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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希提岛落花

来源:齐鲁晚报 | 肖复兴  2020年06月30日07:30

无论哪一个作家或艺术家,都有他自己专属的艺术故乡,比如雨果的巴黎、乔伊斯的柏林、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斯梅塔那的伏尔塔瓦河、高迪的巴塞罗那、米勒和卢梭的巴比松,等等。对于画家高更来说,遥远荒僻的塔希提小岛,是他艺术再生的福地。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塔希提岛,成了旅游胜地。是高更把他对于塔希提岛的想象、夸张、创造和重构,通过他的画作和传说,辐射到现在。一个本来并不知名的小岛,有着如此脱胎换骨乃至出神入化的变异,可以让人看到艺术叹为观止的造化与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塔希提岛,是凭高更的艺术一己之功而再造之岛,甚至可以把塔希提岛叫做高更岛。

在塔希提岛,高更有好几个情人,这是如今人们热衷津津乐道的。特哈玛娜是其中的一个。塔希提岛上的毛利族女人,和巴黎的贵妇、艳妇决然不同,让高更着迷而沉浸其中。他这样形容在河边洗浴的那些女人:“挺着胸脯,奶头上的两片贝壳在纱裙下竖起,像只健康的小野兽那么的灵活婀娜,身上发出动物和檀香混合的气息。‘现在好香啊!’她们说。”高更说她们是小野兽,多么好的比喻呀,野性中的性感和美感,和文明磨砺后矫饰出来的性感和美感,是多么不同。在对于艺术美学的感悟和见解方面,高更似乎更相信这些毛利女人,而不大相信巴黎沙龙里的贵妇人。

高更曾经为特哈玛娜画过一幅画。那是因为有一天他半夜回到家——说是家,其实只是用芦苇做成的简陋的房子。这样的房子,即使和巴黎贫民窟的房子都无法相比,但是,在高更的眼里,那芦苇形同一件乐器,在柔媚的月色风声中,夜夜飒飒响动着美妙的乐曲,伴他和特哈玛娜度过一个个良宵。

这一天夜里,当高更推开芦苇编成的草门,一眼看见特哈玛娜赤身裸体趴在床上,歪过头来,一双眼睛如同沉沉浓郁无底的夜色,充满哀怨和恐惧望着他。他心里一惊,顿时明白了她的心思,她一定是这个样子趴在床上等他很久了,她是害怕他再不会回来了。这种担忧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着她;又像风浪中颠簸的船,让她一直在动荡之中,不知哪里和何时可以拢岸。因为在塔希提岛,他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他毕竟是大城市里的人,他的根并没有扎在这里。即使特哈玛娜从来没有开口问过他,他自己也回避这个问题,他是否有一天会离开这里?但是,这样的担忧,一直像是夜色笼罩,天亮时夜色暂时散开,晚上到来的时候,夜色又开始铺天盖地地沉沉降落。高更明白,特哈玛娜对自己这样的凝视,在忧心忡忡中,也有一种对自己的深情和真情,在那一刻,超乎了情欲与性欲,像一条鱼跃出海面,渴望能像鸟一样飞翔至天空。高更为夜色中的特哈玛娜画的这幅油画,即如今有名的《游魂》,又叫《精灵在注视》,被称为象征主义的代表作。

在这幅《游魂》中,炫目的紫色夜的背景,鲜亮的黄色的床单,古铜色浓重的特哈玛娜的裸体,脸上一双明澈的黑眼睛,股沟上一抹惊心的红,色彩对比是那样富有张力,富有感官刺激,又引人联想。那不是现实中所呈现的真正的色彩,而是高更自己的主观色彩在画布上肆意挥洒和涂抹。浓重的大色块,是特哈玛娜也是高更自己性格与心情的显示和宣泄。他愿意像这样暴风雨摇撼的粗枝斜干满地落花一样豪放张扬,而不愿意像西尔斯琐碎的点彩成型,或莫奈短暂的印象为色。这样厚厚的云层堆积而成的大色块,成了高更的标志,成为塔希提岛生命的底色,为后来者认识高更并由此开创自己,打开了沉重却新颖别致的艺术大门的一道门缝儿。

有一次,高更和岛上的土著一起出海捕鱼,他捕到两条金枪鱼,鱼钩插进了鱼唇。按照塔希提岛的风俗,这是自己在家里的女人出轨的征兆。果然,特哈玛娜出轨了。那天晚上,特哈玛娜向上帝祷告后,赤身裸体来到高更的面前,含着眼泪对高更说:你揍我吧,狠狠地揍我吧!

高更没有揍她。高更说:面对这样温存的面孔、这样美妙的身段,我想到的是一尊完美的雕像。她这样赤裸全身,好像穿着一件橘黄色的纯洁之衣,比丘的黄袈裟。

看完高更说的这番话,我有些卑劣地暗想,如果特哈玛娜不是裸体而是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到高更的面前,会怎么样呢?高更还会如此心动,并在心里涌出这种圣洁的想法吗?在表达情感方面,塔希提岛的土著女人愿意裸体而示。高更认为,这是区别于被所谓文明驯化而更接近原始,却也是更接近古典、接近艺术真谛的一种由衷的表达。因此,在高更的眼里和画里,裸体的女人更美,更具有和这个丑陋世界对比和抗衡的想象空间和力量。

两年之后,高更离开了塔希提岛。这是毫无悬念的命定的别离。无论再怎么美化塔希提岛是高更的心灵与精神的故乡,是他艺术再造的天堂,那里毕竟不是他的家,不是他的归宿。这一点,塔希提岛很像我们这些知青的北大荒,再如何一首首诗地抒情、一支支歌地吟唱、一部部小说地书写、一集集电视剧地演绎,再如何泪流满面地怀恋,再一列列火车地还乡,再尽心忘情地描摹,知青还是一个个如候鸟一样离开了那里。

高更离开塔希提岛的时候,特哈玛娜一连哭泣了好几个晚上。她知道,水阔天长,南北东西万里程,就此天各一方,一别永远。

两年之后,高更除了画塔希提岛,还特意写了《诺阿诺阿》这样一本传记之书。对于传记,尤其是艺术家的传记,我相信布罗茨基的论断:“传记,是现实主义的最后棱堡……也是市侩的唯一题材。”在高更的这本《诺阿诺阿》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船离开码头的时候,高更看到插在特哈玛娜耳边的那朵花落在膝盖上,枯了。这样的描写,我是越发不信的,以为只是文学惯常的修辞而已,是作家和艺术家情不自禁的惯性矫饰。哪儿会有这样巧,船刚好开的时候,情人耳边的花就恰到好处地落在她的膝盖上?如果是枯萎,早就该落了,不会专候此时。高更,还是城里人、巴黎人、欧洲人,还是脱不掉做作的文明派头——他自己所说的表情上的羞羞答答。

倒是高更说他拿起船上的望远镜,看到了岸上的特哈玛娜和塔希提岛的土著唱着离别忧伤的歌谣,从唇形上看,他知道他们在唱着塔希提岛古老的歌谣。那歌谣中有这样几句:

快快赶到那个小岛,

会看到我的薄情郎,

坐在他喜欢的那棵树下,

风啊,请告诉他我的忧伤……

我相信,这会是真的。只不过,坐在他喜欢的那棵树下的,不会是高更,而只会是特哈玛娜。无论怎么说,塔希提岛,是特哈玛娜的,不是高更的。塔希提岛,只是高更创作的一幅油画、一个童话、一个旅游地、一片他抛掷的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