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0年下半年，我在肇庆校区上课时，徐则良最喜欢交作文给我看。则良清清瘦瘦，架一副眼镜，笑起来很腼腆，话也不多，但文笔极好。

则良1990年出生在汕头市潮阳县金照镇。爸爸一九六五年出生，属蛇，妈妈比爸爸大一年，属龙。则良有五姊妹，他是家中老大，下面依次为两个妹妹、两个弟弟。

在则良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很少有和父母在一起的画面。父母生下他不久，就选择了躲计划生育，生完第一个妹妹后，还在躲计划生育。至于父母为什么在生下男孩后，依旧要外出偷偷生孩子，则良说不清其中的原因，只知道，周边的人都将此当作生活的自然部分。父母躲计划生育的日子，具体是什么情形，则良不清楚，他只知道五年内，父母给他带来了两个妹妹、两个弟弟，换言之，除他以外，家里的其他孩子，都是躲计划生育的产物，均为父母偷偷摸摸所生。他的第二个妹妹，即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因为父母实在无力照顾，送给了一个亲戚照看。

爷爷、奶奶在儿子、儿媳外出躲计划生育后，将照顾孙子的责任，视为理所当然。则良的童年，自此和爷爷、奶奶相伴。他的处境，很难归结为留守儿童，但和父母的隔膜、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和留守儿童并没有任何差异。父母因为超生曾经被抓过，爸爸在生下第二个男孩后，曾被抓去结扎，但结扎完后，又生了一个男孩。家里孩子多，在当地并非个案，则良的家族，都是五六个：大伯五个，两个男孩，三个女孩；大姑六个，五个女孩，一个男孩；小姑稍微少点，也生了三个男孩，大姑过继了一个女孩给她。他父亲一辈，同样是大家庭，爸爸有两兄弟两姐妹，每到逢年过节，如果整个家族到齐，要开好几桌。但在则良记忆中，家族亲人已很少聚在一起。

在和爷爷、奶奶相处的日子里，整体而言，则良过得还算快乐。爷爷种地，他则陪着割草，爷爷放牛，他则跟在身后。两三岁时，则良甚至懂得开动一辆三轮车，这让村里人甚是惊讶，觉得这孩子很奇怪。更让村里人惊讶的是，则良对着电视，学了很多东西，看到电视的字幕，背转身，居然可以将很多字写下来，村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由此对他另眼相看，时不时教他写更多的字，事实上，在八岁上学以前，小学课本的字，对则良已没有太大难度。

除了爷爷、奶奶，则良没有玩伴，更没有同龄的玩伴，陪伴他最多的，是家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他曾经养过两只猫，经常和猫待在一起。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有一次猫不见了，竟然是奶奶藏起来，卖给了猫贩子。则良自此才明白，村子里那些经常吆喝、巡逻的人，目的就是收购各种动物，送去城里的餐馆。这个秘密成人心照不宣，唯独孩子们蒙在鼓里。则良难以忘记知晓真相的煎熬，“当知道自己养的猫已被奶奶卖掉时，心理特别矛盾，奶奶缠不过，最后和我说，不卖也行，但要将卖猫的十块钱还给别人”。则良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不想将到手的钱拿出来，只能眼睁睁一边哭，一边看着猫被贩子带走。除了售卖动物获得一些零用钱，则良还记得，奶奶经常披着白色的丧服，去为村里逝世的人走丧。村子边有一条小溪，溪边有一间公共浴室，他每次就站在浴室旁边，远远地看着奶奶披着孝布走过。

当然，对则良而言，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奶奶将自己看得很紧。奶奶的脾气极为温顺、柔和，是逆来顺受的传统女人，“年轻时，奶奶被曾祖母虐待，追着跑，却不会反驳半句，如果奶奶反抗的话，应该不用过得那么苦，我奶奶苦了一辈子”。老人一生柔弱，不想惹事，只求身边的亲人平平安安，一个家能够完整。则良父母经常吵架，经常提到离婚，奶奶告诉儿子，“你想一下，你的父亲有一个继母，如果你离婚了再娶，你的孩子也会有一个继母。”则良是长孙，奶奶怕他出事，总喜欢将他关在屋子里。则良有一次和别人打完架回家，老人苦口婆心地教导，“你看你，被人打了，我不能帮你讨回公道，你打别人了，我还得向别人赔罪。”

则良六岁时，父母不再外出躲计划生育，回到他们身边。大伯因为要外出做生意，爷爷奶奶搬去了大伯家。父母关系依旧不好，吵架是家常便饭，妈妈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跑回娘家，娘家的舅舅，为了调解关系，也经常来人。家里住房紧张，只有两间屋子，一间旧，一间新。旧的屋子，父母用来开了小卖部，则良自从搬去新屋子后，几乎没叫过妈妈，母子之间的坚冰，谁也不知道如何结成，“我的性格固然倔强，但妈妈对我的态度也出奇冷淡，早上我如果忘了饭点，妈妈从来不会叫我吃饭，我经常饿着肚子去上学。有一次娘家来人，我很生气，和妈妈打起来，还大声地喊了一句，‘我没有妈妈’，我甚至叫她猪母娘”。尽管父母出于养育孩子的责任并未离婚，维持住了家庭，则良却感受不到太多温暖，“妈妈做好饭，每次都是自己拿着大碗吃，不管别人，弟弟、妹妹很排斥我，想把我赶出去。邻居家的人，给我取外号叫粪屎，嘲笑我是没人要的孩子。爷爷奶奶看不过去，就将我带到大伯家。我大伯有两间屋子，我爸只有一间，我经常跑到奶奶那边吃饭，很少在家里，我觉得我妈像后母一样”。

则良直到八岁才上小学，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家里最早念书的孩子。村里的小学，在废弃公社的大祠堂中，旁边是村委会，里面只有三个班。在上小学以前，他曾在村里念过幼儿园，幼儿园的厕所，是一个茅坑，他还闹过笑话，不知道大便后要用厕纸。则良一年级的成绩属于中等水平，直到二年级，才慢慢有点进步。到三年级，他必须转到另外一个村子上学，到四年级，在老师的鼓励下，成绩慢慢好起来。父母对他念书一事，听之任之，很少过问。

因为孩子多，开支大，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加上躲计划生育那几年，父母无法进行正常的劳动，进一步恶化了薄弱的家底。在将生孩子这一人生大事完成后，父母利用旧房子，开了一家小卖部。则良念小学时，小卖部生意尚好，但熬到初中，生意就很差了。妈妈没有收入，爸爸在村里当了村干部，“我们村很小，没有土地，没有工厂，当然也没什么油水，爸爸一个月的收入，只有补助的四五百块钱”，相反，因为负责村里的规划，拆了很多违建，爸爸暗中得罪了不少人。到初中，则良连一个学期三百元的学费，都交不起。他记得有一次修自行车，需要修理费八块八，问爸爸要，竟然拿不出手。

父母因为孩子多，家务忙，经济压力大，根本没有心思打点孩子们的生活细节，家里的伙食非常差，很多时候，父母根本不知道则良饿着肚子，以致他初中吃食堂后，居然认为食堂的饭菜美味无比。因为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老人没有穿内裤的习惯，回到父母身边，父母也没注意到这些生活细节，直到初二，则良才知道有穿内裤一事。

则良小时候看过《西游记》，他总会将自己臆想成孙悟空，希望自己神通广大。小学二年级时，他看过一篇文章，和理想有关，“那时，我就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

小时候，他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

上初中后，则良眼界大开。他留着长头发，穿得很邋遢，脚踩破球鞋，走进了乡村中学那间教室。“当时竞选班干部，我莫名其妙地当了班长”，这成为则良改变自我认知的开端。童年的压抑、痛苦开始释放，精神深处说不清楚的晦暗，伴随身体力量的增长，不再坚硬如铁，生命的欣喜和雀跃，隐隐约约呈现。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村里人嘴中的“粪屎”，初中的课堂，他凭借个人能力，能获得班长称号。但因为小学基础差，知识面窄，一进初中，他立即感受到太多不懂的东西，“比如英语，我五六年级才接触英语，班上58名同学，我英语考试总是倒数第一”。则良渴望爸爸给他买一台复读机，可爸爸一直拖着不给钱，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他还羡慕关系和睦的同学家庭，初中时，他曾去过别人家，“父母关系特别融洽，会互相说调皮话，调侃对方”。一到放假，则良压根不想回家，他害怕家里的争吵， “家里的氛围，和妈妈有关，我妈妈没有念过书，不识字，如果她文化程度高一点，贤淑一点，家里应该很少发生争吵，至少念大学的，不会只有我一人”。

则良尽管喜欢阅读，一直到初中，却不喜欢语文。他讨厌语文课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套路，厌烦这样的形式，甚至和老师当场吵架，“我压根没有听过几次课，感觉语文没有太大用处”，但对语文的反感，并没有妨碍他写作的兴趣。从初二开始，他给两个女孩子写过情书，第一个女孩，他写了几封以后，很快有了回应，但则良突然就没了兴趣，还被女孩在食堂质疑，为什么不再给她写信。第二个女孩，母亲去世后，表现得特别坚强，他被女孩打动，原本想通过写情书，表达仰慕之情，但写着写着，最后竟然有了讽刺的味道，女孩直接将信交给了老师，事情变得尴尬：不但未能和女孩子接近，反而生了嫌隙。其实他写信的那些女孩，都是平时下课后，一起做作业、一起骑车回家的好朋友，“但都被我弄砸了，那段时光令人怀念，特别美好”。

初中毕业，则良没有考上高中。“当时真的不想读了，自己找了一家纺织厂，厂里包吃包住，我打算就在纺织厂上班。但经过一天岗前培训，突然感觉特别孤独，当时一接到奶奶的电话，就哭了起来，奶奶叫我回去，说是送我复读一年。”在则良的家乡潮阳，普通高中只有一所，其余都是重点中学，但他的分数，不够重点中学，普通高中又受制于农村户口，没有资格报。“我们那里的中考比高考更重要，如果考上了重点高中，基本上都可以读大学，普通高中就算考上，也没什么希望。”在则良心目中，让孩子上中专、大专这样的学校，是有钱父母干的事，他们让孩子混个文凭，就会过上很好的生活，对则良而言，村里人有一个共识，“考不上重点高中，就不用读了，早点去打工吧”。

爸爸对则良复读的态度无所谓，“能考上重点高中就去读，考不上就去打工，反正考上普通高中，上大学也没什么希望”。他很幸运，在复读班上，碰到了一些好老师，尤其是历史老师，直到今天则良依旧会时时想起，感冒了，老师会将泡好的蜂蜜茶端到教室，给他喝；有一次，拖鞋的带子断了，根本无法正常穿着，老师跑过来，问他穿多少码的鞋，他不知道自己的码数，无法回答老师的询问，但还是收到了买来的新鞋。“父母从来不会如此细心地待我，每次我都特别感动，但老师后来调走了，我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这些细小的温情，让则良得到了极大的慰藉。童年粗粝的生活，以及与父母感情疏离所带来的情感缺失，在历史老师不经意的关心中，一点点唤醒了他内心柔软的一面。他对同学特别好，无论谁求助，都是先将别人的问题解决好，将自己的事情放一边。他始终记得，有一次班上写作文，写身边的人，他们班甚至隔壁班，竟然有十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写到他，“这让我特别惊讶，也特别感动。”老师、同学的关注与认可，重塑了则良的自我认知，也增强了他的自信。

复读一年，他考上了黄图胜中学，学校坐落在潮阳城南，在所有的重点中学里面，算是中等，而当地最有名的是金山中学。则良的人生，迎来了第一次转折。姑丈主动提出，与爸爸一起开车送他上学，他切身感到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校条件特别好，毕竟是重点中学，硬件设备也很好，有投影啊、电脑啊，球场啊、图书馆啊，这些以前都不敢想象。”初中阶段，他一直盼望学校能有一个图书馆，这个愿望，终于在高中实现。但在新奇感过后，则良再一次感受到尴尬，“因为没摸过电脑，第一次上电脑课，连机都不会开，文档更不会打，而身边的城里孩子，熟门熟路，什么都会”。

在复读考进黄图胜中学以前，则良曾有一次考大专的机会。他初中毕业时，曾参加过广州外国语艺术学校的招考，如果入读，初中毕业后再念五年，可以拿到大专文凭。那是他第一次来广州，第一次见老外，第一次当众说英语，但考试没有成功，他失去了入读机会。

这次招考经历，让则良对广州产生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他记得考试期间，在外面餐馆吃饭时，不小心弄丢了订好的车票，服务员得知消息后，拼命帮他找，甚至去翻垃圾桶，丢失的车票，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失而复得。这件不起眼的事，来自一个陌生人的关心，却坚定了则良的一个心愿，“我发誓要来广州，要来到这座城市”，这也许是他中考失利已进纺织厂后，听从奶奶的安排回来复读的心理动机。

上高中后，则良依然担任班长，“算起来，从初中到高中，我当了六年半班长。”这倒不是因为他能力比别人强多少，而是出于一种彻底的奉献心理。“初中、高中的班长没人当，大家都怕耽误学习，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评优秀学生干部。”

尽管在则良眼中，相比初中，黄图胜中学还算是一所好中学，但从客观情况看，依然具有乡村中学的混乱和无序，“班里每天都吵吵闹闹，宿舍一进门，到处都是垃圾堆”。他声称自己的高二，过得极为糟糕，“重新分宿舍后，我住进了十二人间，和我同住的那些人，很多都是富家子弟，一点都不讲卫生。有一次，我实在看不过去，叫同学去丢他扔下的垃圾，没想到对方说，他从来没有丢过垃圾，他感觉丢垃圾很没面子。我为了维护同学关系，没说什么，但感觉热脸贴冷屁股，很失望也很失落”。高二时，他实在无法忍受，和几个同学商量后，到宿舍外面租了房，反而交了一些好朋友。

在父亲和姑父将自己送往高中后，高中阶段，除了每月收到父亲的四百元伙食费，父母再也没有来学校探望过则良。他异常自尊，无论碰到什么困难，宁愿告诉老师、同学，也不告诉父母。高中的生活相对简单，大家穿校服，按学校的作息时间行动，除去休息，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脑子里只有考大学的目标，也感受不到同学之间因家境差异所带来的压力。

爸爸因祸得福，因别人举报他包庇村民多生孩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撤销了村干部职位，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小姑那儿帮忙。小姑开了一个工厂，爸爸负责帮忙调试机器，收入是村干部的几倍，家里的经济条件，反而意外地得到了改善。

在远离父母的日子里，除了爷爷奶奶，则良从来不会去想念家人，也不会留恋家庭，学校有再多的不快，在他看来，也比待在父母身边宽松自在。但随着年岁的增长，进入大学后，他突然顿悟了一件事情，彻底原谅了童年阶段妈妈对自己的漠视、粗疏，他突然明白妈妈的局限，更多来源她的成长环境，来源她教育的匮乏和爱的贫瘠，而不能归结到后妈一样的坏心眼。

从高中开始，则良再一次叫出了“妈妈”二字，而在此以前，他基本不和母亲打招呼，母子两人互不理睬，形同陌路。尽管他依旧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和妈妈亲热不已，但现在，每次回家，他都会想着给妈妈买些东西，而妈妈则会给他“做一顿好的”。母子关系的改善，也直接带来了他和爸爸关系的好转，放假回家，爸爸不经意中竟然将手搭在他的肩上，这个举动，让则良尴尬，但却让他感受到爸爸态度的改变。

则良坦言，在高中的紧张学习中，他内心有过远大目标，他曾经想过，等学成归来，一定要改革汕头的经济状况。但2010年考进大学后，“好像心头汹涌的一切顿时归零，生活猛然失去动力”。这种状态和高三的一段感情有关，则良喜欢一个女孩，毕业表白失败后，由此陷入沮丧，并将情绪带到了大学阶段。来到广州上大学，他不再像高中乐意去当班干部，目睹其他同学兴致勃勃地参选各类社团，他冷眼旁观，漠然置之，“说到底，还是人生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前途的问题，变得迷茫”。

和其他同学大学期间内心历经的折磨比较起来，则良并未陷入太多具体的困境，他没有外省学生地域差异带来的诸多挑战。尽管对于广州，他有强烈好感，但并没有就此细心地规划着每一处人生环节，一切以广州立足为目标，而是随波逐流，一切都被惯性推着走。中学阶段的亢奋，反而在大学期间快速消退，童年的压抑和不快，仿佛又重新入驻内心。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回到家乡，留在广州开始了不同职场的流动。

则良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饮品店当储备店长。这是他实习就业的延续，每个月工资两千元左右，不包吃住。作为实习生，住学生宿舍，坐公共车往返，两千元的待遇，当然感觉不到太大的经济压力。但恍惚中，毕业季悄然溜走后，他竟然没有意识到，应该找待遇更好的工作。离开校园后，学生宿舍不可停留，租房的压力摆在眼前，饮品店捉襟见肘的薪水，给他带来了实际的挑战。坚持了十个月，在看不到任何上升空间后，他选择了放弃。

第二份工作，则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公司位于嘉禾望岗，二号地铁的终点站。公司的待遇，相比第一家，并没有明显优势，依旧是不包吃住，月薪两千，则良之所以选择它，无非看重工作和专业相关，可以更快地实现个人成长。他和另外两位同事，一起在梅花村租房，租金二千四百，则良支付的房租近八百元，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除了吃最廉价的饭，他不能有任何额外的开销，更谈不上存钱，“不能给家里任何帮助，仅够自己糊嘴”。在看不到公司太多前途后，坚持了三个月，再次离开，“离开不久，公司就倒闭了”。

在放弃第二份工作后，则良开始总结、反省难以找到满意工作的原因。他始终认为，除了没有积蓄，必须快速解决生存导致行事匆忙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自己能力弱，“那些在校表现活跃、口才好、能说会道的人，机会更多，他们更容易进大公司”。则良找工作的途径，主要通过前程无忧、智联等网络公司海投，而他的同学，不少都是通过现实中的人脉解决毕业去向。网络公司如汪洋大海，他投递简历，仿佛没有抱太多指望但又明明心怀期待。一次次地投递，一次次地落空，除了增强他的挫败感，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机遇。

则良很少审视社会现实，他从不追问个人命运和社会的关系，也不认为从小到大的经历，隐含了某种来自家庭的必然。当然，他也不否认自己还算努力，大学期间，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东西，也写了不少作品，只不过，他不想像别的同学那样，为了简历的光鲜，沉迷考证、双学位和各类学生干部。他承认由此养成了一些懒散的习惯，“上课总是晚起，以至迟到，上班以后，偶尔也会这样”。则良认为大学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好的时间管理和职业规划，缺乏明确的目标指引，没有做到严丝密缝地对接职业目标，他将此视为毕业后经常换工作的原因，“因为你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目标，随便乱撞，哪里接受你，不管好坏，是否适合，你都去”。

在离开校园一年后，则良深深意识到第一份工作的重要性，“第一份工作，会限制人的求职方向，成为此后求职的基础。除非有别的渠道或表现，决定面试官是否赏识人的原因，只能来自此前的工作经验，我的失误，恰恰是第一份工作太过随便”。

毕业后，则良对一个事实的确认，让他产生了真正的挫败感：他发现自己即使不读大学，找的工作也差不多。他的高中同学，很多没有念大学，早早去社会历练，衣食住行、成家立业的生存问题，早已得到解决，混得比他顺的人，并不鲜见。父母不时在他耳边嘀咕，说某某不读书，“现在有房、有老婆、有孩子，你看你，读了那么多年死书，还不能养活自己”。则良无法说服父母相信读书的意义，依旧在村庄艰难挣扎的父母，很难不将家庭的希望和唯一的大学生对接。念高中时，则良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而来到大学，他懵懂中仿佛洞悉了某种真相，待到进入社会，现实已赤裸裸向他展示了最真实的一面。他隐约明白，为何一到大学怎么样都提不起精神，那种深深的倦怠仿佛来自某种隐秘的洞察。高中曾有的远大梦想，余温并未散尽，汕头的经济发展，和他产生不了太多关联。毕业后，摆在则良面前的严峻现实，是找到的工作，月薪始终难有突破。

他和高中的同学偶尔会见面，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同窗，并不如父母描述得那么光鲜，不过更容易接受现实，在得知则良目前的收入和状况后，甚至会暗中庆幸。则良明显感到，尽管便捷的网络，能轻易将中学同学召集到小镇的歌厅，但他们之间确实难以找到共同话题，大学时光，隔膜的不仅是自己梦想和现实的藩篱，还有曾经朝夕相处同学之间的情分。

第三份工作，则良谨慎了很多。就算工资不能有较大突破，他意识到，必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公众号的运营成为每个单位的选择，但合适的人选微乎其微。凭借出色的写作能力，他很快找到了第三份工作，进入一家整形医院做公号。尽管待遇依旧没有大的突破，但他可以藉此快速积累不同的工作经验，“整形医院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不正规，我感觉他们还挺负责”。工作经常加班，转正以后，待遇也没有提升，依旧是基本工资2800元，掌握了运营公号的基本知识后，干了半年，他再次选择离开，尽管早已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换工作太多，缺少积淀”，但劳动强度大、待遇差，付出和收获完全不对等，他无法说服自己在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下坚持下去。

但这次离开，让他找到了定力，他逐渐明白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相比前台的管理和服务，他确实更擅长在后台运营公众号。在整形医院，他不但能较好编辑内容，也懂得吸引粉丝，懂得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关注的人数。经过仔细甄别，第四次择业，他选择进入一家化妆品公司，依旧运营公众号。按照合同的约定，工资三千五到三千八百元，不包吃住，但三个月转正后，会给他买社保、买五险一金。这是所有工作中，他干得最为舒心的一次，他已经决心好好在此坚持下去，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变动工作。他从来没有想到，公司在他转正三个月后，根本不履行此前的约定，既不给他买社保，更不用提五险一金。他咽不下这口气，和公司产生了纠纷，最后通过劳动仲裁，获得了四千元赔偿，但也将他逼向再次找工作的境地。

回想起来，从毕业算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已经换了四份工作。让他欣慰的是，自从进入新媒体行业后，他每次的薪水，都能提高。更让他欣慰的是，每次离开旧的工作，他都能凭借中文的专业功底，在很短时间内，找到新的下家，这种“失业和就业”之间的无缝对接，让他的生活没有陷入难堪的窘境，而保住生存，是他留在广州的底线。

则良很快找到了第五份工作，进入潭村淘宝旗下的一家分公司做公号。公司非常正规，会落实给员工买社保之类的福利，工资也比以前高些，每个月扣掉一切费用，拿到手的收入，将近五千元，“第一次感觉稍稍稳定了一点，相比以前的拮据，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他最大的心愿，是电商的发展能保持上升的势头，所在的公司能维持目前的态势。

回想毕业以后广州的工作经历，则良坦言经历了很多苦楚，真切感受到“90后”的中年心境，但他从来不后悔留在广州。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收入，要在广州立足、买房、安家，难度太大，“如果自己没有更大的发展，要在广州买房，肯定不可能”，但他从来没有降低对广州的热爱。

他也不后悔上大学，“如果有可能，我将为进更好的大学努力”。尽管一纸文凭没有改变他的处境，他还是感觉单薄的生命打开了别的空间，他坚信好的大学依旧能改变人的命运，会给人带来更多的选择和社会资源。对农村孩子而言，他始终坚信，名牌大学依旧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捷径。

父母关心的事情，显然和他不同，他目前的最大压力，来自家人的催婚。大妹妹已经结婚，两个弟弟也已成年，作为大哥的他，如果不解决婚姻问题，将给后面两个弟弟的成家，设置天然的障碍。父母不知道他在广州的真实处境，只知道儿子大了，应该延续古老的生活律令，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好不容易和父母的关系得以改善，因为催婚，他再次选择了疏离。

而事实上，故乡的一切早已改变。童年时候，尽管因为奶奶的管束，他缺少玩伴，但村里的孩子随处可见，到处都是欢声笑语，而现在，哪怕到过年，村里也冷火疏烟，毫无人气。更多的人在城里买房，不再回到乡下，留下来的人群，守着一个冷寂无比的村庄。村里唯一不变的，是一直沿袭的赌博风气。父亲当村干部时，想尽千方百计，给村里争取了一个贫困村资格，并坚持在村里建了一栋小学，但小学建起来后，从来没有孩子在此念书。那些真正想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家长，纷纷将孩子送往城市，败落的小学，早已成为村庄刺眼的废墟。

则良也不是没有想过回老家发展，当老师或者横下一条心考公务员，但他对于故乡的土地，始终难以亲近。与他坚决留在广州的选择不同，来自家乡的同班同学李鸿姚，一毕业就选择回家，很快考上公务员进入当地检察院，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恰好与则良所在的村庄对接。这是两种不同选择背后的真实人生，则良貌似镶嵌在繁华的都市，背后却有无尽的苍凉，鸿姚貌似落入贫瘠的村庄，背后却拥有稳定受人尊重的职业。

一代年轻人对于城市的向往与逃离，同一个班的不同个体，已做出了最好的演绎。

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在我流逝的十几年从教时光中，有些孩子始终烙在我生命最深处，更多的孩子，站在时光的角落，不声不响，如同过客或剪影，但却始终不会缺席。 

黄灯，湖南汨罗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业余写作随笔，非虚构作品《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曾引发2016年春节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