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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2期|任芙康:中流划来放筏人

来源:《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2期 | 任芙康  2020年07月01日06:43

中国文坛不爱寂寞,总愿天天有喜事。近来好些年,“重走长征路”,有声有色,蜂飞蝶舞,令人欣慰甚多。曾经的雪山、草地,昔日的遵义、延安,从淡忘中回来,再度成为顶礼膜拜的圣地。才郎雅女的仰头瞻仰、拉旗合影、举臂宣誓、动容抒情,无一不锦心绣口,别有惊艳。我仿佛回到学童,喜乐交加,又毕竟年已老迈,便有浅浅惆怅无以言表。

小时家住厂区,我七岁发蒙,上了附近农村学校。这是一所乡级中心小学,黄桷树上挂着老钟,两座二层砖楼,是民国初年的建筑。到了三四年级,工人子女与农民子女,在一些芝麻小事上,彼此较劲儿,为争个你输我赢,时而还会诉诸拳脚。每日放学,校长与值班老师,必是立于校门高岗上,监视两伙乳臭未干的斗士,在岔路口作鸟兽散,才放心转身。

这一天,一场打斗,见血见肉,两边“头目”,被传进校长室。校长素来安静,对学生从无责骂、推搡,反令学生敬畏。她久久直视着两个孩子,掩不住的怜惜,让她出口的话,倒像母亲训儿子:“晓不晓得,你们是六亲不认啊。你的大爹,”校长用食指点点其中一个,“是老红军。”她又转过脸,点点另一个:“你的二舅,是老红军。”校长说着说着,眼眶红了:“你的爹妈做工,他的爹妈务农,这又有什么不同?莫忘了,打断骨头连着筋,你们都是红军的后人。”突然,一个孩子开始抽泣,另一个忍不住,亦跟着哽咽起来。

两彪人马,仿佛一夜懂事,就此偃旗息鼓。农民妈妈炒的蚕豆,匀你吃;工人爸爸做的铁环,让他耍。桃子、李子熟了,约厂里的同学去;周末看戏、看电影,邀乡下的同学来。呼朋引类,互为知己,直至毕业。

其实,我本就知道,周围不少人家,都跟红军沾亲带故。厂里就有“老革命”数人,只是不曾觉出他们的特殊。后来听说,校长的大哥,亦是红军。这才明白,她是有爱憎的,所以能将话说出那样的急,说出那样的痛。

十三岁,我考进达县第一中学初中部,全县小学拔尖五十名。高中部设班四个,遴选全专区十一县的初中考生。这所完中,1906年创办,曾走出不少红军、国军的名将,其中就有国防部长张爱萍、台湾海军“总司令”黎玉玺。开学那日,大开眼界,同班有三男一女是红军子弟,四人均着改裁合身的老式军装,洒脱又有礼貌,聪明而无戾气。

达县建城一千九百多年,乃地委、专署所在地,盖有两处红军干休所,接收回归故土的老人。军队下来的,住西郊永红村;地方下来的,住城内红星村。每家一幢方方正正的西式平房,房前屋后,遍植花草、果树。五十多年前,万山丛中一座小小古城,竟能有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对这些九死一生的功臣,反哺多少亦不为过。良善涌动,实在是血脉相承,便有民风的淳朴、慷慨与高贵,氤氲出老区的人世美好。

我跟高我两个年级的谢姓同学交好,成为红星村的常客。头一次去时,便很惊诧,他爸爸,以及满院的叔叔,说的都是巴山话;而他妈妈,甚至满院的阿姨,操着一口外省腔。俗语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巴山的水土,怕是天下少有,山高水长,盛产红军好儿郎。谢同学母亲是河北人,爱包饺子。当然这算不上阿姨的优点,她的优点是喜欢让我陪吃。而我的优点,则是善解人意。去得多了,便生出庆幸之心,叔叔们转战南北,功勋卓著,他们没有错过英雄美人的浪漫,实在是天地有情、功德圆满了。

中学第二年,一个秋雨天,在小城新华书店,我随手翻开一本诗歌集。那时买书,已学到一点路数,先读序言。序言作者严辰,后来知道,严诗人乃现代文学史上的诗坛名流。他在序里推荐大巴山,非常抒情,让人有飘起来的轻盈;又非常写实,让人有沉下来的饱满。字里行间,散发一种不曾有过的诱惑。我无犹豫,掏出五角八分,携书而回。此书小小开本,文字不多,价钱不低,能抵我住校三日的饭钱。

诗集在手,自是亲近,最喜书名《山泉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洁。细流入大江,大江喷白雪。”一个“喷”字,好生了得,全是川陕苏区的朗朗乾坤,全是红军战士的壮志凌云。不少诗篇的末尾,标注着完稿之地: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宣汉、达县……通通是大巴山里的县名。我去过的不说,没走到的地方,亦无不耳熟能详。一份熟悉,一份感动,一份亲切,一份温暖,叫人只觉这书好,且好到无边无际。

 

梁上泉的部分著作

不到两百页的薄薄诗集,一时成我枕边书。生我养我的故乡,见惯不惊的老兵,第一回在《山泉集》的诗行中,在活蹦乱跳的文字里,给人新异的感觉。每个词语,每行句子,带出浓浓乡音。那些毫不陌生的风物、人情,迎面而来,重新回味,陷人于春阳灿灿的喜悦。

不可思议,人居然可以这样容易被左右。《山泉集》像一位令人信赖的老师,领着学生,去走更多的路,读更多的书。我本少不更事,又明知与功课无关,却偏偏想弄明白,大巴山的红军,先从哪里来,后上哪里去?老苏区的百姓,历经怎样的苦难,有过怎样的觉醒?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天下大乱。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选定三省接壤的大别山,创建鄂豫皖苏区。可惜立足未稳,数度遭遇围剿,兵败西撤,辗转千里。出人意料,生死一发之际,剑指大巴山,四方面军竟获峰回路转。土豪打了,田地分了,政权建得威武,买马招兵亦霸气。单说后一项,原先的万余人马,雪球般滚出十万之众。山里山外,瓦房、茅屋的门上,皆堂堂正正,贴上恢宏的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问世仅年余的川陕苏区,异军突起,令四海瞩目。自古以来,天下起事,都像干柴烈火,然此地迅猛,又如火上浇油,燃烧出石破天惊。

大巴山穷乡僻壤,为何就是红军的福地?又拿什么来答惑释疑?其实用风水可以,用科学可以,用道理可以,若用事实更可以,只因事实牢靠。

一个社会,万不可把人搞到万念俱灰。九十来年前,四川、陕西两省交界处的闭塞穷困,实难用言语形容。总之,民不聊生到了极致,百姓既无生之快乐,亦无死之畏惧。远处哪怕惊雷滚滚,传进山来,如风飘过,无痛无痒,至多留下几句闲言碎语。即或是家族间的红白大事,亦只在周边传扬,远不出前山几条河,高不过后山几面坡。难怪红军到来,只消几袋旱烟工夫,讲一番打土豪的道理,即可群情激奋;喊几句分田地的口号,便能谷应山鸣。

又有众多石匠站出来,他们手艺好,愿意为红军效劳。当义士们的身影腾跃起来,大山里凡具规模的崖壁上,皆回荡开“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的呐喊。《劳动法令》《十大政纲》,錾上不少场镇的巨石,这多半是粗通文墨的雕刻师傅,辛苦十天半月的杰作。就是这些刻上石头、刻进人心的千金一诺,脱离文字本身的无色无味,让识字不识字的山民,荡漾起吃饱穿暖的希望。川陕根据地的石刻宣传,系传播形式之一种,表面看,并无创意,但就鼓舞自家士气、瓦解敌方斗志而言,艺术构思的气派,除旧布新的决绝,堪称全国苏区之最。

《山泉集》里,从南江县,到通江县,穿越峡谷关隘的古道两旁,山岩上的革命口号,将几百里石板路,铺陈出一条红色走廊。石刻标语“赤化全川”,最为著名。一座峻岭悬崖之上,硕大、工整、遒健的书法,云雾消退时,沟外数十里,可一睹真容。

川中多阴多雾,山区潮湿更甚,故有蜀犬吠日的俗话。然苏区老乡心里,天天是云开雾散大晴天。白日上坡,去新近分配的田地里劳动,晚上举着火把,远远近近,凑拢座座院落。东屋的男人抽烟、识字,西屋的女人纳鞋、唱歌。一天天无忧无愁,别致如游戏。别轻看这样太平无事的快活,实在算得顶级的歌舞升平。

谁料好景不长,忽一日,红军要出发。并未听说有仗要打,队伍为啥要走呢?大人慌起来,细娃哭起来。有见识的老人却说,红军横竖都是有章法的,一跺脚就走,必有开拔的缘由,三年前进山,不也莫得一丝风声嘛。

没着没落中,许多人山前山后通通气,竟打着同一个主意,索性跟着队伍,当红军去啊。《山泉集》里,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便是“扩大红军”的生动写照。说到这里,似乎有些绕不过去,捎带一点我们家族的往事吧。故乡渠县赵家坪,一时间,是否跟着红军走,成为每家的话题。终于有一天,水落石出,有人经父母同意,有人悄然离家,一下走了三四十,好似个个都不甘,要完成从凡人到豪杰的蜕变。我的三爹和五爹,在一个夜里,兄弟牵手,双双随红军消失而去。

《山泉集》中的《望红台》,描写亲人走后,苏区父母妻小、兄弟姊妹的思念之曲。从前奏到尾声,杜鹃啼血,全是牵挂和祝福:“红军的人马哟,你哪年回乡?你几时转来?”

川陕苏区的红军石刻标语

许多年前,曾读过老作家曹靖华的散文,今已忘掉散文标题。里边一节内容,仍旧记得。文中拟乡亲相问,仿红军作答。一位红军战士不忍问者失望,口齿间生出宽慰的豪气:很快回来,三五年吧。这个“三五年”,便成了老区民众念兹在兹的思念。先以为是三年,三年到了,不见红军;又以为是五年,五年到了,仍不见红军;再以为是三年加上五年,八年到了,依旧不见红军。但人们坚信红军的许诺,始终不放弃“三”与“五”的组合。又用三年乘以五年的等待,十五个年头过去,红军回来了。

凯旋的军队当然不是驻扎当地的原班人马。岁月不甚太平,还得熬过世道初变的春风秋雨,但民间的“莲花落”已带出喜色,扬眉吐气是肯定的了。

又过了两年。这一天,赵家坪老家的院坝里,锣鼓喧天,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回乡探亲的老红军,我五爹赵佛山回来了。五爹随行数人,并偕我五妈张林芝,军中文化教员,说一口脆生生的承德话。而我的三爹赵荣山,则已牺牲在战场。前山后岭当红军走的,有名有姓数十人,时至今日,除了我五爹,个个无音信。五爹命大,雪山草地,西路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很多场败仗,很多场胜仗。五爹面相好,集善良、正派、聪慧、坚毅于一体,有形有样的军装,增添逼人的英气。警卫员挎着相机,来回帮我们家人和乡亲照相。时年我两岁,对五爹省亲一幕,本无任何记忆,但手头存有的几张留影,可以还原当时的盛况。如今,我的上一辈亲人,几位叔叔、婶婶,生父赵志康、生母刘德珍,养父任昌荣、养母赵碧山,先后全都离世,这些老旧照片,似乎传来欢声笑语,成为隔世沧桑的物证。

三爹已永远不能回家。奶奶朝着北边,他当年走去的方向,独自遥祭,大哭几场。五爹在家半月,奶奶总是抓住他的手,又常会笑出声来。我爷爷则内向,讷口少言,几十年苦难,几乎天天连着身家性命,使他顾不过来,荒废了很多张嘴的机会。但他讲过一句话,老少都有记忆:“我家五儿还在,就算老天开眼。”

那年红军走后,一切的好,一切的坏,全都翻转重来。凡当了红军的家庭,都获得一顶“匪属”帽子。我家一气儿走了两人,自是双料“匪属”,遂备受凌辱,变得谁都可以欺负。又过了些年,日本人打来,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官僚“紧吃”。兵荒马乱中,我生父赵志康被抓壮丁,送到云南,成为远征军中亡命人。先去印度,飞机失事,侥幸活命。后在中缅边境,爬出死人堆,用数十天的昼伏夜出,将几个省的路,一步步丈量过来。在一个太阳出山的早晨,走回赵家坪,走进奶奶正为他祈祷的堂屋。

1949年之后,因三爹和五爹,我家墙上挂上“光荣烈属”“光荣军属”两块匾。奶奶格外看重匾牌的洁净,三天两头,总会叫人取下来。老人家拿在手里,轻摸细看,有时喃喃自语,又让人无从听清。在奶奶眼里,这是护身符呢,护卫全家,又重点庇佑她“历史复杂”的幺儿。她的幺儿就是我的生父。我两岁抱养给我姑,离开老家,此后一直叫生父为幺爹。两块匾牌也真是仁义,没有辜负奶奶的愿望,让她幺儿一生福禄平平,但多子多寿,历经社会巨变,却有惊无险。年逾九旬,无疾而终。

屈指算算,一本《山泉集》,到手五十五年,始终跟着我,或者说,我始终跟着它。搬家十数回,仍盘踞书橱显要处。有一天,闲来乱翻,又打开这本书。从里到外的黄,泛出岁月悠悠,让人心头一动:去趟重庆吧,拜望它真正的主人。

《山泉集》的作者梁上泉,与我有三十多年交往,但这回距上次相见,已隔十年上下,真不觉得这么久呢。而今人们碰杯,总爱感叹“日子太快”。当我走进重庆南岸区滨河公寓梁宅,见到的老朋友,全然没有八十八岁的老态。川音龙门阵,摆谈出往事件件。老汉思维敏捷,只是耳朵稍背,说到快乐处,仍是朗声大笑,让人跟着高兴。在山城的街道上,领我上坡下坡。看我喘气不匀,安慰道:“你没事哈,常来重庆逛逛街,就惯了。”接着又粲然一笑,笑出个孩子模样,“你不觉得重庆人一身肌肉,大胖子少吗?”

并非重庆人的梁上泉,祖籍达县碑庙,十九岁成为部队专业创作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现为重庆市专业作家。亲属中多人参加红军,无一活着回来。从醒事开始,大巴山便被他认定为梦绕情牵的故土。可以说,梁上泉的创作,从川陕苏区起家,亦从川陕苏区扬名。《山泉集》之外,我后来又买到他的《红云崖》,同样是讴歌革命老区的名篇,壮怀激烈,弥漫史诗大气象。

握手梁夫人蒲心玉,热情、周到如昨。一样样钦点菜单,保姆应命而去,灶间很快传出案板的欢唱。大姐典型的巴山妹子,达县城内长大,从小能歌善舞,重庆歌舞团招牌演员。而今八十五岁高龄,仍时时活跃荧屏。一部百集连续剧播过之后,饰演主角的大姐,成为山城名人“周幺婶”。如果出门办事,必须口罩掩面,否则街头碰上签名、合影,往往会令正事泡汤。

二老的儿子梁芒,舞文弄墨深受父亲影响,在年轻人眼中,又俨然比他父亲更有影响。诗人、音乐人、作词人,多种名号在身,如今誉满京城。1983年夏天,奇热,梁上泉领着少年梁芒,从东北边境“采风”返渝,在天津逗留两天。我迎回家中,熬出一锅绿豆稀饭,用花椒油浇上一盘泡菜、一盘涪陵榨菜丝。这是老家流行的夏食,土气,但口惠又实至。蝙蝠牌电扇吹出习习凉风,身穿跨栏背心的梁上泉,边吃边与我聊天,而俊秀的梁芒不言不语,埋头吃饭,待搁下筷子,连呼三声“安逸”。

这回在重庆,我问梁上泉:“你的《山泉集》与你的名字,有关系么?”他一摇头一摆手:“凑巧而已。”如此心态,看着洒脱,做起来难。不少成功作家的创作谈,挖空心思,编造各种由头,将渊源之类的索引,搞到天花乱坠。而梁上泉概无兴趣。诗人的直朴,已经多年,竟一直延续到今天。

无独有偶,纠缠般热爱老苏区的巴山籍作家,还有一位,是我结识三十多年的王敦贤。敦贤仅长(zhǎnɡ)我两岁,工龄却长(chánɡ)我十年,在南江县一个叫下两河口的乡场上,小学毕业,被招入县川剧团当艺徒。从业余爱诗到专业创作,直到一级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著书、编书数十种,拳拳心意,全在川陕根据地。他的文名自然不小,但又以另一种“身体写作”见长。他有他的盘算,一个人的笔墨终归有限,不妨邀约更多文朋诗友进山,让他们五彩缤纷的感觉,交汇各自的生花妙笔。几十年来,这几乎成为一种人生“工程”,让王敦贤亢奋不已。

王敦贤、张学明合著的《琴韵千秋》

南江县桃园一带,海拔两千米以上,山险林密,是昔日国民党嘴里的“匪窝”。我上桃园两回,都是听令王敦贤的召唤。第一回,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秋天。山下尚单衣,山上已飘雪,我们见到了巴山民兵队队长。红军北上,民兵队五年坚持,弹尽粮绝,归于流散,却留下无数传说。就像山歌传唱:“金梭银梭金银梭,红军走后故事多。”队长带我们登上当年激战的河谷,摸进夜里栖身的岩洞。老人家说话简洁,腿脚硬朗,唯晚上应请与我们吃南江黄羊时,甚是拘礼,不肯落筷。我们越是帮他夹肉,他越加推辞,甚而脸红。

那次上山,同行有甘肃高平、湖北丁少颖和省内梁上泉、何永康及省作协一干领导。之后王敦贤又将马识途、周克芹、吉狄马加诸多文人带进山中。时隔二十年,新世纪初,一个夏天,再上桃园,正是避暑好季节。原先大嚼黄羊肉的队部周围,已成街市,家家客栈、足疗店排列两旁。多处革命“遗迹”,近年打造出来,做旧手艺逼真,令纷至沓来的访客激动不已。民兵队长已谢世,导游姑娘口齿伶俐的解说,“重现”苏区当年,头头是道,反令人心生恍惚。

这回仍有梁上泉、高平,而蒋子龙、吴泰昌、舒婷、陈世旭、李霁宇等人,均属初来乍到,亦都真心诚意,盛赞此地优于别处,“红色”与“绿色”好生了得,值得大书特书。

去年去成都看望王敦贤,再次享受他夫人张秀龙的厨艺。秀龙厚道,二十多年前来天津,我请她下过馆子,此后见一次她念一次,而她做的饭菜,我不知吃过多少回。秀龙贤惠,王敦贤每次进山,家里老老小小,琐碎诸事,就靠她一人照应。秀龙温婉,知书达礼,人见人敬。她看王敦贤的眼神儿,全然那种喜欢做正事的男人,正表明她是丈夫身后的支撑。

这天饭后喝茶,我问王敦贤,几十年来,全国有多少写作人,被你“拐”进大巴山?他快乐一笑:“我逐次都有记载,数字很壮观呢。”

梁上泉有《放筏》一诗,其中几句,我早已倒背如流:

天色没有山色青,

山色没有水色深。

水色泛起一抹银,

中流划来放筏人。

大巴山,连绵起伏,广阔无边。大小江河众多,便有无数放筏的水手。这些人身手不凡,激流险滩,如履平地。在山民眼中,个个英雄,唱山山应答,吼水水倒流。水手嘴里的放筏号子,唱出他们自家的种种喜乐,般般哀怨,亦唱出山里人的排遣、抒怀与寄托。回想几十年,梁上泉、王敦贤与我时近时远,但读他们写的书,想他们做的事,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威武、豪迈、正派、无私,始终就是我心目中的“放筏”高手。他们竭尽全力,将人生智慧悉数付出,且以二人有同有异的方式,用深情的号子,咏唱心中的至爱。“出口成章惊太阳,太阳徘徊不愿走。首首随水入大海,化作飞云又回头。”梁上泉的诗,水墨丹青,就好似他们二位的画像。

在梁上泉、王敦贤看来,生逢其时的这个现实世界,庞杂、斑驳,变幻莫测,但在苏区后人的内心世界里,不可以消失从前的大巴山,不可以忘记人民的老红军。两人几乎养成同一个习惯,七十岁之前的几十年,每年必定离开家居的重庆、成都,三趟两趟地“钻”回巴山深处,重温饥一顿饱一顿、热一阵冷一阵的感知。他们爱看的树叫青杠,爱听的鸟叫阳雀,爱喝的酒叫包谷醇,爱摘的花叫映山红。而他们喜欢结交的伙计,便是放筏人。他们掂量自己,尚有笔墨的优势,尚有经历的优势,亦尚有心愿的优势,就得竭尽所能,在时下与当年之间,搭建用料诚实的桥梁,供人们放心通达。生于老区的文化人,如果丢弃这份心肠,丧失这份本分,只顾安享都市,那就纵然住有舒适、食有可口,无非酒囊饭袋,亦等于一贫如洗。

二位行者,进山下乡,不是上峰的交办,不是金钱的驱使,不耍行吟诗人的浪漫,不含套取素材的功利。他们难以割舍的,正是一代忠臣良将的家国情怀。

于我个人而言,实为幸运,得他们耳提面命的引路,一年年一步步走进苏区腹地,触碰其脉搏,领略其精魂,便多了些明白,少了些糊涂。山野静寂,能听见前辈的呐喊,呐喊怆然,似有种种不甘;江河奔腾,让人感悟岁月的流逝,流逝沧桑,仿佛无尽悲欣。依我自身体会,如此“回归”,灵验无比。现实得以小别,虚幻聊作解脱,登高必可望远,神闲就能气定。有梁上泉、王敦贤在前,我巴望有生之年,继续东施效颦,在立国安邦的高山大川之间,知晓一点点沉稳,再陶冶一点点豁达。

此刻,我在北国,遥祝上泉、敦贤天天快乐,身体安康。晚年的宁静属于你们,而“放筏人”的劳作,应该交棒了。放心吧,二位老哥,你们经年不息的呼号,早已荡起大巴山的回音。后生可喜,编织继往开来新故事,自有更高远的境界更青春的人。

201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