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生下来的时候有多小，母亲说得最形象，她说可以装在我父亲的鞋子里。出生的时候我只有三斤多，最后怎么活下来了，估计更多是靠的运气——“此乃天意，天不灭曹”。及长至五岁，就跟着两个哥哥去上学了。

我觉得那时候我是个最悲催的学生，说是跟着两个哥哥上学，俩人根本不管我。其实他们也是各顾各，如果其中一个人跟人家打架了，另外一个就会这样撇清：“你们该打只管打，只要不提名道姓骂父母，我绝对不会管！”没办法，江湖义气第一桩。

后来到了四五年级，我虽然年龄增长了，个子倒没怎么长。不管别的同学因为个子原因怎么换位子，我永远在第一排。很多人就爱欺负我，虽然不一定都是出于恶意，也可能是因为我个子小逗我取乐，但事后我总是哭着回去告状。母亲看着我可怜兮兮的样子，不但不安慰我，反而还要把我训一顿，说：“我不相信你不惹人家，人家会故意欺负你！既然你惹了人家，就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唉！跟“老革命”有什么道理可讲呢？等于在家里又白白受了一次欺负。于是我就躲在屋子里再哭一场，边哭边看《红楼梦》。我最喜欢“查抄大观园”那一段，看看人家探春，那个胆识！那个作为！那才是女儿啊，那才是女儿该有的底气和阵仗！莫非我不是母亲的亲生闺女？

《红楼梦》里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遂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察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儿，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可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得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

探春说话如此有底气，也是其来有自。虽然她是赵姨娘的庶出，但一贯的“政治正确”，让她在贾府上下颇得尊重。她果断地舍弃生母赵姨娘和胞弟贾环，始终立场坚定地站在王夫人、宝玉一边，饶是如此，才可能“以姑娘之尊，以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代理凤姐当家理事。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奸奴蜂起，内外欺侮，锱铢小事，突动风波。”她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在大观园兴利除弊，颇有建树。故而脂砚斋评点道：“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

探春不但说得出，也做得出。参与查抄大观园的仆妇王善保家的，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王夫人也另眼相待，便拿腔作势地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地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

“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

通读《红楼梦》，探春这一巴掌要多响亮有多响亮，要多痛快有多痛快。要是人家欺负我，我也能够来这么一下子，该是何等地解气！姚燮说她之所以能“侃侃而谈，既无支离，亦无畏缩”，是因为探春之怒不为一己之私，而是对贾府面临危局的先见之明和切肤之痛，借着冲天一怒，以警醒浑浑噩噩的局中之人。

及至结婚生子，在生活的磨刀石上翻滚了半辈子，才知道探春这一巴掌有千钧之力，不是轻易可以打下去的。且不说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阶级的支撑，如何能善后，也是一桩大事呢！像我们这些“草根”阶层，一巴掌能惹出多大的麻烦来，谁敢设想呢？所以等女儿上了学，受了委屈再向我诉说的时候，我除了好言相劝让她忍耐，也断断不敢擎出探春那一巴掌来。我只有安慰她，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巴掌举得有多高，扇得有多痛快，而在于你对生活的忍耐和适应能力，不盲从，也不盲动。最后，我总是用罗曼·罗兰的话安慰她：“别用暴力去挤逼人生。先过了今天再说，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竭尽所能。”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这未必是苟且，即使是，也是生活的不二法门。

其实，不管是《红楼梦》还是《金瓶梅》，作者对女性都抱有一种激赏的态度。这在中国的礼法制度之下，真是难能可贵。且不说《红楼梦》里的晴雯、探春、王熙凤、尤二姐，即使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那也具有响当当的个性。她几经转手，饱经磨难，嫁给“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酗酒。着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的侏儒，但她并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积极向上，一力想扶助大郎过好生活。当他们在紫石街受人骚扰，武大想租房搬家时，潘金莲说：“你赁人家房住，浅房浅屋，可知有小人罗唣！不如添几两银子，看相应的，典上他两间住，却也气概些，免受人欺侮。”当武大说没钱时，她果断地说：“没有银子，把我的钗梳凑办了去，有何难处！过后有了再治不迟！”果真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的主儿。

即使温柔善良如孟玉楼，在关键时候岂不也是敢作敢为、杀伐决断？当听说她要嫁给西门庆，一心觊觎她财产的母舅张四过来劝阻。俩人那一番口舌，既绵里藏针也刀刀见血，真真是一场精彩的大戏。其情，其理，其分寸拿捏，丝毫不亚于诸葛亮舌战群儒。

“且说他母舅张四，走来对妇人说：‘娘子，不该接西门庆插定。还依我嫁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他又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过得日子，强如嫁西门庆。那厮积年把持官府，刁徒泼皮。他家见有正头娘子，乃是吴千户家女儿。过去做大是做小？都不难为你了？况他房里又有三四个老婆，并没上头的丫头。到他家人多口多，你惹气也！’”

母舅果真是设身处地替她考虑的，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孟玉楼不骄不躁：“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让他做姐姐，奴做妹子。虽然房里人多，汉子欢喜，那时难道你阻他？汉子若不欢喜，那时难道你去扯他？不怕一百人单擢着，休说他富贵人家，那家没四五个？着紧街上乞食的，携男抱女，也挈扯着三四个妻小。你老人家忒多虑了，奴过去自有个道理，不妨事！”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且不管他西门庆、吴月娘有多难伺候，我先做好自己，他们还有什么说的？

张四又打出第二张牌，用过去的事实来恐吓她：“娘子，我闻得此人，单管挑贩人口，惯打妇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你愿受他的这气么？”

孟玉楼自然有化解的能力：“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汉虽利害，不打那勤谨省事之妻；我在他家，把得家定，里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为女妇人家，好吃懒做，嘴大舌长，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

听到“打狗不成”，母舅还不知难而退，那就是不识抬举了。孟玉楼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其决心岂是三言两语所能撼动呢？可是他还不死心，继续自找没趣：“不是，我打听他家，还有一个十四岁未出嫁的闺女，诚恐去到他家，三窝两块，把人多口多，惹气怎了？”

岂知孟玉楼更是棋高一着：“四舅说那里话！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从上流看。待得孩儿们好，不怕男子汉不欢喜，不怕女儿们不孝顺。休说一个，便是十个，也不妨事！”

眼看理屈词穷，母舅只好声嘶力竭了：“我见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卧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

孟玉楼则乘胜追击，一点不给母舅留有余地：“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边胡行乱走，奴妇人家只管得三层门内，管不得那许多三层门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还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各人裙带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这样费心。”

果真，“这张四见说不动这妇人，倒吃他抢了几句的话，好无颜色。吃了两盏清茶，起身去了。”

这“起身去了”的张四，比起挨了一巴掌的王善保家的，可能更不堪，有苦说不出。不过还能坐得下吃两盏清茶，可见脸皮也真够厚的，肯定是一个难缠的主儿。如果没有孟玉楼这样的霹雳手段，这段姻缘很有可能一拍两散了。

丫头春梅是被西门庆收用过的，作为一个奴才，她始终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尊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有论者说，她在《金瓶梅》里的表现，堪与《红楼梦》里的晴雯有一比。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比晴雯刻画得更立体、更圆满，其心高志大远在晴雯之上。尤其是她在关键时候的表现，更能说明她骨子里的那种尊贵和智慧。

在“薛嫂月夜卖春梅”一回里，吴月娘要把春梅卖掉，而且吩咐贴身丫鬟小玉盯住她，让她净身出户，一件衣服都不能拿。春梅知道要打发她，一滴眼泪没流。看见潘金莲伤心地哭，她反而回过头来劝说她：“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儿过，休要思虑坏了。你思虑出病来，没人知你疼热的。等奴出去，不与衣裳也罢。自古好男不吃分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然后走的时候“跟定薛嫂，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

《金瓶梅》的用词看着粗糙，其实是有着十分讲究的。这个“跟定”，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决绝，更暗含了春梅扬长决裂的骨气和底气，春梅的形象在此定格。因此再回过头来看西门庆对她宠爱到“把他当心肝肺肠儿一般看待，说一句听十句，要一奉十。正经成房立纪老婆，且打靠后！他要打那个小厮十棍儿，他爹不敢打五棍儿”，也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邵丽，当代女作家，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等刊物，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刊物选载，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曾获《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十五、十六届百花奖中篇小说奖，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奖项。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