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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2020年第4期|熊棕:红利(节选)

来源:《江南》2020年第4期 | 熊棕   2020年07月24日06:49

杂志社改制转企,负责人胡建勋选择提前退休。“我”幸运地顶替了他的位置,但他仍想和从前一样掌控杂志的话语权,“我”越是想摆脱他的控制,他的身影就越是无处不在……改革打破了编制的壁垒,让没编制的人享受到了“红利”,但如何在新形势下找准定位,创造价值,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人性的复杂,现实中暗流的汹涌,让这一进程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这些天,单位的气氛忽然有些神秘,那些有编制的总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关起门来嘀嘀咕咕;关系好的聊得频繁火热,关系不好的也不计前嫌,似在酝酿什么大事。我想到了小学语文课本中讲到的燕子低低飞、小鱼跳出水的场景,难道是要变天了?当然我不会胡乱打听的,有人来找我办公室的胡老师,我总是第一时间起身回避。既然他们神秘兮兮,我还是识相点儿,不听到为妙。

我们杂志社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有事业编制,这部分人数量已经不多了,年龄普遍偏大;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属聘用制员工。编制是道分水岭,把一个单位的人分成了两个阶层,两拨人同工不同酬,干一样的活,拿不一样的薪酬。但我们顶多背后议论一下,发发牢骚,大不了再骂上一句,他妈的,事是我们做,钱归他们拿。当着他们的面,却没有人提出质疑,日子长了,反而习以为常。心理不平衡的可以选择跳槽,另谋高就,但真正辞职的没几个,大部分人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种种迹象表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风声传到我们耳朵里,说是我们这种事业单位要改制成企业,事业编制要核销,所有员工都要纳入企业化管理。他们议论的显然就是这个事情。他们关起门来背着我们聊得昏天黑地,以为我们不知道,但几天后,我们中有人不知从哪个渠道看到了省里的文件,就拣紧要的转述给我们听了,说是改制一事千真万确,步骤写得很详细,还有落实的时间表,具体来说,就是到今年年底,改制工作一定要完成。

事业单位改制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有经历过,所以大家才议论纷纷。我们这些没编制的也关起门来聊。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有人面露惊喜问,改制之后,编制没有了,我们岂不是要同工同酬,提高待遇了?有人接过话说,少做美梦了,别到时换汤不换药,让你空欢喜一场。两种观点分庭抗礼,呈胶着状态。

这个时候,胡建勋老师却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有人来我办公室串门,看我一个人坐着,就指着胡老师的办公桌笑他,说这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这点事情就把他吓出毛病了。笑归笑,其实他住院跟这件事没一毛钱关系。他的左肾有多发性结石,那天最大的那颗掉进了尿道里,把那根细小的管道堵塞了。他痛得哭爹喊娘,在床上打滚,脸色苍白,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被送进医院后,先是体外激光碎石两天,谁知那粒结石坚硬如铁珠,居然没有震下来。只能改成无创手术。据说是把一个微小的仪器从尿道口伸进去,跟结石狭路相逢后,通过激光把它击碎成粉末,然后随尿液排出来。这种手术不伤筋不动骨,皮肉毫发无损,但还是要流血要受痛,害他又多住了两天院。

那天我去探视,他半卧在靠窗的病床上输液,腰背后塞两个大枕头。我询问了下他的身体情况,又汇报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他叮嘱我记得给那盆君子兰浇水,我连连答应请他放心。我知道他对那盆植物有特殊感情,也知道那是位姓马的美丽的小学女校长送给他的,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摆了五六年了。平时都是他亲自浇水的,怕我掌握不好规律,把植物浇坏了,所以不让我插手。他吩咐我,先摸摸盆里的土,如果湿润的话,就先不管它,如果土是干的,就多浇点水,一次浇透。我点着头听完,正要起身告辞,病房里又进来一个人。他一进来就高门大嗓嚷:“胡老板,我不打你电话,还不知道你住院了,你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胡老师欠起身子,乐呵呵地答:“一点儿小毛病,下水道堵了,医生技术高超,已帮我疏通,没事了。”

来人看到我也在病房,眼睛一亮,仍然声如洪钟:“哇,杨老师你也在?”说着朝我伸过手来。

我握住他厚实的手掌,说:“周主任,别叫我老师,还是叫我小杨吧。”

来人是某某区教研室主任周宏亮,一表人材,身材魁梧,声音如名字一样洪亮,外形像体育老师,实则是语文教研员出身。虽说当主任多年,但专业仍然没有放弃。在县区语文教研员里面,他属于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了,也是我们的老作者。他跟胡老师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参加活动,不夸张地说,凡是胡老师出席的活动,定会有周主任的身影出现,反之亦然。既然周主任来了,我只能收回欲走的脚步,再陪他一会儿。从他们的话语里,我听出来,周主任之所以知道胡老师在住院,是因为他给胡老师打电话,要敲定明天他们区里小学语文老师教学比武的评委,胡老师说自己不能参加了,他追着问原因,胡老师才不得不道出实情。也是的,这种小毛病,即使关系再好,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告知于人。周主任叹道,你病得真不是时候,这一时半会儿的,我到哪里再去找评委?胡老师说,哎呀,你这个大能人,还怕找不到人。周主任说,一般的人倒是找得到,但谁能替得了你?没你们杂志社捧场,我们这活动要降低几个档次。说着,他把目光落到我身上,眼睛忽然又是一亮,说,要说合适的人,这里不是有现成的吗,杨老师可以代替你去啊!胡老师明显犹豫了一会儿,才接了腔,老腔老调地说,怎么是他代替我,他也是我们杂志的编辑,他也可以代表杂志啊。周主任赶紧改口,连连说,是是是,我请他,我请他这个大编辑做我们的评委。

如果胡老师不犹豫,我可能还会犹豫一下;既然他犹豫了,我也就不再犹豫。我当场谢绝了周主任,说我才疏学浅,业务不精,担当不了这个重任。我很清楚,他们有固定的圈子,我这个圈外人就不要去凑热闹了,在胡老师身边待了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识相的。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现象是看不惯的,多少还有些气愤,凭什么全省基础教育语文界的话语权就被这几个人霸占了?别的人就没有真才实学、业务能力比他们弱吗?谢绝之后,我又有点后悔,怕什么?我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答应他?周主任坚持说,哎呀杨老师,您就别谦虚了,虽然我们是在这里偶遇,但我是真心实意想邀请您的。当着胡老师的面,我仍然心虚,找了个借口继续推脱说,我明天有事,早就约好了的。

回到单位,我发现不少门是关着的,特别是那些有编制的人的门,门后隐隐约约传来说话的声音。他们又在议论改制的事?也许改制的消息壮了我的胆,我坐下来,边喝水边思前想后,最终还是下定决心,给周宏亮打电话,告诉他,明天约好的事改期了,我可以去做评委。

教学比武在育才小学进行,我混在“专家”堆里,认认真真听了一天课。其他评委见我坐在原本属于胡老师的评委席上,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第二天下午,“专家”们开始评课了,轮到我时,我一眼不看听课笔记,十二堂课的优点缺点,都刻在我脑海里,我一堂接着一堂进行分析,娓娓道来,言简意赅。我发现他们听得都很专注,有人还频频颔首。我很有信心,我这个新人第一次亮相,即使算不上惊艳,也完全能给人惊喜。作为杂志社的代表,我知道他们肯定要拿我跟胡老师作比较的,我不怕他们作比较,怕的是他们不作比较。不说别的,单是胡老师那一口乡音浓重的普通话,怎么能跟我训练有素的标准的普通话相比?我们这里把不标准的普通话叫做塑料普通话,简称“塑普”。胡老师的“塑普”我是能够听懂的,可我经受了十年的听力训练啊!刚开始来他身边的时候,他说话我何尝不是一半靠听一半靠猜。那些可怜的语文老师们,听着胡老师评价自己的教学时,那一嘴的“塑普”难道就没让他们云遮雾罩?我有时想,如果是别的科目还可以原谅,可胡老师作为语文教学界的“专家”,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权威性岂不是要大打折扣?但事实上,说不好普通话,也不影响他当“专家”。今天我的亮相,会不会是向他发出了挑战?

晚餐敬酒的时候,周宏亮附在我耳边说:“你这个千里马,早该出来大显身手了。”

我不是千里马,胡建勋也不是伯乐,工作却让我们形成了这种关系。没错,当初我也是经过笔试、面试,过五关斩六将,被一双双挑剔的目光炙烤过,最后才来到这个单位的。他虽然没有职务,只是个“主事”的,但挑我进来是要配合他工作的,没有他的点头,我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从那时候起,就注定了我俩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我俩这种关系却一直没变。我刚来的时候,这本《新课程》杂志只是本月刊,关于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大到教育政策,小到课堂教学,什么都往里面装。那时他只是文科教学版面的牵头人,所有文科方面的文章,最后都到他那里汇总,由他审阅后再交给编辑部主任。三年后,杂志由一变三,改成了旬刊,每月出三本,其中一本是语文教学版,具体工作由他负责。随之而来的,是他正式有了身份,被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对整个杂志来说,他是副主任,对语文教学版来说,他实际行使主任职权。也就是说,这一本刊物,他是“掌门人”。

编辑部主任也好,主编也好,社长也好,对我来说都远了点,胡老师才是我老板,工作中我只认他;他分配我任务,我对他负责。有他罩着,我风吹不着,雨淋不到,什么事都被他顶了,坏事都落不到我头上;要是犯点小错,顶多被他骂几句。被他骂几句算什么事呢?关起门来,谁也听不到。

当然,真正落到我头上的好事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件。除了每月按时交稿外,其他事情我都插不上手。他的名字,就等同于《新课程》语文教学版,所有抛头露面的机会,都是他到场。他是省内语文教学的专家,大凡有语文教学相关的活动,如教学比武、教师招聘考试、职称评定……都是他代表杂志社露面。他跟省教科院基教所语文室主任、师大文学院教授、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处主任等组成的专家团,控制了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话语权,谁要想在本领域出人头地,干出一番成绩,得有机会先获得专家团的认可,自然也少不了要在我们刊物上频繁亮相,否则的话,纵有一番抱负,也难有出头之日。

他忙于抛头露面,编稿子的事基本不插手。他安排我做组版编辑,在我后面进来的小廖和欧阳编好的稿子,先汇总到我这里,我处理之后再交到他手上。但我们编好的稿子,总有一部分会被他压下来。并不是我们编的稿子达不到要求,而是他每次当专家回来后,总会带回来一些稿子,这些稿子都是他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跟人家承诺了的,如果不兑现,就无法交差。这些稿子良莠不齐,但按照他的交待,能用的肯定要用,不能用的,创造条件也要用。什么创造条件?还不是害我们改头换面,甚至推倒重来。单是这样的活计,每个月就让人累得够呛。

我们编的稿子,也不完全是自由来稿,也有部分关系稿,比如别的同事转过来的稿子。特别是发行部同事转来的,按我们的理解,是要重点考虑的,发一篇这样的稿子,有可能稳定杂志的发行量,甚至带动发行量的提升。每次交稿,他都要询问每篇稿子的来历,我都会一一告知于他。他通常会嗯的一声,照单全收,但并不及时发排,有的拖上几个月,有的音讯皆无。托付此事的同事问起,我只是如实告知,我已经编发了,最终能不能见刊,得问胡老师。把稿子托付于我的,大多跟我一样是招聘员工,有编制的就直接找胡老师了,除非跟他关系特别紧张的。能直接跟胡老师对上话的,就不会来找我了,所以让他们去找胡老师,基本上等同于一句废话;他们不去找,稿子基本上也就没有了下文。只有发行部年轻的同事托付的,如果久不见刊,我会提醒一下胡老师。胡老师有时说差点忘了,下期发排;有时也反应冷淡,抱怨说,就他们事多,也没见发行量有多大长进,涨了他们有提成,又不给我们涨工资。我无言以对,只能讪讪而退。

因为每次每篇稿子都要“交底”,我们编辑想发篇关系稿都很谨慎,不是非关照不可的就尽量推脱,小廖和欧阳私底下跟我嘀咕抱怨,这小编辑当的,上篇稿子的权力都没有,真没劲。

我何尝没有这种感觉,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我想得更深远一点,有他在前面挡着,我可能长时间要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头几年我还习以为常,对他言听计从,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多少非分之想,时间长了,我也不想甘于平庸。教育是个大市场,我也想拥有一片天地,施展身手。现在国家正在提倡全民阅读,学校都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积极营造书香校园,对学生的阅读十分重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加了不少老师的微信,在他们的朋友圈里,经常看到一些学校邀请学者、作家进校园开课讲座的消息。通过了解和分析,我决定把演讲和阅读结合起来,进入校园,为广大的师生,特别是学生服务。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对演讲很感兴趣,加入了学校的演讲社团,并且在全校演讲比赛中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当年评委对我的评价言犹在耳,他们说我的普通话标准,嗓音浑厚中略带沙哑,富有感染力。当编辑的这些年,我苦读了很多书,也经常练笔写文章,指导小学生阅读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以演讲的形式来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说不定能达到别样的效果。规划了这条出路后,我很兴奋,因为我明白这条路很适合我,算得上是另辟蹊径,关键是,这条路跟胡老师的路不重叠,没冲突,我俩是蛇龟两路,各行其道;完全可以做到各显其能,相安无事。趁着兴奋,我把想法给胡老师汇报了,我说,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阅读推广人”,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也想朝这方面努力一下。胡老师注视我一阵,说,你先试试也可以。

我想得太天真了,胡老师怎么会让我不务正业,放开手脚抛头露面呢?我去了两所学校做了演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第一所学校讲完后,那位精干的女校长仰着妆容精致的脸蛋,激动地对我说,太精彩了,杨老师你早该来我们学校了!你不知道,上学期我请了一个著名的童话作家来讲课,他开出一个条件,要搞作品签售,我只能答应了,谁知他会写不会说,课讲得不怎么样,书倒是卖得不错,结果有家长无聊,打电话到教育局告了我一状,害我挨了顿批评,差点背了个记过的处分。知道我有此特长后,很多学校都来邀请我,一般都是校长亲自给我打电话。小学校长不少是由语文老师升上来的,女老师居多,不少以前就是我的作者。我沉浸在初试成功的喜悦中,正需要他们的捧场,对邀请都是来者不拒,根据顺序一一排进了时间表。但再要去找胡老师请假,他就颇有微词了。我分辩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他也知道我去了别的学校,总不能厚此薄彼吧?叫我以后怎么见人?胡老师正色道,你不能太分心了,不能本末倒置,编辑工作一环接一环,出了差错怎么办?这个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校长那里好办,你不好意思推脱,我来帮你说吧。说着就要当着我的面给人家打电话。我认识的校长,他基本上比我还熟。有一次他还开玩笑说,你认识这些校长的时候,她们已是徐娘了,而我认识她们时,她们还是少女。交情谁深谁浅,立见分晓。不等他打电话,我就回了自己座位,赌气表示不去了。

看出我心里有想法,他就隔着桌上两台电脑,跟我聊了会儿天。我心情不佳,聊了些什么也忘记了,唯有一句记得挺牢。他说:“你也不要有别的想法了,还是安安心心做好编辑工作,我退休了,这一摊子还不都是你的。”

要是以前我可能还会感激涕零,但现在他画再大的饼我也不为所动了。再说,谁知道以后是个什么情况?他离退休还有七八年呢。

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消息,文件正式下发到了单位,单位召集有编制的人员正式开了会。会上传达的精神很快传遍了全社,我们没开会的也都知道了,内容比我们先前了解到的更丰富,也许上面汇总了一些意见,考虑到编制内员工的感受,提供了更多的出路供他们选择。除了前面已经了解的,随单位转企改制变成企业员工外,又加了两条,一条是可以调往别的事业单位,但得自己去联系;另一条是工龄满了三十年的可以提前退休。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的工作几乎停摆了,满脑子都在考虑这些问题,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讨论的也是这些问题。也用不着回避我们了,现在已无秘密可言。讨论来讨论去,初步想法惊人的一致,没有人愿意“降格”成企业员工,符合退休条件的萌生退意,不愿退休的另谋出路。当然,退休是迫不得已,有谁愿意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坐在家里养老?但事业单位的稳定和舒适,又是谁能舍得放弃的?即使退休了坐在家里,也是在事业单位拿退休金,比拿企业退休金强多了。能够另谋出路的,是那些相对年轻的,具有高职称高学历等硬通条件,别的事业单位愿意接收。比如主持数学教学版工作的副主任洪老师,他是硕士毕业分配过来的,又读了个在职博士,职称也没落下,已经评了编审,年龄也只有四十多岁。凭借这样的条件,他很快谋到了出路,去省教科院当数学教研员。胡老师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学历没学历——他是师专毕业的,后来捞了个函授本科就没再深造了;职称也只是副编审,年龄也五十多了。他的情况显然跟洪老师没法比。总不能让他去中小学当语文老师吧?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在现在这个位子上,可以评判这个老师的课上得好,那个老师的课不行,真要让他自己上讲台,合不合格还得另说,不说别的,单是那一口“塑普”就肯定过不了关,不需家长出面,学生就会把他轰下台。

我俩一个办公室,免不了要扯到这些事。他烟抽得很凶,因为我不抽烟,他以前还比较注意,想抽了就去走廊上,走廊上有块窗子长年开着,是他固定的朝外面吹烟的地方;这些日子他也不顾忌这些了,仰在椅子上就开始吞云吐雾,跟随烟雾一起吐出来的,可能还有一肚子怨气。我知道胡老师打心眼里是不愿意退休的,越是这样,我越不好说什么。如果他巴不得退休了事,我还可以说,退休了多好啊,什么鸟事都不用操心了,也不用给单位卖命了,以后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想干吗干吗,多好,真羡慕你。看着对面那一颗被烟雾笼罩的硕大的脑袋,我真想把这些话说出来,偏偏他不是个洒脱的人,我只能把这些话捂在肚子里发酵,放出来的屁都带着酒味。有一天,他竟然征求我的意见,问道:“定安,你觉得我该怎么选择?”

这可把我问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已经化成一个屁,夹带着酒味放掉了,只能选择别的说辞回答他。我想了想说:“胡老师,你该不会真想退休吧?你还年轻,还可以领着我们多干几年。”

他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停顿了一会儿,才叹息一声,开口骂道:“我是不甘心哪。如果我跟着你们过去,几十年的事业单位身份,说没就没了,这是什么鸡巴政策?说变就变了,变成企业了,待遇也没得保障,得看以后能不能赚到钱,赚不到钱,工资都发不出;过几年再一退休,还要到社保领退休金,左算右算,横竖都划不来。”

我接着说:“政策是有不合理的地方,不公平,但上面定了的事情,又没有办法去推翻。不是还有一条路吗?听说洪老师已经联系好了调动单位。”

他声音提高了,不知是羡慕人家,还是懊恼自己:“那个鬼家伙,精得很,不声不响的,这些年文凭捞到了,职称也到手了,好像算到了会有今天。哪像我,这几十年只晓得傻里傻气埋头做事,什么都放弃了,以为一辈子就拴在这里了,文凭也好,职称也好,都可有可无,现在形势一变,拿不出硬家伙,就没有退路了,只有死路一条。”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想去企业,也不想退休,又找不到可以调动的单位,那还有什么路行得通呢?文件上也只说了这三条路,我可没办法帮他指点迷津,再想出一条新路来。不过很显然,他找我说这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指望我能给他指明一条光明的道路。碰到这种事情,我起初还是蛮理解他的,人一辈子总要遇到几个关键时刻,要做几道难度很大的选择题,比如选择高考志愿、就业城市、结婚对象……哪一个都跟命运息息相关,让你不敢轻易落笔。他又凭空比别人多了一道,突如其来摆在面前,时间所剩无几,逼他下笔,苦恼在所难免。同情都是短暂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婆婆妈妈,反复权衡,计较太多,我心里对他的想法就变了。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可留恋的。是放不下手中的权力吗?如果这点小小的发稿权也算权力的话。由此我想到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他们退休之前会是何等的痛苦!难怪他们不等那一天到来就早早谋划,要么眼睛瞟着协会学会基金会那边的位子,美其名曰发挥余热;要么把权力发挥到极致大捞特捞,上演最后的疯狂……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自责的,说实在的,他的经历够励志的。他从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那所农村中学教初中,条件简陋,前路茫茫,可他没有消沉,一心扑在教学上,自创课题进行教改,撰写了很多论文,不停地向省内外教学期刊投稿,从无人问津到被编辑主动约稿,个中滋味,冷暖自知。后来我们杂志社缺岗,大家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他。那个时候,从一所农村中学调入省城谈何容易,杂志社求贤若渴,认准了他,直接把报告递到了主管部门一把手手上,才把这事弄成了。据说在他之后,除了学校毕业分配过来的,杂志社再没从外单位调人进来过。

我不能冷场,就岔开话问他:“社长是怎么想的?他会选择哪条路?”

他说:“不晓得他,估计会选择留下来吧。”

我笑了笑,说:“那你也选择留下来啊,跟着领导走总没有错。”

他一撇嘴说:“我怎么能跟他比?他是领导,改制之后还是领导,说不定天地更宽广。再说,他工龄不够,想退也退不了。”

我们社长才四十多岁,是个少壮派。我们平日跟他接触不多,碰面了顶多笑一笑打个招呼。这些日子他在忙着安抚编制内员工,更没工夫管我们了,但路上碰了面,话明显增多了。他会驻足跟我聊上几句,双眼炯炯有神,拍拍肩膀,压低声音告诉我,这次转企改制,你们编制外员工是最大的受益者,以后所有员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早就该这样了,好好干,你们就准备坐收改革的红利吧。我以为他只是对我这么说,背地里一交流,好些人都被他拍着肩膀鼓励过了。我们都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激动得双颊泛红,两眼放光,仿佛听见了天边滚滚的雷声,但会不会真的下雨,雨点会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