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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晚上，理想国举办了一场名为“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我们都曾经从高考作文开始”的线上直播，梁文道及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作家苏童、孙甘露、杨照，诗人西川及音乐人张亚东就他们时代的高考作文怎样写和写什么，以及各自青年时代的创作进行了对谈。

7月7日，是高考考语文的日子。大部分人这一生和文学创作最有关系的恐怕就是高考作文了，写作文会影响到后来的创作吗？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应试教育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任务？而在很多年前的八九十年代，如今已经是文坛大家的作家们是怎样理解作文的呢？对话中，各位嘉宾各自谈了自己与作文的缘分。

当年我们怎样写作文？

西川：我完全不记得高考作文写的什么了。我以前写作文，老师会拿出来当范文，我自己就觉得很得意。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要写的不光是作文，我小的时候写过儿歌，而且在全校的大会上朗诵着，我自己就觉得，我每学期必须写一首儿歌，在全校的大会上朗诵。

我有一次写了一个作文，我是学的苏东坡。苏东坡有一篇小文章就一句话，我也自己逞能写了一篇作文，就一句话。老师把我臭批一顿，给我特别低的分。但是我自己拿着苏东坡的《承天寺夜游》，我说你看苏东坡都可以这么写，我怎么不能这么写？结果老师没话说了。所以苏东坡后来就成了我的大靠山。

孙甘露：我没有参加高考，所以没有高考作文。但是我记得以前在课堂上，老师也是会把我的作文拿出来作为范文来读。但是有一个情况，做课堂分析的时候，我的分析通常在老师看来是错误的，通常人们说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我归纳提炼出来的好像跟标准答案不一样，这是令人非常沮丧的。

苏童：我参加高考是1980年，那年高考作文题目叫材料作文，给一段材料，关于达·芬奇年轻时候画素描老是画一只蛋，让你发挥写一篇作文。我认为我的作文是强项，我认为我会得很高的分，但是事实上我的语文才拿了70多分，我后来是靠数学、地理拿高分考上的北师大。

今天谈高考作文，我突然在梳理，我在四十年前有一个什么冤假错案？四十年前这个血案我今天梳理清楚了——我审题审错了！我今天可以根据这篇作文得出两个出题人希望你走的方向，有两个方向我只走了一个，一个方向就是勤学苦练，但是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一切都要从基础做起，这个我提都没提。当年我没有从那个题目当中领会出这层意思来，所以我相信我的分是丢在这个方面了。四十年以后，我审题审清楚了，可惜这篇高考作文已经远去了。

杨照：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进入校刊社，后来又当了主编，但是我们一群人每次写作文的时候就会设定非常清楚的目标：如果你在作文课得到很高的分数，我们就会嘲笑他，因为作文就是让我们写八股文。那时候作文评语，说一定要有结构，一定要有中心思想，那都是套装的，你如果套装套得很好才能得到很高的分数。那时候我们喜欢文学，喜欢读诗，所以就很看不起这种东西。可是如果你拿到很低的分数也不会得到敬重，你就有一种特别追求的目标，我们希望写完作文之后，发回来的时候上面是老师用红字写的“到办公室来找我”，老师不知道怎么打分数，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挑战老师。

我印象最深刻的，最过瘾的一次，老师要求我们写《梅台思亲》读后感，那是蒋经国当时怀念他的父亲蒋介石的，那是很重要的官方文件，所以要求学生必恭必敬讲出你如何读的。我们就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我记得我的一个同学说，这个《梅台思亲》太重要了，我一整天都在读，早上起来也读，最重要的重点是，我有一个时间读不下去，因为我把这个书拿进到厕所里，我在上大号的时候，因为太臭了，所以我没办法继续读这个书，我觉得我不应该读这个书。写这种作文，老师到底怎么批改？对老师来讲，给你高分也不行，不给你高分也不行，因为表示说你这么敬重这本书。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一直挑战老师的耐心。

我要考高考的时候，必须收掉所有这些当时挑战他的东西，乖乖地写一篇文章。但是的的确确我当时的信心是文道刚刚所说的，我希望写完这个不要再写，再也不需要写这种作文了。所以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作文，是考完高考之后。我不是鼓励今天考高考的学生朋友们做这件事，而是真的这是我的体会，我考完高考的那一天，还没有回家之前，我就把所有的课本拿到校刊室门口，我们点了一把火把课本给烧掉了。

张亚东：我上学的时候，每到课间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把我围起来讲故事，他们知道我在编，但是听得都非常当真。我想也许小的时候有编故事的能力，只是因为选择音乐，没有那么多尝试。但是或多或少跟文字的关系一直是有的，比如我要写一封信，和朋友交流，或者是阅读，这就是一种习惯，我觉得是以另外一种非专业的方式一直参与文字。如果你可以在文字或是音乐里找到那个感觉，大概你就再也不会丢掉，不一定成为职业，对我来说你永远都会跟它发生一个关系。

谈谈青年时期的创作

“有才智的人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他同时也知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青年写作者必须面对这一切，不是愤世嫉俗，不是顾影自怜，不是抄袭现实，不是炮制性别、宗教的新类型文学，而是去做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争取不可能之事，争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与重新联结，争取身份与地域之外的更广袤、更真实的世界。高考作文或许只是很多人写作生涯中非常微不足道的一瞥，而他们更多的文字都在处理各自和时代的关系，在7月7日的直播中，大家也谈到各自的青年时期的创作：

张亚东：七十年代的时候，获得知识的途径非常少。小的时候，比如我看一本书，或者我听一个音乐，我只是渴望成为那个人，成为它的文字、成为它的音乐，所谓创作的冲动就是，我大概想要变成那样。有的时候回看，只是觉得年轻时候真有劲，特别有那个冲动。现在觉得收敛很多。

西川： 我中学就开始写点诗，写古体诗。到大学我一开始也不想当个诗人，我自己的梦想是当个画家。学校搞朗诵会，我有机会登台，结果读完以后掌声雷动，那个掌声我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所以我就有点下不来了。

年轻人干事，是一帮人一帮人的，你写的时候边上一定也有人在写，那些人还表扬你，有时候挤兑你，但是气氛特别好，热闹。你又出风头，你就觉得身上充满了创造力。

孙甘露：写作首先是从阅读来的，你读了很多书，受这些作品的影响，渐渐的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愿望。实际上，我好像直到今天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写作这个事情跟你的感情、跟你的感受这些东西维系在一起，我很难把它看成是上班。反过来讲，可能在青少年时期你的创作还是很初级的，或者说很不成熟的时期，你的心理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当然我也写过一点诗，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这个感受并不是和你的写作的成熟度、完成度来衡量的，而是你心里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来衡量的。

苏童：青少年时期，认识到文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好像它是可以变魔术的，因为文字的组合，因为造句的功能，让文字可以变成诗，可以变成散文，可以变成小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初中时期的一个班主任有一天写了一首散文诗，散文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特别新鲜，特别刺激，我就坐在黑板面前研究他的诗。首先我认定诗写得很臭，什么课堂桌椅明亮之类的，但是这个变魔术的光彩我看到了，文字可以变成一个魔术。

杨照：年轻时候写作文，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同伴，另外一个是成就感，因为有这样的同伴，所以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开始编校刊。我们这群朋友当中，彼此有各种不同的讯息，彼此互相帮助，慢慢形成了一个标准。我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写诗，那时候会有一个自信心，那三年当中大概写了将近两百首诗，花费很大的是邮票钱，寄给各式各样的诗刊，发现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写的，大部分都被刊出来了，所以这时候就会感觉到，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被证明，我是能够写诗的人。

我刚开始的时候写诗，本来是有一点信心的，可是后来为什么改成以小说为主？一个比较早的原因，是到了高一认识班上的一个同学，其实就觉得很悲哀，我遇到的这个同学是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清楚知道他写得比我好太多了，我觉得我写诗一点前途都没有。所以这让我觉得我继续写诗有意义吗？连在自己的班上都不是最好的，那你写什么呢。所以我后来相当程度上把比较多的力气放在小说上，因为当时台湾的那个气氛对于我在成长过程当中跟文学的接近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诗，尤其现代诗，年轻人可以写得好，但是不见得只有年轻人可以写好，例如说相对于小说，诗可以靠直觉，你甚至不必要有很多的文法，你可以靠非常丰沛的感情跟直觉写出很好的诗。在台湾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像痖弦，32岁之前把所有的诗写完了。郑愁予最好的诗基本都是20几岁写的。台湾的很多诗人年轻时候爆发式地把诗写完了，也写出很好的诗。

但是小说里面很多东西，包括从叙事的声音，包括到结构，包括到思想，包括小说前后的关系等等，有很多需要通过时间进行练习，不太可能单纯只是天才，天才也许可以写到一篇、两篇好的小说，像苏童那么早开始写小说。一路写下来你会知道小说需要很多的历练跟琢磨，这是我觉得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孙甘露：青年写作在今天，就像我们以前一直讲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都有他的感情来表达。但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学史的脉络里来看作品，来看年轻人的写作。包括网络写作或者其他的一些写作，我觉得可能是指的一种青年文化，并不是在一个传统的文学意义上谈论，可能里面有很多人混合在一起，所以每个人、每个作品要单独地来甄别、来讨论，很难笼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