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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革命者》选摘

来源:文汇报 | 何建明  2020年07月01日07:28

俞晓夫油画《真理的味道》,画的正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那个关于“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的故事,当时陈望道只顾奋笔疾书,误把墨水当成红糖水

1920年初春,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进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4月下旬,这部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 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同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1000册(红色封面),9月份再版1000册(蓝色封面)。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其中,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本因迄今发现的数量稀少,十分珍贵。

今天是党的生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和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犹如一块吸力无限的磁石,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奔向这里。在那段峥嵘岁月里,革命者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慨然前行,浴血奋斗。

书写革命者群像、弘扬革命者精神,也是文学界重大命题。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新著《革命者》新近在沪出版,以文学形式重述早期党史,一一打捞曾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的故事。该书入选中宣部2020年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可以说是“四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读本。

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正是在上海诞生。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也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今天开始,文汇报将分三期对《革命者》进行选摘,和读者一起重温革命先烈在上海前赴后继作斗争的岁月,更好地挖掘传播“四史”中蕴含的初心之源、奋斗之魂。

——编者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1920年初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法租界的渔阳里一片银装素裹。

“但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踏着雪水,来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见了李汉俊、陈望道等后,把身上的大衣一脱,一边与他们一一拥抱握手,一边激情道。陈独秀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

陈独秀屁股一着凳子,就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李汉俊说:“我同意望道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他边说边在屋子里走动着,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秀的字,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这既是陈独秀的意见,也是李汉俊的意见,他俩一致认为陈望道的日语水平好,英语又比他俩精通。

“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说:“现在是越快越好!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

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一时不容易找得到了!”

“太好了!”李汉俊一听也兴奋了,说,“我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腾出来。”

陈独秀马上摆摆手:“可不是仅仅在你的《星期评论》上发,还应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

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仰。

2

有一个“镜头”本来并不打算写,但因为我几次去过浙江义乌,对“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印象太深,故专门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老家走了一趟。他的故事也深深地烙在我脑海——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一百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两天时间,因为那里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

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父非常有远见,一定要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出去,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

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本外文版《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里既寒冷,又寂静。

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翻译。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一边给他的双腿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这样唠叨着。

“不妨。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你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酸菜,就马上想起你包的粽子,没法比!”陈望道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道。

“你爱吃,就天天给你包喽!”母亲收起儿子扔下的粽叶,轻轻地退出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门。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呀!

你听,其声如擂鼓,振聋发聩——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急近党,德国侦探都在这里面。

那些在野的政党,有不被在朝的政敌诬作共产主义的吗?那些在野的政党,对于其他更急进的在野党,对于保守的政党,不都是用共产主义这名词作回骂的套语吗?

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明了——

由这种事实可以看出两件事:

一、共产主义已经被全欧洲有权力的人认作一种有权力的东西。

二、共产党员已经有了时机可以公然在全世界底面前,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目的、趋向,并对抗关于共产主义这怪物底无稽之谈。

是的,全世界“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这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蹿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

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战斗——

欧洲争霸之战的普法战争中,法军惨败。9月,巴黎革命推翻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十万普军直逼巴黎,法兰西首都的工人们奋起抗战。然而,第三共和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在血腥镇压了巴黎人民的两次武装起义后,竟然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

1871年2月,法兰西卖国贼梯也尔组织新政府,继续执行出卖民族利益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政府派兵偷袭蒙马特尔高地的停炮场,企图解除工人武装。巴黎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击溃了政府军,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巴黎市政府。3月28日,新当选的公社委员朗维埃庄严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由此诞生。

但巴黎公社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乘胜追击梯也尔政府残余。结果,梯也尔重新纠集武装力量,并勾结普鲁士军队于5月21日攻入巴黎市区。一周激战,5月28日凌晨,巴黎公社战士弹尽粮绝,最后的147名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东北角的墙下全部被政府军队屠杀……血染巴黎街头,其景惨不可睹!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狄埃所写的诗,后被谱曲而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

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那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这是卡尔·马克思的话。

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这时,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不敢打扰,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掩上。唉,这书呆子!出门的陈母轻轻地叹了一声,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

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边屋顶,“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只是偶感饥肠辘辘时,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手指扒拉着解开粽叶,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咀嚼着那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很润、很甜,就这样边吃边译……

“融儿,红糖够不够呀?”这是母亲的声音,她怕打扰儿子,就站在门外问道。

“够了够了……蛮甜的了!”儿子在里边传出话来。

母亲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柴门,去给儿子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红糖咋没动?母亲觉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

“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了起来,“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心疼地看了一眼儿子,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样吗?我看哪,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

儿子笑了,说:“我没糊涂,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呢!”

3

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将墨汁当糖吃的故事,后来流传开来,于是我们都知道了“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

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将中文译稿交给了李汉俊和陈独秀,这两人便进行逐一校正。陈独秀对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大加赞赏,但是说到出版,囊中羞涩的陈大教授就有些为难了。

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办的《星期评论》杂志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卖,已经入不敷出。陈望道苦干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因为没有印刷费,一下陷入无法出版的境况。

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实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李大钊,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同时李大钊又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之后的几天日子里,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等多次相约在刚刚建成的北大“红楼”的图书馆见面和座谈,共同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

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见当时进步知识界极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陈独秀。

“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除了一张嘴和一支笔外……”陈独秀对维经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见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来了,因为此时他正愁没钱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事。

“这个我们支持!”维经斯基说。

“哈哈……看来革命不能光是呼口号,还得有经济实力支撑!”陈独秀大喜。他随即交代李汉俊:“找个可靠的书局,抓紧印!”

很快,第一部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诞生了!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很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时间仓促,第一版印刷出来的《共产党宣言》的封面,竟然把著作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如今我们在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可以看到这个版本,它也让我们知道了当时的革命者渴求真理的急切心态及工作状况,因为出书的整个流程可能就是一个人完成的,而且是在秘密又缺钱的状态下进行的。

错版的《共产党宣言》很快被纠正。一部一般中国人能读懂的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出现,给上海乃至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以极大的鼓舞。大家从导师的《宣言》中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之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许多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事件与创举,比如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即文学家茅盾)、邵力子等;比如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后他到广州赴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指定李汉俊负责,骨干有李达和陈望道等。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便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与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通信联络,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到底叫‘社会党’呢还是……”陈独秀在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便与北京的李大钊商量。

“蔡和森来信建议叫‘共产党’!”李大钊道。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是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和旅日的周佛海以及代表陈独秀的包惠僧,共13人。应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身份不便加之保密需要,反而没有参加。北京小组的代表邓中夏,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而临时换成了只有19岁的刘仁静参加。

出席“一大”的代表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后来都是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他的目的地是上海

1931年2月7日,柔石、殷夫、胡也频、李秋实、冯铿等五位左联进步作家和其他19位革命志士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杀,他们就是“龙华二十四烈士”。 图为王少伦油画作品《左联等烈士走向刑场》 (现藏于龙华烈士纪念馆)

1

柔石的原名叫赵平福。16岁那年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是1918年的事。年少的柔石第一次走出大山,从宁波港乘船先到了上海,再奔杭州。第一次出远门,就见到了三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杭州,让柔石从此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更灿烂”。他上浙一师时,正逢这所“浙江革命熔炉”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后来受到被称为浙一师“新文化运动”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刘大白(后在复旦大学执教,是复旦校歌词作者,1932年去世)、李次九和夏丏尊(因受日本侵略者迫害,于1946年去世)的影响,柔石在入学的第二年就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原本只想“好好念书”的他,看到自己尊敬的经亨颐校长和陈望道等“四大金刚”被解聘,以及他十分欣赏的同学、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主编施存统被开除等触目惊心的事件后,柔石有了“现今中国之富强,人民之幸福,非高呼人人读书不可”的全新认识。

然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柔石,像绝大多数青年一样,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进步的思想潮流,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旧势力干扰,他们的追求仍受到束缚。柔石在省城上大学,他家人为了“锁住他的心”,在老家给他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农村媳妇,让身处新潮生活中的柔石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这与他革命战士的人生追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他的许多作品和诗中都流露出这种挣扎又不能摆脱的痛苦。 “五四”时期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人生过程,包括鲁迅、茅盾、陈独秀等。

这种痛苦与挣扎,是那一个时代的青年所面临的一场人生搏杀——

活着要活的痛快,

死了便死个清确,

平复!莫忘人生真正的意义,

你立身的价值!

柔石用自己的诗句来激励自己,并对自己说:“你应当知道你自身的宝贝之宝贵和爱情。你应当高飞你坚决的意志之艇,以达到环行地球的目的。……你应该去喜马拉雅山峰而俯视太平洋的宽阔呀!从今后,决愿你明白夜和月,明白生存和死亡,生存和死亡所拴系的切要意味!”

有道是,愤怒出诗人。压抑者,也容易成为作家。柔石便是在这种心境下越来越爱好文学,并用文学释放内心的痛苦。

1925年,他带着短篇小说集《疯人》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这让他人生又有了一个全新的飞跃。就在此地,他结识了冯雪峰,认识了在这里上课的鲁迅,尤其是听鲁迅的课,使他感到是“平生之最大乐事,胜过了十年寒窗”。

这一年,上海的五卅运动给了柔石思想上巨大的冲击与影响,让他从一个进步青年,一跃成为革命者。也就是在这场反帝革命斗争的浪潮中,他发表了著名的战斗诗篇《战》,让他成了声名鹊起的革命诗人。95年过去了,让我们重新读一下这首战斗诗篇,感受一下那个峥嵘岁月里的战斗激情吧——

尘沙驱散了天上的风云,

尘沙埋没了人间的花草;

太阳呀,呜咽在灰黯的山头,

孩子呀,向着古洞森林中奔跑!

……

真正的男儿呀,醒来罢,

炸弹!手枪!

匕首!毒箭!

古今武具,罗列在面前,

天上的恶魔与神兵,

也齐来助人类战,

战!

火花如流电,

血泛如洪泉,

骨堆成了山,

肉腐成肥田,

未来子孙们的福荫之宅,

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呵!战!

剜心也不变!

砍首也不变!

只愿锦绣的山河,

还我锦绣的面!

呵,战!

努力冲锋,

战!

在北京的一年里,是柔石想得最多、写得最多的时候,他写小说,写诗歌,也写独幕剧,并且继续从事他擅长的散文写作。这个时候的柔石,有一种“拜伦式的英雄”追求,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外表少言少语,内心却异常丰富激昂,常常失眠于黑夜里,而黑夜里又是他最富激情的时刻。许多作品,都是他在彻夜不眠中完成的。“黑夜是他光明的追求时刻,也成就了他革命的烈焰熊熊燃烧的最美好的时光。”友人这样评价他。

1926年,柔石回到故乡宁海办校,后来还成了县教育局长。而由他主持工作的宁海中学也慢慢成了宁海革命大本营。可惜,后来在党内“左”倾路线影响下,一场 “暴动”葬送了这个学校,也葬送了柔石在家乡的教育救国之路。

故乡的一场革命的失败,也粉碎了柔石内心曾经想过的开辟“宁地之文化”的梦想。残酷的现实,更让他明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推翻反动统治。

“门前拴着晨风中高嘶的白马,声音正激荡着壁上深思的宝剑呀!”柔石又一次离开故乡,而这一次他就再没能回来……

2

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以革命者的战斗姿态,他正式到了鲁迅麾下,成为一名巨人身边的战士。

这是1928年初秋的上海,桂花飘香的季节。鲁迅住在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第一次见面,柔石虔诚地捧上自己的《旧时代之死》书稿,并且向导师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与修改过程。鲁迅当即就喜欢上了这位浙江小老乡,因为在北京他就多少听说过“宁海有位文学青年”。鲁迅接下书稿之后的一番鼓励,让柔石心潮激荡,夜不能眠,于是他把这喜讯告知了远方的家人:

福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命运,不蹇促矣!

可见,鲁迅的鼓励在柔石内心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说来也巧,不多时,鲁迅因所居的景云里23号靠近宝山路,行人嘈杂,加上邻居时有小孩吵闹,恰好同胡同的18号有房空出,于是决定租下。鲁迅请他在商务馆当编辑的三弟周建人一起搬到18号居住,又念柔石等几位青年无居所落脚,便把腾空的23号让他们住。柔石听后开心得快跳起来。更让柔石感动的是,鲁迅还让他们到自己家搭伙就餐。

这些都让柔石内心充满感激与感动。他在日记中这样说,“自己的心底有异常的不舒服,”的时候,“在先生家中吃了饭,就平静多了”。先生“他的坚毅的精神,清晰的思想,博学的知识,有理智的讲话,都使我惭愧”,“先生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骂,深刻的批评,更使我快乐而增长知识”。鲁迅还帮助柔石将他的《旧时代之死》发表在《奔流》杂志上。

鲁迅的提携无疑为柔石走上革命文艺道路拓出了条宽阔大道。不久,柔石得知自己的好友冯雪峰在老家浙江义乌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而到上海,便把这位有才华、有见识的青年文学理论家介绍给鲁迅。

“请请,快请他过来认得认得!”鲁迅一听“冯雪峰”的名字,便兴奋起来,说,“看过他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我们的《奔流》上刊登过,这是人才!”

当柔石把这个消息告诉冯雪峰后,这位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文艺领导者的浙江义乌青年激动得连声高呼。

冯雪峰和鲁迅的见面,形成了联结中国共产党人与鲁迅这位文化巨人之间的纽带,而且鲁迅特别欣赏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并视为又一个真正的“知己”。夫人许广平最了解鲁迅的内心,她称冯雪峰是“在中国最了解鲁迅的人”。1933年冬,冯雪峰调往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时,是他第一个向毛泽东准确、全面地介绍了鲁迅,从此也使毛泽东对鲁迅有了感情上的共鸣。所有这一切,柔石无疑是起着重要的 “桥梁”作用。同样,柔石也在冯雪峰的介绍下,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们俩从此如双星拱月般地生活在鲁迅身边,既是鲁迅的学生,又是鲁迅与中国革命阵营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而他们三人本身又是并肩战斗在文化战线的亲密师生与战友。尤其是柔石与鲁迅之间的个人感情,随着时间推移,越发变得难舍难分。鲁迅自己承认,柔石是他在上海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办点私事的人”。采访过鲁迅的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经这样回忆说:“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叫柔石的,恐是鲁迅的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最受他爱护的了。”

柔石的出现不仅让向来办事不求人的鲁迅日常生活中方便了许多,最主要的是,让他渐渐结识了许多革命文艺青年,包括胡也频等。而柔石在鲁迅身边,获得的则是更强大和彻底的革命精神与革命信仰。柔石——完全成为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的笔和情随着革命理想燃烧,不再是单纯的借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来抒发革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而是真正的“革命”与“革命者”的胸怀了!

看一看他此时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伟大的印象》的纪实散文,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柔石那满身涌动的革命烈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

悠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我们,四十八人,密密地静肃地站着,我们的姿势是同样地镇定而庄严,直垂着两手,微伛着头;我们的感情是同样地遥阔,愉快而兴奋;恰似歌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义”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园。

我们,四十八人,同聚在一间客厅似的房内,围绕着排列成一个颇大的“工”字形的桌边,桌上是铺着红布,布上是放着新鲜的艳丽的红花。我们的会议就在这样的一间浓厚的重叠的如火如血的空气中开始了。

“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到处飘扬起来了!”我们的主席向我们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会词。

我们的关系都似兄弟,我们的组织有如家庭;我们依照被规定的“秘密的生活条例”而发言,讲话,走路,以及一切的起居的行动。一位姊妹似的女同志,她有美丽的姿势和甜蜜的感情,管理着我们所需要的用品底购买和接洽,并在每晚睡觉之前,向我们作“晚安”。

“谁要仁丹么?”在会议的长时间之后,她常常向我们这样的微笑地问。

为了减少椅凳的搬动的声音,我们是和兵士一样站着吃饭的。有一次,一个同志因等着饭来,这样说笑了:“吃饭也和革命一样的;筷子是枪,米是子弹,用这个,我们吃了那些鱼肉;快些罢,革命,吃饭,可以使我们的饥肠不致再辘辘地延长!”晚饭以后,没有会议的时候,或不在会议的一部分人,就是自由谈天,——互相找着同志,报告他自己的革命的经过的情形,或要求着别人报告他所属的团体底目前的革命形势,用着一种胜利的温和的声音,互相叙述着,讨论着。

“这位同志是代表哪里的?”

这句话是常被听到的。

从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里来的同志他们是非常急切地要知道“关于上海的目前的革命的形势”。

“上海的工人,市民,小商人,对于革命怎么样?不切迫么?不了解么?”

“除了工人,一般市民小商人,大约因为阶级的关系,对于各种革命的组织与行动,只是同情,还不很直接地起来参加。”我回答。

“上海的工作是紧要的呀!”他们感叹地。“农村的革命日益扩大,日益紧张的时候,上海的工人,市民,非猛烈地起来不可!”

有一位辽东的同志,身体高大,脸孔非常慈祥和蔼的人,他在和我作第一次的谈话时,——我们是同睡在一间寝室的地板上的——他就告诉我他对于革命底最初的认识和行动:他说他之所以革命,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四字,他是大地主的孩子,钱是很多的,而他却想推翻“做官阶级”——这四字是他用的;他说他自己是“平民阶级”——底专制,就从家里拿了一支枪,空身逃出到土匪队里去,因为土匪是“做官阶级”的惟一的敌人。可是第一次受伤了,子弹从上臂底后部进,由背上出,——同时他脱了衣服,露出他底第一次的两处伤痕给我看。他是受过几次的伤的(以后我知道他的精神也受过颇深的伤痕),第二次是在面底后部,耳朵底下面,银圆那么大的云的一块。——同时,他觉到土匪是没有出息的,非进一步作推翻封建社会的行动不可,于是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

……

威武的,扬跃的,有力的口号,在会议的胜利的闭幕式里,由一人的呼喊,各人的举手而终结了。我们慢慢地摇动着,心是紧张的,情感是兴奋的,态度是坚颜而微笑的。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背后,恍惚地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他们都在高声地庆祝着,唤呼着,手舞足蹈地欢乐着。我们的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他们在云霞之中欢乐着,飘动地同着我们走,拥护着我们的十大政纲,我们这次会议的五大决议案与二十二件小决议案,努力地实行着这些决议案的使命,努力地促进革命的迅速的成功。我们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我们分散了,负着这些工农革命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国的各处深入,向全国的工农深入;我们的铁的拳头,都执着猛烈的火把。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的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火,以血,以死等待着。我们分散了,在我们的耳边,仿佛响彻着胜利的喇叭声,凯旋的铜鼓的冬冬声。仿佛,在大风中招展的红旗,是竖在我们的喜马拉雅山的顶上。

这是一篇至今我所看到的在描写上世纪初革命青年在一起谈论革命、加入组织、畅想爱情等等方面最直观和形象的、具有强烈现场感的作品节选。

3

1931年1月17日的前一天,也就是柔石被捕前的那个傍晚,他去了一趟鲁迅家问有什么需要办的事,鲁迅便托他就自己先前与北新书局签订的一份合同去交涉一下。柔石接过鲁迅的抄件,就匆匆与鲁迅告别,说明天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第二天上午,柔石先到了永安公司右面隔一条街的一个小咖啡店,出席了左联一次执委会议。会后他到友人王育和家吃中午饭。之后,柔石带着一直被他称为“梅”的革命同志冯铿一同去东方旅社开会。

他们走进旅社的31号房间,坐下没多久,军警和特务便包围了他们,柔石、冯铿、林育南、胡也频等8人同时被捕……

三天之后,也就是1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那天,已经被折磨了三天的柔石连眼镜都掉了,仍穿着西装,脸部十分浮肿。年轻的女党员冯铿的脸颊浮肿得有些让人认不出。

“怎么都在这儿了?”柔石一看何孟雄等三十多名共产党人都被抓,不由吃惊。

蹊跷!肯定是被叛徒出卖了!

“现在开庭——”一场早已安排妥的法庭庭审装模作样地开始了。法官走过场式的一个个询问姓名之后,便由审判长宣读拟好的判决书:

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通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串同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共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特区法院将伊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

“来人,把犯人押解走!”

柔石等立即抗议:“我们不服判决!” “我们无罪!”法庭乱成一片。法警们不由分说,用枪托和警棍,威逼柔石他们上了停在门口的警车。

此时的柔石脚铐18斤重的“半步镣”。显然在敌人眼中他是和何孟雄等人一样的“重犯”。

“你应该知道那个鲁迅住在哪儿吧?”敌人想从柔石嘴里知道更多的东西,以撒开更大的逮捕之网。

柔石冷笑,道:“我哪知道!”

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柔石与小弟弟欧阳立安等同关在二弄九室的囚房。囚室里有10个人,除了6个政治犯外,还有4个军事犯。晚上,柔石与老共产党员柴颖堂睡在一张双层铺的上面。柔石没有棉被,只能钻在柴同志被窝中。因为两人都戴着脚镣,睡觉时常被冰冷的刑具惊醒。于是两人就在每晚睡前相互用干毛巾裹住脚,再轻轻入睡……

监狱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然而柔石依然乐观。他想到了鲁迅的安危,于是通过狱中秘密渠道悄悄写信给冯雪峰,向他通报监狱情况:

雪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人)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赵少雄”是柔石狱中的化名。其实如果不是叛徒出卖,他们许多人的真实身份敌人并不知道。从此短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身陷牢狱的柔石仍然一心惦记着“大先生”鲁迅的安危,这份情谊实让人感动。后来左联同志都唤鲁迅为“大先生”。

外表看起来很柔弱的柔石,其实骨子里非常坚强,尤其是他的斗争精神,很像鲁迅先生。当2月7日那天晚上他和难友们突然被押到二楼的“法庭”时,敌人欺骗柔石他们是去“南京”,需要他们一个个在纸上 “画押”。轮到柔石时,他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公文”,原来是“执行枪决书”!

柔石愤怒了,大声对难友们说:“同志们,这是执行书!我们不能按手印呀!”

“啊?他们要枪毙我们呀!”

“打倒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

法庭内顿时大乱。“快把他们押下去!快快!”愤怒的口号声和持枪宪兵们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使得龙华的那个夜晚格外凄凉和血腥……

野蛮残暴的敌人怕 “事出意外”,草草地将柔石等24位共产党人押至警备司令部旁边的一块荒地,就立即端起枪,一阵猛烈扫射,惨无人道地将24名共产党人杀害于此。

啊,这是龙华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后来也有人说,龙华的桃花之所以特别红艳,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浸了它……或许是吧。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一群青年。而我则失去了很好的朋友。”鲁迅闻知柔石和胡也频、冯铿等被敌人野蛮杀害,悲愤难忍。三天之后,他见到冯雪峰,一边落着泪,一边拿出刚刚写下的那首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悼诗。

两年后,他再度挥泪写下著名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那些青春的面庞

美术名家张安朴为《革命者》一书绘制了多幅插画,致敬所有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 图为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素材的插画。

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年轻的革命者,怀揣理想来到上海,来到党的身边,来到革命的中心。他们许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甚至是学业,离别了亲人和故乡,只身一人,或结伴而行。

曹顺标:

“我还没有恋爱过呢”

曹顺标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 “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十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室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作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

这位从萧山来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园。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之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重新在复旦大学高中部和大夏大学高中部读书,而这个时候的曹顺标,虽小小年纪,但已经是一位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凭借着“小囡”的身份,散发革命和进步报刊。两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17岁的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此举引起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进步人士及上海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竟然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对浪潮进行镇压。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济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标调到云南路会乐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济泽主持日常工作。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作出一项决定,将在这年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并在7月2日的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公开登出筹备联盟的一则通告,说是在7月15日召开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并公布了“筹备处”的地址,以供全市市民一起“共商国是”。

“坏了坏了!怎么把这秘密的事情让敌人也知道了呀?”曹顺标年龄小,但革命意识很强,当他看到省委的这则“通告”后,立即跟温济泽说。

“对啊,这事怎么能亮底牌嘛!”温济泽也认为这太危险了。于是两人决定向“上面”反映,可是没有得到回复。

年轻的曹顺标他们并不能理解“上面”的意思,他们回过头来,继续忙碌着联盟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获悉已经敲定在7月17日,正式在沪西胶州路与长寿路交叉口的沪西共舞台(又称共和大戏院)召开大会。

“这个地方好找,十字路口有座大钟,代表们到这儿好认。你们布置会场的要早点去!”“上面”的领导跟曹顺标等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说。

7月17日一大早,曹顺标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等来到会场与温济泽会合,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会场附近有几个可疑人,于是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标语等悄悄藏在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

“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嘛!”大会负责人为难地指着陆续来到会场的代表们说道,“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标与温济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

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即将其扣押,同时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标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里开赴过去……

“警察来抓人啦!赶快疏散——”别看曹顺标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

“警察来了!大家快跑——” 温济泽也大声喊道。

顿时,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但门口已被警察堵死……“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跳啊!”这时,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他叫蔡疾呼,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

“快快!快跳呀!” 就这样,足有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疾呼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时,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

在前院的曹顺标和蔡疾呼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上所有的重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

敌人将曹顺标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子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

经过三天“审讯”,曹顺标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 “案情重大”,曹顺标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

由于叛徒出卖,曹顺标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曹顺标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掩护其他同志,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共党”的“要犯”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标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

临将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标对与他同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济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嘛!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两件事感到遗憾:一件是我再不能革命了;还有一件事是,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

温济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标:“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

曹顺标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

说到这里,曹顺标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标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

“曹顺标!出来!”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

“嚎什么?”曹顺标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室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

“砰!”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炬青春的革命火焰。

17周岁的曹顺标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的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啊,我们年轻的烈士,为了革命,他的生命在17岁时便永远地划上了句号。

让我们借这个机会,记住与曹顺标、肖万才一起牺牲的另外11位烈士的名字吧:许清如(25岁)、杨小二子(20岁)、徐阿三(24岁,又名潘阿二)、许金标(24岁,又名徐子明)、崔阿二(43岁,又名崔四)、钟明友(28岁)、邱文知(23岁,又名邱文治)、陈山(28岁,又名曾太功)、陈士生(43岁,又名陈纪盛)、王得盛(30岁,又名王明国)、柳日均(30岁,又名刘栋臣)。其实,他们都与曹顺标一样,非常年轻,非常青春……

俞秀松:

“全人类共同来享受这甘美”

在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个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名录中,有两位烈士的名字一直烙在我心头,一位便是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遗像陈列在第一位的烈士金佛庄。另一位叫俞秀松的烈士,与上海的“关系”则非同一般。他一生中有十余年是在苏联度过的,最后因为王明和康生的诬陷,俞秀松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冤杀,时年39岁。减去十三四年(即1925年至1935年在苏联的10年,以及之后被联共中央派往新疆做督办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的3年、又从新疆被转押苏联入监至被执行死刑的七八个月),26岁前的青年俞秀松,可是上海滩红色革命阵营里一位了不得的革命者!

是的,二十四五岁时的青年俞秀松,确确实实是上海革命阵营里的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因为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一员。

“自古以来,得国者在于民心服。民心服,即得天下矣。不得民心,即失天下矣。”

“自古成大业者,虽难而惧,何也?盖其志坚耳。愚公移山事,以残年余力而欲移山,其志可谓不坚乎?……呜呼,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

“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故何哉?曰:无进取思想而已矣……故进取者,人生之重要事也。”

这些话,都是少年时代的俞秀松所说。出生在浙江诸暨大桥乡的一个清末秀才之家的俞秀松,从小受当教书先生的父亲的影响,对读书格外上心。因为俞家子女8人,身为大哥的俞秀松为了读书和照顾家庭的生活,从小没少吃苦。

17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新思想非常活跃的学校,俞秀松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一位叫马一浮的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便是俞秀松的启蒙老师。

1919年5月,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杭州的学校便迅速响应。此时的俞秀松已经是杭州学生运动的召集人。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余人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俞秀松和另一位叫宣中华的学生领袖。五四运动之后,俞秀松等在学长与老师陈望道等人的影响下,创办革命刊物《浙江新潮》。

“韵琴同志……”1919年底,俞秀松看到北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工读互助团,欣喜若狂地给父亲写信,请求路费支持,而他竟然称父亲是“韵琴同志”,气得父亲只汇了他一元钱,并回信告诉“昏了头脑”的儿子: “四万万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岂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何必来找家里人帮助嘛!”

最后俞秀松是从朋友那里凑钱到了北京。1920年元旦刚过,俞秀松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穿着同学送的一件旧大衣,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像,以此纪念。他对友人说:“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中国勤工俭学模式。但后来俞秀松发现,这个工读互助团无法通过劳动来维系生活和学习,更不用说通过这种形式去改造和改变整个社会。一心想改变旧世界的俞秀松,宣告结束工读互助团生活,要进行另一种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道路。“我以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俞秀松大声疾呼,对着天发誓。

1920年3月26日,俞秀松乘火车从北京赴上海,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出彩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青春岁月。

4月,代表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到北京,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面。俞秀松是这个会面的翻译者,见证和参与了建党的最 “初心”时刻。5月,俞秀松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俞秀松参加了特别重要的建党初始工作。此后,俞秀松除了主持成立共青团组织外,一直在为各地建党发出指导性的信件,而那时,我们的这位革命青年才21虚岁,却已经是位成熟和老练的政治家了——

……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译书的人,每天以译书度生活,一天总许有八千字,才能生活,于是不能不误会的误会,杜撰的杜撰,这是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没有一件事可做了,译书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责!

……今晚被蚊虫咬得痛极,不知到什么时候才睡熟。

——1920年6月28日

今天我写了五封信。

——1920年6月29日

我现在一天到晚,只盼望朋友的来信。我接到朋友一信,我总快乐一些。今天望了一天,信箱里看了五六次,不见朋友的来信,午后只接到章法那张明片。唉,苦痛的时候,遇见什么事,总是苦痛的!

今天睡得很早,后来因蚊虫咬得痛不过,再起来写今天的日记。写好再睡,已经是明天三点了。

——1920年6月30日

俞秀松年轻时爱写日记,也正是因为他的日记后来被保存了下来,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建党初期的许多历史细节和这位杰出青年的诸多真实的内心活动。

建党初期,与各地的联络都是靠信件来完成,而俞秀松的“笔头”快,又年轻,几乎成为陈独秀的 “左右手”。192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共产国际组织东方部书记格林表扬的上海共青团负责人俞秀松,被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七八月份,俞秀松不在上海,而是在莫斯科开会。

次年,俞秀松从苏联回国,接受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从事各地共青团的建立工作,并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上海地区的党部负责人。五卅运动期间,俞秀松是罢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并且负责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动员上海市内的国民党党员参加反帝斗争。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俞秀松,一腔热血地站在反帝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处处表现出一位中国革命青年的朝气与锐气,以及爱憎分明的立场。

其实,在那个峥嵘岁月里,革命豪情万丈的何止俞秀松一个。多数革命青年,他们甚至连流星一般的光芒都没有留下,便默默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史砚芬:

“怕死的话,我就不会参加革命了!”

党史专家向我介绍:当年,中共中央为了监督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考察相关党的负责人在独立从事地下工作过程中的表现,专门派出一批对党忠诚程度高、年轻机灵且组织纪律性强的“巡视员”,奔赴相关管辖地区进行 “工作巡视”。这些“巡视员”还肩负向下级传达上一级党组织和中央的指示的职责。可以说,地下工作时期,这些党的“巡视员”,既身负监督督促下级组织及负责人的特殊使命,又是我们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关键环节。这些巡视员,通常要求年轻、腿脚利索、反应敏捷,又要原则性很强,既要对下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又要坚守秘密和遵守铁的纪律。

“巡视员的工作最危险。他们有时刚从上海带着任务出去,半途上就被敌人截获、逮捕。许多巡视员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当地的组织被破坏了,当他们从上级那里领受任务回来,就一步迈进了敌人的牢房……”党史专家告诉我。

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前夕,上海不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还是江浙省委所在地。那时交通条件落后,为防止泄密,党对全国各地的日常党务工作部署和指导,通常就是由这些 “巡视员”来完成。尤其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其党务工作一直是由设在上海的中央和临时中央局及江浙省委直接管辖,所以这里的“巡视员”也特别多。

而这,也让我看到了另一些革命者的形象——

1927年南京“四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共产党在沪宁线上的组织工作处在极其艰难和危险之中,江苏省委和上海地区的党团组织连连遭到严重破坏。这时,一位宜兴青年被调到上海的江苏团省委工作,他就是史砚芬,干练而又老成。之前他是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而且作为副总指挥,刚刚参与组织了宜兴暴动。

“沪宁一线的党团组织被敌人破坏得相当严重,组织决定由你担任新的沪宁线巡视员,同时兼任南京团市委书记。有困难吗?”

“没有。”

“那好,明天开始你的任务就是走这一条线,重点做好沪宁两地的组织巡视,同时在敌人心脏南京地区积极展开工作……”

“是。”

那时,上级任命干部和交待任务非常简单,也许就是一两句话、几分钟谈话,就开始工作。而工作也许是一次与某某地方的组织接头,也许是去跟另一位地方负责人交待一件事情,在这过程中,你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位已经叛变了的无耻者,等待你的是冰冷的铁镣与牢狱之灾。

史砚芬是位极有经验的年轻巡视员,而且熟悉沪宁一线的敌情,除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南京,他都比较熟悉,且能在不同城市讲不同方言。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巡视员必备的能力,因为沪宁一带的人十分注意方言不对的 “外地人” ——那是当地特务们惯常识破一些非本地籍的地下党员的 “歪招”。有一次史砚芬巡视到常州,正与当地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在茶馆接头时,几个特务突然出现在史砚芬他们面前。特务问当地的那位地下党是干什么的,人家马上用常州话回答说是在本地做小买卖。于是特务立即盯住史砚芬,哪知史砚芬一口流利的常州武进话,说自己是做豆腐生意的伙计。特务无计可施,他们哪知史砚芬虽说是宜兴人,可他中学上的就是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有一次,爱看书的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结果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实实地撞掉了一只门牙。 “门牙一掉,我的常州话反而更地道了!”

史砚芬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当巡视员后,没少遇见类似的惊险之事,而他也总能化险为夷。曾经与史砚芬并肩从事过地下工作,解放前担任过上海沪东、沪西和闸北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1945年就这样评价过他的这位青年战友:“在上海期间,组织分配史砚芬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任沪宁线巡视员。他不畏艰险,在尖锐的斗争中积累丰富经验。”

然而,1928年5月5日这一天,史砚芬却没能逃过厄运:他在南京中央大学附近的鸡鸣寺城墙上,出席当地的一个团支部会议,那天原定的参会人员有20来人。“不好,我们后面有人在跟梢!”史砚芬发现有情况,立即悄声告诉了随行的两位学生团干部,并说,“想法甩掉‘尾巴’!”

但为时已晚,一群警察突然出现在史砚芬他们面前……他们被捕了。

特务的“审案”很快开始。由于史砚芬在沪宁线一带活动频繁,他在宜兴搞的武装暴动也颇有影响,所以敌人很快知道了他是“共党要犯”,于是用尽硬软兼施的那一套。

“我们知道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自己又要照顾尚未成人的弟妹,有必要死心塌地为共产党干吗?他们给了你多大好处吗?你一死,还有谁去照顾你弟弟妹妹?有谁记得你一个宜兴小赤佬?”敌人在一次次用刑无效后,便想软化史砚芬。

史砚芬一边擦着嘴角流出的血,一边瞪着愤怒的双眼,回答道: “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与你们的差别就在于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幸福,劝你们也别枉费口舌了,怕死的话,我就不会参加革命了!”

“又一个被赤化的小赤佬!”特务们只能摇头叹息。一张死刑判决书甩在年轻的巡视员面前。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

我死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们能继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你们的大哥砚芬嘱

这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走向死亡前写给年龄尚幼的弟弟与妹妹的遗书,看后令人泪下。

史砚芬临刑前,他的同室难友贺瑞麟在《死前日记》中记录下了史砚芬生命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今日六时,史砚芬、齐国庆、王崇典几位同志……拖向雨花台执行死刑。砚芬临行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色直贡呢夹长衫、汉清送给他的白番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的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砚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一个敬礼……‘再会’。”

这就是一位年仅25岁的革命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凛然的形象!

记录下这一幕的贺瑞麟比他的战友还要年轻,才19岁。他的《死亡日记》从入狱后的9月29日开始写起,只记到10月5日,仅一个星期后,贺瑞麟也不得不将《死亡日记》悄悄塞给同室的另一位难友,自己则像史砚芬一样,大义凛然地走向了雨花台……

(摘自何建明《革命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因篇幅原因,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