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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牵风记》和《鏖战》是近期出版的引起读者关注和热评的两部战争小说。两部小说取材相似，但风格迥异。《牵风记》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背景，着重描写“两男一女一马”的故事，聚焦于战争中的人情、人性和人的命运，叙事风格亦实亦虚，是关于战争的诗化叙事；《鏖战》从全景视角描写淮海战役的全过程，塑造了众多战争人物形象，其中隐蔽战线英雄人物形象的刻画尤其成功，是对血与火的战争的钢化叙事，具有较高的历史认知价值。两部战争小说代表了新世纪中国战争小说发展的两条路径、两种选择。

关键词：《牵风记》 《鏖战》 战争叙事 诗化 钢化

2018年岁末，两部战争题材小说的出版引起读者的关注和热评，一部是由江苏“60后”作家张新科创作的全景反映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的长篇小说《鏖战》①，另一部是由军队九旬老作家徐怀中创作的以解放战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牵风记》②。这两部战争小说题材相似，但风格迥异，代表了新世纪中国战争小说发展的两条路径、两种选择。

一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是1940年代后期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两次重大战役。如何艺术再现解放战争这两大重要战役，徐怀中和张新科各擅其专，从不同视角用不同艺术手法描绘了这两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争画卷。

作为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队伍的老战士、老作家，徐怀中经历过战争岁月的洗礼，接受过战火硝烟的熏陶，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起起伏伏。许多有过同样经历的老作家容易渐趋保守，从而受囿于固有的政治艺术观念，再难攀登新的艺术高峰。徐怀中则如同一柄不老宝刀，在岁月的磨砺中，其艺术锋芒愈磨愈锋利，令人敬佩。《牵风记》最初动笔于1962年，“写到近20万字，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搁置了下来，直至文化大革命，十万火急，必须尽快把手稿付之一炬”，而“80年代初，受到思想解放运动大潮的冲击，对文学创作认识上得到极大的启迪与觉醒。想到烧毁了《牵风记》手稿毫不足惜，我必须从零公里起步，再度开发自己。青年作者要的是弃旧图新，独辟蹊径。如我这样老朽一辈，则是要彻底摆脱头脑中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与自我局限，回到小说创作固有的自身规律上来。一条河断流了干涸了，只有溯源而上，回到三江源头，才能找到活命之水。事情竟会是这样的吗？写东西的人，又有谁不明了小说的艺术规律呢？事实如此，我的小纸船在‘曲水迷宫’里绕来绕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才找到了出口”。③一个九旬老人对创作还能葆有如此求新意识和新锐的艺术感受，的确难能可贵。于是，我们看到，老作家对于战争的特殊感受和独特的艺术表达，鲜明反映在其战争视角的独特性上，他不正面描写重大的战争战役行动本身，也不刻意表现战场上的弥漫硝烟，而是聚焦于若干战争人物，通过小说中“两男一女一马”的情感纠葛和命运归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争与人的关系，表达了作家某种形而上的战争哲学思考，推动当代战争小说创作攀上新的艺术高峰。

工科专业出身的张新科，生于“文革”中，长在红旗下，长期从事高等教育与管理工作，其对战争的理解和感受完全来自于战争史料。既非文学专业出身又无战争感性经验，如何艺术再现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对张新科是个严峻考验。多数未曾经历过战争岁月的“50后”“60后”“70后”作家在战争题材小说创作上并不像许多从战争烽火中走出的作家那样刻意追求所谓战争的“真实”再现，而是扬长避短，另辟蹊径。他们或“通过战争环境下人物内心世界和外在关系的描写，揭示了战争与人类生活的特殊关系”，或“试图以一种‘历史理性精神’深度捉摸‘历史的偶然性、细节性和总体性的关系’，以展示战争历史的‘心理学上的真实’”。④与同龄作家相比，张新科显然与众不同，他依然走的是传统的创作路径，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实地采访，进行创作⑤。注重田野考察和实证研究，这也许正体现了理工出身的作家严谨求实的专业作风。《鏖战》的叙事风格正是以强烈的历史在场感见长。与《牵风记》只写“两男一女一马”迥然有异，《鏖战》塑造的人物形象纷繁复杂，既有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前线的高级将领，也有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还有普通士兵、支前民工等，几乎涉及战争各方各阶层人物。通过多人物多场景多线索的经纬交织，全景立体展现了淮海战役的全貌，堪称淮海战役的恢弘史诗。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当代战争小说不乏全景描绘战争历史的长篇巨著，如反映1947年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卫延安》（杜鹏程著），描写1948年山东战场孟良崮战役的《红日》（吴强著），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东方》（魏巍著），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多卷本长篇巨著《长城万里图》（周而复著）、《新战争与和平》（李尔重著）等。但《鏖战》仍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作为全面反映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⑥《鏖战》显示了作家善于驾驭复杂战争素材和艺术演绎战争的卓越才能。

二

《牵风记》和《鏖战》是对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两种典范叙事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战争叙事，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基本采取的是正面和侧面两种叙事角度。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创作的第一次高潮中，正面叙角占据绝对主流地位，人们耳熟能详的战争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都是正面表现战争的经典小说。所谓正面既包含战场战役战斗的直接描写，也包括乡村社会的敌我武装斗争和战争中的地下情报工作，所谓侧面则是以战争为背景叙写与战争有关的人与事。显然，其时侧面反映战争的小说数量较少且多为短篇，但艺术水平却相对较高，如《百合花》《英雄的乐章》《洼地上的“战役”》《黎明的河边》等和孙犁的许多短篇小说。两种叙角的战争叙事风格各异，前者激越高昂，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气概；后者委婉纤细，隐含着对战争中人性人情人道的思考。1978年之后，当代战争小说创作继续沿着两条路径、两种叙角各寻进路，各有千秋。对于战争宏大叙事、正面叙角的作品努力挣脱“十七”年战争小说已经固化的陈旧观念和僵化的艺术模式，力图全面客观反映战争的全貌，还原历史的真实，如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黎汝清的《皖南事变》、邓贤的《大国之魂》等。但更加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新时期以来大量涌现的具有“人学”深度的作品，这些战争小说叙角相对小、观念比较新、手法多样、意蕴深厚，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周梅森的“战争与人”系列、张廷竹的“黑太阳”系列以及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等。

毫无疑问，《牵风记》属于事件大、叙角小的作品。小说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素材，但作家并不属意战争本身，而是聚焦于战争中的人情、人性和人的命运。小说通过“一号首长”齐竞、文化教员汪可逾、骑兵通讯员曹水儿以及战马“滩枣”在战争中的情感和命运纠葛，写出了“另类”战争。这样的“另类”战争如果出自莫言之辈的笔下不足为奇，但它却出自莫言们的老师、军队老作家、九旬老人徐怀中之手，就令人啧啧称奇。其实，说奇也不奇，这恰是作家一贯艺术追求的体现。虽为军旅作家，徐怀中的作品却极少正面描写战场的弥漫硝烟，而总是关注战争中的人和战场下的平凡生活，追根溯源与孙犁对他的影响有极大关系。1990年代，徐怀中曾在一篇文章中谈道：“孙犁拿起笔,就义无反顾地选定了他对现实生活所独有的采掘面,从而又十分有利于形成充分体现作家个人心性气质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其能够截然有别于同类题材的任何一部作品和任何一位作家。他不追求金戈铁马, 排山倒海,而是着意于饱浸了自己真情实感的平凡生活,追寻着时代风云在人物心灵中的折光投影。”⑧众所周知，孙犁的战争小说是以擅写战争中的人性美、人情美而享誉文坛，尤其对于战争中青年女性形象的美的塑造，使他的战争小说总是充满美好的情愫，鲜明地区别于同时代的那些“假、大、空”的作品。徐怀中的小说颇具“孙犁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应属“大时代”中的“大事件”，但他却“从小人物或者旁枝末节来写进去”⑨，写出了别具一格的战争。

“一号首长”齐竞从团长到旅参谋长到旅长，是我军的一名中高级干部，算不上大人物，但也不是小人物，这类不大不小的人物，在以往战争小说中多被概念化凝固化塑造。徐怀中则赋予齐竞复杂多面的品性。一方面，齐竞是一名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儒将”，他有着许多“草根”战将不具有的留洋背景。“他就读日本帝国大学艺术系，主修莎士比亚，兼学油画、人体艺术摄影。”留学期间还经常向进步杂志撰稿。回国参加抗战队伍后，他凭着聪明才智和“一次一次把‘上去’的名额争到手”所积累的丰富的实战经验，硬是打破常规，迅速跻身优秀军事指挥员行列，堪称一名文武双全年轻有为的战将。另一方面，留洋经历依然抹不去其作为一个传统中国男人意识深处的天然“痼疾”，即对于心爱女人肉体上的贞洁苛求，当汪可逾被从民团武装手里解救回后，齐竞最关心的是她是否被民团强暴过，为此紧紧逼迫汪可逾回忆和交代被俘后的相关细节，这让一向对他十分崇敬爱戴的汪可逾彻底颠覆了心目中“一号首长”的形象，一句“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的怒吼，让齐竞在精神上“全线崩溃”。作家在小说中极少描写齐竞在战场上的表现，却把笔墨主要集中在他和汪可逾的情感纠葛上，实乃“另类”战争之谓也。

文化参谋汪可逾与孙犁笔下众多根据地青年妇女的形象颇有几分神似。这位来自北平的13岁女孩，奔赴延安上学，路过“夜老虎团”驻地，只因一首动人心弦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与团长齐竞相识相知。四年后中学毕业，成为齐竞手下的一名文化教员。汪可逾是《牵风记》的绝对主角，是作家倾力塑造、寄寓美好理想和战争哲思的灵魂人物。作家赋予这个人物许多美好的品质——美丽、聪颖、大方，富有艺术才能。不仅如此，作家还把她塑造成品行特异甚至灵异的战争女神形象。作家采用的是“让人物越出常轨”的叙事法⑩，以特殊环境中人物的特异品行衬托出人物的独特形象，如不离身手的古琴、酷爱洁净等，如果是和平年代这再正常不过，但置身于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就显得另类。作家书写汪可逾这些特异品行绝非无的放矢，诸如她总要在卧床边上铺一条白布供人“就坐”；交团费时要用手帕托着钱；夜宿营地时被雨淋透衣裳，干脆裸体而卧；率领民妇们坐船横渡黄河北岸，为了万一翻船时方便营救，带头在众目睽睽下脱光外衣；最后在溶洞中患病，连续九天不吃不喝，异常排便，让身体内的所有污物都排泄干净并让曹水儿帮她擦净全身后溘然长逝。这些诗化般的片段画面，均突出了一个“洁”字——一个战争中精神和肉体都无比圣洁的女战士的典型形象。

骑兵通讯员曹水儿是一个“崇高”和“卑劣”的矛盾集合体。作为“一号首长”的警卫员，他忠于职守，骁勇善战，在奉命单人护送受伤的汪参谋前往大别山途中，巧妙躲过了敌人的漫野山火，又只身勇斗四名敌巡逻兵。无论环境多么艰困，他都不离不弃伤重的女战友。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风流成性的“反面典型”，由于长得高大雄健，特别招蜂惹蝶，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行军所过之地，无数被他迷倒的女房东和他有染，“打仗归打仗，行军归行军，一路下来，该种瓜的种瓜，该点豆的点豆，从不违误过农时……”以致最后遭人陷害，被以“强奸”的罪名枪决。尽管他一贯风流成性，但他对美丽纯洁的汪参谋却从未动过任何邪念，即便他曾长时间和汪参谋独处。这个新婚之夜的“生瓜蛋”，在战争中竟成长为一个猎艳高手，而许多被他猎艳过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要求跟他走，可见，他并非强人所难，这就让这个“反面典型”又有了几分“可爱”。以往我们的战争小说中极少出现曹水儿这样风流到可爱的人物，但作者决非凭空臆造，而是有现实生活根据的，在与张志忠的谈话中，徐怀中说：“对这一类人物太熟悉太熟悉了,可以说是随手拈来的。”11

与《牵风记》相反，《鏖战》由于是全景展现淮海战役的带有一定纪实性的小说，因此，战争过程本身是作家要着重表现的对象，人物塑造反倒是服从于战争的。此类战争历史小说头绪纷繁，人物众多，若把握不好，很容易陷入概念化程式化的窠臼中。因此，《鏖战》的创作难度实际上甚于《牵风记》，表现在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虚构性之间的矛盾，二者之间的张力必须准确控制恰到好处。首先，反映重大战争事件必然牵涉高层决策人物和前线高级将领，这些人物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虚构的空间极其有限；其次，主要战役战场战斗情况也不能臆造，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这也意味着，创作《鏖战》这样的战争历史小说是“戴着镣铐跳舞”。正因此，《鏖战》在塑造主要历史人物形象方面也许并无卓越之处，没有超越已有的历史评价，如共产党方面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等，这些历史人物在作品中场景少、篇幅小，没有作家可以发挥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把《鏖战》中这些高层人物视为作品第一层次的人物，那么他们也是整个作品中艺术形象最薄弱的层次。

第二层次的人物是战场上直接兵刃相见的前方高级将领，如国军方面的刘峙、杜聿明、黄维、黄百韬、李延年、李弥、孙元良、邱清泉、刘汝明等等，他们在作品中所占分量较大，是作家努力塑造的人物。这些人物虽多有历史定论，但相对于第一层次的人物，还是有较大的塑造空间。《鏖战》用了较多篇幅描写国军这些兵团级将官在蒋介石错误决策和混乱调遣下，如何竭忠尽责，但依然无以挽回覆灭的命运。作家写出了其中一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小说突出其“猪”的蠢性和懒性，这个深受蒋介石信任的“五虎上将”之首，实际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庸人，被人讥笑为是一头“猪”；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的张狂自负和迷信可笑使这位当年昆仑关上的抗日名将终因愚忠蒋介石而毙命于解放军的枪口下；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的杜聿明是淮海战役国军方面的实际最高指挥官，作为黄埔学生，杜聿明一向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他把这视为黄埔学生对校长、部下对长官的绝对忠诚，当明知蒋介石三番五次随意更改行军路线和作战部署将会导致全军覆灭时，还是被动服从。结果，80万大军全部葬送，自己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小说相当细腻地描写了杜对蒋的忠诚和忠于职守之间的矛盾心理。

第三层次的人物是有一点历史影子或纯虚构的人物，他们是《鏖战》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有关他们的故事也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淮海战役中我军出色的情报工作起了四两拨千斤的特殊重要作用，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给作家的艺术虚构提供了广阔空间。《鏖战》塑造了若干隐蔽战线的英雄人物形象，是作品的亮点。我认为，《鏖战》是一部融谍战小说于战争历史小说比较成功的作品。

《鏖战》中隐蔽战线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潜伏于国民党高层的情报英雄，如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如桂（代号“孤雁”，即郭汝瑰），国防部参谋次长刘为章，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第一一〇师师长蔡云邈（代号“玫瑰”，即廖运周），他们是真实历史人物；第二类是潜伏于国军前线部队的我军地下工作者，如徐州“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李婉丽（代号“无名氏”）、军务处佟处长、秘书小钱（代号“林木”）、军需处采购办主任孔汉文（代号“黄蜂”），保密局徐州站行动队队长马树奎，军统资深高级特务、中共地下党员周其正等；第三类是我军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领导干部，如华野敌工部长杨云枫。第二、三类人物基本属于虚构人物。其中，李婉丽、孔汉文、马树奎的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

李婉丽是作家重点刻画的一个隐蔽战线的女英雄。这个从昕昕中学走出的聪明伶俐的美丽姑娘，若干年后在徐州“剿总”司令部出现时，已经脱去了旧日的纯真形象，成为刘峙身边的“红人”和一朵交际花，利用刘峙对她的信任和“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特殊身份，她频繁出入前线军事要地，表面是替刘峙办一些见不得人的私事，实际是在了解军情，刺探情报，也因此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怀疑，当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办公室的绝密档案丢失事件发生后，刘峙为了推卸责任，欲将李婉丽置于死地，“五号首长”杨云枫的暗中救助虽然让她逃过死劫，但却被敌人残酷摧残成了“疯子”，终其一生未能魂归于常，令人无限扼腕叹息。

马树奎虽然不是作家重点描写的人物，但却是作家最有智慧的创造之一。这个原华野司令部后勤科副科长，因为偷窥在澡堂洗澡的“上海姑娘”而被人告发关了禁闭，马树奎伺机逃跑，投奔保密局徐州站站长陈楚文，被华野司令部开除军籍并悬赏缉拿。在取得陈楚文的考验和信任后，马树奎在徐州站站稳了脚跟，不久便当上了行动队长。这个“叛徒”在徐州站工作十分卖力，毫无破绽，但狡猾的陈楚文怎么也想不到、读者也不曾料到，这个表面上十分凶狠的行动队长、共军“叛徒”实际是共军“卧底”，在奉命消灭被俘的共军谍报人员的行动中，马树奎采取瞒天过海之术，在危急关头毅然出手，解救了佟处长、小钱等十多名同志。至此，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的幕后导演是华野敌工部长杨云枫。

“黄蜂”孔汉文是作家所塑造的地下工作者形象中性格最为鲜明的人物，他利用徐州“剿总”司令部军需处采购办主任的工作便利，自由出入军营内外——上至司令部最高长官住所，下至百姓集贸市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把自己的真实本性深藏不露，从而磨练出八面玲珑、看风使舵的性格，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长官信任、同僚喜欢、下属亲近、勤奋能干的老实人。这只勤劳的“黄蜂”，在敌营中到处飞翔，刺探和传递了大量情报。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员，孔汉文对党表现了极大的忠诚，淮海战役后期他被解放军当作俘虏收押，他本可以借此光荣归队，但由于身份没有暴露，他依然设法再次逃回国民党军中，希望继续潜伏，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幸的是1950年由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继续潜伏台湾的孔汉文遭到秘密逮捕，被枪杀于台北。其他情报人员，如深藏不露的佟处长、表面胆小如鼠实则心细如针的小钱，也都给读者留下较深刻印象。

华野敌工部长杨云枫是贯串小说始终的线索人物，作家欲努力把他塑造成一个我军情报战线高级干部的形象。作为华野的敌工部长，杨云枫在淮海战役整个情报工作中起主导和联络各方的作用，小说中几乎所有策反敌人的秘密行动都有杨云枫的影子，他多次冒险深入虎穴，与“孤雁”“黄蜂”等秘密接头，获取敌人军力部署的最新情报；第三绥靖区张、何两将军率部起义，军统资深高级特务、中共地下党员周其正秘密策反孙良诚部投诚，一一〇师蔡云邈部起义，对被军统俘获的徐州“剿总”里的我地下工作者的紧急营救行动，等等，只要杨云枫出现，就必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三

如果说徐怀中笔下的《牵风记》是战争的诗化之作，那么，张新科的《鏖战》就是一把战争之剑。所谓“战争的诗化”是相对于战争的“钢化”而言。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升腾或毁灭都是以血与火的残酷方式呈现的，因此，战争中两个敌对阵营中人与人的交锋就外显为火与火、钢与钢的激烈碰撞，我喻之为“战争之剑”，《鏖战》是一柄典型的“战争之剑”。但在战争特殊环境中，生命的本质、人性、人心和人的道德伦理也在极端环境下得以极端表现，战争有时能够以诗化的方式呈现，《牵风记》正是一部“诗化”的战争叙事文本。首先，以《牵风记》作为一部战争小说的书名显得相当奇特，徐怀中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正是我们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各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牵引了全国战争走向,是我们这支部队引为自豪的,所以拟定书名为《牵风记》。本来就是一个借喻的虚辞,也可以适应于其它多种解释”12，其次，以《牵风记》作为一部战争小说的书名还让人联想、富有诗意也可以适应于其它多种解释”，其次，以《牵风记》作为一部战争小说的书名还让人联想、富有诗意。徐怀中说：“《牵风记》原稿与今作，在立意与创作方法上都有显著差别，亦可理解为牵引个人写作转变之风；‘风’为《诗经》六义之首，而《国风》部分的诗歌，大多是反映周代先人们生活的恬淡浑朴愉悦跳脱，或表现青年男女浪漫爱情，与小说意涵相契合，也不妨理解为牵引古老的‘国风’之风。‘牵风’二字，原本空幻，作其他意象联想也未尝不可。”13战争之“风”指的是叙事的对象，“‘国风’之风”针对的是个人的叙事风格。《牵风记》既表征徐怀中个人写作风格的转变，也引领着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张扬一种新的叙事风格。

与《牵风记》飘逸玄虚的书名相反，以《鏖战》命名一部战争小说作品就显得相当直白。鏖战字面的意思是激烈的战斗。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激战66天，国共双方共投入约140万的兵力，双方共伤亡约30万人，堪称20世纪中国战争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鏖战。作家在这部小说中也的确着意围绕“鏖”字描写战争场景，塑造战争人物——国共两军在战场上的血战、战场下的谍战以及双方统帅部的战略部署都异常紧张激烈，堪为“鏖战”，但是否可以用更有蕴含的书名，值得商榷。

综观《牵风记》，整部作品的叙事风格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统一性表现在徐怀中战争小说的“孙犁风”，即他总是着眼战争中的平凡人物和平凡事件，而不作金戈铁马式的宏大叙事，这与作家之前创作的战争小说的叙事风格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然而，《牵风记》的叙事风格在作品后半部分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前后两部分的差异是明显的。小说前半部分风格是写实的。小说从“野政文工团”的一场慰问演出起叙，“夜老虎团”战士们对演出中没有出现“坤角儿”（女演员）不满而起哄，引出了团长齐竞和来自北平的花季少女汪可逾和她的古琴曲《高山流水》。姑娘弹琴的习惯动作、演出过程中汽灯的频繁“罢工”、年轻的母亲们利用汽灯“罢工”间歇跑回家给婴儿喂几口奶、“老农们也借这工夫，回家给牲口添两把草料”等等细节描写让人身如其境。作品叙事风格的变化和差异主要体现在汪可逾形象的塑造上，作家通过一系列生动情节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圣洁女神”形象。通常年轻姑娘对于自己身体的遮蔽总是格外在意，而汪可逾却勇于袒露自己的身体，如雨夜脱衣露宿于门板上，被齐竞偷拍却不以为意，反而大大方方地向齐竞索要裸照；横渡黄河为了便于安全救护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带头脱掉外衣等。同时，汪可逾的性格于豪爽大方中又有认真执拗的一面，如临睡前发现地上两只鞋左右放反了，非要爬起摆正了才放心睡觉；房东大门的对联上下联位置贴反了，她亲自写了一副新的，非纠缠着房东大爷换对了不罢休……除了精神上的圣洁，她那些洁癖“怪毛病”，如不吃不喝可以，不洗澡不行等等，这些逼真的生活细节无不围绕和烘托着一个“洁”字。小说后半部，躲进天然大溶洞“红军洞”中的汪可逾受伤的身体每况愈下，全身浮肿、燥热，干脆完全裸露身体，并“开始拒绝进食，只是不住地饮用山泉水，喝一两口水下去，能呕吐一碗出来，里面有一些很小的颗粒物”。经过连续多日上吐下泻，肠道系统得到了彻底清理。临终前，让曹水儿用冷水给她擦洗全身，“质本洁来还洁去”。至此，汪可逾的形象逐渐玄虚化和神秘化，尤其她去世后，遗体不但不腐，而且还长出了新的毛发和指甲。当齐竞率人找到“红军洞”时，发现汪可逾的遗体已被老军马搬运到洞外一棵大银杏树的树洞内，她背靠树干站立在那里，“头部微微偏向一侧，两臂松弛下垂，全身呈浅古铜色，骨骼突出的部位，在日照下闪放着光亮”，“完全与银杏老树融为一体了”，周围的各种小虫只在银杏树根部转圈，没有一只爬到树干上去。如果说，生前的汪可逾，作家突出的是她的“洁”，那么，死后的汪可逾，作家着意渲染的是她的“净”，隐约让人进入涅槃境界。可以说，作家笔下的汪可逾形象“实”则恒实，“虚”则恒虚，自她和曹水儿进入“红军洞”直至最后离世，这个人物身上鲜明融入了作家对于生命的形而上思考。小说写到，汪可逾一到洞里“总觉得这岩洞似曾相识。不！又何止是似曾相识，就如同重归故里，目光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如果我记忆不错，这个溶洞的面积，应该还要大得多”。一个人从未去过某个地方，却留着这个地方的记忆，这只能用宗教的某种观念去解释。最后的魂归之处又是有着“生物活化石”之称的银杏树下，加上作家不时在行文中穿插了对于自然和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文字，更让人无限遐思。小说尾声的这段话可谓篇末点题：“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会逐渐逐渐平展开来, 直至恢复为本来的一张纸。人,一生一世的全过程,亦应作如是观。”这也是一个九旬老人对于人生的精辟见解和哲学思考。

战马“滩枣”的“神性”描写是与汪可逾互为照应的。“滩枣”是齐竞的坐骑，这匹通人性的老军马与汪可逾可谓一见如故，而且这人畜之间的“神”性沟通竟是以古琴曲为媒介的，小说两处写到“滩枣”听到古琴曲从远处奔来。第五章，汪可逾为了表达对“滩枣”的谢意，特地选了一首“称颂军马战车在战争中不可阻挡的威武气势”的古琴曲《关山月》弹奏，正被曹水儿洗刷的“滩枣”竟甩腿跑回村里，来到汪可逾面前，“虽然‘滩枣’从来没有听过我弹琴，车辚辚马萧萧，古来战场上早在流传着一首又一首战地琴曲。我毫不怀疑，我弹的这首《关山月》，正是‘滩枣’最熟悉不过的”。汪可逾对曹水儿的这段解释穿越时空，与她后来对“红军洞”的似曾相识表达着同样的哲学观念。第二十四章，汪可逾在溶洞正抱着无弦古琴弹奏《关山月》，远处传来马的嘶鸣声，“滩枣”闻“声”奔到洞口，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人一马之间心有灵犀的“知音”达到如此境界，绝对是作家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想象。最后，“滩枣”似乎是接受汪可逾在天之灵的旨意将她的遗体搬运到银杏树下，鹰鹫早已将“滩枣”的尸体争抢一空，只剩下一堆白骨，而近旁的汪可逾遗体却完整无损。这些如梦如诗般的故事情节，使我们深信，作家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神话故事。

“诗化”的战争叙说以故事优美浪漫玄虚见长，“钢化”的战争叙说则通常以情节的紧张扣人心弦而吸引读者，《鏖战》中激烈的战争场景描写比比皆是，这里不做赘评。然而，优秀的战争小说终归还是要靠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来赢得读者，《鏖战》中最有艺术风采的是若干隐蔽战线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生动诠释了为真理和正义而牺牲的意义。李婉丽是小说中作家浓墨重彩塑造的唯一的女战士形象，与《牵风记》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汪可逾形象完全不同，深居敌营的地下工作者李婉丽，表面上像一朵交际花，实则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背景、身份和地位，刺探重要军事情报。海州之行，表面上是受命去督察部队撤退，实际是替“剿总”刘峙总司令偷运私盐，当然还有更重要更隐蔽的任务是亲自了解国民党军前线军事部署，为我军传递军事情报。这些秘密行动引起了保密局徐州站站长陈楚文的怀疑，李婉丽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应对陈楚文的审讯，躲过了一劫。然而，徐州“剿总”司令部撤退中20多箱绝密文件被偷梁换柱，作为“剿总”办公厅副主任的李婉丽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为了推卸责任，刘峙翻脸不认人，亲自下令逮捕李婉丽，遭受严刑拷打的李婉丽始终不认罪。为了保守党的机密，这位深入虎穴的“谍战传奇”、代号“无名氏”的女战士最终被折磨成“疯子”，30多年后才在某疗养院寻找到她的下落，可是早已物是人非。李婉丽的悲剧结局与汪可逾的牺牲具有不同的意义，她们身为女战士，同样靓丽的青春、一样花季的年华，都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牺牲，但李婉丽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员，深入虎穴，孤军奋战，环境险恶，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显示了血与火的战争的非人性一面；汪可逾从事军队的文化工作，与艺术为伍，受首长和战友的呵护，因健康原因从容不迫回归大自然，与日月同在，终其一生是沉浸在战友之爱与战争的人性关怀中。因此，我认为，汪可逾和李婉丽的形象集中诠释了战争的一体两面——诗化和钢化。

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源远流长，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就是一部经典的战争小说。虽然自古以来描写战争的小说浩如烟海，但如何表现战争没有成规没有定式。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创作曾经陷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模式化概念化窠臼中，其时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实际代表了文艺创作的两种叙事风格，对于战争小说创作而言，我以为就是战争的“钢化”和“诗化”叙事，只是在极“左”年代被过度僵化理解，从而窒息了战争小说创作的生机和活力。《牵风记》和《鏖战》是当下战争小说创作具有代表性的最新成果，虽然两者之间在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天平上各有倾斜，但我们不应厚此薄彼，而是要通过二者的比较研究，推动当代战争小说创作朝着更加多样化的道路发展。

注释：

①张新科：《鏖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张新科（1966-），哲学博士，教授，现任徐州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远东来信》、中篇小说《天长夜短》《偃旗息鼓》、短篇小说《信人》《大喷》以及散文《面道》《说书先生》等。

②徐怀中：《牵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徐怀中（1929-），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著有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等。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1983年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奖。《牵风记》2019年8月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③《关于徐怀中长篇小说〈牵风记〉的通信》，《文艺报》2018年12月7日。

④陈颖：《“真实”的战争与战争的“真实”——试论房伟的抗战历史小说创作》，《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⑤张新科在接受“新华网”记者访谈时说：“之前反映淮海战役的作品多为诗歌、散文、回忆录，尚无一部系统的、全方位立体描写伟大淮海战役的作品。我一直希望能为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做一点工作，填补文学上的这一处空白。多年来，我在陈官庄、碾庄、双堆集、小李家、菜洼、张菜园、窑湾、新安、濉溪、东海等淮海战役战场、指挥所、纪念馆，访谈了大批参战人员、幸存者和研究人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力求还原70年前那场气吞山河的淮海战役的真实原貌。”参见张新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感召之作》，新华网2019年1月16日。

⑥2001年7月大众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了寒风著《淮海大战》（“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三辑：解放战争），但这部作品着重从军事角度描写淮海战役，并不是一部全面反映淮海战役的战争小说。

⑦也有研究者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将中国当代革命战争历史叙事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两类，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⑧徐怀中:《天籁乐章——读孙犁小说〈琴和箫〉》，《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转引自徐怀中、张志忠《抒情体式 崭新人物 生命气象——关于长篇新作〈牵风记〉的对话》，《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⑨1112徐怀中、张志忠：《抒情体式 崭新人物 生命气象——关于长篇新作〈牵风记〉的对话》，《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⑩参见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43页。

13舒晋瑜、徐怀中:《我希望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7日。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