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机遇和挑战”这个话题好像很大，但也很实。

笔者曾在《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感想》一文中，分别谈到四个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少数民族文学得益于体制机制的大力支持，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文学影响力，少数民族文学面临新机遇、新课题和新挑战。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首先是一种共性的关系，这四个论点当然也涵盖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学。

新时代的现实生活是新时代文学的创作源泉。当下中国大地轰轰烈烈进行的脱贫攻坚战、美丽中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等等，无疑是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的新机遇和新课题。不少民族地区属于贫困地区，不少少数民族群众属于贫困人口。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困、奔小康”，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和梦想的奋斗中，文学不能缺席，少数民族作家要以手中的笔，记录、书写和讴歌这一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斗争。事实上，近年来扶贫脱贫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并涌现了相当一批作品。2019年中国作协组织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也参与了。其中《民族文学》推荐了5位作家，并在今年第5期发表了第一位完成创作的重庆作家何炬学的《太阳出来喜洋洋》。

建设美丽中国，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要积极呼应这一时代现实课题。值得一提的是，生态题材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个优势，生态文学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更有天然的关系，因为民族地区大都不是山区就是草原，不是大江就是大湖，有着无比绚丽的风光。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如何使锦绣风光绵延千秋万代，继续造福子孙后代，造福整个人类，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一个重要责任和使命。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意识到这一题材优势并形成生态文学的创作自觉，担当起保护自然，建设美丽中国、美丽家园的文学使命。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入推进，使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格局。在国内，丝路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几十个少数民族或世居或移居，丝绸之路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关系紧密。发展和繁荣丝路文学，给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丝路文学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创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亲历亲受丝路地域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莫过于身处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文学创作，我以为应更多地寄望于他们。同时，丝路地域一些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丝路文学交流，道路最便捷、条件最有利的也是这些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

事实上，中国作协近几年的创作扶持项目，在征集作品和评审过程中，都特别提到要关注脱贫攻坚、“一带一路”等题材的作品。2020年度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除了“决胜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和“一带一路”主题专项，还有“庆祝建党100周年”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品扶持专项。

我想，上述提及的几点，也同样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新机遇和新课题。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广西脱贫攻坚战进程的艰苦卓绝、涌现的感人故事，应该是很多的，值得少数民族作家沉潜深挖和大力书写。而广西跟“一带一路”也同样关系密切，在汉代广西北海合浦就开辟了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进入新时代，中央赋予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三大定位”新使命，使广西深层次地融入了“一带一路”建设。甘肃作家叶舟2018年推出洋洋109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是作者计划中的“丝绸之路三部曲”的第一部，并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入围前十名。这部作品可谓丝路文学的重大收获。这部小说的成就固然是因为作者个人的才华，但不可否认，这部作品的题材也很重要。而“一带一路”题材或者说素材，广西并非没有。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也应抓住“一带一路”这个新机遇，做好这个新课题。

当然，我并非主张所有的作家都要一窝蜂去写某个题材。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题材、体裁还是风格、手法，都应该是丰富多样、百花齐放的，但提倡多样化的前提，是弘扬时代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我认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机遇，或者说是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广西以体制机制的力量来推动文学发展很给力。这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广西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对于文学的支持，给予作家的优待，别的不少地方是远远比不上的，而这些地方还往往比广西经济发达。我从《民族文学》杂志的角度就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广西目前有《民族文学》10个创作基地，这还不包括曾经是的那些。这个数量是全国最多的。在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和区文联、作协的支持下，《民族文学》先后于2015年第１期、2018年第11期推出广西中青年作家专号和广西作家专号。这两个专号也很有影响，凡一平的小说《沉香山》还被《小说月报》、陶丽群的散文《潮湿的心》被《散文选刊》转载。

广西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对于文学的支持，除了因为具有一种人文情怀，还因为具有市场经济时代新的观念。市场经济好像跟文学有点矛盾，一些地方文学事业不景气是因为市场经济，但在广西，我觉得文学繁荣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新观念。比如，在合作举办文学活动方面。也因为这样的新观念，才使得广西的文学事业有声有色，也才使得《民族文学》杂志社近几年来频频走进广西。建立创作基地，举行文学交流和文学实践活动，使广西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保持同步，通过《民族文学》等国家级的文学平台，更多的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走出广西，走向全国。仅以《民族文学》2019年全年和今年1至6期为例，2019年《民族文学》共发表了５部长篇作品，其中１部是广西作家光盘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失散》。全年还发表了广西作家６篇中短篇小说、16篇散文、8组诗歌。今年1至6期，发表了广西作家８篇小说、10篇散文、3组诗歌。《民族文学》发表的这些作品，有的还被各种选刊转载。如红日的小说《码头》不仅被《小说选刊》和《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还获得了2019《民族文学》年度奖。石才夫等广西诗人的诗歌被《作家文摘》转载。牙韩彰和连亭的散文被《散文选刊》转载，连亭的散文还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年选。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面临机遇、具有独特发展优势的同时，也面临挑战，也有自己的短板和弱项。从全国来讲，少数民族文学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一样，也面临着数量与质量不成比例，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当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题材的狭窄，写作的同质化、重复化，原创性、创新性的不足。不少作家创作的范围，更多关注的是一己悲欢与身边琐事，对更广阔的时代生活，对重大题材和重大事件缺少兴趣亦缺乏驾驭能力。一些现实题材尤其是“三农”题材的作品，仅停留于现象的描写与情感的抒发层面，充斥着灰色的生活、灰色的人物和灰色的情感，缺乏生气和创新，更缺乏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文学目前的这些共性短板，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也不同程度地存在。2015年在广西大新县举办《民族文学》重点作家改稿班和座谈会的时候，就有一些作家（其中也有广西作家）提意见，说《民族文学》发表的作品乡土题材太多、亲情题材太多，读了让人以为少数民族都是住在山里、住在树林里。但广西作者给《民族文学》投稿，不少也都是乡土题材、亲情题材。当然，乡土题材更具有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特色，亲情题材也是文学创作的应有之义，有它的合理性。但乡土题材也好，亲情题材也好，如果过多过滥，只能说明作者的视野、阅历和生活经验的局限，同时也是文学观的局限。虽然说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写得好，但如果片面地把熟悉的生活理解为就是身边的生活，就是家长里短、杯水风波，那么这种所谓的熟悉实际上是没出息。因为生活还给作家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不熟悉的生活变成自己熟悉的生活，眼里既要有我，也要有你和他；既要有身边，也要有远方。就像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一个作家如果心中没有别处，没有远方，没有他人，那他的写作将不会飞得很高、走得很远。

关于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我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不少作家来说，不是从“高原”走向“高峰”的问题，而是“高原”也还没有达到的问题。201５年中国作协在兰州举办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在讨论的时候甘肃一位汉族评论家发言说，少数民族作家为什么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不多，这个问题值得深思。“鲁奖”“茅奖”是否就是一个尺度、一个标准，是否就是“高原”甚至“高峰”了，可以见仁见智。但少数民族作品获得这两项奖的不多，这多少说明了一些问题。即使不认为这是差距，但也不应自满。文学创作其实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攀登的过程。

新时代是历史的延续，更是历史的新篇、未来的起点。热情、积极和敏感地面对新时代的生活，并从中发现和书写新的人物、新的情感；同时认清自身优势，克服创作短板，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将会取得新的拓展，迈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