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7年下半年，我开始参加精准扶贫工作，下乡驻村成为常态。我可以近距离接触乡村了。

那是我的故乡百里洲。归乡之旅，是一条溯回的路，逆着时光的河流，回到本源，回到初始的地方。乡村是接近我们生命本源的地方。乡村的天地缓慢陈旧，时光斑驳的痕迹、强烈直观的生命运行轨道，还有强烈的童年气息，都朝着我来了。

几乎每天，都有些事融合了前尘旧事和对未来的思虑，以意想不到的面目出现，其复杂性迫使我去了解、去思考，关于世故人情，关于时代环境，关于精神向度。“我”只是在场，但并未完全融入。隔膜多少都会存在。而距离感给了我这个观察者一个思考的空间。

扶贫工作中，常听到村干部和有经验的扶贫同道者说，千万不要低估这些身处底层的人群。那些或因为地域和家庭限制，或遭受疾病和意外事故的碾压，陷于贫困的人们，总在不经意间萤火虫似地向我们抖露清亮的光芒。

同时，不得不承认，很多物质上的贫困与精神层面的贫瘠是关联的。“贫困”一词，是相对于有一定经济收入的人群划分的，也应是相对于身体健康、精神健全人群划分的。而农村在历史进程中，走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表现在：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后留下的空虚衰弱、环境破坏、土地荒芜，老者弱小众多，收入低且不稳定，保障机制不健全，有病难医，精神缺乏支撑，归属感和存在感稀薄。

乡村的弱势群体大面积存在着，需要更多精神上的关注和帮助，否则无异于“隔靴搔痒”。我接触的一些扶贫干部，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在工作中尽力而为。而我用笔记录了一些弱者的故事，如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在文字中，作为叙事者，“我”尽量用平视的眼光，原生态地记录，将故事交还给被记录者，安静地观察与呈现。

有些事情，并非依靠物质就能解决，如鳏寡者的孤独、留守儿童缺失的父母之爱、乡村广泛存在的儿童性侵……物质层面脱贫后，人性人心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今天，文学应该如何反映现实生活，如何书写身处底层的人们？用“我在”姿态去书写吧！不仅要写出当下乡村的生存现场，还要写出乡亲们的精神现场和心理现场。我希望在我的文本里，“我”能够身处这三个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