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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被称为南京汤山第一名胜。到了汤山而不去阳山一游，就仿佛去了北京不看故宫和长城，会遭周围人等耻笑的。所以尽管因身患流感而头昏脑沉，还是咬咬牙，跟着大伙出发了。一路上山，慢慢看过，绷紧的心弦渐渐拨响了，接着，整个心胸仿佛都和着空山鸟鸣奏响起来。

阳山，古称雁门山，位于南京东郊的汤山风景旅游区西北角、宁杭高速公路北侧。据《江宁县志》记载，阳山“东至句容县观山，西与青龙山相接，北与射乌山为邻，南隔广谷与汤山相望”，东西延伸约七公里，南北宽约一点五公里，海拔三百四十一点九米，为汤山境内最高峰。据说因从某个侧面看去，其相邻的两座山峰非常像一对羊角，所以当地人又称阳山为羊山，此可以清代著名诗人、曾任江宁县令的袁枚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祭妹文》中，“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证之。但阳山之名播天下，却更在阳山碑材。1405年，也即明成祖朱棣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帝位的第三年，为了给其父明太祖朱元璋歌功颂德，也为了表其做儿子的所谓孝心，朱棣征集全国能工巧匠数千人，沿阳山西南面的阳山采石场开凿了三块巨型碑材，其一是碑座，其二是碑身，其三是碑额，三者相叠加，就构成了一块高七十八米、总重量三万一千余吨的完整巨碑。诗人袁枚游阳山，见此碑材曾惊叹不已，写下“碑如长剑青天倚，十万骆驼拉不起”的诗句。阳山碑材也在历经六百年沧桑风雨后，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我们到达阳山脚下已经是下午，下得车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红漆牌坊，雕梁画栋，甚是威武。穿过牌坊前行一百米，是常见的景区前广场。广场不大，盛满了亮晃晃的阳光和暖融融的春风，让人的心胸顿然敞亮起来。广场右侧竖立着一块“南京明文化村·阳山碑材”的竹制招牌，以及4A级风景区标志。紧挨着招牌的平台上，立着一座高约七米的石碑，碑顶和底座都镂刻了精美的龙凤图案。碑身上的“阳山问碑”四个大字，龙飞凤舞，遒劲有力。我问导游是什么意思，导游微笑着连连摇头。

也许不是旅游旺季的缘故吧，飞檐琉璃瓦的仿古门楼下，检票口空荡荡的，几乎没有游客出入。我们却鱼贯而入，迎面就看见了一座非常威武的青铜铸鼎。鼎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一直被视为传国重器和国家权力的象征。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放在这里栉风沐雨，一定也与朱皇帝大有关系了。只是若再问导游，她仍会微笑着连连摇头。我便懒得再开口，只把目光越过铜鼎上袅袅升起的香火烟气，望向对面的仿古照壁。照壁并不高大，但上书的“天下第一碑”，却在向世人宣泄着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让游人驻足停步，凝望良久。导游在前面提醒我们，要去看碑材，须从照壁前向右转，穿过明文化村，再登一段崎岖的山路，才能到达；现在马上又吆喝着，要大家快走。

文化村门前张灯结彩，营造出了浓浓的明文化氛围，但走进村里，我还是掩饰不住地大为失望了。因为所谓的明文化村，其实与别处的仿古一条街等并无多少不同，也就一溜仿古的房子而已。只是远离闹市，街上少了些讨价还价的粗门大嗓罢了。但看到衙门口对着行刑场、豆腐坊挨着典当行、青楼依靠镖局，你还是要禁不住哑然失笑的。特别是当看到青砖灰瓦的屋檐下，除了一位昏昏欲睡的算命假仙儿，就是几位卖廉价纪念品的中年村妇，你真的看不出它究竟文化在哪里了。

还是赶紧去看碑材吧。我想着，再没多浏览一眼，就逃也似的径直上了山道。山道就是山道，走不多远，耳根顿然清静，市声消退，风声渐渐涨潮。三两声鸟鸣偶尔传来，山林愈显幽远。其实说山林有些失当，因为目光所及，山道两边的半坡上居多是杂乱的灌木丛，密密的仿佛撒土不漏。此时只有点缀的松柏和黄杨是青绿的，余则枯干倒伏，风吹过飒飒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冬天的残酷。但枯枝下积着的厚厚落叶，层层覆盖粘贴，片片牵手粘连，又让人由不得联想起这山林在盛夏金秋的繁盛和荣茂。

转过一个弯道下行，山道两旁的灌木渐渐稀疏起来，稍高的乔木成了主流。特别是突然冒出的三两枝桃花和不知名的野花，高低俯仰，姹紫嫣红地正开得诱人。同行的女同胞自然是不放过这样机会的，三步并作两行小跑过去，玉手扶枝，美目流盼，摆出一个个POS，似乎也想留下一段“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千年传说。这样想着，我竟恍惚间笑出了声。我赶紧把目光转向天空，却正有几只衔泥的燕子搭着翅膀飞过，一直飞去了远处的山梁，消逝在了那无际的蔚蓝深处。

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忽然就看见了上书“袁机墓”的指示牌。尽管早从学生时代所读的《祭妹文》里，知道袁枚之妹袁机就葬在阳山，心里还是不由咯噔了一下，脚步也不听使唤似的脱离大伙拐了过去。

《祭妹文》是文学史上哀祭散文的珍品，它以细腻的笔触抒发了诗人袁枚对亡妹袁机的痛悼之情，字字珠玑，句句血泪，彻人肺腑，痛人肝肠。前人将其与韩愈《祭十二郎文》和欧阳修的《泷冈阡稿》，同称为我国祭文中的“鼎足而立”三大名篇。

袁机，字素文，浙江钱塘人，是曾任江宁县令的袁枚之三妹。袁机未出生时，其父母曾与江苏如皋高氏指腹为婚，正式订婚还不满周岁。高氏之子成年后劣迹颇多，闻名远近。高氏随传信袁家，表示愿意解除婚约，但袁机囿于“以从而终”的闺门礼教，竟执意不肯。婚后，袁机备受凌辱和折磨，几乎被卖身以抵丈夫赌债，终不得不返居娘家，年仅四十岁便凄然长逝。

《祭妹文》从袁机墓地入笔，到交代病根祸源；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袁机之死，到后事料理，层层推进，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句句见心。文章起笔交代袁机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随后“呜呼”一转，直呼亡妹，接着，简略叙述袁机的死因，追忆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天真善良现于眼前。但当年兄妹同葬蟋蟀，今日却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今非昨是，岂不让人潸然泪下？当年妹送兄远行，今日兄送妹归于尘埃，岂不痛哉！往日琐事，如影历历，“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照料病中兄长；而后再记袁机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报信于兄，忍死待兄归，终憾而逝，死不瞑目。末节，回到祭奠的墓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行文至此，铁石之人亦当泪湿衣襟！

袁机生前有诗《闻雁》云：“秋高霜气重，孤雁最先鸣。响遇碧云冷，灯含永夜情。自从怜只影，几度作离声。飞到湘帘下，寒夜尚未成。”袁机死后，袁枚为其编印了诗集《素问女子遗稿》。过八年，又成此《祭妹文》千古名篇。有兄如此，袁机九泉有之，亦当瞑目了。

袁机墓与山道不过几十米距离，穿过几秆枯枝和萋萋荒草，再上行十几级台阶，就看见了墓碑的全貌。墓碑高不过两米，朴素得有些寒酸，舒体的“袁机之墓”占满了碑身，大约是今人所立吧。墓碑后面是喷绿的黄杨和几枝青竹，再远些是漫坡的荒草和杂木。不过对袁机来说，远离了人间烟火，也远离了青丝白发的纷扰，在朝阳夕晖中聆听满山清风徐来，在春花秋月下坐看天上云卷云舒，未尝不是超越生死的大解脱。

我这样想着，山道已经空荡荡不见人影，突然觉得身如飘零的落叶，竟无比孤单起来，便再无心情留恋一路的美景，遂加快了追赶的脚步。

追上大家时，已经到了一片平缓的开阔地。导游告诉我们，这就是著名的阳山古采石场，也即阳山碑材的所在了。采石场分前后两部分，从这里开采的石料，早已经化作了明故宫的基石、柱础，化作了明孝陵神道上的石兽和翁仲，接受后人的观瞻和惊叹。

据江苏《文物志》记载：“阳山，古称雁门山，是孔山山脉主峰，山体为石灰岩构成。自六朝以来做雕刻和建筑用材。”今人甚至认为，“六朝以来，南京历代的建筑柱础、石刻等大多取材于此”。据有关专家考据，南京市麒麟镇刘裕墓前的麒麟和天禄，句容萧绩墓前的辟邪和石柱，以及齐、梁时代帝王墓陵区内众多的柱础、石刻所用石料，均采自阳山采石场。

站在此采石场空地中央四面望去，但见山崖巍然壁立，高及数丈。也许若从山崖上望过来，人立中央，不过小如蝼蚁。有人计算，从这里运走的石料达数十万吨，若用现代载重卡车运送也要数万车。导游似乎看出了我们眼中的疑惑，解释说，古代当然没有这么大的车辆，从此处运出去的较大的石料，都是用滚木的方法来运输的。为了节省人力，深冬时在路面洒上水，待成冰后用滚木垫在石坯下，人畜共拉，慢慢滚动移运至目的地（据说采石场的出口处，随山势逐渐下降的古道路遗迹，至今还依稀可辨）。锁石村的书记也亲口告诉我，他们村前的一条河就是当年运送石料的古河道，去年清淤时还挖出了不少当年遗留下的滚木呢。

从采石场继续向前走过去，俗称后采石场。三百米之内，天下第一碑就历历在目了。

天下第一碑，给人的瞬间视觉冲击就是一个大字。碑材按其功能造型，分为碑座、碑身、碑首，峨峨散落在阳山西麓，远看每一块都高岩突起，近观又无不被风雨剥蚀。碑材下都凿好了运送的洞孔，旁边几棵古树虬枝苍劲，和碑材一起构成了“枯树巨石映落日”的萧瑟图画。据导游介绍，南京一带的地貌属沉积岩，其状如一摞摞的云片糕，经地壳长期挤压，莫不分崩离析，支离破碎。唯有阳山一带，因为处于一个盆状向斜的中心点，四周的压力奔涌至此，因相互抵消，岩层反而得以保存完好，再加上其他一些得天独厚的因素，才诞生了碑坯这样巨大而完整的石料，被朱棣慧眼识得，灵机一动，顺手拿来，要去做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以向天下人彰名自己嫡传继承人的孝心。

朱棣此举，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朝廷令下，官员火速征调各地万名工匠上阵，限时限速，规定每人每天的工作量以三斗三升凿下的碎石为标准，凡连续三天完不成日定工作量者，一律砍头（据当地人说，因此而丧生的工匠达数百人。附近现存的坟头村，就是因当年掩埋惨死工匠而得名的）。然年余时光过去，开山取材工程忽然中途下马。三块初具雏形的碑石，就这样欲立犹仆，弃于蒿莱。个中原因，自是众说纷纭，但客观地细想原因，核心还应在运输难上。想那古埃及金字塔最大用石才五十吨重，如何运输尚不得解，何况这三块碑石最轻者尚有六千余吨的庞然大物？据说碑石开凿不久，朱棣曾派翰林院编修胡广等前往视察。胡广等归来报称“仰见碑石，穹然城立”。朱棣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自然深知这城墙般大石的分量。明知其不可为而为，还不如干脆就此罢手，不了了之呢。其实我更怀疑朱棣开始就洞彻了结局，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只不过是借题造势，作秀给天下人看罢了。

六百年过去了，如今站在碑材下望上去，雄伟壮观的碑材身上，一锤一凿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它是我们祖先勤劳智慧的印证，也是华夏民族精神的血泪写照。1957年，阳山碑材成为首批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在“金陵新姿览胜评点征联”活动中，阳山碑材入选“新金陵四十景”，同时入选的楹联为：

石上有痕，已为前朝记功过

杯中无字，留与后人论是非

当地也世代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东流到西流，锁石到坟头。东也流（留），西也流（留），中间锁石锁坟头。” 东流、西流、锁石、坟头，都是当地村庄的名字。东边也留着它，西边也留着它，中间锁石村把大石碑锁死在了坟头，地老天荒也弄不走的。民谣承载着民心，个中深意全留予后人去琢磨了。

天近黄昏，山风渐凉。碑材旁，几棵叫不上名的野树，横斜着大片的枝杈；稀疏的花儿，星星点点地绽放着，仿佛暗夜里孤单寂寥的星辰，让人不忍心再看第二眼。我没有在碑材下过多停留，就随众人向山下走去。

第二天上午，我们出了宾馆。昨日还晴好无云的天空，竟飘起了霏霏春雨，扯天连地，绵绵不绝。坐上从南京去往杭州的汽车，隔着车窗望向一川烟雨，阳山脚下碑刻的“阳山问碑”几个字，竟霍然清晰起来。烟雨中静默的六朝古都，却愈加迷蒙而苍茫！

希尼的启示：诗人与自我

作为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承受着比其他地区和时代的诗人更严酷的生存和美学考验，这当然源于北爱尔兰所独有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冲突和悖论。这种冲突在当时北爱尔兰很多地方，甚至直接演变成了持续二十年的集体暴力冲突。北爱尔兰几乎变成了游离于欧洲文明之外的人类苦难的一个标本。置身如此复杂的历史文化环境，希尼和更多的北爱尔兰诗人，必须同时去承受和调和一个脆弱的生命个体、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一个自我愉悦的诗人的多重角色。他要为自己脆弱的个体生命求庇护，要为自我的公民身份做承担，为自己的诗歌写作找到理由和源泉。无论走出多远，希尼的关注始终没有离开这片苦难的土地，他用食指和拇指之间夹着的矮墩墩的笔“向下”和“向上”挖掘，不但找到了自己的诗泉，而且让自己的笔开出了朴素而光辉的花朵，在一个最缺乏诗意的混乱的文化语境里，写出了最具历史和现实感的杰出诗歌。

对希尼的持续阅读给我带来的震动，有他对以泥潭沼泽为描述对象的北爱尔兰黑暗历史的挖掘，以及这种挖掘所发出的回声；有他朴素的精确到毫发的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更有他对自我身份的不断怀疑和最终的确立。希尼生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北爱尔兰，但他所受的却是纯正的英式教育，他成为诗人后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在英国出版的。他的诗首先在英国的读者和评论家中被追捧，几乎获得了所有英国的重要诗歌奖项。1989年，他成了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非英籍诗歌教授。换句话说，希尼的诗歌应该是深植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的。在大多数英国读者眼中，希尼当然是一位英国诗人。在《企鹅版当代英国诗歌》里，希尼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被视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中坚人物。但对这样的界定，希尼本人表达了极端的反感，他甚至通过一首《公开信》的诗歌，愤怒地重申自己作为“爱尔兰诗人”的身份。他同英国的关系，是诗人和英语诗歌的关系，而不是英国人和英国的关系。对一个生活在族群和文化尖锐对立的历史语境中的人而言，身份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紧迫的、无法回避和绕开的日常性问题。“我是谁？”“我因何是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彰显了希尼作为一个爱尔兰民族诗人的焦虑，更彰显了他作为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诗人的清醒。当下的中国虽然不是当年的北爱尔兰，但面对社会转型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和凸显，一个优秀的诗人当然不能做一个旁观者，更不能做一个盲从者，他有责任在众声喧哗里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彰显诗歌和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

在希尼的早期名作《挖掘》一诗里，我们能够看到很熟悉的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精神镜像，诗性呈现的精确和生动，来自希尼对爱尔兰乡村生活的熟悉和情感的全身心投入，让人叹为观止。细心地读者会注意到，在描述过祖父和父亲的挖掘动作之后，希尼继续写道：“马铃薯的冰凉气息，潮湿泥炭地的/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穿透生命之根觉醒者我的意识。/可是我没有铁铲去追随他们。”诗歌写到这里，父亲和祖父的挖掘这一最常见的田间劳作动作，不再是纯粹的物质生产劳动，而且带上了浓厚的精神和文化含义。父亲和祖父的劳作，仿佛在无声地召唤着希尼。但作为已经远离田间劳作，放弃了务农传统的诗人希尼，他的回应是：“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那支粗壮的笔躺着。/我要用它去挖掘。”希尼一方面回应父辈们要继续挖掘，同时又表明他只能化铲为笔，在纸上来进行精神的挖掘了。这种选择的悖论，既表明了诗人身份的尴尬，又表明了希尼的难得清醒。希尼的清醒也在另一首《个人的诗泉》里，被进一步呼应和强化：“如今，再去窥探根的深处，用手指抓出泥泞/去凝视泉水中的那喀索斯，他有双大眼睛，/有损成年人的自尊。所以我写诗/是为了凝视自己，让黑暗发出回声。”那就是：追寻自我的身份和意义。而我阅读到的海量的当下现代汉诗，要么是在无聊地复制现实，要么是在虚幻地描画空中楼阁，要么沉陷在自我的欲望里不能自拔，制造廉价的抖包袱式的蜻蜓点水的噱头，唯独缺少希尼式的将自我根植于民族和历史背景的深度书写。从当下中国诗歌的生态来考量希尼的困惑、追寻和坚守，对为数众多的年轻写作者而言，至少有某种程度的纠偏意义。

在我看来，希尼的诗歌写作，首先完成了他作为一个爱尔兰公民的身份的确立。著名的1972年8月“血腥的星期天”发生的即时，希尼却离开了陷于动荡中的贝尔法斯特，人们不能接受希尼作为一个知名诗人的逃避（即便他的离开让自己看得更为理智、清楚和公正），他必须表现出更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此后的很长时间，希尼都不得不背负着痛苦的十字架，表现在诗中，是俯拾皆是的对类似于“我是谁？”或者“我曾经是谁？”的反复追问，以及在艺术使命和公民责任之间的矛盾和两难。希尼的遭际告诉我们，诗人必须有作为公民的担当，他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次，诗人必须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介入时代，介入当下和历史，并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其诗歌写作才有大众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他发出的声音，必须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土壤，同时也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唯其如此，他才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让黑暗发出回声”。另外，从技艺上说，他所有宏大的诗歌梦想，只有建立在日常细节上，才有真正的神灵显形出来，并因为读者的熟悉和陌生的双重感觉，才“能够在表面看来命定的和单纯的幻景中注入新的生命”。而一个面孔不清、身份模糊的诗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诗歌写作的真诚和终极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远远地离开他所制造的仅属于他个人的幻觉的世界。

谷禾，本名周连国，1967年生于淮河平原。著有诗集《飘雪的阳光》《大海不这么想》《鲜花宁静》《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北运河书》、小说集《爱到尽头》等多种，部分作品被译成英、韩、西班牙等语。获华文青年诗人奖、《诗选刊》最佳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刘章诗歌奖、《芳草》当代汉语诗歌双年十佳、扬子江诗歌奖、中国诗歌网年度十佳诗集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