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迪，1950年生，北京人，祖籍河北滦南。中共党员。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后赴云南当知青。历任云南某师文化科创作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编辑，《商品与质量》周刊总编辑。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遥远的槟榔寨》《野蜂出没的山谷》，中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黑林鼓声》《你死我活》《代号叫蜘蛛》《枪从背后打来》《豹子哈奇》《傍晚敲门的女人》《悲怆的最后一个乐章》等，长篇传记《澳门谢硕文》。《野蜂出没的山谷》获全国第二届少年文艺创作三等奖，《豹子哈奇》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二等奖，《傍晚敲门的女人》获首届金盾文学奖，《悲怆的最后一个乐章》获蓝盾文学特别奖。作品曾译成俄、法、韩文在国外出版。

李迪先生于2020年6月29日9时38分因病医治无效离世，享年71岁。《文艺报》谨重刊下文以缅怀先生。

 

抒写人民的喜怒哀乐

文丨李迪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说出了文艺在当今时代的任务与担当、内涵与使命、方向与展望，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出了一条真理：“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

结合自己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我深感这真理如光，照亮昨天，照亮今天，也必将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未来行程的指路明灯。

文艺的生命在于跟人民的血肉联系。

文艺的生命就是人民的生活。

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创作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遵循这一真理，我七下丹东看守所，与警察和在押人员同吃同住，共同度过三个春节。关在这里的人，要么活着出去，要么走上刑场。生死碰撞，爱恨纠缠，真实的生活使杜撰苍白，永恒的主题淋漓尽致。我看到民警透支生命恪尽职守，我听到罪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我倾听，我落泪。悲伤他们的悲伤，欢乐他们的欢乐。有时谈话到深夜，我一个人迎着冷风缩着脖子走回小屋。路过带电网的高墙，居高临下的哨兵突然打开探照灯照我。时间长了，他们也认识了这个常常勾着腰走夜路的老头儿。还是开灯，不是照我，而是为我照亮前方的路。经历了这段难忘的生活，我写出长篇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

遵循这一真理，我三进塔克拉玛干，与守候水井房的农民工邓师傅和老伴儿一起劳动，感受他们在人迹罕至的大漠中，在没水没电的日子里，浇灌树木、防沙护路的含辛茹苦。远离人烟，枯对黄沙，一个水井房，两个老夫妻。清苦能忍受，寂寞最难熬。有月亮还好，月光是灯。没月亮只能摸黑说话。一说，就是浇树的事。半夜里讲梦话也是浇树的事。经历了这段难忘的生活，我写出报告文学《004号水井房》，传播他们的心声，分担他们的寂寞。

遵循这一真理，我翻越七个梁子八道坎儿，来到甘肃会宁县甘沟驿，顶着烈日，跟钟家岔村的窦老汉一起在玉米地里拔草。听他讲今昔，听他唱秦腔。那沙哑苍凉的秦腔，听到了，忘不了，想起来就心疼。这里沟多水少，除了黄土，还是黄土。过去叫干沟驿，百姓为求苦尽甜来，改为甘沟驿。窦老汉说：“名儿改了，甘没来，一年到头难吃上白馍馍。住的更别提，烂泥房，破窑洞，掏个窟窿当灯用。直到习主席提出精准扶贫，党的阳光照进穷山沟，百姓才过上了好日子。”经历了这段难忘的生活，我写出报告文学《三十里那个干沟沟九十九道坎儿》发表在《人民日报》。让更多的人知道甘沟驿，让更多的人关心农民的日子。

遵循这一真理，我六下无锡，采访了100多位民警。他们是飞扬的旗，他们是壮丽的诗。我们的公安民警，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他们也有老母亲，他们也有心上人，他们也有生死情，他们也有离别恨。可是，当人民需要，当警报响起，他们冲锋在前，他们义无反顾，面对歹徒的尖刀，迎着罪恶的子弹。他们是百姓安宁的保护神，他们是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谁能理解他们的疲惫与伤痛？经历了这段难忘的生活，我写出长篇报告文学《铁军·亲人》；写出百篇小小说集《警官王快乐》。分享他们的激情燃烧，书写他们的酸甜苦辣。

遵循这一真理，我三下扬州，采访社区民警陈先岩。他扎根社区16年，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温暖送进千家万户。公安部授予他“一级英模”，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当选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他在担任了分局副政委后，又重返百姓身边，再当社区民警。我感动，我敬佩。经历了这段难忘的生活，我写出长篇报告文学《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陈先岩的故事》。出版后获得好评，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读后赋诗：

社区民警怎炼成？

遍地鸡毛拾取中。

大爱云飞天行远，

孺子牛耕地生情。

警徽灼灼初心暖，

平安声声热泪迸。

百味杂陈说往事，

“三入”作家笔力雄。

遵循这一真理，我四下徐州公安。在这里，警徽闪亮，豪情似火，局长陈辉率万名铁军，践行“人民至上”的铿锵誓言，守护平安，造福百姓。我先后采访了上百位民警。刑警封东磊被誉为“重案终结者”，一年破案近千起。我慕名前往，想不到竟然是个戴着眼镜的书生。便衣陈森几年来抓获了数百逃犯，我去采访的时候，还以为他是卖鸡蛋的小老头儿。社区民警张小玲爱说爱笑。那天刘奶奶走迷糊了，来了一巡警，问家里有什么人，她赶紧掏出一张卡片说：“这是我孙女！”巡警接过一看，是警民联系卡。拨通电话，张警官说：“快来接你奶奶回家！”小玲笑着说：“我这就坐火箭来！”从大姑娘做到孩儿妈，干了20多年社区民警，小玲当过多少人家的孙女？她爱跟老人聊天，爱看老人脸上的笑。她不能看人哭，人家一哭她眼泪也下来了。她说：“老百姓的要求真不高，在他有事的时候，你能坐下来听他说说，他就记你的好。在百姓眼里，社区民警就是党和政府。咱也别躲闪，担当起来。”经历了这段难忘的生活，我写出《面朝太湖春暖花开》。

回顾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我深深感到：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创作才能永葆青春。

今年，我已过68岁，但感到依然年轻。

“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希望，也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本文原载于《文艺报》2016年12月14日2版）

 

李迪访谈：生活是写作的宝藏

颜慧

前不久，记者跟随参加“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现场座谈会暨《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研讨会”的一行人来到丹东看守所。所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干警办公室和宿舍都在阴暗潮湿的一面，常年飘着刺鼻的气味。里面的各项设施已非常老旧，我们刚走出看守所的走廊，突然有一盏灯罩掉下来，摔得粉碎，幸好没有砸到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李迪发掘出一个大宝藏，在看守所中发现人类的真挚情感，从一件件普通小事中观察到公安监管工作的历史发展与进步，写出弘扬社会正气、讴歌人间真情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李迪还与看守所干警们结下深厚情谊，他们说，李老师，这里就是你的家，希望你常回来看看！

记者：这次实地来到丹东看守所，真切体会到书中描述的一切。所里的条件是常人不能想象的，而你两年内7次来到这里，在这里住了7个多月的时间。

李迪：的确，这里破旧、漏雨、阴暗、潮湿，一处外墙皮因随时可能掉下来而不得不贴出警示“请勿靠近，后果自负”，20多个号里关着500多男女吃喝拉撒，冲进鼻子的全是人味儿，而人味儿是最不能闻的。但是每一天发生在这个有限空间里的常人难以想象的感人故事，又以无限大的力量撞击得我寝食不安。看守所在常人眼中是个“恶的世界”，实际并非如此。跟监狱不同，进监狱的犯人早晚要出来，熬过已知的刑期就能重获自由。而看守所关押的人或者走向释放，或者被押赴刑场。一幕幕鲜为人知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的故事在这里上演，可以说是写作的绝好素材。我在这里定点深入时期，往往被这里发生的真实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辗转难眠，作为一个作家，还犹豫什么呢？所以我决定再来，真实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感。后来，中国作协制定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制度，把我列为2010年全国第一批定点深入生活的19名作家之一，给我以全方位支持，更坚定了我的信心。于是，就有了我七赴丹东看守所，期间两个春节、一个“五一”都跟干警和在押人员一起度过的深入生活收集故事的写作过程。

记者：你是写小说的，已经出版的十几本书包括《傍晚敲门的女人》《血色兰花》《豹子哈奇》等都是小说，这次创作《丹东看守所的故事》为什么改成写报告文学了？

李迪：最初来到丹东看守所时，我的目的及我给中国作协汇报的计划都是要写一部小说，甚至有了题目。但是后来，随着我在“丹看”生活的不断深入，我改变了初衷。因为，我遇到了一群好人，一群充满人性的善良正直、劳苦艰辛甚至忍辱负重却以笑代怨的监管民警！这些让我难割难舍。还因为，我面对几百个男女在押人员渴望自由渴望活下去渴望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的目光，听到他们悔恨的悲伤的痛苦的委屈的牵挂的忧愁的令人百感交集悲从中来的倾诉，我于心不忍！活生生的罪与罚，真切切的事与人，还用我再去虚构小说吗？如果我不用真名真事记下这一切，就对不起“丹看”，对不起“丹看”人，也对不起自己的眼睛。于是，我决定试用报告文学这一最直接贴近生活的方式来写“丹看”故事。这对自己是个挑战，所以写起来也会更来劲。

接下来就是如何扎实生活。我想，我是去索取的，我是去学习的，包括向罪犯学习，因为他们教我懂得了另类人生。那好，那就不要给人家添累，不要让人家无可奈何。定点深入生活首先不能给采访对象添麻烦。作为基层单位，给他们添麻烦是“不落忍”的事情。我请求戴晓军所长，能不能给我在看守所找一间屋子，最好能跟犯人住隔壁。戴所长笑了，屋子有，就是太冷也没热水，你六十好几了不行！我说“没事”。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在看守所住了下来，小屋隔壁当真睡着犯人，屋外风光同样被铁窗分割。每天跟服刑的这帮犯人共用脸池、便所。一日三餐乐乐和和混在警察堆里，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脚下绕来绕去的是所里收养的N只小猫。好了，这下就有了大把时间泡在警察与在押人员中间，让自己成了这个酱缸里腌的咸菜，时间长了便腌出味儿，提起笔——人性、良心、职责、爱。

记者：这部书可读性很强，有些地方甚至采用了悬疑的手法。你觉得自己写纪实文学与写小说时有什么不同？

李迪：没有根本上的不同，都需要有生活。没有生活，完全靠编，我觉得难出好东西。哪怕是《西游记》那样的神话，你去翻吧，满纸生活！纪实文学贵在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从而就更有感召力。但一个真实的好故事，要想感动人，达到写作纪实文学的目的，首先要让人爱看、能看，看得下去。写小说的作家来写纪实文学，除去虚构不可取外，一切好小说里所具备的表现手法都应该更出色地拥有！最怕见事不见人！

记者：读这部作品，被提到最多的词就是感动，在浮躁的当下，你是如何做到的？

李迪：在看守所的这些日日夜夜，我看到了戴所四处奔走打破常规让判了死刑的犯人跟他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见了面，父子生离死别拉都拉不开；孤身女犯想念她收养了7年的流浪狗连死的念头都有，副所长王晶硬是开车几十里把小狗接来养在看守所，女犯号啕大哭喊菩萨啊菩萨；魏红召为犯人西宝的复婚愿望，苦口婆心说服女方，最终约好女方如同意就在释放那天早上准时来接。为了这个约定，两个大男人在寒风中不屈不挠终于等到“幸福的黄手帕”；张丽当过刑警，痛恨罪犯，张口闭口管罪犯叫“人渣”，可是她竟然顶着天大压力为女犯追回不该被罚的钱；陈远在绑赴刑场前紧紧握着管教的手说，谢谢你两年来对我像亲人一样的照顾，我欠你的太多，没法还就到那边求阎王保佑你；中善临枪毙前请求把仅有的300块钱转送给犯人张哲的孩子交学费……这些怎能不让人感动呢。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看到一个教师出身的罪犯被押送刑场的时候，戴所长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像一尊石像笼罩在浓浓烟雾中，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就那样，一支烟抽完了，又接上一支……

记者：在这里采访我还注意到，副所长韩峰在你的感染下开始尝试写作，还开了博客；民警陆春子也在你的带动下对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成了所里的通讯员和摄影师……这也是你定点深入生活的收获吧。

李迪：是很大的收获。定点采风要实实在在深入进去，受访对象才会和作家交心。另外，我们作为作家，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做点事。比如我在这里帮看守所写通讯，和服刑人员促膝谈心，分担他们的苦恼与忧愁，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时间长了，他们也就认可了我这个朋友，抢着帮我洗衣服，在我离开时送我到最后一道大门。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可以说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到了自己。

定点期间，我积累了5大本的文字、几百张照片以及很多采访工作人员、在押人员的录音。为了调查伙食方面的细节，我连厨房的大师傅都采访了。在看守所的这两年，我尝到了定点深入生活的甜头，以后还要继续挖掘那里的故事，把它们呈现给读者。

记者：有评论家说，《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成功塑造了一群管教警察，这群警察非常可爱，个个都个性鲜明，精神彰显。采访中我听“丹看”副所长、第三届“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之一的王晶很由衷地说，书中故事深深打动、鼓舞着他们，让他们更热爱自己的工作，感受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也听到干警们说，李迪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们全所上下最受尊敬、最热爱的好作家。他一段时间不来，我们就会想念他。

李迪：的确，我们不分彼此，都成了哥们儿姐们儿，一段时间不见就相互叨念。每次要去丹东了，总要带一大箱北京特产，像要去走亲戚。戴所长更是把自己在地方上工作的好朋友介绍给我，让我跟他们也成了好朋友。我呢，也把自己做媒体工作的朋友甚至是画家朋友带到丹东去，让他们也成为好朋友，宣传“丹看”，为警察画像。当大家都成为好朋友的时候，还有什么秘密呢？

生活是口井，离了井，没水喝。公安题材是我的最爱。作家不是万金油，抹哪儿都行，这样很难写出较有分量的作品。带着你的喜爱，或带着你从生活产生出的喜爱，再沉入生活这口深井中去挖掘，就有可能找到水，喝上水！

（本文原载于《文艺报》2011年9月28日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