萍的《索狼荒原》《八千湘女上天山》、董夏青青的《科恰里特山下》《垄堆与长夜》均具有新疆地域特色和风物,语言带着绚丽的民族气息。董夏青青的文字中更明显地透着西方小说的影响,平地惊雷,可圈可点的细节非常之多。王凯的《导弹与向日葵》同样描摹这大漠风情,沙质的粗粝感和绿洲般的柔情相互揉捏,展现独特的语言特质。李亚的《将军》和西元的《死亡重奏》则更明显地透着西方现代派的写作方式和言语。他们善于汲取外国文学的优长,运用到中国故事的讲述当中,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蒂姆·奥布莱恩的《士兵的重负》皆成为其写作范本,在他们的写作中更加运用自如。

二是善于运用诗性的语言。“小说的复调更多是诗性,而非技巧。”⑤“新生代”军旅文学的语言区别于以往一贯的粗粝单一的军营语言,作家们善于用溪流式的文字娓娓道来,来消解战争的愁苦、现实的丑恶与卑微,在不经意间揭示庞大的令人细思极恐的故事面目。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中语言是诗性的,带有节奏感和韵律,打破直接用叙述语言造成的苍白,文中有特点的意向运用增加了作品的美感,使文章呈现出多线并叙的面目。他虽为男性作者,但带有女性文字的轻逸、温柔之感。曾剑的文字具有同样的属性,它们与惯常的男性话语不同,诗意中带着哲思,将坚硬的故事平铺上温暖的外衣,如涓涓细流缓缓流淌。

三是探索小说语言的节奏变化和“交响性”。“请允许我再一次将小说比作音乐。”⑥西元的《死亡重奏》、裴指海的《士兵与蚯蚓》均是带有音乐交响性质的复调小说,它们不是单一的线性叙事,而是多重线索交织。裴指海在《往生》中,这种手法尤为明显,时空穿插结合多重故事讲述,形成仿佛多乐器演奏的效果,叙事节奏的近景、中景、远景,详略变化形成小说交响章节的错落有致,最终使其不同于一般的文字,变得趣味与哲思更加深入。

三、“新生代”军旅文学创作亟需“瓶颈突破”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们在军旅文学创作中还有诸多的不足和遗憾。

(一)批评的缺位造成“新生代”创作的“迷失”

当前军旅文学创作研究中,由于相关研究人员相对匮乏,导致目前研究成果较少,有重大影响的成果更是屈指可数。目前,军内文学批评专门人才仅限于朱向前、傅逸尘、徐艺嘉、周徐、西元等人;而且由于师承授受,他们的观点有些还叠加、重合。正如周徐所说,军内虽然有朱向前、韩瑞亭、陆文虎、陈先义、汪守德、丁临一等,但“后不见来者”情况显著,“新生代”军旅作家崛起后,由于军旅文学理论批评队伍青黄不接,导致新人在文学批评中“缺席”,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界后继无人的现象突出。⑦

文学的前行离不开批评的存在,也绕不过批评的存在,文学批评的显要作用有二:一是引领性,要让作家们清晰或更清晰文学的标准在哪儿,前人都有哪些成果,我们可以借鉴、汲取和回避的又是什么;二是鼓励性,作家们所完成的文本能够获得关注和鼓励,他们的优长和努力能被及时地看到,从而提振作家们的信心和不断突破的勇气。而当前军旅文学研究人员匮乏的现状,无疑会对“新生代”军旅文学新人有不小的制约。另外,军旅文学专业研究人员,出于尽快出成果的考虑,也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已经经典化的作品和已经声誉显赫的作家的研究上,使尚在成长期的“新生代”军旅作家所能获得的关注相对少得多。

批评的缺位或显著或轻微地会导致“新生代”作家们的某种迷失。因为文学的相对高标、前人的经典性成果不被反复提认,致使部分的、尚在上升期的“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文学标准不稳固,或会受到世俗的甚至一些低质的审美思潮、审美趣味的影响,从而“趣味下滑”,写作反而走了下坡路;因为缺乏关注、缺乏对他探索性的赞许,致使部分的、尚在上升期的“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开始怀疑自己的方向和坚持,在一次次的怀疑中否定坚持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媚俗性地、讨好性地炮制一些以为会获得更多世俗影响的“标准作品”。这一现象在“新生代”小说家里也并不少见。

(二)思想性相对羸弱导致小说的“平面滑行”

思想性一直是桎梏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前行的一个大问题,当然这一问题不止于桎梏军旅文学,整个当代文学都反复地接受着“思考力不足、哲学性贫弱”的诟病。军旅文学批评家傅逸尘在谈到这点的时候颇有些“痛心疾首”,他甚至使用“弱爆了”这样的词来谈论中国当下的小说。⑧从讲述一个故事开始,小说慢慢行进到描述一个故事,这时它增添了细节、情节和情感上的绵长与回旋;进而,在经历了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学开始思考一个故事,它在对故事讲述的同时会埋下对故事的思考和追问,这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总体趋向,也是军旅文学创作的应有趋向。

早在1990年代这种向微向小和“个人化”的倾向就已出现,以至于作家朱苏进曾如此感叹,在承平日久、习惯着太平盛世的当日中国只能寻觅到“英雄的碎片”——英雄,不再是一个聚合的、坚固的、不被质疑的整体,它不再具有现实的主观完整性: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无可回避的又发人深省的问题。而在“新生代”的军旅文学写作尤其是现实题材的写作中,向微、向小和“个人化”的倾向则更是明显和突出。

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被切割成无数的碎片,诸多的“新生代”作家大约从未想过依然将其拼贴完整的可能,更遑论这样的努力了。

在我们诸多“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的创作中,形而上的、具有审视性的作品少之又少,更多地是展现和展示,包括对世俗生活标准和平庸生活标准的认同,一次次陷入“形而下叙事”的泥淖而不知自拔。在一些作家那里,“个人性”等同于“碎片化”存在,它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哪怕他笔下的人物身处更强调集体和荣誉的军营,在这个个人身上可以折射现实的某种可能境遇却无法提供总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而对小人物的书写,我们的笔触往往也跟着这个小人物平行,他不具备大的格局和思考,我们的书写竟也不提供这些,于是,我们见到的是平行性的书写、几乎不透更多亮光的书写,一个具有更大格局、能把人类当作整体来打量、把军人生活当作整体打量的书写少之又少。更阔大的情怀的匮乏让我们在阅读中无法获得充沛的满足。

(三)想象力的缺失影响文学艺术质地和独特性

在我们的军旅文学创作中,农民式的写作一直受到鼓励,而水手式的写作则被排除在谱系之外,我们不主张天马行空的幻想,但在这一割舍中也令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割舍掉了农民式写作中的幻想成分。它造成的后果往往是,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的精神产品只能显现一个日常化的生活平面,而没有呈现出更具有新颖性和陌生感的多维空间。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在其创作中其实已经自觉地、不断地在试图唤醒自己的想象力,但旧有的桎梏却时时在起着作用;而对于小人物、日常生活书写的迷恋也让他们部分地缺乏飞升的力量和勇气。

想象力的缺失影响着文学的艺术质地和独特性,于是我们见多了“千人一面”的平庸化写作,见多了所谓的“借鉴”和相互模仿,见多了太多相似的认知和相似的结构……对此,“新生代”军旅文学作家们需要有更多的警醒。

注释:

①⑧傅逸尘:《“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卷),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②王德领:《混血的生长:20世纪80年代(1976-1985)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③艾晓明编译:《小说的智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④傅逸尘:《“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下卷),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⑤⑥[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6、99页。

⑦周徐:《傅逸尘和他的军旅文学批评》,《文艺报》2013年4月26日。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