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部 莫斯科的子弹

一

杜怡仍新鲜地记得，她和他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阿尔巴特街。当时已是午后，天仍冷着脸，像要下雪的样子。她在一家咖啡馆用过一杯饮料和一片面包，然后出来往东北那一头逛去。每次到红场附近放风散心，她都乐意在这条步行街走上一回。

因为是周末，街上的人比平时闹了一些。

她走过一家书店、两间小玩品店，遇到了普希金家门口的那座双人雕像。她给了普希金一眼，又给了那位叫娜塔丽亚的女人一眼，没有停住脚步。前边有音乐的声音，那是一位老头儿坐在一张木凳上演奏手风琴。他的脸上有一批皱纹，样子像是退休工人。再行一段路，见街边围了半圈人，靠近了看，里头站着一位拉小提琴的姑娘。她小小瘦瘦的，拉出来的琴声也有些单薄。好玩的是，地上的琴盒打开，里边躺着一条白毛宠物狗，耳朵跟着琴声一动一动。

杜怡逗留一小会儿，催着自己往前逛。前边有三两家画廊，门面有点瘦，卖的都是油画。她选了一家进去，先冲女店主点点头，再去看墙上挂着的众多画框。画框有大有小，装着各种景色和人物，呈出惯有的苏联味道。杜怡看了一遍，目光停在一只小画框上。画框里有一朵金黄的向日葵探过一堵砖墙，砖墙上坐着一个展开天真笑容的小男孩，两只脚调皮地甩来甩去。是的，那两只脚在画面定格中，仍有甩来甩去的动感。杜怡满意了，转过脑袋问价格。女店主盯她一眼，似乎在心里对眼前的中国姑娘研究两秒钟，然后说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比杜怡预料的要便宜，她没有还价。

从画廊出来，杜怡胳肢夹窝里多出一朵向日葵和一位小男孩。这正是今天她上街的一种动力。宿舍的床墙上已空了很久，她一直想买一幅油画挂上。

此刻这幅油画让杜怡的脚步有了小快乐，不远处就是街口了。这时路旁一堵长墙撞入她的目光。她慢一下身子，往长墙靠过去——每回逛这条街，她都会在此逗留一下。这长墙有点意思，据说前几年才竖起的，起先也许是让旅游者留言，后来不知怎么变为各种思想的投放地。因为内容无拘束、颜色无厘头，它成了著名的涂鸦墙，也成了阿尔巴特街上一处新亮点。

杜怡踱着脚步，抬头巡看上面花花绿绿的内容。一堆放肆表达各种想法的俄文，中间偶尔夹着几句英语。也有一些即兴画作，譬如一位耸着肩膀的女郎、一个镰刀加锤子的图案、一头展开翅膀的双头鹰。有趣的是，在一片斑驳的色彩中，还出现了一句中文：我认为，卡尔·马克思已经不满意了！这句话是刚写上去的，字迹新鲜，红色的涂漆还淌下一些挂滴。杜怡侧一下脸，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位中国面孔的年轻眼镜男。他一手提着小漆桶一手捏着刷笔，眼睛认真盯着墙上的字，一副二分之一油漆工的样子。杜怡心里一乐，靠前一步说：“嘿，中国老乡。”眼镜男回应一眼，点点头，仍去看墙上的字。杜怡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眼镜男说：“中国人看中国字，看不懂吗？”杜怡说：“我是说，干吗把马克思扯上关系？”眼镜男说：“我在想象马克思。现在的这里，肯定不是马克思原来想象的样子了。”杜怡“嘻嘻”一笑说：“你在想象马克思的想象，够狂放的！”眼镜男说：“你看看上面的这些话，才叫一个狂放。”杜怡细瞧那些粗瘦不一的一行行俄文，确实有些放浪：“克里姆林宫的声音像是在吵架！”“私有化放进保守改革计划里，就像刺猬和蛇杂交！”“我们为什么把让步一个接一个送到美国的脚边？”“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出去是对的！”“我想在社会主义下工作，在资本主义下生活！”“我今天排了三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一只水果罐头！”

杜怡指一下手说：“我支持水果罐头这一句。”是呀，眼下的莫斯科啥食品都稀缺，到处排队还买不到什么，譬如到菜市场走一趟，买到的不是土豆就是卷心菜了。眼镜男说：“现在什么话都能喷了，以前可不敢。”杜怡起了玩心，说：“刷子能借我用一下吗？我也喷一句。”她放下画框，从眼镜男手里取了漆桶和刷笔，站到墙前一笔一画写下一句：在莫斯科，我学会三十种土豆烧法啦！

看到最后写出的几个字，眼镜男笑了起来。他说：“三十种烧法，真行呀！来多久啦？留学妹吧？”杜怡说：“一年多，友谊大学。你呢？”眼镜男说：“我莫斯科大学的，来了也一年多。”杜怡点点头：“噢，原来是莫大学兄。”眼镜男说：“还涂一句什么吗？”杜怡说：“不啦，谢谢你的刷子！”

交还了刷子，似乎没必要逗留了。杜怡捡起画框夹在腋下，继续往前行步。

现在她要做的是再走一段路，然后坐地铁回学校。

经过加里宁大街时，她往红场方向看了一眼，几根戳向天空的塔尖清晰可见，仿佛直立的导弹守在那里。就在几天前，红场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阅兵式。因为是放假日，她在寝室电视机前懒懒坐一会儿，看到了时针指向十点的大钟、红色列宁像、历史博物馆的两座小塔、圣巴索大教堂的洋葱头和古姆百货商场屋顶未化掉的一层薄雪，当然还有整齐行走的士兵方阵和导弹车阵。在她的印象里，中国1984年的天安门大阅兵比这次红场阅兵式要气派得多。一场阅兵式碰到经济不景气，就像一个人遇上寒冷空气，即使裹紧大衣也容易缩头缩脑。

这么想着，杜怡真的紧了一下大衣。她抬头望一眼，天空越发灰白了，有些撑不住的意思。看来不能磨蹭了，她让自己加快脚步。

不一会儿，眼睛里出现了一个醒目的M字母，这正是她要找的地铁口。她走进去站到扶梯上，趁着空闲将画框换到左边，右手伸进衣兜里找硬币。她不仅摸到一枚五分戈比，还抓到一片口香糖。

她用硬币买了车票，嚼着口香糖走过长长通道，进入1号线大厅。站台上的人不少，但还算好，没有高峰时的拥挤。她瞧一眼手表，静了身子等着，这时腋下的画框被轻轻拽了一下，转头一看，竟是半小时前的眼镜男。她“咦”了一声说：“你怎么来了？”话一出口便自知问得不对，他是莫大的，与友大邻近，当然得坐这条1号线。眼镜男说：“半小时遇到两次，算是缘分哩。”杜怡点一下头说：“看来莫斯科还是不够大。”眼镜男说：“刚才在涂鸦墙，我的嘴巴还想说点儿中国话，一抬头你已经走了。”杜怡说：“今天总共没跟人说几句话，你已经是最多的一个啦。”这话让眼镜男笑了起来。

车子进站，眼镜男伸手取过画框，引着杜怡进了车厢。下车的人也不少，两个人找到了位置。眼镜男将画框搁在腿上，看着上面的向日葵和小男孩说：“你是学美术的吗？”杜怡说：“学美术还会到街上买这种画儿？我是学俄语的，号称俄语文学。你呢？”眼镜男说：“经济系，学《资本论》的。”杜怡说：“怪不得去想象马克思的想象，你……什么大名？”眼镜男说：“我号称夏小松。”他伸出手指，在画框上方画出自己的名字。他的手看上去有结实的肌肉，不是纤瘦的那种。他又告诉说，自己去年秋天来莫斯科自费读研，花了一年学俄文，现在以研二的年龄屈居研一。杜怡心里说，都研二年龄了，老男人呀。眼镜男夏小松说：“那么你呢？”杜怡说了名字，又说自己更亏，在国内读过一年大学，到这里也补了一年俄文，眼下刚混上大一。想一想，她补充说：“你们莫大我认识几个人，譬如张汝娟。”夏小松说：“张汝娟我见过两面，好像是历史系一年级……我明白了，你们是同一批的公派生。”杜怡点点头，他们这一批公费生有五十人，一起到的莫斯科，然后撒到各个大学了。夏小松说：“才是大一……你看上去挺老练的。”杜怡说：“我看上去是不是有点老？”夏小松笑了说：“我是说看上去老练。”杜怡说：“如果在国内接着念，我该是大三了。”

说过这些，算是彼此把自己做了介绍。两张嘴巴停顿一下，一时没找到新的话头。这时又一站台到了，车门打开走出去一些人，车厢随之空了不少。杜怡正觉得该说点儿什么，听见夏小松嘴里发出一声轻笑。杜怡问怎么啦。夏小松说：“你看对面大胡子男人。”杜怡目光溜向对面——刚才被站着的人挡住，现在畅通了——一位身穿呢子大衣的络腮胡男士严肃地坐着，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像是随时要喝上一口。杜怡说：“一个没表情的男人，有啥好笑的吗？”夏小松说：“你看他的鞋子。”杜怡这才发现胡子男人的两只皮鞋颜色不同，一只黑色一只棕色，这跟严肃的神态一搭配，的确有些滑稽。杜怡忍住笑，使劲嚼几下口香糖。夏小松低了声音问：“你说这是为什么？”杜怡说：“穿错了呗。”夏小松说：“这个回答过于简单，一个中年男人没事似的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子，得有个深度解释。”杜怡说：“那你的说法是？”夏小松说：“咱们猜猜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杜怡想一想说：“也许是时尚，不对称的美嘛。”夏小松说：“也许是昨晚与夫人吵了一架，出门时心情不好丢了注意力。”杜怡说：“家里只有两双皮鞋，每双刚好坏了一只——是被老鼠咬坏的。”夏小松说：“某种强迫症患者，穿一样的鞋子很不痛快。”杜怡说：“购物的时候寄错了，又不让退换。”夏小松说：“这两只鞋有时候就是一个颜色，因为该先生是重度色盲。”这说法有想象力，杜怡“哧哧”笑出了声。

对面的胡子男人有了警觉，目光直直地看过来，高声说了一句俄语，意思是你们讲一堆中国话，是说我吗？夏小松赶紧用俄语回答：“我们在讨论问题。”胡子男人说：“我看见你们在说我，我看见了。”夏小松说：“我们在讨论男人的胡子，以你为例。”胡子男人说：“我不高兴我被当作一个问题被别人讨论，在地铁车厢里。”夏小松说：“这位中国姑娘认为你胡子漂亮，她很固执。”胡子男人松了脸，看着杜怡说：“这是个有趣的情况，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杜怡说：“你的胡子……布局很好，茂盛但不乱。”胡子男人满意地咧了咧嘴，从兜里摸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杜怡，杜怡不能表现得没礼貌，伸手接了过来。胡子男人又将矿泉水递给夏小松，夏小松犹豫一下也接了过来。为了回应对方的友谊，他拧开盖子使劲喝了一口，然后身子一抖嘴里喷出一团雾水，又抻直脖子送出一串咳嗽声——原来瓶子里装的是伏特加。胡子男人“咕咕咕”笑起来，杜怡愣一下也乐了，一边将酒瓶子夺过来还给胡子男人。

夏小松喘着气，仍要张嘴讲话的样子。杜怡说：“你要说什么？”夏小松说：“我想起……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唯有咳嗽无法掩饰。”杜怡说：“这时候还给咳嗽找依据呀！现在我明白了，这男人鞋子错乱不是别的原因，就因为他喝了酒。”夏小松委屈似的看看胡子男人，胡子男人友好地耸一耸肩。

列车钻出地面停在莫斯科河的桥上站台。广播里响起声音，列宁山到了——与下一站Университет（大学）相比，从这个站口去莫大似乎还方便些。夏小松放下画框说声再见，站起身出了车门。杜怡回头望一眼窗外，没捉住他的背影，只看见一片河水和河水上方飘动的白色絮片。原来雪开始下了。

杜怡把画框放在跟前，画面上多了几颗水粒，应该是夏小松刚才口中溅出的酒滴。她暗笑一声，掏出纸巾将水粒擦掉。对面的胡子男人时不时送过一眼来，他似乎不明白中国小伙子为什么撂下中国姑娘。杜怡不再理他。

过一会儿，西南站也到了。杜怡下了车，坐长长的扶梯上到地面。一阵寒冷扑面而来，让她缩了缩身子。她抬一下头，几瓣雪花到了脸上。

二

以后几天，校园里攒了一层白雪。杜怡每日踩着白雪去上课。

教学楼离宿舍楼也就几百米远，杜怡裹一件大衣在雪地里走上七八分钟便到了。进了教室，她会脱下大衣坐在靠边的座位上，一边等着老师一边跟周旁不同肤色的同学聊上几句。因为是走班制，教室里一般坐着二三十号人，这些同学出处甚广，大约一半苏联东欧一半亚非拉。同样的俄语，从一群嘴巴里讲出来是七腔八调的。坐在他们中间，杜怡常常觉得自己是《世界地图册》中的一页。

这个学期由于刚刚入系，课程安排得有些紧，除了语音学和苏联文学，还有历史地理。地理老师是个豪迈的秃头胖子，喜欢用数字说事儿。有一次他把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报了一遍，又在黑板上写出国土面积，然后走到一个坦桑尼亚学生跟前说：“苏联面积是贵国的二十三点七倍。”走到一个古巴同学跟前说：“是贵国的二百〇三点六倍。”又站到杜怡前面说：“中国地盘也不小，但也只有我们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这个时候，他看上去像个爱国的数学老师。

历史老师是个漂亮女人，只是身上多了一些洋葱味儿。杜怡喜欢她说话的样子，但最好是站在两米之外。讲课途中，她会加入一些历史轶事，让课堂的气氛不太干巴。譬如她说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有钱，当时存在欧洲各个银行有2万亿美元，十月革命胜利后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枪决，本来应有十一具尸体，清点时只有九具，于是传说王储和小公主没有死；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西欧国家冒出好几个女人自称是死里逃生的公主，要求继承沙皇遗产。历史老师说：“她们都是假的。”历史老师又说：“假如这两万亿美元有一部分回到苏联，我们国家就能够摆脱眼下的经济困难。”

讲授苏联文学的是一位有着忧郁表情的青年教师。他讲课基本不按教材走，各种内容相互穿插，一会儿黄金时代一会儿白银时代，一会儿《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一会儿《日瓦戈医生》。讲到《日瓦戈医生》时，青年教师忧郁的脸有了一点亮光。他介绍了该小说的身世，说这本书在苏联被封杀三十年，直到去年才公开出版，随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去瑞典代领了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这本书污蔑十月革命，那是不恰当的。”青年教师点评。“把一本书当作政治武器，就会发生许多无奈和丑陋。”青年教师补充说：“帕斯捷尔纳克长着一张挺帅的马脸，可他一辈子没有像马一样自由过。”这个比喻有点好玩，杜怡不明白的是，一张马脸为什么也可以帅？这按中国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她没有举手跟老师讨论这个问题。

每个上午和下午，杜怡就这样在教室里待上几个小时，听这几位老师讲苏联的各种事情。她不觉得自己是个认真的学生，老师讲得好听就多听一些，讲得不好听便恍惚一些，毕竟都是些关于他国的知识。她的目标不是做一个优等生——考试可以不要考得太好，有个四分便OK。

傍晚下了课，她回寝室对付自己的肚子。同室是个匈牙利姑娘，饭菜吃不到一块儿，所以她的晚餐得一个人做。来这里一年多，尤其近二三个月，食品供应越来越苍白，她的口腹已被改造降级，不敢有超现实的欲望。通常的现实是，做一份土豆，再做一份卷心菜西红柿黄瓜组成的沙拉或菜汤。如果有一个鸡蛋出现，心中便按不住欢喜。主食是白面包或黑面包，偶尔也焖一小锅米饭。即使是这样，她的饭菜也能获得匈牙利姑娘的叫好。匈牙利姑娘名叫让娜，她说：“你们中国女人的手能很好帮助胃口。”又进一步表扬说：“你们中国政府也很好帮助了你们。”

让娜后一句赞语指的是钱。每个月初，杜怡都能从中国使馆领到一笔八十美元的补助金——这是中国公派生独有的福利。这笔钱若买经济机票，能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飞一个来回，若在黑市换为卢布，能变成一个让人暗喜的数字。这种挺有力道的支援让匈牙利姑娘很是羡慕，她不知道的是，每次杜怡拿着钱包走进货架空空的商场，就恨不得把卢布塞到嘴里吞下去。

杜怡和让娜吃着晚饭时，也会聊上几句各自的家乡。让娜来自匈牙利东南部的塞格德，那里盛产辣椒和腊肠，还有可以治胃病的温泉。杜怡的家在中国浙江南边一个县城，讲着一种叫温州话的方言，那里离海岸只有十多公里。杜怡告诉让娜：“中国也有许多吃辣椒的地方，不过我们那儿不吃，我们的菜以海鲜为主。”让娜说：“你说的是海鱼对吗？”杜怡说：“不光是鱼，还有很多海里的东西。”让娜说：“你可以说出来，我有兴趣听。”杜怡没法在俄语里找到那么多海鲜，只好用中文一溜儿报出：黄花鱼、墨鱼、鲳鱼、带鱼、龙头鱼、香螺、泥螺、牡蛎、花蚶、海瓜子、蛏子、虾蛄、海蜇、对虾、跳鱼、梭子蟹、海带、紫菜……这念白似的中国话使让娜有些发愣，她生长在内陆国家，无法去想象海鲜。她唯一能确认的，是在杜怡脸上看到了垂涎欲滴。

杜怡往嘴里塞一块土豆，想起了爹妈和弟弟，想起了遥远的家中餐桌。她算了算，自己已经有四百多天没吃上爸妈做的饭菜了。这四百多天里，杜怡每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汇报平安，顺便也撒个娇叹声苦。过不多久，爸妈便会寄来安慰和教育。安慰是妈妈的，因为她是妇联干部；教育是老爸的，因为他是中学教师。信尾有时也会出现弟弟写的一行字，他还是初中生，字里有幼稚的调皮。但所有的安慰和教育和调皮加起来，也只是一堆纸上的东西，不能改善食物的单调，更不能改善日子的单调。

当然啦，眼前这位匈牙利姑娘懂不了中国海鲜，也懂不了中国式心思的，杜怡想。

周六上午，杜怡睡了个小懒觉，睁开眼睛后，在被窝里做出决定，去莫大看看张汝娟。她和张汝娟初到莫斯科时，因为等待分配大学，一起在暂留营里待了十多天。后来俩人去了各自的大学就读，但由于校园离得近，隔些日子也走动一下。

杜怡吃了点早餐面包，穿上大衣戴了帽子出门。从友大到莫大，只需要坐五分钟公交加两站地铁。这样的距离有串门的感觉，远近恰到好处。

到达莫大已10点多，正是一天中开始开朗的时间。天气不错，阳光穿过薄云照在雪地上，大块头的教学楼看上去很精神。杜怡每次来莫大玩，都要对着这座著名的大楼认真看上两眼：一眼给主楼顶上的五角星，一眼给右边副楼顶上的温度盘。此时的五角星有些发亮，因为上面沾了白雪；温度针则指向零下七摄氏度。

杜怡进入副楼找到历史系宿舍区，给管理员看过学生证，便坐电梯上楼。莫大宿舍楼太肥胖了，据说有五千多个房间，容易让人晕头转向。好在杜怡来过几次，能在脑子里找出张汝娟的房间号。

不一会儿，眼睛里出现想要的房间号，她推门进去。张汝娟正坐在椅子上看书，抬头见了她，给出一个拥抱。杜怡说：“我就怕一推门，不见你的影子。”张汝娟说：“我可是安静的噢，不像你喜欢乱窜。”杜怡说：“我哪里是乱窜，我就是嘴巴闲得慌，想跟你说说话。”张汝娟将手中的书往旁边一丢，推一推眼镜说：“反正你一来，我就知道自己不用那么用功了。”杜怡嘻嘻一笑，卸下大衣帽子搁在对面床上，又将自己搁在张汝娟床上。她知道，这屋里的另一位是莫斯科人，到了周末便会回家。

两个人的话题从气温开始，一路经过课程、食品、同室、同乡，聊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杜怡说：“在莫大的中国同乡有多少人了？”张汝娟说：“得有二三十人吧，没细算过。”杜怡说：“平常聚吗？”张汝娟说：“聚过两三次，但人总是不齐，大家也没太当回事。”杜怡说：“知道有一个叫夏小松的吗？”张汝娟说：“知道呀，经济系读研的，照过几回面……你跟他认识？”杜怡将一周前的俩人相遇简单说了说，又问：“你对他有啥点评？”张汝娟说：“没啥点评，跟他也算不上熟，不过我对他有个目击记。”杜怡说：“什么目击记？”张汝娟说：“有一天我在食堂排队买午餐，突然听见前边有争吵声，伸头一看，是那个夏小松和一位苏联同学在拌嘴，经济自由、奴役之路什么的，反正是一堆专业词儿。我想怎么把课堂上的争论搬到食堂里啦，正觉得有趣，只见那夏小松恼怒地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那苏联学生也不示弱，双手攥住夏小松的衣襟，双方的样子像要打一架。呵呵，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见到哩。”杜怡说：“后来呢？”张汝娟说：“后来轮到买饭啦，他们撒了手去端盘子，又坐到一张桌子上边吃边聊，像是在和平谈判了。”杜怡说：“这夏小松有点好玩，有一股认真劲儿。”张汝娟说：“平常很少遇到，但就这么一个镜头我把他记住了。”杜怡说：“要不中午咱们多烧一个菜，把他叫过来一块儿吃。”张汝娟说：“你什么意思？不光自己蹭我的饭，还想拉来一张嘴巴呀。”杜怡说：“咱们再目击一下他嘛，三张嘴巴比两张嘴巴热闹。”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两个人开始合作弄饭，做了酱烧土豆块、西红柿炒鸡蛋和红菜汤，还找出几个憔悴的小苹果。接近尾声里，杜怡说：“可以了，赶紧把夏小松招过来吧。”张汝娟便去了。

杜怡将碗盘筷叉摆好，又洗了一把脸，静下心等着。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张汝娟回来了，不过只有一人脚步声。抬头去看，她的身后果然没有别人，杜怡问：“怎么啦？”张汝娟做了个扫兴表情，说累了腿费了嘴，夏小松的房间倒是找着了，可他偏偏不在。杜怡说：“看来也是个不安分的人。”张汝娟说：“也许上街了也许去图书馆了，谁知道呢。”

看来三个人的菜得由两张嘴对付了。张汝娟打开录音机，音乐响起。两个人坐在小桌前边吃边听，歌曲一首一首走过，来到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张汝娟提示这首歌的背景地就是莫大这儿的列宁山。杜怡说那是50年代吧，50年代的苏联比现在景气，所以“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张汝娟说现在到列宁山观景台上拍婚纱照的人还是不少，土豆卷心菜也能支撑起幸福。两个人便笑，一边往嘴里多塞了一些菜。

一组歌听完，用餐已毕。杜怡伸一个饭后的懒腰，问夏小松的房间号。张汝娟说：“你啥意思？”杜怡说：“我去找找他。”张汝娟说：“饭都吃完了还找他干吗？”杜怡说：“我得把吃饭找不到他这件事告诉他。”张汝娟挪一下嘴巴说：“我算明白了，你今天来我这儿的醉翁之意是见他。”杜怡说：“好吧，就算这是一个小小的阴谋。”张汝娟说：“我想知道阴谋的形成原因。”杜怡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地铁里，对面一个人穿着两只颜色的鞋。我定睛一看，那人原来是夏小松。”张汝娟说：“夏小松为什么要穿两只不同的鞋？”杜怡说：“不知道呀，所以我今天过来问问他。”张汝娟哧哧笑了，说：“你可真能扯！”杜怡说：“真的真的，我的梦是真的。”

杜怡按张汝娟的指示来到经济系宿舍区，未费周折便找着夏小松的房间。夏小松仍然不在，屋里有一位苏联同学正在练一只哑铃。杜怡问夏小松哪儿去了，大约什么时候回来。哑铃男说：“这是今天第二位中国姑娘提这个问题了，我很抱歉无法解答。”杜怡说：“我能在这里等一会儿吗？”哑铃男做了个请的动作，另一只手继续哑铃的提拉。杜怡打量一下属于夏小松的床，被子未叠，三两本书从被窝里钻出一角。她不便去干扰床铺，就坐到小桌前。桌子上也有一摞俄文书，大都是经济理论方面的。书的旁边立着一只小相框，前后各有一张照片，一面是严肃的马克思，另一面是一位同样严肃的尖鼻子老头儿。

哑铃男走过来说：“需要给你一杯饮料吗？”杜怡客气地表示不用，又没话找话地说：“你的这位同屋也练哑铃吗？”哑铃男说：“夏小松不饮酒不抽烟也不练哑铃，他是个爱好不多的人。”杜怡指着桌上的照片问：“这位尖鼻子的先生是谁？”哑铃男说：“哈耶克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扛旗人物。”杜怡说：“那为啥把他跟马克思放在一起？”哑铃男说：“一位创立社会主义，一位反对社会主义，夏小松喜欢看着他们两个人斗来斗去，这是他的爱好之一。”杜怡说：“这很有趣……但我认为夏小松会站在马克思一边。”哑铃男说：“你是对的！你对他为什么会了解？”杜怡用手指比一下说：“我对他的了解只有一点点，用中国话说只是皮毛。”哑铃男说：“中国话古怪，比我们格鲁吉亚语还古怪。”杜怡说：“你是格鲁吉亚人？”哑铃男做一个肯定表情，说：“格鲁吉亚人可以和中国人建立友谊，就像是我和夏小松。”杜怡说：“但你似乎反对他不饮酒不抽烟也不练哑铃。”哑铃男耸耸肩，咧嘴笑了。

这么待了一会儿，杜怡觉得自己应该告辞。哑铃男说：“你有什么话，可以让我转告夏小松。”杜怡说：“我写一些字给他，用中国话说叫留言。”哑铃男点点头，走开又练起了哑铃。

杜怡找出一张纸，写下几句话：夏小松，我今天到莫大找张汝娟玩，做了几样菜想让你过来一起吃，可惜你没有口福。又签下落款：一周前与你相遇两次的杜怡。

杜怡离开莫大时，心里有一点点空。

她原路返回，先坐两站地铁，再去坐公交。到了站台，一辆公交车刚刚开走。她犹豫一下，决定步行回去。不知为啥，此时她愿意累一累腿脚，吸点冷爽空气。

人行道上的薄雪已踩实了，稍稍有些滑。她不敢走快。

走一会儿，见街边一家售货店前排着一长溜人儿，甩出去有一百多米。眼下日子里，排队是常事儿，但周末还坚持售货的不常见。她靠过去，问队尾一位老大妈卖什么东西。老大妈说还没开卖呢，听说是手套。杜怡对手套没有兴趣，转过身子往前走，走了数十米，听见背后传来急促的呼唤。回头一看，刚才那位老大妈小跑着近过来。杜怡赶紧回迎几步，问怎么啦。老大妈喘着气说：“请问您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杜怡说：“我是中国人。”老大妈“呀”了一声说：“中国姑娘也长这么漂亮……还有这大衣。”杜怡说：“大妈你想说什么？”老大妈说：“我小女儿也是您这样的年龄，马上要结婚了。我想送她一双手套和一件大衣，可我买不到好看的大衣……”杜怡说：“您想买我身上穿的这件大衣？”老大妈又高兴又腼腆地点头。杜怡说：“可我是中国南方人，特别怕冷，没有大衣过不了冬。”老大妈说：“您这是拒绝的意思吗？”杜怡说：“是的，我很抱歉！”兴奋从老大妈的脸上退去，她失意地摊一下手，嘴里咕噜一句什么，慢慢走回队伍。

这一插曲有点逗人又有点硌人。去年来莫斯科，杜怡携了两件大衣，一件保暖些，一件优雅些。优雅的这一件灰呢料子，款样又好，平常舍不得上身，今天出门时取出穿上，当然不是为了给张汝娟看的，也不是为了给苏联老大妈看的。这么想着，她看见自己在心里也失意地摊一下手。

一刻钟后，杜怡脸冒热气回到宿舍楼。进屋刚脱下大衣，让娜就从一本杂志里抬起脑袋说：“上午有人找你，一位中国小伙子。”杜怡说：“哪个系的？是不是又通知搞中国留学生什么联谊活动？”让娜说：“不对，是从莫斯科大学过来的。他说问了好几个人才问到我们这个寝室。”杜怡暗吃一惊，还没搭话又听见让娜说：“他一边等着一边跟我聊天，我让他知道了你的一些事情。”杜怡说：“然后呢？”让娜说：“然后他走了，因为我没法留他吃饭。”杜怡愣怔着说：“他就这样……走了？”让娜说：“他在纸上给你留了话。”

杜怡赶紧往小桌上看，果然有一张折叠的白纸。拿到眼前翻开，上面写着两行字：杜怡好！想起你说过会三十种土豆烧法，就忍不住跑来了，可惜我没有口福。落款是夏小松。

三

杜怡知道，日子不一样了。

没有心神动乱，没有不眠穿夜，恋爱就这样开始了。是的，就这样开始了，仿佛在莫斯科的这个初冬，一位叫缘分的人士戴着礼帽悄悄来访，将一个神秘消息通知了她，又将同一个神秘消息通知了他。

不过在之后的日子里，杜怡和夏小松对恋爱的起步时间有过争议。争议指向三个时间点：一是阿尔巴特街上相遇的那一刻，二是两个人互赴对方大学留下纸条的那个中午，三是莫斯科河边会面的那个晚上。

见到纸上留言的时候，杜怡就明白自己只需要等待，等待夏小松的敲门声。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到第三天的傍晚，才等来宿舍管理员转达的一个电话号码。电话在一楼的管理室内，她跑下去打了，听筒里果然是夏小松的声音。夏小松说今天晚上见个面吧。杜怡很想问，为什么是今天晚上而不是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但她忍住了没问。

那天晚上，她与夏小松在列宁山地铁口不远的一间小咖啡馆碰面。坐在咖啡馆里，可以看到莫斯科河的水面沉默幽静，好像在悄然结冰。俩人喝过一杯咖啡后，去了河边探看究竟。借着岸边的灯光，可以看到水面上真的结了一层似有似无的玻璃。夏小松拣了一块石子贴着河面掷出去，石子跑了一小截路坠入河中。杜怡拿起一块更小的石子扔出去，石子在冰面上一路婀娜滑行，停在了挺远的地方。这是小石子对大石子的意外胜利，杜怡哈哈笑了起来。

以后每回讲起那个河边的晚上，夏小松都会提到她的笑声。夏小松有一个略为夸张的比喻，说她的笑声在冷冽空气中轻盈透明，像一支冰棍把整个夜晚弄甜了。尽管这样，他并不认为那个晚上比阿尔巴特街的相遇更重要，或者比两个人的相互留言更有意思。杜怡则愿意把河边的见面作为交往的起点，而之前都是铺垫。她这么认定，是因为心里存了小心思——把俩人的相恋跟《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连在一起，容易抹上浪漫的底色。

既然往浪漫上靠，那个晚上两个人当然还讲了一堆有趣的闲话。杜怡说：“夏小松你知道吗？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夏小松说：“这个梦属于抄袭，没有想象力。”杜怡说：“但这个梦鼓励了我，让我去莫大找你。”夏小松说：“后来格鲁吉亚同学至少用了二十分钟向我传达你的来访，他说你不错。”杜怡问：“那你见到我的纸条，为什么不马上约我？”夏小松说：“我让自己淡定，不能猴急猴急的。”杜怡又问：“你淡定了一天，昨天该打我电话的。”夏小松说：“昨天我在等你的电话，我琢磨着你也许会不淡定。”杜怡说：“真复杂！夏小松你是个复杂的人吗？”夏小松说：“呵呵，我得谦虚地回答，我还在学习复杂。”杜怡说：“我喜欢简单，我不喜欢你学会复杂。”夏小松说：“这种话真嫩，只有大一学生才说得出来。”杜怡说：“我说过的，在国内连着读我应该大三啦。”

然后两个人谈到以前的国内大学生活，谈到为什么要来苏联。杜怡的原因很单调，她说自己高考没考好，本想投奔英语的，一拐弯被丢到俄语专业。俄语就俄语，无所谓地学着，遇到一个公派机会，又无所谓地来了。杜怡点评：“顺着日子走，就不会那么累了。再说啦，除了吃的这一项，莫斯科也没啥不好。”

夏小松的留学经过则有些绕。他的生长地是山西晋城，中国中部一个很有年头的城市，出产过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心情沾着灰尘，对生活的城市没有好感。儿子到北京上学后，他们的一个重要心愿就是儿子不要回去。夏小松在大四的时候考了托福，并已拿到美国一大学的半额奖学金，因指望不上父母的钱，还在等待一份更合适的全额奖学金。那段时间，电视上有许多这样那样的新闻，夏小松就整天守着看。有一天，屏幕上出现了苏联领导人访华的欢迎仪式。仪式有点特别，是在飞机降落的停机坪上举行的，虽然没有红地毯铺路，但仍然庄严有序。当镜头拉近时，夏小松看到了他微笑自得的脸和脑门上地图般的胎记。就是在那一刻，他心里一动，一个念头跳了出来。夏小松说：“我是个喜欢在课堂上争论的人，同学们说我拧巴，一遇到新的经济论点就会兴奋。大学几年我们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也读了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然后哈耶克也在中国公开登场了，那段时间我读到了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文版和《通往奴役之路》的部分英文章节。在我的脑子里，各种论点在不停地打架。”夏小松说：“把留学目标瞄向美国、加拿大，这是我们班同学的当然选择。那天坐在电视机前，我想我何不去莫斯科呢！跟着一堆人去美国，还不如掉个头去苏联，对经济学的争论而言，那儿应该更有现场感。”夏小松又说：“打定主意后，我提着劲儿向莫斯科几个大学去函申请。也许是老戈访华带来的福利，这回我比较幸运，出国手续一路没有卡壳，终于赶上了当年入学时间并拿到一些奖学金。到了这里才知道，我是中苏关系解冻后莫大经济系的第一个中国自费研究生。”

在夏小松说着这段故事时，杜怡能感觉到对方语气中的温度。她想，这温度是由半份认真和半份激情凑成的。

恋爱的日子总是平常而又异样的。作为学生，他们不可能时常泡在咖啡馆里。时为冬天，他们也不可能时常闲步在寒冷河边。经过几次无序游击，两个人找到了约会的恰当地点：两个大学图书馆。每个周末下午，她去他的莫大，或者他来她的友大，两个人一起坐在图书馆里看书。

待在图书馆的好处是安静而不孤独。一个阅读厅里，两边是排列的书架，中间坐着上百只身子，形成了冬日与我无关的气场。杜怡发现，夏小松看书时喜欢一只手托着腮帮子，另一只手则隔一会儿去翻书页，样子特别投入。如果她不轻语说点儿什么，他是不会主动出声的。但即使两个人许久不搭腔，杜怡仍然觉得心里是熨帖的，有一种一屋相守的踏实。这样的感觉挺好。

有时看书看累了，杜怡就怂恿自己逗趣一下。她在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在桌上推给夏小松：你很认真哟，先生。夏小松笑一下，在纸上写两个字：别闹。杜怡又在纸上写：你让眼睛休息一分钟，看看周围苏联美女。夏小松看了她一眼，写：东方美女比苏联美女好看。杜怡写：这是《资本论》上说的吗？夏小松不写了，伸出手在她脑袋上轻轻拍了拍。

杜怡喜欢这种小调皮，也喜欢夏小松轻抚她的脑袋。在国内大学一年，她差点谈了恋爱。班里一位爱好排球的男生，时不时地出现在她身边，还冷不丁送她小礼品企图制造惊喜。她渐渐对他有了些好感，偶尔也拉上三两位女生去操场看他打球。有一次她正在球场边站着，他跳出来一个扣杀，球偏离路线砸在她脑袋上。她几乎被打蒙了，眼眶里渗出泪水，但她的疼痛和狼狈被他忽略了，他没有跑过来安抚一下。从那一刻起，她便中断了还没真正开始的情感发展。

现在坐在夏小松的身旁，杜怡似乎才懂得了什么叫恋爱。原来恋爱可以相互不讲话，原来恋爱只需要一只手伸过来按在她的脑袋上，原来恋爱在一百个人中间也能悄悄生长。她想，我坐在这里看课程书，同时也是在练习恋爱课呢。

在这样的心境中，图书馆的时间就不会缓慢。近了傍晚，俩人离开椅子回宿舍做饭。杜怡主厨，夏小松帮手，主力原材料依然是土豆西红柿卷心菜。杜怡因为有过夸口，就真的在土豆上花些心思，每次尽量换花样，煎、炸、炒、烤、焖、红烧、拌丝、椒盐、酱焖、搅泥、拔丝等等。这些土豆烧品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不好吃也没关系，夏小松说自己的嘴是山药蛋根据地，允许各种土豆进来打游击。

吃过晚餐，两个人进入分手环节。如果在友大，杜怡就陪夏小松在校园里走一圈，然后送到公交站台。如果在莫大，夏小松则陪杜怡走一段不短的路到地铁口，再一起坐上两站，下车后也送到公交站台。公交站台成了两个人每次暂别的地方——以前杜怡老嫌公交车不准时，现在只恨公交车来得太快。

有时杜怡不愿意晚饭后马上分开，就拖着夏小松去看电影。在莫大学生公寓旁边，有一家名为“立陶宛”的电影院，外观呈着旧色，霓虹灯招牌上的五个字母通常只亮着三个，但里头的阶梯观影厅还算气派，可坐七八百人。影片每周一换，不仅有苏联片子，偶尔还有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片子。据说也很有声势地上映过中国的《红高粱》，可那是两年前的事了。

杜怡坐在观影厅的暗色中，总是喜欢握着夏小松的手。夏小松的手温暖且硬朗，她的手贴住他的手，有一种小鸟似的依偎感。在放映过程中，依偎的小鸟并不安静。当银幕上突然爆出血腥，小鸟会惊跳一下，使劲搂住手掌。当银幕上出现催泪情节，小鸟则变得弱弱的，在掌心里一拱一拱。

有一回银幕上一对男女在海滩上相拥一起接吻，浪头一个接一个溅在他们身上，两只嘴巴一直不肯分开。这时阳光在摇晃，音乐配合地响起，镜头里游走着激动的气味。杜怡的手躺在夏小松手里一动不动，微微有些细汗。过一会儿，她的手指苏醒过来，用力穿过他的手指，扣在了一起。

电影散场，两个人随着人流往外走。到了门口，一阵寒冷逼来，让杜怡后撤一步。此时最不需要的便是冷飕飕的空气了，她扯着夏小松的手退回休息厅。过了片刻看看无人，又退回到观影厅。大厅已熄了灯，暗淡安静，但空气中残留着电影的余味。两个人坐在角落座位上，似乎有点好玩又有点茫然。茫然了一会儿，夏小松的嘴巴明白过来，起了急去找杜怡的嘴巴。杜怡右手一抬挡住，眼睛看着夏小松。看了几秒钟，又看了几秒钟，她眼睛闭上了，右手耷拉下来。她的嘴巴立即被一团柔软的温暖堵住。

这种经过情绪培养的接吻，味道真是不一样。很快，她有一种喘不出气的感觉，同时一股清凉包围过来，就像影片里的浪头打到身上。

这一次，两条舌头纠缠了足足有一刻钟。

天气越来越冷了，莫大教学楼上的温度针指向零下二十摄氏度。

杜怡没有嫌天气，嫌的是跟夏小松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挨到周末才见面，见了面钟点又溜得那么快，一不留神一个下午已过去，下午过去是晚饭，晚饭之后是分手。想一想就让人不高兴。

这天星期六傍晚，两个人照例从莫大图书馆出来，回宿舍做了简单的晚饭。尽管一边吃一边扯话，也不能把一顿饭拖得太长。格鲁吉亚同学又在旁边练哑铃了，嘴巴里还发出“嘿嘿”的声音。杜怡努一努嘴，知道到了离开的时间。

两个人穿上大衣出门。这么冷的天，校园里是没法溜达的。电影院中午先打探过了，放的是一部滥竽充数的老片。杜怡有些不甘，也只能让夏小松送自己回去。走一会儿进入地铁站厅，车子很快来了。因为是周末，又过了高峰时间，车厢里的人不算很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能看见对面玻璃里自己的影子。那两只影子挨在一起，在闪移的灯光中一晃一晃。夏小松突然说：“杜怡同学，你的样子有点郁闷噢。”杜怡做一个伤心的表情，说：“两站地马上到啦，一会儿你就丢下我了。”夏小松说：“我有个办法能让你的郁闷换上高兴。”杜怡说：“你说说看。”夏小松说：“我决定不丢下你了，咱们把今晚剩下的时间花在车厢里。”杜怡说：“什么意思呀？我……有点小恍惚。”夏小松说：“咱们今晚就待在地铁里，一直坐坐坐。”杜怡回一下神，明白了。她抬起手拍拍夏小松的肩膀，说：“夏小松同学，这个办法不错！”又咧嘴一笑说：“这么无聊的主意，咱们早该想出来了。”

定好了想法，就得换一辆开往市内方向的地铁。到了下一站车门打开，两个人出来走到对面站台。不一会儿列车到了，两个人上了尾部车厢。这儿看上去比较宽松，似乎每个人都拥有座位。通亮的灯光中，不少人手里拿着书本，这让车厢在奔跑声里也显得安静。

两个人在椅子上坐下，有点得意今天晚上灵机一动的主意，又想到接下来的自由时间，禁不住快活起来。杜怡说：“这儿比图书馆好，因为可以说话。这儿也比咖啡厅好，因为不用付账。”夏小松说：“跟电影院比呢？”杜怡说：“至少能打个平手。”夏小松说：“平不了手吧？电影院里嘴巴可以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杜怡说：“在这里你的眼睛可以任性呀，一会儿看看苏联美女一会儿看看中国美女。” 夏小松呵呵笑起来。

车子稳定行驶着，广播里隔一会儿报一个站名，列宁山站、伏龙芝站、文化公园站。杜怡说：“说点儿什么吧，最好关于中国的事。”夏小松说：“中国的事从咱们嘴里出来，都变成回忆了。”杜怡说：“我爱听你的回忆，譬如你的中国大学、你的初恋。”夏小松说：“我的初恋不是跟你汇报过嘛，没啥情节可挖了。”夏小松的初恋有点奇葩，大三时他上体育课撕伤肌肉，住了半个月校医院，其间遇到隔壁病房的一位社会学系女生。她正处在阑尾炎术后恢复期，但同时也可能处于寂寞中的发情期，主动向夏小松热烈示爱。两个人在病房和休息区相伴十多天，说了一大筐话。可出院后，夏小松再也见不到这位女生了。过了不少日子，他才打听到她的踪迹，原来出国留学了，去的是美国。夏小松曾和杜怡探讨，问这一段算不算初恋？杜怡说，只要你动了感情就算。夏小松使劲打捞回忆，仍弄不懂自己当时有没有真的动了感情。杜怡说：“你后来想去美国读书，是不是想追随她？”夏小松说：“应该不是，如果有那个动力，就不会脑子一跳投奔莫斯科了。”

现在，这段往事仿佛一盘小点心，仍是杜怡愿意放到嘴里嚼一嚼的。杜怡说：“我就不问那位女生到底长得咋样了，估计她没有我漂亮。”夏小松说：“杜怡同学，你真自信。”杜怡说：“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去成了美国，会找她续上医院里的爱情吗？”夏小松说：“啥叫医院里的爱情？好像爱情上面沾着许多病菌。”杜怡说：“不许你打岔……你会不会使劲找她？会不会呀？”夏小松说：“你的问题不好回答，我得想想。”杜怡说：“给你一分钟时间。”夏小松说：“不用一分钟了，我的回答是会！”杜怡说：“你真会去找她呀？看来你当初还是动了感情。”夏小松说：“然后我跟她说，你在苏联有一个敌人，她正在想法打败你。”杜怡说：“可你那会儿不可能认识我。”夏小松说：“上天会安排咱们俩认识的。”杜怡说：“只要咱们俩认识了我就有信心打败她。”夏小松说：“打败别人应该是一种不错的感觉。”杜怡说：“当然啦，一定比吃上一顿大餐还舒坦。”夏小松说：“可惜你没法享受这种舒坦了。”杜怡说：“为什么？”夏小松说：“因为你压根儿没有敌人，你的美国敌人其实是虚构的。说真的，我都忘了她的脸。”杜怡说：“不能吧夏小松同学，你的记忆力怎么可以这样差呢？！”夏小松用手摸摸杜怡脑袋，乐一下脸。杜怡说：“不过刚才你说到上天安排咱们认识，这句话还是让我舒坦。”夏小松说：“呵呵，上天这东西也是虚构的。”杜怡说：“上天才不是虚构的呢，只是暂时有点远而已。哪一天我信了佛，上天就是佛，我信了基督，上天就是上帝。”夏小松说：“要这么说，上天更可能是马克思。”杜怡说：“为什么？”夏小松说：“因为是马克思怂恿我来莫斯科的。”杜怡眨一下眼，嘻嘻笑了。

这么说笑着，车子已过了列宁图书馆站、卢比扬卡站。再往前就蹿到东北郊外了，两个人决定在共青团站掉头返回。

到了共青团站，两个人下来。这里的大厅布满金黄，漂亮富丽，差不多是一座宫殿。俩人之前很少到这边来，来了也是匆匆一过，现在用休闲的眼睛打量，觉得这个站台还真是气派。俩人抬头看浮雕，在一只五角星中间找到四个字母“CCCP”。以前的苏联，确实气壮如牛呀。

不一会儿，返程列车进站，两个人上去。夏小松回味着说：“看来咱们泡地铁呀，不一定老在车厢里待着，拣一些站台看看也挺好。”杜怡接过去说：“好呀，我现在就想看一个站台。”夏小松问：“哪个站台？”杜怡说：“革命广场。”夏小松说：“告诉我为什么。”杜怡说：“很快要考试了，我得去摸摸那狗鼻子。”这么一说，夏小松“哈”了一声。在革命广场站有许多组青铜塑像，其中一组是一位战士伴着一条狼狗，据说摸一摸狗鼻子能带来幸运，助考试过关。

车子很快抵达猎人商行站，俩人下来找了找，顺着指示箭头穿过一段行人通道，便到了3号线的革命广场站。这里的装饰又是另一种风格。在站台与廊厅之间的门洞口，立着士兵、工人、农民、游击队员、水手、空军飞行员、抱着婴儿的父亲、抱着公鸡的母亲等众多塑像，构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题。

一模一样的士兵与狗塑像共有四座，杜怡拉着夏小松走近其中一座。眼前的士兵一手搂枪一手抚狗，专注地盯着前方，那条狼狗也是一脸认真的样子，只是鼻子部位被千万只手摸得锃亮，露出了黄铜色。杜怡说我先摸，就闭上眼睛一边攒着心愿一边将手伸向狗的鼻子，快要碰到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犬吠，手尖被一张嘴咬了一口。她惊叫一声睁开眼睛，见夏小松咧嘴坏笑。她气了说：“你这条狼狗，一口把我分数咬掉了一分。”夏小松说：“你想考几分？”杜怡说：“本来也就要四分，现在只有三分了。”夏小松说：“你得想着五分，再来一次。”

杜怡退后几步又闭上眼睛。这次她往前走时偷了一些眼光，并快速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摸向狗鼻子，另一只手奔袭旁边的夏小松鼻子。当两只鼻子控制在手里时，她哈哈大笑起来。

下一个周六晚上，夏小松、杜怡从校园出来又上了地铁，不过这一回俩人都携了书包。杜怡带的是一本《苏联文学作品选》，这是考试用的参阅书。夏小松书包里则放了《资本论》俄文版和《通往奴役之路》中文版，近日他在积攒资料，准备写一篇有点厮杀味道的论文，题目暂定《当代苏联语境中的马克思和哈耶克论点比较》。为了找哈耶克这本书，他在图书馆搜索了小半天，结果俄文版扑了空，却意外借到中国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夏小松对杜怡说了一个比喻，虽然哈耶克还活着而马克思已去世一百多年，但他们都像是武林顶尖高手，凭着各自的武功秘籍，可以隔空比试招法的。他相信马克思功力深厚，能够击败现已年过九十的哈耶克。

俩人进的还是尾部车厢。车厢内依然温暖安定，挺适合阅读。他们找了座位坐下，掏出书静看。

看书似乎让时间变快了，车站一个一个过去。在此过程中，杜怡身子渐渐歪向夏小松，靠在了他肩膀上。又过一会儿，杜怡放下书脑袋动来动去，好像想到了什么。夏小松说：“杜怡同学，别这样不安分。”杜怡说：“车厢不是图书馆，可以说说话的。”夏小松说：“你要说什么？”杜怡笑嘻嘻地说：“我想起咱们第一次相遇那天，你在车厢里把伏特加当饮料喝，结果喷了一串咳嗽。”夏小松说：“你脑子够飘的，想到那儿了。”杜怡说：“当时你挺逗儿，说马克思有一句话，唯有咳嗽无法掩饰。”夏小松说：“这句话现在应该修正，原话是：唯有爱情和咳嗽无法掩饰。”杜怡说：“又加上爱情啦，这句话所有权是夏小松的吧？”夏小松说：“还真是马克思的。”杜怡说：“呵呵，我就想抓你一个谎言现行，请夏小松同学拿着《资本论》指给我看。”夏小松合上手中的《资本论》，说：“这句话不在《资本论》里，是苏联教授在课堂上引用的马克思语录。”他正一下身子，用苏联教授的嗓子说了一遍俄语“唯有爱情和咳嗽无法掩饰”。杜怡笑了说：“我一直以为马克思很严肃的，想不到他还能说这种俏皮话。”夏小松说：“你对马克思知道得太少了，怎么跟你说呢……他年轻时曾是个所谓的问题青年，乱花钱，爱喝酒，好打斗，有一次因为夜间饮酒放狂被学校关了禁闭，又有一次因为纠纷与人比剑决斗，呵呵，反正不驯得很。他还是个文艺青年，写过不少诗，但又时常蓬头乱发，衣服扣子老是扣错。”杜怡稀奇地说：“你说的这是马克思？”夏小松说：“我说的这些逸事一点儿不损害马克思，反而让他像一个好玩的小伙子一样真实。只有真实，才能让马克思的强大变得可靠。”杜怡说：“这种话没错儿……说下去。”夏小松说：“同时呢，马克思又被称为真正的思想工厂。他一生写的著作和论文达一千九百七十四种，和这个吓人数字相伴一起的是各种疾病和深度贫穷。”杜怡说：“嗯，这是我听过的马克思。”夏小松说：“稍微往深里刨一刨，你就知道马克思不是个严肃的符号，他是个有趣的人。即使《资本论》这样的书，不仅有严密的逻辑，还经常能读出文学的味道。”他拍拍手中的书：“啥时候你耳朵饿了，我读给你听。”

车子到猎人商行站，俩人下来转2号线。这次他们选择了往西方向，计划坐几站后再转5号线绕回来。

过不多时，广播响起“马雅可夫斯基站”的提示。杜怡说咱们下去溜一下吧，这个站好玩。夏小松没有反对。

列车进了站，俩人下到候车大厅。该大厅最大的特色是墙柱式结构，一眼望去，能觉出王子般的前卫大气。大厅两边，是一座座镇定的大理石拱门，拱门们排成了左右两列长队。天花板上是飞碟似的圆形围灯，灯光照向顶部，那里有好看的马赛克壁画。

不过此时，夺走目光的是大厅中间的一位小伙子。他站在圆形灯下，侧了头认真拉着一把小提琴，跟前围了一些候车者——在地铁行人通道里，这种艺术演奏是常见的，出现于站台大厅倒有点稀罕，因为两边不时有列车停靠又出发，不容易聚集人们的注意力。

夏小松、杜怡凑过去，见小伙子下巴瘦尖、眼睛微闭，神情有点忧伤，奏出的琴声悠扬好听，但也有点忧伤。杜怡说：“这拉琴男不是失恋就是失业。”夏小松沉吟一下说：“正好，我借用一下他的琴声。”杜怡说：“什么意思？”夏小松说：“配乐朗读……我读一段《资本论》！”

夏小松没有犹豫，掏出书本走到离小提琴一米远的地方。小伙子弹开睫毛看一眼夏小松，手中的琴声没有停下。夏小松站定了，翻开书本捧在眼前，橘黄的灯光正好打在他身上。他用俄语开始朗读：

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于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人蓄积财富，后一种类型的人则是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其他的可以赎卖的东西。结局：无论怎样劳动，仍只有拿自己本身来出卖的大多数人的贫，和老早就不劳动但财富仍不停增加的少数人的富，就成为自有原罪以来的现象了。

伴着朗读声，夏小松的脸也变得忧郁起来，仿佛他脑子里出现了一百多年前不好的社会景象。他翻动书本，找到新的句子，然后让自己的声音在琴声中继续：

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掌声响了起来，先是杜怡一个人的，然后周围跟上来一些。能感觉的到，周围的掌声有些勉强，这或许是因为被列车的声音打扰了耳朵，或许是因为听不太懂朗读者的中式俄语发音。

杜怡能听懂夏小松的发音，但也听不太懂声音中的术语。把《资本论》里最俏皮有趣的话拿出来，也不可能是一篇抒情散文。不过夏小松的样子有些抒情，他的神情暗淡，精神却饱满，像是进入了资本家反对者的角色。灯光将他的脸部和身体照射得半亮半淡，又似乎有了雕塑感。

杜怡恨自己这时没有相机，不然哈哈，可以把他的模样定格存照，以做备案。 

第二部 北京的问号

一

从窗户望出去，能看见一团树尖和一块天空。树尖是变化的，上面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少。天空不轻易变化，底色老是灰的。

这只窗户每天打开一次，放入一些空气和灰尘，有时几片枯叶也会趁机溜进来。更多的时间，窗户是关上的，并且闭上窗帘。窗帘一闭上，屋子只有淡黄的灯光，没了白天和晚上的界线。

对杜怡来说，白天和晚上的区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记着吃饭的点儿。吃饭的点儿一到，她便洗菜烧肉、煮饭做汤，造出各种气味的雾气。雾气散开，餐桌上有了好几样肉鱼汤菜。她坐到桌前，默默吸一口气，然后动作很快地吃起来。此时手中的筷子似乎有些冲动，在各只盘子之间东奔西走，捡回各样东西塞到她的嘴里。常常上一口还没咽下去，后一口已跟了上来，因此嘴巴里混杂着各种味道。只有遇到鱼刺或肉骨时，她的咀嚼才稍稍慢下来，慢了一小会儿，又一嘴油光地快起来。是的，因为是一个人，她不怕自己的吃相有些难看。

用不了多久，盘碗里的吃物都会清空，只余下一些汤汁。这时她似乎才松懈下来，等着肚子里升上饱嗝。等了一会儿，嗓子处果然跑出一两个或三四个嗝声。嗝声过去之后，她会慢慢站起身，走到洗手间的镜子前打量自己。镜子里，她的脸好像胖了一些。

很多时候，胃口是个奇怪的东西。在夏小松走后的那些天，她一直在旅馆的床上昏睡，三天、五天、一周、十天，反正老是睡不够，其间除了喝些水，几乎没有进食。有两次觉得应该吃些东西，就穿上衣服下楼去找点心店，可面条端上来才吃两口，肚子便饱了。顺道买些水果饼干回来，撂到桌上便不去搭理，因为她马上又困了，睡意湿漉漉地渗入脑子。躺下之时，她给自己的肚子找到一条解释，睡觉是不消耗能量的，譬如动物的冬眠。

那段日子，如果说睡眠似水，她则像一件用皱了的衣服丢在一只木桶里，整天被水浸泡着。那是一种冰凉的包围，感觉像梦一样恍惚而绵长。

十多天后，她似乎睡饱了，回过神来，这才明白在宾馆里睡觉也是要花钱的。她开始找房子，在北京的角角落落里找——不敢要贵的，但要有一个独立卫生间。过了三天，她在西直门找到了这间半地下室的屋子。

搬进新租的屋子，她发现自己胃口大开，浓稠的睡意变成了浓稠的饿意。起先她以为是肚子的一种报复，喂上几顿便正常了。但几天过去，肚子仍不依不饶，不时发出求吃的提示。每天上午，她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回一些河鱼、猪肉和蔬菜，变着法子做各种吃食。半地下室是不让明火现身的，只能使用电炉和电饭锅，但她仍觉得做出来的饭菜好吃。比起苏联的日子，这些饭菜真是好吃呀。透明的饭粒，油香的排骨，新鲜的鲫鱼，还有内容复杂的烩菜……每一样东西都是诱嘴的。然后呢，它们带着受宠后的一点点得意，进入口腔，走过食道，落入胃袋，填补了那里的空虚感。当然，这些饭菜也在提醒她，这里已经不是莫斯科了。

哦，莫斯科，Москва。一个漂在日子里的名词，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便似乎已经淌远了。

莫斯科，那个射出一颗子弹的莫斯科，那个容不下中国学生夏小松的莫斯科，那个此刻还忙于争斗和排队的莫斯科，那个让她做上了债务人的莫斯科，还值得她回去吗？她还能像以前一样在那儿待着吗？世事踉跄，昨是今非。也许，之前退掉莫斯科返程机票，便暗示着回去的路已经作废。

夏小松没了的第三天，他的骨灰便被父母带回山西。儿子的离去让夏父夏母老掉了好几岁，他们甚至顾不上关心一下杜怡以后的日子走向。但杜怡还不能立即停摆脑子，她在昏睡之前见了胖卷毛，为欠钱的事。

那是一次暗淡无趣的见面，胖卷毛先对夏小松的离去表示了难过，然后问杜怡接下来怎么打算。杜怡木然说：“他走了，我迟早会把钱还上。我见你就是为了说这一句话。”胖卷毛说：“你可以不用还钱！我说过的，为了你我一转身就能成立一家公司，我恰巧胖了些，一看就像经理，你苗条身子往旁边一站，正好是俄语翻译。”杜怡说：“我做不到。”胖卷毛说：“那我没法不问一句，五万元不是个儿科数字，家里人会给你拿钱吗？”杜怡不吭声地摇摇头。胖卷毛说：“那你怎么还钱？去把读书续上，完了再找一份工作？这么玩儿三五十年你也还不了。”杜怡说：“现在我想不了这些，我就想睡觉。”胖卷毛说：“还钱，或者不用还钱，选择一下不费脑子。”杜怡说：“你这是胁迫我吗？”胖卷毛说：“说胁迫就难听了，别忘了在火车上我瞧你一眼立马动了心。”杜怡沉默一下，说：“你给我点时间想一想吧，现在我什么也干不了。”胖卷毛说：“多少时间？”杜怡说：“我不知道。”胖卷毛说：“可我想知道，我不能什么都不知道。”杜怡说：“三个月吧，我需要三个月。”胖卷毛点一点头说：“成，既然我已经赌了一把，就不能猴急猴急的没有耐心。”停一停他又说：“我再说两句酸话吧，一句是节哀顺变，生活就得前仆后继。还有一句算是告白，别人说我是能赚钱的胖子，胖子嘛总乐意边上戳着一位漂亮的苗条姑娘，这不是不好的心思。”

那次见面分手时，胖卷毛说自己马上再跑一趟莫斯科，弄点冬天衣服过去。他又用体贴的口吻表示：“这段时间，我不会打扰你的。”

她确实不要任何人的打扰。现在，日子像是停下来了，她啥事都不想干，只恳求自己无思无想地度过这三个月。三个月不是个大数字，可搁在北京的冬季，也许会显得有点长。

不过杜怡不怕北京的冬天，因为她心里也是冬天。冬天与冬天相遇，至少能产生她想要的寂静。

现在，白天是静的，晚上也是静的。

睡眠减下来后，空余时间多了起来。白天还好，去一趟菜市场，加上三顿饭，再加一个不讲头尾的午觉，一溜儿钟点就用掉了。到了晚上，时间则慢慢被抻开，变得瘦长了。淡黄的灯光中，寂寞从四个角落里长出来，小小的屋子像是大了许多。

有的时候，她坐在窗边的塑料地板上，扯动一下窗帘，上方露出扁窄的窗口。仰头望出去，一小块天空映着淡淡霓光，没有星星什么的。再拉回窗帘，屋子里全是静默，也没什么内容。

在没有内容的屋子里待久了，啥也不干也是累的。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想到了酒。因家里不存酒，取来了料酒瓶子，里边还有大半截。她对着瓶嘴呷一口，不算不好喝。在老家的冬天，男人们喝白酒也喝这种黄酒，一边喝一边说一堆闲话。眼下她嘴里没有闲话，也不想跟人说闲话。她让自己靠在旁边墙上，支起双腿将瓶子挨着膝盖，过一会儿喝一口，过一会儿又喝一口。瓶子里的酒一次次矮下去，不多久便见了底。她把瓶子搁在一旁，心里似乎舒通了一些。

喝过酒的夜晚，到底有些不一样。先是在空瓶子旁边，爬近一只蟑螂。它大约闻到了酒味儿，围着瓶子转了几圈，一副找不到门路的气恼样子。杜怡静静瞧着蟑螂，猛地将瓶子往上一提。蟑螂吃了一惊，一溜烟儿跑远了。接着头顶窗户传来什么声响，因为有酒的帮助，她大了胆拽开半边窗帘，原来是一只花猫。它双掌敲着玻璃，似乎表示要登门拜访。杜怡站起身子，花猫跳开几步又回来，好奇地看她。她盯着花猫的眼睛，觉得有话要说。她说：“真是抱歉，我不认识你，可看到你就想起一个问题。”她说：“我听说猫有九条命，拿走一条还有八条……可是人为什么只有一条命？”她又说：“这不是算术题也不是哲学题，我不知道哪儿有答案。你能解出这个题目吗？”

有的晚上，杜怡也会裹上大衣出去走走。西直门周边有不少灯光，守着灯光的不是吃店就是商场。她绕过那些灯光，径直走入地铁口。冬日的夜，地铁是个好去处。她坐在车厢里，懒了身子，听着喇叭的声音一站一站报过去，瞧着匆忙的人们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因为2号线是个大循环，可以不挪窝地一直坐下去，如果搭借一个比喻，她觉得自己是一根时针，慢慢耗着钟点。

待在椅子上没事儿，她也会取出衣兜里的照片看一眼，这是那次在莫斯科麦当劳餐厅里拍的，也是她带回中国的唯一一张两人合照。照片上两个人依靠着，夏小松脸上有穷开心似的笑。每回坐地铁，她不会忘了带上照片，这样来泡车厢就不是一个人了。

车厢里也不是一直平淡的，有一天时间已晚，坐客渐渐稀少，显得有些空荡。这时她看见对面坐着一位中年艺术男，一脸的络腮胡子，手里捏一罐啤酒一口一口喝。杜怡注意到，他的脚上有两种颜色。是的，他穿着一棕一黑两只皮鞋。杜怡盯着对方的鞋子，脑子有点恍惚。她的发愣目光让中年男嘿嘿一笑，他晃了晃皮鞋，那神情仿佛在说：“姑娘，对我的鞋子感兴趣吗？猜猜看，我为啥穿两只不同色的鞋子？”杜怡不能搭理他，便不吱声地别过脑袋，但她眼里慢慢渗出一层泪水。

这天夜里从地铁口出来，她多走一点路拐到一家二十四小时小卖店，买了几瓶黄酒带回家。

她打开一瓶酒坐到地板上，一边喝一边等着脑子混沌起来。但喝了一口又一口，脑子仍不肯混沌，莫斯科往事纸片似的从远处飘来，又飘出脑海，在屋子里轻轻游走。

她站起身取了纸笔，坐在小桌前开始写字。她写的是两个人在阿尔巴特街相遇、后又在地铁上相伴回家的情景，情景里有夏小松的认真表情、调皮话语和呵呵笑声。文字写写停停，占领了三页纸。她搁了笔歇口气，再把文字细细读一遍，然后找来一只盘子和一盒火柴，把纸张点着了。文字里的故事变成一团火焰，在她眼前蹿腾一下，很快熄灭了，化为一股灰色的烟。

远处飘来的往事又飘回去了，纸上的文字夏小松应该能看到吧。这么一想，她心里的疼痛似乎也化开了一些。

以后的每个晚上，她先喝几口黄酒，再写一段两个人的往事，然后点上火烧掉。莫斯科河边咖啡店的相约，莫大图书馆的一起看书，“立陶宛”电影院散场后重返影厅的相偎，麦当劳用餐时的拍照，夏小松解开衣服露出文身肖像的那个下午……每一段回忆的重现，都让她与夏小松见上一次面：每一回纸稿的焚烧，都是她跟夏小松的一次道别。道过别之后，这个夜晚的睡眠就轻松一些。

天气越来越冷。下了两场雪，窗户被堵上大半，只剩下窄窄的一道缝。但日子并没有被冻住——即使懒得去数点，杜怡也明白三个月的时间已用掉了一半。

这一天她终于记起了早该处理的事情，一是父母，二是上课。上课是与莫斯科连在一起的，莫斯科暂不回去，总得有个说法。与家里的联络也拖不过去，时间这么久了，怎么也得递个消息让父母和弟弟安心。她使劲想了想，觉得自己该写三封信，第一封是给友大老师的，要求休学一年，这样至少能获得缓兵时间；第二封写给父母，撒个谎报一声平安；第三封信要为第二封信打掩护，所以写给了张汝娟，让她将撒谎的信从莫斯科寄回国内。想到给张汝娟写信就得讲夏小松的事，她心里暗了一下。是的，她现在不乐意白纸黑字地讲述夏小松之死，即使是张汝娟。又想到莫大得知自己的一位中国学生死去，不知会有怎样的态度。混乱无序的时局，又是回国后去世，也许校方压根儿不当回事吧。

杜怡想想停停，花了一天时间才写好这三封信。下一日上午，她专程去了邮局，准备将信挂号寄出。大厅里的人不少，她取了号坐椅子上等着。旁边一位老头儿端着一只收音机听京剧，一边摇头晃脑一边盯着窗口的叫号。杜怡恍然一下，记起自己很久没听歌曲了，夏小松离去后，收音机就没了声响，应该是电池耗完了。这段日子心里枯着，都忘了音乐什么的。

返家途中经过一家商店，杜怡进去买了电池，又见旁边柜台里摆着不少围巾手套，迟疑一会儿还是挑了一条厚围巾一双皮手套买下。上次从莫斯科到北京以为马上回去，一些小衣物没有带够。而她有些犹豫，是因为手头的钱已经不多。办完夏小松的事，五万元只剩一个小数，她必须用这些钱让自己度过冬日，并且给胖卷毛一个答复。现在离冬天的结束，还有好些个日子呢。

回到家里，杜怡找出收音机换上电池，声音果然响了。调了一会儿，找到一段轻音乐——这段轻音乐不是她喜欢的，但旋律缓慢，有一种在水中漂淌的感觉。漂淌了几分钟，音乐结束了，接下来是广告，再接下来是一段相声。相声是讲吃的，搭几句话后，一张嘴巴油滑滑的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杜怡不觉得有意思，伸手关掉开关。她该给自己做午饭了。

以后几日，她没事儿坐在地板上发愣时，会打开收音机听点儿音乐。音乐播完了，也懒得换台，似听非听地让收音机继续走着声音。那些声音与她无关，打扰不了她。

但是这一天，在一首安详的手风琴曲子之后，她听到了一组关于各国圣诞节的报道。美国一位海外士兵提前回国，把圣诞老人送到儿子的教室，制造了一个惊喜。澳大利亚人在高温中欢度节日，一位农场主安排全家在水槽中浸泡，一边喝啤酒一边听音乐。英国伦敦市中心广场竖起一棵号称世界最高的圣诞树，为了是不是世界最高，两位游客发生了争执。然后说到了苏联：戈尔巴乔夫在圣诞节这天晚上进行权力移交，他携带的苏联造毡尖笔不太流利，只好接过一位美国记者递来的圆珠笔，签下了苏联解体的文件，随后克里姆林宫顶上的苏联国旗在夜色中最后一次降下。莫斯科市民对这一历史时刻保持着平静，因为他们在节日里还有别的事要做。

杜怡也挺平静。该来的总归会来的，这本是一个已失去悬念的结局。她纳闷的是这件重要的事儿居然被编入圣诞节的花絮报道，一个国家的解体，被如此轻松地说出来，仿佛是一群孩子玩过家家后的解散。今年的圣诞节，也许会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变化而多一个聚会时的话题，但失去了苏联，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好一些吗？

杜怡从衣兜里取出那张合影照片，盯着夏小松的脸轻声说：“我知道，那天广场上的子弹不仅射中了你，也射中了苏联的躯体。苏联比你多挨一些日子，但今天也没了。”她想一想又说：“苏联没了，你有苏联护照也回不去了，我就这么告诉你一声。”

过了元旦，天气更冷了。屋子里供着暖气，里外温度差着一丈远，若出门去菜市场得裹上好几层衣服。杜怡有过莫斯科的历练，心里不惧，身子却躲闪不开碰上了感冒。

感冒倒也不重，不发烧不头痛，只是打喷嚏流鼻涕，之后是时不时地咳嗽。吃了些药，又爱上了睡觉。躺在床上，脑子昏昏地想暗过去。暗了一会儿，出现一些无序的梦，可一声咳嗽，梦片四碎。就这样睡睡醒醒，穿过一夜到了上午，身子软软的凑不起气神儿。

所幸胃口没被破坏掉，到了饭点，仍起床做吃的喝的，使劲把肚子喂饱。胃里踏实了，脑子也清明一些，算算日子，离过年越来越近了。这屋子是一间大储藏室改造而成的，有一些邻居。杜怡因为不乐意被打扰，就少与他们接触搭话。现在，即使闭着门，也能感觉到这些邻居在做回家过节的准备。他们订车票、买年货，弄出兴奋的声响。

杜怡也想过收拾行李回家，让父母以为女儿是学期结束回国过年。但苏联大学的寒假时间太短，花一把钱丢在飞机和汽车上，仅仅为了在家里待上几天，这是父母难以理解消化的。更重要的是，她无法备好恰当的心情去应对父母。在欢喜的节日气氛中戴上一副假面具吗？或者把自己的故事当作年货送给父母？反正一家人凑在一起，这个年仍是过不好的。她也许能得到一份压岁钱，但肯定得不到一分安慰。

这么思忖着，她心里渗出些苦味，仿佛感冒药丸哽在胸口慢慢化开。屋子里挺热，空气有些干枯。她不知道干点儿什么好，就坐到小桌前铺开白纸。莫斯科往事已写过一遍烧给夏小松，再挤些伤心文字只怕讨他嫌了。她静一会儿，丢掉钢笔离开小桌，把自己扔到床上。

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目光里是一面白里掺黄的天花板，空虚无趣，无法多看。她拧开收音机，频率一路搜过去，没有歌曲只有咿咿呀呀的各种说话声。她关了收音机闭上眼睛，嗓子里蹿出一声咳嗽。这一声咳嗽没咳透，引出一串新的咳嗽，把她的脸都憋红了。咳完了喘口气，发现脸上湿了一片。

她再次起床，往嘴里扔了几颗药片，然后裹上大衣出门。此时是下午，街上显得繁杂又苍茫。她缩着脖子穿过街道，去了地铁口。

她很少在这个钟点泡地铁，以为人会很多，进了车厢未见到拥挤，看一眼手表，才知道是周六，日子过得有点儿错乱了。

站着过了一站，找到椅子一角坐下。因为没有睡够，脑袋有点飘沉，她微眯眼睛往后一靠，让身子和脑子一起懒着。喇叭里又响起报站声，一些人走到门口候着。一位站在她跟前的年轻姑娘突然“呀”了一声，叫出她的名字。她弹眼瞧去，竟是多日未见的丝丝。丝丝说：“是你吗杜怡？我差点认不出你了。”杜怡脑子里映出自己，头发凌乱面目不洁神情黯淡。丝丝说：“你的脸圆了许多，日子过得挺滋润吗？”杜怡涩涩笑了一下，没有吭声。

车门打开，一群身子抢出去。丝丝放弃了下车，坐到杜怡身旁，问：“这些日子你干啥呢？还在到处借钱救人？”杜怡轻着声音说：“他死了。”丝丝愣了愣，半晌才说：“前段时间想过找你，可不知道怎么找你。”杜怡点点头说：“我没打算让别人找到我。”丝丝说：“不让别人找到你的办法是回到莫斯科，可是眼下你还在北京。”杜怡说：“莫斯科暂时不回去了，我……休学了一年。”丝丝说：“我懂了，你在скорбь（悲痛），你需要疗伤。”停一停又说：“不过我也不懂，скорбь（悲痛）还能让人变胖。”杜怡沉默一会儿说：“我看上去一定很糟糕。”丝丝说：“你现在还缺钱吗？上次答应借你两千元，还没给你你就不见了。”杜怡摆一摆头说：“两千元不用给我了。我借了很多钱，我得想办法还钱。”丝丝叹一声说：“你到底借到钱了，可惜没把人……救回来。”

车子又过几站，丝丝不能拖沓了。她让杜怡给个联络地址或者电话，杜怡轻轻摇了头。丝丝说：“上次帮你没帮成，这回我得想法子再帮你一次。”杜怡说：“你别惦记我了，我现在愿意一个人待着。”丝丝说：“那你记着我BP机号吧，啥时不愿意一个人待着了就call我。”她说了一个号码。

这次偶遇让杜怡知道，即使与丝丝这样的要好同学意外碰面，自己心里也生不出一点高兴。另外，丝丝在杂人中一眼认出自己，说明自己的脸胖得还不够。

回到住屋，她脱下大衣迈进小卫生间，站到镜子前看自己。镜子里的脸有些圆胖，但倦倦的没有一点儿油润，眼睛似乎也变小了，眸子灰暗乏力。这是一张不合格的脸，也是一张无趣味的脸。几个月前的她，若瞧见眼前的这张脸，一定吃惊得不愿意认领。但是现在她盯着自己，有些伤心也有些满意。对的，一种伤心的满意。她心里明白，三个月的孤独时间，既是为了在心里慢慢送走夏小松，也是为了不让那位胖卷毛靠近自己。她需要一次变丑，让胖卷毛见了她也不愿意认领。这个任性的隐秘心思，在住进半地下室的第一天就已经诞生了。

不过此时对着镜子，她也知道自己的增肥并未达到想要的效果，下巴仍翘着，鼻尖未添肉，嘴唇还不厚……而且感一次冒，也可能抵消掉好几天的吃喝。这么一想，她禁不住冲镜子哈了一口气。

随后的晚餐，杜怡花一些时间做了红烧排骨、油焖茄子、鸡蛋土豆饼。几样菜端到桌上，飘起一阵油香。

她不怕油，她不允许自己怕油。她将一块红烧排骨塞到口中，先啃掉肉，再嚼骨头，骨头嚼碎了，一个滚儿吞了下去。之后一截沾满油汁的茄子进入她的嘴巴，稍稍做一下逗留，便消失了。土豆饼里有鸡蛋和葱花，咬到嘴里有一股扎实的香味儿，舌头往后一推，扎实的香味儿落到了胃里。这么吃着，她得寸进尺地想到了鱼，要是有一条葱油鲳鱼或者葱油小黄鱼就好了，既鲜又嫩，味道хорошо（上佳）。但这些鱼通常只出现在老家的餐桌上，此时容易引出伤感，所以念头一起便赶紧掐掉。再说了，海鱼虽然好吃，毕竟是不增胖的。

吃到中途，感冒出来干扰了，鼻腔淌出涕水，嗓子也痒痒起来。她起身去卫生间清理，见了抽水马桶，嗓子使起性子，猛烈咳出声来。她凑过去脖子一伸，竟吐出好几口胃中食物，马桶池里浮起一层油花。她闭上眼刹住咳嗽，愣了几秒钟，冲掉水回到餐桌。

现在，她不能犯这种差错了。她喝口水润润嗓子，再把一块红烧排骨夹到嘴里。

二

跟胖卷毛再见面是新年的初六中午，地点在西直门外的一家牛排馆。杜怡在电话里告诉他，这家牛排馆挺牛的，过年闭门三天就开业了。

杜怡没有收拾外表，头发乱着，脸不上妆，身上穿着臃肿衣裳，外边又套了棉大衣，看上去像风尘旅途上的赶客。她走进小包厢，冲等在那里的胖卷毛淡淡一笑。胖卷毛恍惚一下，眼睛慢慢变大，半晌说不出话。这正是杜怡期待的表情。

杜怡脱下大衣扔到旁边，抓起桌上的茶，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说：“三个月了，咱们果然按时见上了面。”胖卷毛一摆手说：“等等，先让我猜一下这些天你都干了些什么。”杜怡说：“我租了间地下室，什么也没干。”胖卷毛说：“什么也没干怎么成这模样啦？我以为你刚从西伯利亚回来呢。”杜怡说：“也不是啥都不干，我睡了还吃了。”胖卷毛说：“弄一间地下屋子，又吃又睡的，这不是圈一个猪栏吗？——这可不是骂你。”杜怡说：“你骂我胖，我不在乎。”胖卷毛说：“我琢磨着你会回老家去养心情，所以一直没跟你联系。”杜怡说：“我乐意一个人待着，你想联系也联系不上。”胖卷毛说：“你吃着睡着的时候，我又跑了一趟莫斯科，做了一单挺痛快的买卖。”杜怡说：“那边还好吗？”胖卷毛说：“非常时期，表面看着还行，其实乱成一锅粥，不过这也是做生意的好日子。”杜怡说：“你是不是还惦记着成立一家公司什么的，把生意做大？”胖卷毛说：“这得先由我问，你还愿意跟着我吗？”杜怡说：“我还不了你的钱，我想赚钱。”胖卷毛说：“这么说你愿意跟着我？”杜怡说：“昨天我在菜市场称一下体重，胖了二十斤。”胖卷毛不吱声，盯着杜怡的圆脸。杜怡又说：“我感觉我还会接着胖，奔着俄罗斯大妈去。”胖卷毛说：“操，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吗？”杜怡说：“我在提示，我可以给你当翻译，但站在你身边的不再是苗条的美女。”胖卷毛嘿嘿一笑说：“你说话有点油嘛，看来不好的心情调回来了。”杜怡说：“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想吃，让嘴巴有点油。”胖卷毛说：“刚刚过完年，得让嘴巴清淡点儿。”杜怡说：“别说过年的事儿……大年三十晚上，我在地铁待两个小时，到最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胖卷毛说：“操，你还真会玩孤独……”杜怡说：“所以今天到这个店里来，我就想狠狠吃几块牛排。”胖卷毛说：“是不是想把年夜饭补上呀，那还得有酒。”杜怡说：“今天我不怕酒!”胖卷毛嘴巴一撇乐了。

胖卷毛招来服务生，要了几个菜和两份牛排，又叫了两瓶红酒。胖卷毛说：“先走两瓶，一人一瓶。”杜怡没有吭声。

菜上来了，杜怡拿起筷子伸向这个盘子，又伸向那个盘子。胖卷毛说：“什么吃相呀!能不能淡定点儿先举个杯碰一碰？”杜怡端起杯子轻碰一下，靠嘴边呷了一口。胖卷毛说：“玩起优雅啦，能不能喝个大口呀？!”杜怡又端起杯子晃一晃酒，慢慢全倒入口中。

吃了一小会儿，瓶子里的酒已下去一半。这时铁板牛排才上来，伴着黑椒的香味儿，杜怡握刀切下一大块送进嘴里，脸颊顿时鼓起。她一边嚼着一边讲了句什么。胖卷毛说：“你想说什么呀？”杜怡说：“我想说这儿的牛排不错。”胖卷毛瞧着杜怡运动的嘴巴，说：“在莫斯科待过的人，胃口就是不一样。”杜怡说：“别提莫斯科了，吃饭的时候最好别提莫斯科。”胖卷毛说：“为什么？”杜怡说：“莫斯科又不是一道菜，提它干什么呀！”胖卷毛“嘿嘿”笑了，说：“看来你什么都能往吃上扯……要是这么吃着，你的胖很快会赶上我的胖了。”杜怡说：“那多好呀，以后你带我出去，两个胖子在别人跟前一站，二乘上二的分量，谁也不敢小看。”胖卷毛不吭声了，眼睛里似乎飘游着什么。杜怡说：“有一句俄语заимствовать，就是相映成趣的意思，可以用在两个胖子身上。”胖卷毛说：“我在脑子里展望了一下，确实有点喜感，好玩儿。”杜怡说：“为了заимствовать，咱们得干一杯!”这么说着，她拿起杯子大口吞下，脖颈跟着蠕动了几下。胖卷毛看一看她，也将杯中酒喝了。

杜怡抓过酒瓶将自己杯子斟上，又伸向对面杯子，被挡住了。胖卷毛说：“一人一瓶说好的，不许撒赖!”杜怡将酒瓶收回来，说：“好吧，看来你一北京爷们儿，也是斤斤计较的人。”胖卷毛说：“这不是斤斤计较，这叫讲规矩。”杜怡淡笑一声说：“讲规矩这词儿从一位倒爷嘴里出来，好像有些смешно。”胖卷毛说：“又讲鸟语了，什么意思呀？”杜怡说：“就是滑稽。”胖卷毛说：“操，你以为做生意可以不靠谱子走!告诉你，我的生意往小里说是跑单帮，往大里说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能不讲规矩吗？”杜怡说：“我借了你的钱，然后就得跟你走，这也是一种规矩吧？”胖卷毛说：“嘿嘿，把话往这儿赶了，那我把话说前头，跟我走不是卖身，是享受快乐还顺便赚钱，赚大把的钱。”杜怡说：“先不提赚钱，我只想听到……跟着你跑能赚到哪些快乐？”胖卷毛说：“你一学生小妞儿，压根儿不知道北京有许多好玩的地方，莫斯科也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你想想，身上揣着塞满美元的钱包，一个场子一个场子玩过去，那是什么感觉!”杜怡说：“你又提莫斯科了……”胖卷毛说：“莫斯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断会有好玩的场子出来。”

杜怡捏着杯子喝了一口，说：“好吧，我也讲一个莫斯科好玩的场子。”胖卷毛说：“什么场子？你说说看。”杜怡说：“McDonald’s，麦当劳。”胖卷毛说：“一说就跟吃的地方连上了……麦当劳哪儿没有呀，北京也有。”杜怡说：“先听我说……莫斯科的那家麦当劳在普希金广场那儿，许多时候得排很长的队才能吃上。”胖卷毛说：“我最不耐烦排队了，站一两个小时买一份汉堡，傻帽呀!”杜怡说：“排一次队都不乐意，还说带给我快乐。”胖卷毛说：“好吧，你愿意跟我去莫斯科，我就陪你去普希金广场排队。”杜怡说：“排的队说是长吧，两个人要是聊得开心，时间其实也过得快。”胖卷毛说：“行，排队的时候我陪着你使劲儿聊。”杜怡说：“终于排到头了，进去站到售台前，我要一个汉堡一份炸薯条一杯可乐再加两块鸡块。”胖卷毛说：“没问题，你想吃多少就点多少，别想着给我省钱。”杜怡说：“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可以看旁边的儿童游乐区，那些孩子也许在玩生日快乐什么的，服务女生还会给他们拍照，场面挺温馨。”胖卷毛搭不上话了，杜怡继续说下去：“我过去请服务女生给我们也拍一张，服务女生答应了，走过来让我们俩摆好姿势脸露微笑，然后端起相机摁下快门。不过她拍的时候心里一定冒出遗憾……”胖卷毛说：“遗憾什么？”杜怡说：“遗憾装进镜头的是一对胖子，洗出来的照片不好看。”胖卷毛说：“操，你绕了一圈想说什么？成心逗我吗？”杜怡说：“我想说呀，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夏小松在那儿拍过照片，照片里两个人挺精神。”说着她的手离开酒杯，伸进衣兜里取出一张照片，在自己眼前停留几秒钟，再递给胖卷毛。胖卷毛接过去看一眼，一丢手撂到桌上，顺道抓起杯子喝了一口，不再吱声。

杜怡也不说话了。今天她讲得太多，似乎三个月的孤独被挤破一个口子，淌出一堆言语。眼睛往旁边瞧，酒瓶已经空掉——大约是料酒打的底子，喝了一瓶红酒脑子竟然不糊涂，只是有点起困。她松了身子，往后靠在椅子上。

静默片刻，胖卷毛起身去洗手间。他去得有点久，杜怡想稳住自己，眼皮却不听话地盖将下来，脑子也渐渐暗淡。等不及他回来，她已经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也许只是一会儿，也许是不短的时间，反正醒来时对面的椅子仍空着，他的大衣已经不见。她眨一眨眼，见桌上多出一张纸，纸上有一些字。她赶紧取过来看，是几句鸣金收兵的话：行吧，你可以跟我过不去，但不能跟人民币过不去。再给你三个月时间，把我的钱还了!今天这顿饭我做东你结单，在五万元里扣吧。

杜怡晃一晃脑袋，确认自己是真的醒来了。

初十那天，杜怡找出丝丝的BP机号，在公共电话亭里呼了她。

丝丝很快回拨电话，一听是她，声音添了一些惊讶，说我没准备你这么快出现的。杜怡问你回家过年了吗？丝丝说待在北京张罗个闲事呢，你有啥指示？杜怡拖了两秒钟，表示自己现在缺钱。丝丝说：“大钱还是小钱？小钱我凑得出来。”杜怡说：“大钱。”丝丝说：“那是要我再帮你找一位老板借钱吗？你这臭脾气，我可不能让自己讨个无趣。”杜怡说：“我想自己赚钱，你帮我找份差事就行。”丝丝说：“这话说得轻巧，我有那么大能耐吗？我好像没有。”杜怡说：“北京这么大，我只有你可以投靠了。”丝丝说：“那你真不回莫斯科啦？”杜怡说：“至少暂时不回了。”丝丝停顿一下说：“那好吧，咱们见个面……这种事电话里可说不明白。”

第二天杜怡去了学校，两个人还在南校门外的咖啡店里见面。丝丝先伸手捏一捏杜怡脸上的肉，像是亲昵又像是不满，然后送出一句话：“你运气不错，我还真能给你一份赚钱的短工。”未等杜怡追问，她又说起自己最近是如何的忙碌。原来她在帮着张罗一个艺术展，这个艺术展规模不大但挺有趣。她说：“你还记得三年前美术馆的那场现代艺术展吗？”杜怡使劲想一下，点了点头。大一那年春节，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前卫艺术大展，内容稀奇而疯狂，有孵蛋、避孕套、吊丧什么的，最后是行为艺术“枪击”——两声枪响终于搅黄了大展。杜怡跟美术不沾边儿，自然没到现场观看，后来上艺术鉴赏课时老师讲到了这件事。为了讲得逼真，老师嘴里还发出“砰、砰”呼啸的枪声，让教室里所有的眼睛都瞪大了。丝丝说：“那场艺术大展之后，前卫的艺术活动就不能随便玩了，但这批人还在，闹腾的心思还在，不让在面上搞就转到地下。不过玩艺术得烧钱，没钱只能走投无路，这一回他们终于遇到一位服装老板，双方喝了两场酒，把事情谈下来了。”杜怡说：“你……一个外语学生，跟这个有啥关系？”丝丝说：“玩新鲜呗!我认识那位服装老板。就跟进去打个杂……我的杂事儿是联个络跑个腿，还有就是找人。”杜怡说：“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出任售票员或者引导员什么的。”丝丝摇摇头说：“你不明白，我说了你才能明白。这个艺术展放在一个四合院里，有先锋美术还有行为艺术，总题目比较肥大，叫‘天问’，意思是对生活对人进行质疑。既然是天问，他们就准备弄一个醒目的人体造型，让五位女子往地上一躺，形成一个大的问号。”杜怡说：“你是让我卧在地上，做问号的一部分？”丝丝说：“是的……而且不穿衣服。他们说，天问嘛，当然得天体。”

杜怡抻一抻脖子，才没让嘴巴喷出一口咖啡。她紧了脸，硬着口气说：“让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上，丝丝亏你想得出来!”丝丝笑了说：“瞧把你紧张的……他们让我往女学生里找，找了一周才知道有难度，又考虑到展览风险，他们便后撤了一步，允许穿上三点。”杜怡说：“穿上三点也不行，我不能让自己像一堆肉搁到地上。”丝丝说：“搁到地上的不是肉而是艺术，在搞美术的人眼里，这是很平常的事儿。”杜怡说：“别跟我谈艺术，眼下我就想卖些力气赚点实在钱。”丝丝说：“那行呀，卖冰棍擦皮鞋端盘子什么的，这样的工作有的是，还需要找我吗？”杜怡不吱声了。丝丝说：“这个展览是小范围的，不对公众开放，时间也只有十天，不会给你丢脸的。当然给的钱不会少，每人两千，我跟他们说说，兴许还能给你再加一些。”杜怡一口一口将杯中咖啡喝完，然后抬起脑袋说：“丝丝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份差事超出了我的理解，我没法答应。”丝丝说：“好吧，离艺术展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不用马上答应。不过甭管答应不答应，有件事你得马上做，就是把脸上的肉瘦掉。一个女孩子，允许自己胖成这样，这才是丢脸的事。”杜怡干涩地笑了一下，问：“你说的一段时间是多久？”丝丝说：“一个月，那会儿有点春天的样子了。”

是的，该轮到减肥了。多出来的肉，已经没用了。

对于减肥，杜怡心里有一些底气，觉得这不是个难事儿，因为自己的体质并不靠着肥胖，现在的赘肉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既然是有意制造，也可以有意去除。

行动之前，她特地在农贸市场公平秤上站了一下，秤表指针跳向一个难堪的数字。这个数字让她默算几秒钟，得出另一个需要减去的数字。

现在，她首先要做的是挡住嘴巴。在内容上，让肉类快速消失，同时扩充蔬菜和水果。在数量上，早餐可以吃饱，中餐和晚餐渐渐收缩。这样的规则定下后，她从农贸市场买回的全是萝卜黄瓜西红柿和大白菜，跟以前在莫斯科差不多。另外，做菜的时候不是不搁油，但只能是几滴，这是补充规则。

第一天没有问题，以米饭和蔬菜为主，晚上补一只苹果。第二天肚子有点空虚，便多喝些水。水在腹中攒多了，便不满地晃荡，偶尔还发出“咕咕”的声音，但并不碍事。第三天饿意上涨，有反扑的意思。她抵挡不住用剩肉做了一份萝卜炖肉，吃完了便后悔，赶紧进卫生间让手指抠喉咙，硬是将肉物哗哗吐了出来。

到了第四天，胃口渐渐适应新的食物供应，只是时不时地撒个娇，仿佛小孩子伸出要零食的手。杜怡一般都硬一硬心，把讨吃的手打回去。

在把守嘴巴的同时，当然还要让身体流汗。流汗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地方跑步。她瞄上附近一所中学的操场，每天下午放学时间，混进校门加入长跑学生之中。目标先是八圈，一天增加一圈，一周后已是十五圈。跑完十五圈，身边的学生身影渐少，她双手扶腰，汗气腾腾地在操场上漫步一会儿，才出了学校回家。又过几天，觉得脚力添了不少，回家时便不肯马上进入地下室，而是溜进旁边高楼的消防通道，沿着楼梯一级级往上爬，爬到十二层楼顶又走下来。她管这个叫小灶加餐。

还有一次，她听说魏公村那边苹果卖得便宜，就在练身时间里跑步过去。此时沿线道路正在修造，灰尘在空中与她的脸相遇，不一会儿就弄得面显土色。但她没有不高兴，买了几斤苹果甩到肩后，又一路跑回来。她把这个叫负荷加练。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她往秤上一站，无意外地少掉十来斤。再捏一捏臂腿，虽然赘肉还是多，但皮肤紧了不少。宽慰之余，她call了丝丝，在电话里将减肥情况简要告之。丝丝说：“不错不错，出成绩了。”又说：“再加把劲儿，让身体回到以前!”放下话筒，她心里有些无趣，干吗要跟丝丝讲瘦身的事？这不是在暗示自己向那份差事靠拢吗？

事实上，杜怡这些天也一直在找工作。她先是注意到北京动物园那边有个服装市场，里边布着几溜小服装店，衣裳的颜色赤橙黄绿很是逗眼。要是找家服装店做服务员，把肥肥瘦瘦的衣裤推荐给肥肥瘦瘦的人，倒是一个不枯燥的活儿。不过这种工作难以持久，此处又离母校近，若是撞上逛街的昔日同学，免不了难堪脸红。她琢磨两天，又想到要不要去王府井肯德基店求一份职。北京暂时没有麦当劳，而肯德基有着相同的用餐氛围——穿着鲜艳的制服在大厅里走来走去，那感觉至少不会太差。不过待去了一打问，才知道因为是新鲜的洋店，想端盘子的姑娘还不少，候缺的名额也排着队。

还有一次她在街上走着，东张西望想寻找招人启事什么的。刚在一张招聘红纸前停下，一位中年女人凑过来搭话，说可以提供一份赚钱的活儿。她急忙问什么活儿，中年女人将她拉到旁边一家卖盒装营养品的小店，翘着舌头说了一堆话，意思是别人进门欲买不买时，她得在一旁扮演买客说营养品的好话，还很爽快地掏钱买下好几盒。杜怡明白了，这是让自己做“托儿”。中年女人说：“你的脸正好小胖着，一看就是营养品吃出来的。”杜怡无法应答，只是默着脸摇了头。

当然街上的寻找也不是无收获的。这一天她在人行道上走着，一块翻译社的牌子在半空中伸出来。她目光一愣，脑子里似乎醒了一下。走进楼门上了二楼，见到一间不大的屋子，里边坐着一位眼镜男子。男子以为她是送译的顾客，一边站起身一边问翻译什么东西。她赶紧说了来意，表示自己能承担俄文资料翻译。男子沉吟一下，说眼下英日德法活儿不少，俄文就差点儿。杜怡问为什么，男子便解释几句，意思是中苏关系起步晚，现在双方只是做些边贸生意，投资、留学的事稀少，学俄语的人也不多。杜怡眨眨眼，脸露失望。男子想了想，将语气挽回一些，说北京到底是大地方，总有些俄文业务，我们已有一些翻译人员，不过你也可以加入的。说着他拿出一张纸，让杜怡写下名字和简历。同时杜怡知道了他的名号叫老刘。

过了两天，杜怡又去一趟翻译社，见到了老刘的笑脸。老刘说你运气不错，今天刚接到一份俄文资料。杜怡拿过来一看，是一篇关于贝加尔湖水温变化和鱼类生长的数据分析。杜怡说：“贝加尔湖很美，看看风景就行了，干吗还去搭理鱼的青春期老年期呀？”老刘一挥手说：“只要人家肯付钱，文章的用途咱们可管不着。”又问：“你行不行呀？”杜怡说：“好吧，我试试看。”老刘便跟杜怡要联系方式，杜怡说自己没有。老刘说：“这多不方便呀姑娘，赶紧去买一只BP机……你不能玩躲猫猫，你得让别人随时逮着你。”

老刘的提醒是对的。出门到街上，杜怡寻着一家通信商店，买了一只BP机，随后犹豫一下，呼了丝丝。丝丝很快回复电话，杜怡将自己BP机号码报给她，又说了最近几天的减肥新况——体重还在掉，但掉得有些慢。丝丝说：“一般都这样，起步容易后续困难。”杜怡轻了声音转过话头，说要跟你借一本俄汉词典。丝丝说：“干吗用呀？用俄文写回忆录还是写减肥分析报告？”杜怡一时不想说翻译的事，就含糊地嗯哼。丝丝说：“借词典当然可以，不过杜怡我要说说你，借一本词典不如买一本词典，得赶紧刨钱呀。那么好的一份赚钱活儿我舍不得给别人，你居然还犹豫着。”终于又回到了这话题，杜怡说：“我没答应，是因为我还没想好说服自己的理由。”丝丝说：“赚两千块钱不是理由吗？这可是一般人一年的工资。”杜怡心里叹息一声，嘴里说：“可我身子还没完全减下来。”丝丝说：“我想过了，一个问号造型，下面的点儿不能轻飘，你的身子既然有分量，就做那个问号的点儿。”杜怡说：“我这样做真的可以吗？”丝丝说：“可以的，一个微胖又有质感的点儿。”杜怡说：“我是说把自己身子交给那么多眼睛，这合适吗？”丝丝笑一声说：“блять（他妈的），这是艺术!”

搁下电话，杜怡心里有些飘。自己这是答应了吗？好像是答应了。答应的理由呢？赚一份钱，还有他妈的艺术。这两个理由一实一虚互为依靠，形成了支撑力。但她又知道，站在这两个撑点上，自己的心里仍是摇晃不稳的。

其实她还有一个撑点，只是这种说法需要孤独，不能示给丝丝的。

只要往深处扒一扒，她内心角落里也藏着一样东西，那就是问号。这问号默默蹲在那里，不明白地瞧着日子，瞧着日子里飞行的一颗子弹，瞧着那颗子弹击中了两个年轻者的命运，而问号下面的那个点儿，多么像命运淌下的一滴眼泪。

她做问号的点儿，就是做命运的一滴眼泪。这个理由似乎更好些。

三

“天问”前卫艺术展以民间的姿态，驻扎于东城一个私家四合院。这四合院卧在一条低调干净的胡同内，门脸并不阔大，进了院子很有模样——典型的三进布局，正房厢房耳房加上侧房后罩房，有大小二十多间屋子，中间庭院守着国槐和海棠，落到目光里既平民又贵气。

布展的时候，杜怡到各个屋子溜过一眼。正房算是主展厅，挂满了美术作品，一部分是先锋画儿，用现代派技法将各种物品进行变形，弄出夸张的效果。一部分是人体画儿，上面的女性裸体相当逼真，皮肤、乳房和腹部显出了细滑与柔软，其中一幅的女人腹部还沾上了白色湿液……杜怡看见时，胸腔里一阵慌慌的心跳。

西厢房三个房间也挂着一些画品，不是线条大胆就是颜色放肆，但跟正房一比，仍输了冲击力。东厢房三间是雕塑作品，制作材料分别是朽木、黑泥和废铜，造型扭曲逗人，能弄乱眼睛。不过更有趣的是里院各房间的荒诞内容。一间屋子里摆着一只盘子两只空碗两双筷子，只不过碗盘有浴缸那么大，筷子则比扁担还长，盘碗里的东西要等展览当天才搁进去。另有一个房间摆着两张椅子和输液架子，据说到时椅子上坐两个人，一位穿白大褂的护士分别给他们打针挂吊瓶。还有一个房间打扮成小商场，货架上煞有介事地摆着不少铁罐头和糨糊瓶，拿起糨糊瓶一看说明，自称是死人脑汁做的，再取过铁罐头一瞧，说是里边装着夭折婴儿的指头。也有一些摄影作品，譬如有一面墙占满一张大照片，上头是一口深井和半只脑袋，一双黑瘦的手使劲从井口伸出来，让看展的人很想凑过去拉一把。

据说因为这些展品比较前卫，策展人自设的定位是有影响但不张扬，于是不通过新闻渠道宣传，只在圈子内广告，同时抬高门票定价，用票价过滤参观人群。不过美术系学生持学生证可以免票进入，这是为了聚集人气。

开展那天是个晴日。虽然仍是初春时间，但院子里装着阳光又装着许多人，空气便不算太凉。从场面上看，首批参观者的身份有点复杂。有前卫的画家艺术家，这以长头发和对襟褂为标志。有年轻的美术系学生，他们的脸上似乎藏不住小激动。也有企业老板和社会闲游人员，他们的眼睛飘来飘去，有一种茫然的好奇。

随着揭幕时点的临近，人群渐渐围拢，将目光集合到正房门前。那里的台阶之上摆着两架立式麦克，台阶之下则铺着一块宽大的红地毯。红地毯像一张待笔的宣纸，暂时空无一物。

杜怡披着风衣，和另四个姑娘候在旁边耳房里。她没压住紧张，双手便有点不安定，将风衣襟边拽紧又松开，松开又拽紧。四个姑娘里的两位原是美术系的兼职模特儿，神情就比较自如，其中一位还跷着手指抽烟解瘾，因为按照要求，过一会儿要在地毯上躺大半个小时。另两位据说是某大学业余花操队的，相约来挣这笔钱，所以对她俩来说，三点式出场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

杜怡心里的另一个慌，是跟旁边的几只苗条身子一比，自己明显的胖。她松开风衣的时候，能瞥见自己壮粗的大腿和微微凸起的肚腩。经过一个月的长跑，肌肉结实了不少，但到底没使劲瘦下来。之前捎带着变胖的乳房，此时也傻乎乎地从罩布周边挤出来，挺不好的。心虚之中，她突然记起胸罩的后背搭扣不知有没有问题。她撩开半边风衣，让一旁的姑娘帮着检查一下后面。姑娘扯了扯她的搭扣，说：“没事儿，好着呢。”又顺手摸一把她的后背和腰肢，说：“你的皮肤真好，丝绸似的。”杜怡收拢风衣，紧一紧身子。姑娘说：“你好像有些紧张。”杜怡点点头，绕开了说：“我有点怕冷……在地上得待好些时间呢。”姑娘说：“冷不到哪里去，吹到身上怎么也是春风了。”

上场点儿到了，五只三点式身子排成一列从屋子里走出，院子里的目光一齐拥过来。杜怡走在队尾，脸上渗出羞红，眼睛只敢看前边身子的腰部。那腰部一晃一晃地扭动，像是钟摆在左右轻摇。摇了许多下，站在了地毯上。依着之前的演练，五只身子贴地躺下，卧成了一个大的问号。作为问号的点，杜怡让自己伏头收腿，蜷成胎儿般的造型。

摆好身体后，她心里松了松，眯着眼睛看周围。在地毯周边，拦了一圈绳子。人们在绳子外站了几层，众多眼光在地毯上划来划去，一些人还端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拍。杜怡蜷紧身子，尽量不让脸庞露出。

仪式开始，台阶上似乎站了一排人，然后麦克风响起声音。先是报出一溜儿头衔和名字，接着介绍办展背景什么的，其间麦克风哑了几秒钟，不过很快恢复。因为压着脑袋，杜怡的视线到不了麦克风，但还是瞥见了台阶边的丝丝。她一会儿静着，一会儿走动，重要工作人员的样子。

渐渐的杜怡感到了凉意。尽管躺在地毯上，尽管有阳光照着，但皮肤暴露久了便守不住温度。好在她是蜷着身子的，可以保护肚皮不受凉。为了耗掉时间，她让自己的脑子离开眼下现场，去想些别的事情，譬如贝加尔湖的鱼。现在她知道了，贝加尔湖有五十多种鱼，著名的有杜文鱼、大马哈鱼、鲟鱼和龙虾，还有长着环斑的海豹。谁也不知道在淡水湖里，为什么生活着海豹。不过更大的谜题是贝加尔湖水怪，谁也没见过它，但它在人们口中到处流传。这些都是在翻译资料中获知的，不过她并没有啃着词典把文字译完——将贝加尔湖科研化和数据化，总归是无趣的。一周前，她把半途而废的资料送还翻译社。那位老刘眨着眼睛有些纳闷，她告诉他，自己是文科生做不了这种活儿。她没告诉他的是，自己更愿意把贝加尔湖视为跟爱情有关的湖。

讲话结束了，响起一些掌声。换了一个声音宣布艺术展开幕，又响起一些掌声。大部分人散去，奔向各个展室。作为今天的主题符号，五只身子还需要在地毯上多躺一会儿，这留住了一些看客。有人对着问号做思考状，仿佛真的在想什么深度问题。有人站在问号前摆出姿势，冲着照相机留影。还有一位摄影者大概对拍摄的角度不满意，试图爬上旁边的槐树来几张俯拍。他有点肥胖，乱着手脚花了好几分钟才攀上两米高的树杈口，还没站稳，便被工作人员喝止。在他的忙乱中，几片刚长出的树叶掉了下来。

杜怡躺在那里，瞧见了上方飘落的槐叶。叶子们是嫩绿的，有点像受惊的小蝴蝶，弱弱地在空中摆动下坠，其中一片叶子落到了她的脸上。她没有动弹，允许叶子静静停留在皮肤上。叶子的凉爽让她觉得，这一天的困难时刻终于过去了。

以后几天，杜怡准时出现在艺术展上。依照协议，她们五个人每天上午在地毯上躺半小时，下午又躺半小时。观展者一进大门看见人肉问号，脸上一般都会跑出兴奋，细瞧一会儿，点评几句话，然后合影留存。也有调皮的人绕着拦绳走一圈，从各个角度研究年轻女子的身体，或者蹲下来打量姑娘们的脸，想搭个话什么的。有一次一个小男孩钻进拦绳，在一只身体上摸了一下，引起围观的人一阵嬉笑。这些情形遇多了，杜怡心里不再忐忑。她躺在那儿，或者微睁眼睛或者闭上眼睛，让自己跟周围暂时没有关系。

不做地毯展示的空暇时间，杜怡也会去看看别的展品。她喜欢往里院跑，因为那里的一些行为艺术是动态的，有现场感。譬如吊瓶打针，身穿护士服的女子真的将针头刺入两位男士的胳膊，然后安静地滴着药水，只是走近了看，两只药瓶上分别写着“绝望”和“希望”的字样。还有一间屋子开始比较冷清，展览的第三天突然有了人气，原来新增了一个叫“切片”的表演——一位女人穿着衣衫坐在椅子上，旁边放一把剪刀，现场参观者可以上去剪走一小块布料，直至女人身体暴露。这个表演留住不少脚步，一些人耐心围观，一些人拿起了剪刀。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对列侬妻子小野洋子艺术作品的模仿，属于特意安排的致敬环节。

看过这种新异的表演，杜怡心里添了些安慰。在眼下这座四合院里，什么都可以沾上艺术——被不认识的人一剪刀一剪刀绞走衣片，把身体一点点露出来，然后称之为对男权社会的控诉……跟这个一比，自己的三点式并不离谱，即使被人拍走了照片，总归也是有点严肃的问号。

这么想过，她躺在那里的时候脑子安静了许多。脑子一安静，身子也变得自如。有时一个姿势摆久了，她还会调整身体，让自己蜷曲的样子好看些。有一天，她蜷动身子时，旁边一个声音提醒她：“脑袋压下去，背部可以挺直。”她挺一挺腰，偷眼找那声音，是一位身穿唐装的高个子男人，有点艺术范儿，不过一张红膛脸减弱了他的儒雅。她收回目光，但能感觉到那男人站在那儿细细打量自己的身子。她心里生出一些不快。过了好一会儿，那男人走了，背影望去，能见出他的一条腿有点小毛病，轻微的一瘸一瘸。

两天后的下午，红膛脸男人又出现了，并且旁边陪着一位西装男人和丝丝。杜怡正躺在地毯上，见丝丝跟他们在一块儿，心里稀奇了一下。不过西装男人的模样像个老板，丝丝跟随旁边也不算离谱。三个人走到问号跟前站一会儿，又低语了几句，便慢慢踱到远处一棵树下。西装男人掏烟给了红膛脸和丝丝，三个人一起抽起烟来。红膛脸手里还多出一只烟斗，烟支矗在烟斗上。一支烟抽完，红膛脸才一瘸一瘸地离开。杜怡远远瞧着，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觉得这个人今天的出现也许跟自己有关。

果然，做完展示站起身后，丝丝过来了，引她到一间暂时无人的屋子里说话。丝丝说：“展览快结束了，感觉怎么样？”杜怡说：“我也一天一天数着日子，好歹挺过来了。”丝丝说：“我跟老板说啦，给你加点钱，他答应多给两百元。”杜怡说：“谢谢丝丝。”丝丝说：“这是小事儿……我知道你需要钱，又给你找了一份差事。”杜怡说：“什么差事？”丝丝说：“你是细心人，不会没看见下午我们老板陪着一个人过来。”杜怡点点头。丝丝说：“他是位著名书法家，在圈子里是个人物……他看上了你。”杜怡心里一慌说：“什么……意思？”丝丝说：“Не нервничай（你别紧张），他是看上了你的皮肤。”杜怡说：“皮肤……我不懂。”丝丝咧嘴一笑，把事情说细了。原来这位书法家也走前卫路线，喜欢玩点儿艺术花样，譬如把字儿写在人的皮肤上，然后拍照下来制成作品。这些天他在找人体模特儿，希望遇到艺术缘分。

杜怡说：“为什么是我？她们几个人比我苗条好看。”丝丝说：“他不需要苗条，他需要的是丰腴。他喜欢你的背部，说饱满细腻，又有光泽。”杜怡说：“跟一个老男人待在一起，让他在我裸背上写字儿……不行不行。”丝丝说：“有啥不行的？他看上你的皮肤，也算艺术缘分。”杜怡说：“大家写字儿都用宣纸，他干吗不一样呀！”丝丝说：“这话一听就不开窍！在这个四合院待了这么些天，你怎么也得攒点儿艺术感觉吧。”杜怡不吭声了。丝丝又说：“如果不掰扯艺术，咱们就往钱上说。人家是书法大家，手头阔绰，给出的价码自然不低。”她收一收声音，讲了一组数字：先签半个月，一天工作四小时，每天付酬三百元。杜怡嘴巴动一动，没发出声响。丝丝说：“你想说什么？”杜怡叹口气说：“丝丝你拉的差事，怎么每次都这么难呀！”丝丝说：“你想多赚点钱，就得为难一下自己，有句俄罗斯谚语说得对，叫梅花香自苦寒来。”杜怡说：“这是中国诗句好不好。”丝丝笑了说：“意思差不多的，反正是要成事必须先吃苦。再说了，给书法家当一回宣纸算什么苦呀！”

艺术展结束的第二天，杜怡去了红膛脸工作室。

北京少雨，但这一天匆匆下一阵雨，湿了道路。红膛脸的工作室在一个老大院的一幢灰色方楼里，杜怡在湿漉漉的路上走了许久，才找到这儿。望见灰色方楼时，杜怡有点疲累地往旁边树干上靠一靠，几颗水珠滴下来击中她的脖子。她缩缩脑袋，很重地吐一口气，像是把心里的紧张硬给吐了出来。

进了楼门上到二层，往右一拐，便是一道新设的枣色木门，门上挂着一块精致牌匾：虚度斋。按一下门铃，门淡淡地打开，红膛脸站在门边一只手捏着烟斗，另一只手做一个迎进动作。进了门，是一间小的过厅，再往里走，现出一个开阔的房厅。杜怡小心了脚步站在那里，等着红膛脸开口。红膛脸说：“头一回聚面，先把称呼捋顺了，我叫你小杜吧？”杜怡点点头。红膛脸抬手一指墙上的一块横匾，说：“这是我的名号。”横匾里写着四个字“恬涉寒暑”，落款是潘如钊，红膛脸说：“旁人经常省了我的姓，管我叫如先生，你也可以这么叫。”杜怡又点点头。红膛脸说：“认一圈屋子吧，你的第一步是识得这儿的气息。”

杜怡便随了红膛脸如先生认房子。如先生说：“这间是会客厅。”会客厅四周挂着大小不一的字画，中间布着一具小船一般大的树根桌子，周边放了一圈样子有点丑的藤椅。如先生说：“这儿是创作室。”创作室摆着一张阔大桌子，上面搁了写字的纸笔备物。如先生说：“里头是休息室。”往休息室里打一眼，看到一张木床，应该是临时歇息的地方。如先生说：“这间是冥想室，或者叫打坐室。”该屋子闭着窗帘，安静空敞，只在地板上铺了一张小地毯。如先生嘴巴里喷出一口烟，说：“这冥想室适合咱们写字儿，不过先不着急，认完了屋子你还得认认我这个人。”

杜怡又随如先生走回会客厅，在树桌边坐下。桌子上已烧有一壶茶水，如先生给杜怡取了杯子倒上，说：“小杜你好像不太爱说话。”杜怡说：“我可以的，如先生。”如先生说：“一个女孩子，心里自如了，身体皮肤才能自如，所以不能马上写字儿，咱们先得把话聊顺了。”杜怡心里渗出一点好奇，点点头。 

……

钟求是，男，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作品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出版小说集《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现为《江南》杂志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