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二十岁不到，就有人称我“先生”了。

二十岁当然还没有德高望重，“先生”只是这所学校同事之间的正常招呼。我其实挺习惯“先生”的称呼，读高中以后，我父亲就开始偶尔喊我“大先生”。这所吴堡学校离我们村不到十公里，现在看来很近，当时我没有自行车，一路走下来会觉得有点远。我在那里代课近一年，多数时间是每天来回，下课了走回莫庄，早上起来去吴堡。但到了冬天，每天来回就不是那么方便了，为了不影响早上的课，也不想来回那么辛苦，很多时间我就住在吴堡的学校。我原来也是白面书生的样子，好像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脸上变得有点黑。

我们那一带用“堡”来命名的村庄几乎只有吴堡。舍和庄是常用的，比如我们村就叫莫庄，在不远处有陶庄、草舍之类的村庄。我在那里待了近一年，一直没有问同事为什么叫吴堡。吴堡姓吴的居多，同事中有很多吴老师。我报到后，同事喊我王先生。我开始以为是因为我是从外村来的，他们特别客气。很快发现，他们之间也互相称吴先生、刘先生、张先生等，学生有时也喊老师“先生”。这确实有点特别，我没有想到这个村上的学校还有称老师为“先生”的古风。

在去吴堡代课之前，我在本村的学校也有过短暂的教学经历。我不记得自己小学有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如果学过，老师肯定也读得不是很准。在本村学校教语文时，涉及到汉语拼音，我也读，但个别拼音读不准，比如l和n我就区分不开，部分前鼻音和后鼻音也区分不开，en和eng读出来是一样的。语文课的课代表是个女生，我感觉她的读音很准。遇到冷僻的字词，我在黑板上写下汉语拼音，我先读一遍，再请这个女生读一遍。这一教学方式倒没有让同学反感，他们觉得老师谨慎又谦虚。后来上大学，我基本上讲普通话了，有些读音还有明显的乡音，这给班级带来了一些热闹的喜气。大一要考汉语拼音，我第一批通过了。记得老师让我读的是刘白羽《长江三日》的片段，虽然自我感觉很好，但还是没有把握。公布成绩时，我是合格。这给我的一些同学以鼓舞，班上还有比我乡音更重的同学。我做班长，经常要说话，同学会记得我带乡音的普通话，几个不怎么说话的同学偶尔开口，大家才发现乡音最重的不是我。

一个时代会给人的成长带来很多影响，我带有乡音的普通话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教育和文化的产物。当时我除了教语文外，还教生理卫生知识。这课也有点麻烦，生理卫生知识当然是科学知识，但涉及到生殖器、性等话题，就不纯粹是科学问题，还与传统和习俗有关。在70年代末的乡村，有些话说出来还是让人脸红的。我记得讲生殖器这一部分时，少男少女都打开书本，准备听王老师怎么讲。我说：同学们，老师今天身体不舒服，这一节课你们自学啊。印象中，同学们面面相觑。我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感觉这一节课时间太长了，我好像在教室里万里长征。在我最迷惘的那些日子里，学生的单纯成为我向上的力量。

1979年的冬天，在我的印象中已经很模糊了。那时村与村之间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马路，有的是田埂。夏天的庄稼是清洁的，但田埂上是湿漉漉的，泥巴会黏在鞋子上，也经常会有蛇从田埂上游过。我特别怕蛇，所以会主动让道。即使没有看到蛇，我也会留意是否有蛇出没。秋天的庄稼色彩斑斓，看到稻穗饱满了、黄了，就像看到学生考出好成绩。走在秋天的田埂上，鞋底下的颜色从绿到黄，泥土从湿到干。等到棉花秸长高了，野兔开始流窜。棉花拾完了，猎人开始扛着猎枪在田埂上搜寻野兔的踪迹。收棉花的季节，田野和天空一样空旷，打猎的蹲在干涸的水沟里张望，等待野兔野鸡出没。在田埂上来回时，偶尔看到有人牵着羊，羊吃草时的安静和猪在圈里吃草时的张扬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我看到猎人和羊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吴堡的学校里吃野兔和羊肉。

我每次从吴堡回莫庄，过了村口，在田埂上总会遇到我班上的学生，或者是其他年级的学生，他们提着篮子或其他工具在田间干活。如果见到我了，会停下手中活儿喊我一声“先生”。此时，青年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少年的我。我曾经和他们一样，饥饿，寒冷，勤快，憨厚，无助，挣扎。他们手上的泥水、额头上的污垢、书本里的树叶或青草，也曾经在我的指间、额头和书本上。我在田埂上常常遇到一个男生，他是班上个子最高的，大家都喊他大个儿。大个儿成绩一般，但爱做事，擦黑板、扫地，样样都做。我下课后有时不回办公室，站在教室门口，看他擦黑板，他把袖子和衣襟上弄得满是粉笔灰，眉毛也白了。这时我也有一丝怜意。大个儿平时作业还行，但考试不行。一次我叫他到办公室，指着试卷问他：这么简单的题目怎么也做不出来？是不是粗心？大个儿紧张地回答我：先生，我不是粗心，我不会做。他的诚实，倒让我无法批评他。其实，有不少孩子，即使再努力，也考不出好成绩。我逐渐知道，大个儿家庭比较困难，他妈妈好像是残疾人，有一个妹妹在读小学，全家就靠他父亲。大个儿跟我说，初中毕业后他就不读书了，先干活儿，等年龄到了，去当兵。我说这是一条路，参军也很好。大个儿听我这样讲，受到鼓舞，他捏紧拳头说：先生，我很有力气，我也不怕死。大个儿站在我的办公桌旁边，他向我鞠躬，然后离开，我自然而然地站起来送他到办公室门口。这个场景好像是在村口，他戴上大红花，和乡亲们告别，他参军去了，我在送他远行的乡亲们中间朝他挥挥手。离开这所学校后，我也再也没有见到大个儿，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也许他参军了，也许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也许他在某个城市打工。我不能猜想他的命运，但我相信以他的诚实和干劲一定能自食其力。

在冬天还没有到来时，我基本上每天返回家中住宿，第二天清早再赶去学校，所谓早出晚归。住在学校的时候，有个工友烧饭，四十年过去了，除了记得青菜、萝卜和豆腐外，就是几次吃羊肉和野兔。我们那一带养羊的人家很少，因此很少吃羊肉。我很不习惯羊身上的味道，烧熟的羊肉也有膻味。乡下还有一个说法，做老师的嘴馋，不是干部，没有人请，又成天讲话，嘴巴里没有滋味。本来这一天我准备回去的，同事说，不用回了，今天我们一起吃羊肉。那一天午间，我已经看到工友在杀羊，我当时想应该与我没有关系。同事这样一说，我就不能以自己不吃羊肉为由婉谢，因为这种聚餐是AA制，如果我不参加，同事会认为我小气。留下来吃羊肉的这一天，下午下课，大个儿没有擦黑板，工友喊他去厨房烧火了。我去厨房时，大个儿还在拉风箱，灶膛的火把他的脸映照得红红彤彤。尽管我吃得很少，但我开始吃羊肉了。后来负笈江南，学校附近的小巷子到了冬天都是卖“藏书羊肉”的小店，很多人在夜间进进出出喝羊汤。我大学四年没有进去过一次，工作后住单身宿舍，晚上熬夜，有同事会说，出去喝碗羊肉汤吧。我逐渐开始习惯吃羊肉了，也逐渐忘记在吴堡吃羊肉的那个晚上。

这是我最早经历的AA制。1979年的秋天和冬天，我还和同事吃了几只野兔。通常是在傍晚放学时，那个打猎的中年人提着野兔来到学校教师办公室。这种情况下，我便留下吃晚饭。留下吃饭的老师平摊这只野兔的钱，账记在那儿，发工资时扣除。有些老师从不留下吃这顿有红烧野兔的饭，起初我也有点犹豫，但同一个办公室的几位语文老师说，你怎么能回去吃饭？我便留下，后来就成为吃野兔的当然人选。当时代课，一个月的收入是8元，如果是民办老师则在12元左右，而公办老师是29.5元。一校三制，即使民办教师的工作量超过公办老师，待遇也是如此。可在当时，8元、12元的月收入在乡村算是比较高的了。这可能就是打猎的人总是把野兔送到学校办公室的原因。

有了几次旁观别人杀野兔的经验，我也学会了杀野兔。先用小刀削开野兔嘴巴的皮，再用一根钉子把野兔的嘴巴钉在树上或者墙上，然后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分别捏住野兔嘴巴的皮往下拉，开始缓慢，等过了野兔脖子这个位置，一使劲，一块完整的野兔皮就脱落下来。这个时候，除了老师，学校已经没有学生。冬天的残阳并不如血，深褐色的野兔挂在树上，鲜血顺着躯体往下滴答。我有了一次亲自动手的经验，再也不敢做第二次。深冬到来，当我看到打猎的人又提着一只野兔跑到办公室时，我借故回家了。我走出村口时，回头望望背后的村庄。在这所学校代课结束后，还有其他代课机会，但我放弃了。在父母的坚持下，我准备集中精力复习迎考。为了生活，父母亲廉价卖掉了几根准备造房子用的屋梁，买主就是我代课的吴堡村上的一户人家。

其实我也不是借故回去。秋季开学后，收缴学费和书本费成了一件难事，快要放寒假了，还有几个同学没有缴费。其中有一个女生，是成绩非常好的班干，没有交费。我一等再等，但学校催我赶紧完成这件事。我只好把她叫到办公室，她哭了，什么也不说。我了解到她姐妹特别多，母亲身体不太好，但学校没有减免的意思，只能催她了。看她哭成那样，我差点儿说，实在不行，我替你交吧。没有说的原因是我母亲复发肾病，需要有钱治病。我后来只好说，不能拖过放寒假啊。隔了两天，下午第一节课，铃声响起时，她提了一篮子鸡蛋，放在讲坛上，对我说：“先生，我先交一篮子鸡蛋。”我不知所措，让她回到座位，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到地上。下课后，我把这篮子鸡蛋送到厨房，我和另一位老师买下了。买了鸡蛋，我没有钱吃野兔和羊肉了。

这一天，我提着鸡蛋回家。走到田埂上，我回望了村子。在村子的东边，有一所学校。这个学校的树上，曾经挂着一只野兔，我剥下了它的皮。还有一篮子鸡蛋，不是放在讲坛上，而是压在我的胸口。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现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王尧先生2020年在《雨花》开设“时代与肖像”专栏，此为专栏第七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