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亲人再做文人” ——朱朝敏《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研讨会纪要
7月4日,湖北作家朱朝敏的纪实作品《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线上研讨会举办。会议由湖北省作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长安街读书会主办,北京华景时代传媒公司协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作会议讲话。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主持会议。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坤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董事长赵红仕,长安街读书会会长张斗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常务副总编辑刘凯,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朱文平以及孟繁华等知名评论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等30余位媒体记者参加会议。研讨会在新华网等平台全程直播,在线关注人数达79.14万人。
现刊发部分与会专家发言摘要,以深入探讨脱贫攻坚题材创作的经验。
阎晶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而同时又面临着疫情常态化的防控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百里洲纪事》的出版和今天的研讨就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百里洲纪事》特点鲜明:一是作者与叙述对象之间、与表现对象之间是零距离;二是作品采取了细节化的描述,深入到生活的肌理;三是作者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独特手法,让现实中的干部和群众变成了鲜活的文学形象;四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非常鲜活。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湖北作协不仅在抗疫工作中表现出色,在聚焦脱贫攻坚,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创作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这部作品记录脱贫攻坚的个性特色鲜明,作家以其创新性创作实践告诉人们,题材的重要、必要或及时绝非决定作品高下的全部,文学创作真正的应有之意,是写出辨识度,展现个性。朱朝敏带着感情、带着思考、小说家风格的写作充分展现了作品的独特性,写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脱贫攻坚事业的多样性,国家政策的执行,党的阳光和温暖如何送到基层。作品深刻地告诉我们,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扶贫与扶智、扶志的结合越来越重要。希望作者保持自己的特色,表现生活中的更多异彩。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百里洲纪事》是一个独特的文本。这本书有12个故事,让我想到《木兰辞》里的“军书十二卷”,给人感觉朱朝敏能够写出这样的内容很英勇,她身上有一种花木兰的精神气质,能够深入脱贫攻坚前线,而且扎到最里面,记录下了决胜全面小康的战绩。同时这个文本太独特,心思非常细密,心地非常温暖,用身入情入心入的体贴写下劳动者尤其是弱者在时代中的生活史、观念史的变迁,这是很难得的。每个章节中有一个共同的写作特点,在作者的认知统构下,都是基本分了四块:亲历、基本情况、故事、后记。扶贫对象的基本情况,别看是简略得像材料一样的东西,其实因其各有各样,但又如同史册所载,浓缩了扶贫脱贫的必须和扶贫脱贫的重要,就在文学性为主的文字中显现出以诗著史的力道。“先做亲人再做文人”的创作姿态也让这部作品更加具有感染力。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朱朝敏对作品如何抓人很有体会,比如她写杨勇1986年农药中毒后,他把千般恨万般罪都归拢在一起,算在了棉花身上,他认为,“棉花”是残害他和家人的罪魁祸首,他内心里万般抵抗棉花。孤岛的主要农作物就是棉花,棉花就是孤岛所有家庭的生活来源。但杨勇说什么也不种了,不仅不种,连看一眼都拒绝。贲芳芳偷偷打营养钵培育棉苗,又到田里栽种,却被杨勇用锄头全部锄掉。写一个人受了刺激之后的应激反应,非常形象、生动;写扶贫干部的不容易,比如周先海,曹彩云一天曾给他打了40多个电话,30多条短信。这样的情形真是难以想象。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协会常务副会长):我们很多文学作品由于自己的局限和生活没有打通,总是在自说自话。但朱朝敏的作品很接地气,很有现实生活的烟火气,也有现实生活脉搏的跳动。扶贫攻坚是我们国家进行的一场伟大的、历史的甚至是未来的脱贫攻坚活动,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大的事件。对这样伟大的的事件,我们文学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应该有介入的态度。朱朝敏参与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好,她的写作为脱贫攻坚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留下了百里洲人民生活命运改变的痕迹,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这块土地,对这块土地上人们命运的变化,具有实际性的意义。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百里洲纪事》确实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跨越了小说和纪实两种文体,是一种文体交融性的写作,这样的作品我认为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同时这部作品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纪实文学写作,在涉及到人物的隐私和耻感内容时如何避讳?如何书写?这也是报告文学应该面对的课题。同时我觉得,朱朝敏本人有着非常好的创作的根据地,就是百里洲这座“孤岛”,这也是她文学的故乡。也许若干年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她拿出一部更为优秀的关于“孤岛”的长篇小说,这也是我们所非常期待的。
刘颋(《文艺报》副总编辑):朱朝敏选择的这个主题,并不是一个讨巧的主题。这个主题的写作难度,相对于扶志与扶智的脱贫攻坚书写,是更需要耐心,更需要对书写对象的精神与心灵状况进行细致研读。朱朝敏在作品中一直在强调,书中写到的12个故事也一直在贯穿,就是在扶志和扶智以外,精准脱贫需要关注人的心理健康,扶贫需要真诚,而她的真诚就表现为以心换心。朱朝敏以她自己的努力,试图给今天脱贫攻坚的宏大叙事作出文学的表述,以文学的方式对脱贫攻坚主旋律中的个体进行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关注,让这部作品有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李云雷(《文艺报》评论部主任):朱朝敏比较熟悉百里洲熟悉她的故乡,所以才能给我们塑造那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讲述那么多带有细节的丰富的人物,对家乡人物的熟悉使整部作品情感真挚、细节真实,是我们新时代农村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作者不仅关注物质贫困,而且关注心灵贫困、精神贫困,深入到每个家庭、每个人物的内心深处,加以呈现,她把新时代农村遇到的问题,尤其是贫困农民遇到的现实问题、物质问题以及精神问题,都充分呈现了出来,有一种深刻的命运感。在这里,作者将家乡人物当作亲人,把自己关于故乡、乡村的回忆与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结合在一起,写出了特别富有时代深意的场景。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读《百里洲纪事》,于我而言,也是纸上返乡的过程。这不是百里洲的第一次文学再现。之前,赵瑜、胡世全就以《革命百里洲》一书追踪了这片土地的革命前史。现在,在朱朝敏绵密悠长的叙述中,家乡父老的语音语调如奔腾的音符接踵而至,那泼辣的生动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声音,是我关于故乡的深刻记忆。山川风物,故里良景,历历在目,乡愁油然而生。这得益于朱朝敏精准的素描,也得益于她的倾情。没有情的文字,是死文字。当朱朝敏将浓得化不开的深情投入到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辛苦劳作的人们的时候,百里洲再度焕发了文学的神采,成为我们心中不舍的惦念。
高晓晖(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百里洲纪事》有四个关键词:身份认同、精神返乡、心灵审视和自我救赎。朱朝敏认同自己是百里洲人、扶贫者、需帮扶的“贫困者”,三重身份介入脱贫攻坚现场,强化了故事的感染力;作品透视出的悲悯情怀和大道大义引领着作者的精神返乡之路;朱朝敏对百里洲贫困者和帮扶者的心灵现实的关注是作品最鲜明的特点和最醒目的亮点;《百里洲纪事》的创作过程也是朱朝敏完成自我精神救赎的过程。
朱朝敏的身份认同、精神返乡、心灵审视和自我救赎,是互为因果的。身份认同引领精神返乡,精神返乡又催化心灵审视,最终完成自我救赎。同时,自我救赎一旦成为写作的内在动因,她的身份认同、精神返乡、心灵审视,都成为了自我救赎的实现路径,所以,从本质上说,《百里洲纪事》具有深切呈现百里洲人心灵史的意义。
昌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这个作品以写人为主,写作的重点似乎不在扶贫,而在人的命运。从人的命运中可以看出致贫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又大多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关。作品给读者提供了一些鲜明的事例和鲜活的人物,也继承了一个文学传统,即屈原传统。
蔚蓝(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百里洲纪事》是在赵瑜、胡世全写的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发表17年后又一部以“百里洲”命名的纪实性作品,它延续和扩展了作为湖北地标的“百里洲”的文学品牌效应。《百里洲纪事》在创作上具有突破性,这既表现在与同类作品间的区别,而且也印证着朱朝敏对自我创作的一种尝试性强调与拓展。对“脱贫攻坚”这一时代主题的表达,朱朝敏有自己的写作特点,她以文学的笔触去突显寻常生活场景的毛刺感,写人的生老病死、命运人生,以文学之笔去塑造人去写人性。
蔡家园(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院长、《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百里洲纪事》的出版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对于她的个人写作而言,预示着新转折。她过去的那些作品优美、精致、绵密、轻盈、缠绕,而这部书显得质朴、细腻、温暖,充满了热气腾腾的生活质感,也充满了直逼人心的力量。第二,对于当下脱贫攻坚书写而言,这是一部独辟蹊径之作。她没有因袭主旋律创作的流行书写方式,而是遵循自己的美学观念,将素材进行充分对象化,进行了一种个人化的书写,为当下的主题创作提供了新经验。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读这本书有三点体会:第一是纪实文学写作的地域性问题。百里洲的这些贫困户也是整个中国贫困乡村的一个缩影。从百里洲辐射到全国,就是我们当下普通的乡村贫困百姓所面临的生存难题。第二是这本书所呈现的重要主题:从物质扶贫到精神和心理扶贫。第三个是从文学性书写到社会学和哲学反思。
叶李(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朝敏发挥了自己写作上的优长,朱朝敏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艺术气质、孜孜以求的美学探索和执着于“回溯”、向内看的写作倾向,在这部作品中同样充分地发挥出来,也因此使作品表现出了鲜明的艺术个性,独具一格。看朱朝敏的这部作品你会领悟到扶贫也是一个唤醒过程,是心灵救赎、心理修复和精神重建的过程。
李雪梅(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用三个词分享下我的阅读感受:故乡、时代与人民。《百里洲纪事》是一次真诚的返乡叙事,以真诚的写作成为众多扶贫文学中的“这一个”;作者及时回应了时代的召唤,完成了作家的历史使命;《百里洲纪事》呈现出自觉的人民性立场。这里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名词,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李修文(湖北省作协主席):这次研讨会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湖北文学界的第一场作品研讨会,实为不易,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能够参加这次的线上研讨会,不仅是对《百里洲纪事》这一部作品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对湖北文学的关心和支持。
朱朝敏是湖北近年来涌现的一位十分优秀的青年作家,正在以自己强劲的创作实力走向全国,她的创作既有充沛的个人特质也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百里洲纪事》这部作品来自精准扶贫的现场,记录了当下乡村物质和精神的深刻变化,既是脱贫攻坚决胜历程的如实报告,也充满了作家的美学追求,集中体现了朱朝敏近些年的写作志愿和抱负。
文坤斗(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听了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很受启发,谈几点感受:第一,这次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作品研讨会正当其时,很有意义。第二,各位领导专家的精彩发言独到精当,很有指导性。第三,这次研讨会对我省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发展很有帮助,起到了鼓劲加油的作用。
刚才各位专家的发言,对湖北作家的创作,对湖北文学组织工作都极有启发作用和指导意义,湖北省作协将认真消化这些意见和建议,并以此为契机,继续组织全省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动作家创作出更多的脱贫攻坚精品力作。
朱朝敏(湖北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作者):《百里洲纪事》是以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为背景,记录了12个脱贫攻坚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我正是在亲身经历中见证了这项国策的不同凡响,以前我是坐在书斋里想当然,但是我参加精准扶贫的工作以后,我发现我的观念出现了偏差和误解。在下乡中我遇到许许多多震撼我心灵的事情。《百里洲纪事》的着重点就是记录这个群体正在进行的心理脱贫故事,在写法上我注重个体及其他们的变化,这个变化着重在他们的内心和精神,而他们的内心和精神绝不是孤立的,是在历史和时代变化下的种种经历。在精准扶贫的政策下,弱势群体和帮扶人员一起努力正在摆脱经济、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贫困,他们的身上闪烁着时代的精神光芒。
(湖北作协韩永明、刘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