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堵间隔的墙坍塌后，我对村庄的记忆就陌生起来。头顶上的云朵，地上奔跑的羊群，再也不愿意顺从我。就连从北往南而来的风，也绕过村庄，远远伸进孤悬的天空。夜晚的星星呢？变得越来越渺小，再也不愿意为孩子们引路。

那是个太阳不会向中午移动的早晨。燕子在薄光照耀的蓝天下飞翔着，叽叽喳喳，飞得极快，几乎看不清它们的身影。

我听见院子的开门声，爬起床，搓揉着睡意蒙眬的眼睛，看见一捆捆禾苗躲在南墙根下，可爱得就像刚刚出世的婴儿，转悠着眼珠，和村里的植物说着话。我发现，禾苗熟悉村子里的人事，知道我是谁。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颠倒黑白的人，是家里唯一不会瞌睡的人。

父亲喜欢在夜晚干活，赶着月亮，听着地下的虫鸣，仿佛看到了从田里长出的粮食。我是被黄牛的哞声喊醒的，搓揉着布满眼屎的睫毛，爬起床时，父亲正赶着黄牛进入院子，汗流浃背，脸上满是泥浆。牛站在地场嚼着草料，尾巴像秋千在空中来回扫荡，苍蝇像是在和它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牛是父亲的伙伴，父亲视牛为朋友。牛拉着长脖子，伸出舌头将草料卷入口中，用劲细细嚼着。父亲坐在一旁抽着旱烟，看着牛慢慢吃饱。村庄的烟囱里，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烟雾从不间断地时起时落，簇拥着，一团团高悬在半空中，或坠落到地上到处乱窜，不知朝何处躲藏。

父亲抠落烟斗的烟屎，把烟斗放在搁架上，起身朝墙脚的禾苗走去。父亲把禾苗拧在竹篼里，挑着竹篼往犁好的田里走去。我就像个跟屁虫，跟在后面蹦跳着。狗紧跟在我的后面，像是去赶一场春风。

牛见我们朝田间走，哞哞地叫起来，声音深远悠长，整个村子都听得见，村子里的牛也跟着叫起来，像是彼此说着农事，交流着村子里的春天。

牛叫时，其他动物的耳朵痒痒的。但谁也没有牛的喉咙，喊不出一样的声音。

“嗨，嗨。”这是我家南墙下的声音，是隔着墙壁穿过来的。他的声音像喇叭，具有无限的张力，叫起来的时候，声音会越来越大，在村子里传着，就连牛的叫声，也被压得极低。他的身子瘦小，窝着头，成天把半边脸贴在墙上。他贴着头的地方，像个月牙儿。

他的名字叫三喜，是个患有脑瘫的哑巴。我从田间回来时，他趴在墙边不停地“嗨”着。我感觉他是在和我说话，我也学着“嗨”回应他。

他就这么不停地“嗨”着，一辈子没干过正经事的懒汉。被他叫醒后，我提着锤子出了远门。

“你累不累？”我站在南墙的墙头上，伸手摸着他的头说。可是他根本听不见，眼睛不地朝我打转，还是不停地用劲“嗨”着。我发现，他每“嗨”一声，脖子的血管就会膨胀。好像他的声音，是从血管里喷出来的。

我不清楚他要干什么，那天他扯着我的手，不停地往墙上爬。我的脑门像是闪过一道光，铆足力气，伸手往上拉他时，母亲喊住了我。

我家的土屋居住过十几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向无辜的老屋，以一堵矮小的墙作为分界线，划分成两家。南边的是我家，北边的是祖武家。在此之前，老屋没有南北之分。我家把这堵墙称为南墙，祖武家把它称为北墙。一堵墙，就这样把一栋房子隔开了。

老屋被划分出去之前，曾祖父徐琢玉一直住在北边的厅房，他患有痨病，早晚咳得厉害。父亲在南边的厅房出生后，对曾祖父的咳声非常敏感，听见咳声就会哭个不停。曾祖父时不时趴在窗眼上看父亲，父亲也时不时竖起耳朵，听他的咳声。咳声停下来的时候，院里是安静的。奶奶说，曾祖父忍咳的时候，总会憋得面红耳赤。

那时，家里倒是希望有堵墙，有堵密不透风的墙。隔着墙，曾祖父怎么咳，父亲都会听不见了。

对曾祖父的去世，父亲没有任何印象。他走后，南北厅房的中间筑起了一道墙，北边的房屋，连同厅房一起划分出去了。我长大后，一直没有去过曾祖父住过的厅房。

我家有养猫养狗养牛的习惯，猫狗都养得很壮实，相处得也很和睦。

猫是懒猫。说它懒，是因为有阳光时它睡在阳光下，没阳光时它睡在火炉旁。猫头特别硬，沉睡时怎么敲都不会醒。懒猫的肉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人把吃猫肉当成一种乐事。奶奶是不允许家人杀生的。她常说万物爱生命，虫蚁畏生死，何况是猫呢？奶奶有着菩萨心肠，因为亲眼见过一只懒猫被活活打死的惨相，常咒骂那些吃猫肉的人没有好下场。

但无论奶奶怎么咒骂，村子上空还是不时会弥漫着猫肉的味道。

奶奶咒骂的时候，三喜却竖着耳朵听得很认真。他好像知道奶奶在骂谁，好像知道村子里谁干了坏事。

慢慢地，我和三喜玩的时候，奶奶不再把我喊回来。母亲喊我的时候，奶奶也会说，都是孩子，在一起玩玩，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似乎理解了奶奶，为什么那么爱猫。奶奶总是把猫看得很紧，下地的时候，把它装在笼子里，放在地头上。仿佛一不留神，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年头一些人常年吃不上肉，想着法子给自己开荤。奶奶不得不这么做。

我家和祖武家不和，两家人长期虎视眈眈，常因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隔墙对骂。奶奶因此害怕祖武家会对懒猫下手。

祖上的恩怨我浑然不知，祖武唯一的儿子三喜，却和我秘密地有着往来。我们用“嗨”说话，相互“嗨”着时很快乐。

我家的懒猫，可不懂这些。有一天夜深，它纵身跳上南墙，朝着曾祖父的厅房奔去。任由奶奶怎么唤，就是唤不回来，而且跑得不见了影子。

奶奶像是丢了魂似的，每天摇晃着出门，夜半才肯回来。她知道，懒猫白天懒，晚上不懒，会到处捉老鼠。她幻想在夜间有可能与猫相遇。可是接连数月，再也没有见到猫。

奶奶为此食欲不佳，人也开始消瘦。后来，我问过奶奶，为何如此爱猫。奶奶说，一份家业，需要猫啊狗啊这些家畜来看护，如果没有了这些动物，村庄就不像个村庄了。

奶奶也想过去祖武家找猫。父亲说，猫在还好，如果没有，说不定，会招惹一场大风波。奶奶只好作罢，成天为猫沮丧。

那是个寒冷的冬夜，村子里刮着大风。我家的门咔的一声开了，紧接着一股刺骨的风从门外呼啸进来，把煤油灯的光拖得老长，母亲立即用手掌围住。祖武是随着风一起进来的，“叔婆，我们要搬走了。”父亲刚睡下，母亲还在纳鞋底。听到这个声音，父亲顿时睡意全无。

“你们搬走？”母亲又问了一遍。

“嗯。”

“来，坐，坐这。”母亲把左侧的凳子挪过来，示意祖武坐下。换作以前，母亲必定求之不得。可是现在，她的心里反而有了一些冷意。她感觉从此南墙外会空空如也。这种无限的空，让母亲的心头布满凄凉。她仿佛看到了一个个人从屋子里离开。

“准备什么时候搬走？”母亲问。

“过两三天吧。”祖武说，“我来和你们告个别，屋子空着，你们用得上就用。”祖武的声音有些哽咽。虽然仅隔着一堵墙，我们对他家的事却是一无所知。

“明早叫三喜过来吃顿饭吧！”母亲说。

“好咧！”说着祖武起身，与风一起消失在黑夜中。

天没亮，三喜就来了，我当时还在睡梦中，感觉有人“嗨”了一声朝我走近。“嗨。你怎么来了？”他指着地上，我惊奇地发现他脚下蜷着一只猫。那只猫紧跟在他的脚下，像是被绳牵着。

村里很多人都希望祖武家搬走，我家牵扯的关系最大。父亲和母亲也曾经琢磨过，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话说明。可是碍于面子，没有事先开口。“你看，村子被他折腾成啥样了？就连乌鸦都看不到了。”村里人有意无意地说着。好像村庄里的动物，都是三喜的“嗨”声赶跑的。“有他在村里，人们没办法安稳生活。”

我知道，这一切都与三喜无关。人要是像树根一样，在地下埋几十年，就会熟知地下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能够看得见。人们依靠柴火烧饭，各种杂木砍伐严重，村里的鸟雀越来越少，就连白鹰飞走后，也不愿意再飞回来。这时，我觉得搬离村子是有意义的。

那天早晨，我看见祖武挑着担子朝山外走动。他们走远的那个早晨，村子里就只剩下风，我被风从南墙吹翻过北墙，站在三喜常常贴着头的地方，眺望着三喜远去的方向，他的“嗨”声就像是小溪里的水，一浪一浪朝着远方，他的影子越来越小，声音也越来越小。

我感觉村庄像是走丢了一双眼睛。

“农民变市民”是中国城乡变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个体，那些离村的少年可以改变生活，却难以救起衰败的乡村。可是，三喜呢？

多少年后，随着村庄的人慢慢离开，我也走出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家和祖武家的那层“隔阂”，也就自然而然地消散在时光的深处，再也没有人能把它找回来。南墙和北墙彻底地被写进了历史。

某日，父亲提到三喜时，说三喜为救一只流浪猫，被一辆小轿车给撞了，满街撒着猫粮。

我确信，这回三喜真的走失了。不知为何？在我的脑海里，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听见“嗨”声。他的声音就像是那只流浪猫，在陌生的城市里到处乱窜。

（徐春林，1981年生，江西修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诗刊》《当代》《中国作家》《散文》《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作品两百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白虎郢都》《活火》，小说集《该死的见面》，散文集《山居羊迹》《芳亭记》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