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与九叶诗人唐湜先生有过频繁交往。当时我在家乡温州市龙湾区工作，唐湜先生多次说：我二舅王季思也可以说是龙湾人。就这样，我开始关注王季思先生的生平故事和文史著作。纵观王季思先生的一生，他热爱文学，痴迷戏剧，勇于追求爱情，对学生关怀备至。行随心动、心随行动，构成了他为人处世的准则和研究创作的动力。

一、为“诲淫”的《西厢记》和“风流”的关汉卿正名

王季思是如何与戏剧结缘的，得从他的家乡温州说起。

温州是宋元南戏的发源地，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戏曲在温州民间繁衍兴盛，流行昆剧、瓯剧、越剧以及和剧、高腔、木偶戏等。元末明初，温州剧作家高则诚潜心创作的《琵琶记》问世，蜚声剧坛，达到“演习梨园，几半天下”的盛况，代表了南戏艺术的最高成就。明清时期，由南戏演变而来的各种声腔剧种，传遍大江南北。而在温州，逢年过节、求神祭祀、老人大寿、婴儿满月，常有戏班上台尽情演绎，其乐融融。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季思出生在温州老城东郊的上田村。据唐湜先生说，季思舅舅祖籍在龙湾永中的永昌堡，家境殷实，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他在族谱中名国椆，学名王起，字季思。他从小就爱看戏，戏班在村里演戏的日子，就是他的节日。夜空、明月、树影，煤气灯闪闪亮亮、大幕后吹吹打打、演员们进进出出，都能让他兴奋。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痴迷于戏台剧情的跌宕起伏，为剧中人命运际遇倾注许多真情。在没有戏看的日子里，他和小伙伴一起用竹枝作刀枪，插菖蒲作翎子，模仿戏台上的样子玩耍，一招一式像模像样。文以载道，寓教于乐，那些延续在乡野民间的戏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用王起、王国椆两个名字报考了两所大学，结果被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录取。离家读书，却没有离开戏剧，他在大学里遇到同样爱看戏的词曲大师吴梅。王季思在《自传》中写道：“主讲《词选》《曲选》课的吴梅先生，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多才多艺，会填词、写戏，还会唱戏、订谱，所收藏戏曲的丰富，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吴先生虽不擅长于课堂教学，但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加以鼓励。”四年的大学生涯，王季思得到吴梅、闻一多等的教育和影响，汲取了丰富的古典戏曲精华，在品性、学养、见识方面都得到提升。

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苏教学，并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部分元剧和吴梅、王国维的著作，得其精髓，又加上他年少时看过大量社戏，有了研究的基础和灵感。“治曲当从元曲入手”（吴梅语），他决定研究校注王实甫的《西厢记》。可《西厢记》曲文有大量典故，曲白中夹杂着北方各地的方言、俗语，有相当难度。王季思不吝啬时间，硬下工夫，广泛阅读元人杂剧、散曲、小令、歌谣、笔记小说，一点一滴储备、积累、丰厚资料，来互相参照对证，进行注释。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写出了定稿。1944年，他的第一本戏剧（曲）研究专著《西厢五剧注》在浙江龙吟书屋出版，在学术界反响很大，此后多次再版，印数达20多万册，出现“西厢旋风”，这股旋风还刮到了日本。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集评校注〈西厢记〉》。新中国成立后，《西厢五剧注》更名《西厢记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再版多次，发行100多万册。

《西厢记》全剧叙写了书生张君瑞与相国小姐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该剧“稀罕”之处主要在“草桥惊梦”一场戏里，作者花费几乎整整一折篇幅，来描述男女主人公月夜幽会，因而一直被视为“诲淫”之作。王季思在“校注”中引用恩格斯的理论，对于男女“私相授受”，“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进而倡导人们追求爱情自由与幸福生活，反对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束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出自《西厢记》）。

1948年，42岁的王季思经同乡、历史学家刘节介绍到中山大学任教，一教就是42年。他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和古典戏曲研究的名家，享誉海内外。其中，他对关汉卿的研究最受人瞩目。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观众百姓，把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定性为“风流浪子”，说他留迹青楼，还与当时最有名的杂剧女演员珠帘秀闹出绯闻。而他的散曲作品也多有男欢女爱的直白描写。但在王季思看来，关汉卿的戏剧创作题材广阔，佳作频出，《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都脍炙人口，深刻揭露了元代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犹如一篇篇声讨统治者的檄文。他认为关汉卿是我国戏剧史上的巨匠、成就斐然的作家。1954年，王季思的论文《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在《人民文学》发表，称关汉卿的剧作“内容包涵的丰富和艺术创作上的造就，确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不但使与他同时的马致远、白仁甫为之黯然失色；即使明清两代的南戏传奇作者，也没有人能够全面超越过他的成就的。”在学术界，王季思带头阐明了关汉卿的伟大，给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二、从“张生跳墙”到“王生跳船”

王季思在学生时代就精读了《西厢记》，他认为这不是闲书更不是坏书，又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有了反抗封建的叛逆精神，倡导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而他自己，也走上了追求爱情的道路。

据唐湜先生夫人陈爱秋女士回忆，王季思的第一次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季思大夫人姓徐，名宝珠，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婚后，王季思外出读书教学，徐氏在家学习做饭、料理家务。徐氏有一个关系亲近、有着师范学历的堂妹徐碧霞，为人端庄娴静。王季思每有来信，徐氏就叫堂妹读给她听，而她给丈夫写信，也让堂妹代笔。也许是信件里藏着什么秘密，过了一段时间，王季思与徐碧霞两人的心中悄悄萌生了爱意，不久陷入了热恋。

王季思和徐碧霞鸿雁传书，毫不吝啬表达心中的爱。有一天，王季思回到温州，偷偷带上徐碧霞来到小南门轮船码头，准备坐船去上海。王季思担心码头上人多眼杂，让徐碧霞先上客轮，自己则躲在码头附近一家店铺里，直到客轮汽笛声响，船儿即将启航，他才从店里飞奔而出，跃身跳上甲板。船儿缓缓离岸，驶入浩浩荡荡的瓯江。知情者结合《西厢记》中崔莺莺待月西厢、张生跳墙赴约的情节，称此举为“王生跳船”。

这无疑是“私奔”，在王家和地方上掀起轩然大波。王季思父亲在家族里威严十足，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儿子不知去向，他把儿媳妇斥责一通。徐氏老实懦弱，被骂得两泪汪汪，躲在房间里连吃饭也不敢出来。

在路途上的王季思，深感愧疚，觉得对不起夫人。过了几天，他就回家了，向徐氏赔不是，还带着她去踏青郊游。但两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差距不言而喻，徐氏终究没法做王季思精神上的伴侣，无法得到他的爱意。抗日战争胜利后，徐碧霞陪伴在之江大学任教的王季思身边，在钱塘江边的六和塔附近安家。而徐宝珠孤寂地做着王家的媳妇，她育有一儿一女，后来她随女儿到北京居住。

徐碧霞对王季思的照顾体贴周到，细致入微，浸满了密密匝匝的深情。1957年，王季思的理论和作品受到了批判，研究和写作落入了低潮，这让他忧伤。1958年秋天，徐碧霞因病去世，这对于王季思来说无疑是至痛的打击。黝黯，成了他当时生命的底色。

王季思一生中有三段姻缘。在王季思走出悲伤之后，由小妹王静香作为介绍人，他与他的学生姜海燕确定了恋爱关系。姜海燕也是温州人，当时在家乡教书，比王季思年少15岁。王季思重拾率真的性格，追求着爱情，历经一些波折，叩开了姜海燕的心门，再次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姜海燕是唐湜先生的妹妹唐金金的高中同学，婚后她给唐金金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过去是同学，现在变成亲戚了。”字里行间仿佛映照着她桃花般明媚的含笑俏脸。而王季思对姜海燕更是疼爱有加，以“玉轮”题轩，因姜海燕小名月娥。在爱情的暗香中，在妻子的帮助下，王季思重燃对文学与家国的挚爱，着手主编《中国戏曲选》《全元戏曲》等学术著作，有了更开阔、更丰富的生命重返。

岁月流逝，白云苍狗。1990年8月，姜海燕患上登革热并诱发心肌炎，一天上午，姜海燕去医院，王季思把她送下扶梯并说好等她回家一起吃中饭，不料，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享年69岁。那一年，王季思已是84岁的老翁了，欲哭无泪。

三、“王老虎”其实是个超级“暖男”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王季思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据说有一次他在学校里踢球踢累了，趴在办公桌上小憩，此时正好有斜阳映照进来，把他的身影投射在板壁上。一位调皮的女同学见状，拿粉笔把他的影子轮廓勾勒下来，结果像一头老虎，王季思的老乡、同事夏承焘在板壁上加了“睡虎图”三字。由于王季思平时不苟言笑，举止严肃认真，好与人争执论理，“王老虎”的绰号就在同学中传开了。

王季思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严谨细致，对待学生宽厚仁爱、关怀备至。遇到什么开心事，他常请学生吃蟹喝酒。他的家乡温州有绵长的海岸线，盛产江蟹、蝤蠓，不管他身处何地，都想着那嫩玉红脂的螃蟹。他爱喝黄酒，喜欢持螯把盏，娓娓而谈，却也酝酿了乡愁。

1947年，中国进入了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那年暑假，浙大进步学生薛天祀和党员学生夏文俊在温州被国民党逮捕，王季思和夏承焘得知消息后不顾自身安危，赶到家乡奔走营救，两位学生才获释出狱。1949年，王季思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7月，中大学生赖春泉被捕，国民党秘密判处他死刑。地下党派人找到王季思，请他出面保释营救，他亲自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为赖春泉办理保释手续。

革命家陆定一夫人严怀瑾（后改名严慰冰）和她妹妹严仲昭（后改名严昭）也是王季思的学生，1934年，姐妹俩在江苏松江女中读书，王季思给她们上国文和历史课。“文革”期间姐妹俩受到波及，王季思闻讯后一直为她们担忧。1980年，他出差到北京，见到已经白发苍苍的严怀瑾和严仲昭，忙从背包里拿出从广州带来的嘉应子，说:“我上了年纪，带不动多的东西，这嘉应子北京没有，姊妹俩分着吃吧。”严怀瑾和严仲昭非常感动，铭记在心，著文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