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李洱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5月 ISBN：9787555909637

一些事

那段日子里，只要母亲在北京，每天早上，我拎着饭盒打的到上地车站，乘地铁十三号线到西直门，然后步行五百米到北大人民医院。在那里，我强颜欢笑，与母亲聊天，或躲着母亲，在楼梯上与父亲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十点钟，我再原路返回。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再次来到病房。苦痛和无奈像铅水灌注于心头。母亲刚过六十岁生日，对我来说这过于残酷了。母亲生病期间，我每天谎话连篇：医生说，你今天比昨天好多了；以前的医生诊断错了，现在的医生说，你只是腹膜炎而已；你胖了；等等。我还给母亲讲笑话呢。对一个人最大的安慰，就是告诉他，有人比他还不幸，但这一点在母亲那里不能奏效。我只能给她讲笑话。我吃惊于我讲得越来越自然。她也给我讲笑话。我后来想到，母亲留给我的最大的遗产，除了承受力，大概就是讲笑话的能力。

母亲从未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生病之后，母亲有一次对我说，她什么都放心，就是不放心我身边没有孩子。当时我和妻子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但那天，我回到家里，把母亲的话讲给了妻子。妻子说，那就赶紧生个孩子吧。我最大的安慰是母亲看到了这个孩子。母亲在一次化疗之前，坐在那里抱着孩子看了又看。她已经没有力气抱着孩子站起来了。我拍了很多照片，关于母亲和孩子。后来妻子把那些照片洗出来了，我赶紧把它们收藏起来。我不敢看那些照片。

积蓄终于要花光了。能报销的药是不管用的，管用的药是不能报销的，除非你有一定的级别，这是国家的规定。虽说在别人看来，家里也算小康，但转眼之间就堕入了困顿。向人开口借钱，需要极大的勇气。坐着晃荡的地铁，我揉着太阳穴在想，就跟那些曾向我借过钱的人张口吧。我想到了一个富人，有一年春节前，通过朋友找到我，向我借了十万元，为的是给闹事的员工发奖金。她承包的工程跟中国能源战略有关，涉及核电站呢。十万元对她来说实在不值一提，微如尘埃，以至她后来都忘了。一次在朋友的饭局上偶然见面了，她才突然想起来。那就向这个朋友借钱？要是借十万元，是不是太露骨了，好像在提醒对方什么？我就说能不能借五万。她正陪人在讲课，给员工上课，是国学课，说一会儿打电话过来。我没接到她的电话，接到的是她的短信。她说她很抱歉，手头的现钱都给国学大师们支付讲课费了。直到母亲去世，我再没有向人张口。

母亲生病之前，我正在写一部小说，已经写了十七万字。我在书房里贴了一张纸，很无厘头地写着：写长篇，迎奥运。2006年4月底，我背着电脑从写作间出来，在北大西门外面，有一辆车突然迎面驶来。我来不及躲闪，高喊一声：完了！我被撞出了几米远。我清晰地听到了围过来的学生、民工、游客的谈话声：他还喊了一声“完了”……耳膜很疼，那种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后来是我自己爬到了路边。那些学生、民工和来北大旅游的人吓得连连后退，好像我是幽灵。我摸摸自己的腿，好像还是自己的；拍拍自己的脸，好像还是自己的。司机并没有下车，副驾驶位置上还坐着一个人。我靠着马路牙子坐了一会儿，从车的后排下来了两个人。那两个人，目光非常生动，同时又非常冷静，令人想到“静默观照”这个词，这可是中国文化中的关键词。他们说，上车去，带你去医院。我没上车。上车之后，我还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我还告诉自己，不要记住那个车牌号，免得徒增烦恼。当中隔了两天，弟弟打电话说母亲身体不适，但不要紧。我瘸着腿，连夜赶回济源。当时我还以为，几天之后我就可以坐回到书桌前的。

我们陪母亲从济源来到郑州，一待就是四个月。事情远比我预料的严重。我和弟弟们被击垮了。为母亲主刀的医生是托一个律师朋友找到的关系，那位律师朋友是医院的法律顾问。手术之前，我还是遵守了潜规则。在手术前的谈话中，医生对助手说，昨天晚上喝多了，一块瑞士手表丢到洗浴中心了。他说那个洗浴中心是多么好，多么好，进去就碰见一群“小妞儿”。他的讲述，令人想到《红楼梦》。带他去的，当然是病人家属。然后他拿出一张纸，让我在上面签字。那是法律文书，ABCD很多条，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手术失败，与医院无关。怎么可能与医院有关呢？那是你的命不好！我签字，我接受命运的安排。签字的时候，我把一个装钱的信封放到了桌子上。他只是用胳膊轻轻一拨，就把信封拨进了抽屉。可是，你遵守了潜规则，他们却不会遵守最起码的规则：他们连刀口都缝不好！由获得过各种荣誉勋章的医生缝合的伤口，让后来的众多医生目瞪口呆。

我接母亲来到北京，母亲在北京前前后后住了一年零三个月。先是寻求治疗方案，然后是化疗。一个化疗周期结束，休息了一个星期，母亲就急着回到河南。在家待上两个星期，我再把母亲接来北京。在北京，我去得最多的地方，除了西直门北大人民医院，就是东直门，那里有个退休中医，据说曾给宋庆龄看过病的。

父亲的头发很快就白完了，我的体重下降到一百零八斤。这个数字好啊：一百单八将，一将一斤而已。母亲坚持要回到济源，在济源的医院里又住了半年多。后来我常想，如果不去郑州，不去北京，母亲可能还会多活一年半载。我太相信昂贵的科学了，太相信过于昂贵的中国科学了，太相信世界上最昂贵的由中国的白衣天使们操持的西方医学了。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记得从山脚下挖出来的那些土，多么新鲜的土啊。从远古到今天，那些土从来没有人动过。土里竟然有贝壳，说明这里曾经是大海。沧海桑田经由母亲的骨殖，一下子变成了共时性存在。那些新鲜的土啊，它们的颜色有如煮熟的蛋黄。火化后的母亲变得很轻盈，缓缓落入墓穴深处。很快，那里将再次长满野草，荆花和野菊花将再次盛开，群蝶飞舞，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母亲头枕青山，长眠于此，而她脚下的那一小片空地，将是我的葬身之所。哦，母亲，总有一天我会到您这里来的，可您却再也不能到我这里来了。

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再没有打开过那台电脑。母亲死去三个月之后，当我试着去完成那部小说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语调了。有好长时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调属于我。有时候我想，我可能会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找一种新的语调。那是一种怎样的语调呢？我想起在花鸟虫鱼市场上看到的一幕：卖金鱼的人把长了白毛的金鱼捞出来用水冲走，水顺着水磨石地面流向了门，可是那条金鱼却被门缝挡住了。挡住它的其实不是门缝，而是它鼓起的眼球和比身体还要宽阔的嘴巴。它还在观察，它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地说着什么。它有着怎样的语调呢？如果另一条鱼看见了这一条鱼，它们应该有着怎样的语调呢？

母亲去世快两年了。只有一次，我梦见了母亲。我知道是母亲，竭力想看清楚，却怎么也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也不愿醒来。可我还是醒了。醒了以后，嗓子很疼。有几次，我梦见一个人正在原野上奔跑，正在爬树。他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呢。那个爬到树顶的孩子却突然倚着云端，开始思考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一条蠕动的毛毛虫，一片被毛毛虫咬过的留下了月牙形痕迹的叶子，都会引发他无穷的思考，他眼圈很热。那个人是我吗？不是我，那又是谁呢？

我不乐观。从20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乐观呢？但我也拒绝悲观。虽然母亲的死，使我从此置身于死神的有效射程之内，但我依然谨慎地保持着对人的美好愿望。我的手机里储存着一些短信，是朋友们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发来的。有一次手机丢了，我紧张坏了，好像是我被手机丢了。当我找回那部手机的时候，我赶紧打开收件箱，翻看那些短信。哦，在那一刻，我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条鱼，它好像又回到了鱼缸中，并想象着桃花潭水。——嗨，不说了，不说了。

沁河的水声

我常在小说中提到一个叫枋口的地方，那其实就是我的故乡。枋口的意思是说，它是运河的源头。远在秦代，人们就从沁河引水灌溉农田，到了明代，已经有五条运河发源于此。所以，枋口后来被称为五龙口。在我的童年时代，沁河烟波浩渺，即便是在梦中，我也能听见波浪翻滚的声音。我的笔名李洱中的“洱”字，指的就是我时刻都能听见水声，它诉说着我对故乡的赤子深情。

能在这样的地方开始人生之旅，或许是我的幸运。但对我后来的写作来说，我觉得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她名叫田桂兰。迄今为止，她是教我时间最长的老师。我所认识的字，绝大多数是她教会的。应该说，我作品中的每个字里面，都有她付出的心血。在我对少年往事的回忆中，田老师的身影总是会清晰地浮现出来。那时候她新婚不久，留着两根长辫，有着少妇的美丽、聪慧和热忱。她常常把学生们带到沁河岸边上课。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她是在上课，不如说她是在放羊。她讲课时的神态，她因为我调皮捣蛋而生气的样子，她称汉语拼音为“学习生字的拐杖”的比喻，我都还清晰地记得。

我最早的阅读，就是在她引导下对自然的阅读。河岸上盛开的梨花，蒲公英洁白的飞絮，校园里苹果树上的绿叶，院墙之外高耸入云的山峦，天上像羊群那样缓缓飘过的云朵，都是我们的语文课本。我对文字最初的敏感，对世界最初的体认，很多都来自田老师的引导和培育。田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皓发如雪，但每次看到过去的学生，她的双眸都会闪亮如初。在田老师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穿过时光的重重雾霭，我仿佛看到自己还拽着田老师的衣角，在语言的小径上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磕磕绊绊地学着怎样表达对世界的感受。

和许多人不同的是，我上中学时的语文教师正好是我的父亲。父亲在青年时代也做过写作梦，但是生活中的许多变故，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尽管如此，对文学作品的关注，他一直持续到今天。父亲的语文教学在我们当地是很有名的，后来他到济源一中任教，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也总是全校最好的。不过，虽然父亲是一个语文教师，当初也没有想过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想让我成为一个画家，为此他还专门请过济源豫剧团里一个画布景的人教我学画。那个男人留着当时少见的长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另类。我记得他曾演过革命样板戏《杜鹃山》里的温其久。当时的沁河公路大桥和沁河上的焦枝铁路大桥，是我的主要描摹对象。歪打正着地，学画经历可能对我的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起过作用。

记忆中，父亲很注重学生的课外阅读量。每到假期，他总会在黑板上写下一大片阅读书目。在当时，这应该说是个创举。父亲常说，学生的语文学得好，不是在课堂上学好的，而是课外看闲书看出来的。遗憾的是，那时候可供学生看的课外书少得可怜。印象中，父亲对赵树理和老舍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语言大师。那时候，我家里有一本翻得很烂的《红楼梦》，可我对它一点也不感兴趣。当时，我的本家叔叔李清岩也在学校教书，教的也是语文。从他那里，我看到了《红岩》和《三千里江山》，后来又看到了《第二次握手》。我曾听他讲过《红岩》，他的讲述极为生动，扣人心弦，我听得如痴似醉。现在的中学生，远比我们当时幸运，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更多、更优秀的作品。而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块烤红薯往往就被孩子们当成最好的晚餐。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当我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交给了文学。童年和少年时期朦胧的梦想，此时已经变得那么具体了。对我来说，当我写到那些我喜爱的人物，我的心会与他们一起跳动；当我写到那些不幸的事情，我常常忍不住黯然神伤。在这个时候，别人的幸福往往就成了我的幸福，别人的不幸也成了我的不幸。而那万千情愁之中，有多少是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悄悄孕育，岂是我自己的一篇短文能够说清。

文学是一种质疑，是一种对话

麦家刚才讲到文学与夜晚，我想他是“望文生义”，知道这是文学之夜，就讲了文学与夜晚。他非常喜欢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就是在白天写作。他说，最好的写作地点就是白天的妓院。妓院里，晚上欢声笑语，白天寂静一片，很适合写作。我本人是既在白天写作，也在晚上写作。博尔赫斯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他是瞎子。他不知道那是白天还是夜晚。对他来说，白天也是晚上，晚上则很可能当成白天。麦家别的观点我都是同意的。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到了夜晚，你可以从白天的一个相对理性的世界中暂时抽身，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像麦家提到的那只猫头鹰那样开始翱翔，理性与非理性进入了一个博弈的或者说对话的场域，它确实更接近艺术。

陈彦刚才介绍了自己成功的经验，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应该同时是小说家和戏剧家。你就是这样的人，可是我没写过戏剧，所以我是个失败的作家。刚才付秀莹谈到，每个作家在写作方面都不甘心。我认为她说对了一半，因为我就很甘心。我写得很慢，很多时候，我认为写不写都无所谓。我曾经说过，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我已经写了两部了，第三部什么时候完成，我都不知道。所以付秀莹，你说的那些不甘心的作家，应该把我从中开除掉。

我说这些话，除了表明我刚才听得很认真，还为了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文学是一种质疑，文学是一种对话，文学是要表达差异。每个人，即便他是麦家、陈彦、付秀莹，即便他是伟大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即便他是更加伟大的但丁，你也要对他们的话保持质疑。这是对写作者的基本要求。你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敢于与他们对话。有一个作者问托尔斯泰，怎么才能成为像你这样的大作家？托尔斯泰说，你具备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所有优点，但你缺乏一个成为大作家的缺点，那就是偏见。他所说的偏见就是要有自己的观点。所以今天，我讲完之后，你们可以完全不同意。你们要是不同意，我是很高兴的。

《应物兄》去年年底出版之后，在网上、在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我和我的写作也不断被引入各种各样的讨论。对于所有这些讨论，甚至包括一些人身攻击，我全都接纳了，虽然很多观点我并不同意。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强调小说的对话性的。小说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对话性，它包含着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读者和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所有的对话都伴随着争议、质疑，而争议和质疑会打开小说的空间。

我在1980年代进入大学读书，我经常说1980年代是我的文化童年，有时候也不无矫情地说我是1980年代之子。我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这所学校在1980年代曾经是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的重镇，出了很多作家、很多批评家，他们都是我的老师。那时候有很多争论，经常从午后持续到深夜甚至黎明，然后大家还要翻过后门到外面的小巷里吃饭，吃饭的时候竟然还能碰见熟人。他们争论什么呢？就是现代主义，就是现代派小说。整个1980年代中期，我们完全被西方现代主义吸引住了。今天陈彦老师和麦家老师提到的很多现代派作品，我在1980年代就读完了。有一些作品可能读不懂，越是啃不动，你觉得它越高级，越要啃个不停。我是在图书馆挨个看书的时候读到博尔赫斯的。马原当初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是否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他认为不可能有人知道博尔赫斯，所以他当时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下了讲台，他就对别人说，今天有一个学生看懂了我的小说。

现在的读者可能很难想象，受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也就是当时被称为先锋派的作家，当时其实是不考虑读者的。考虑也没用，因为他们的作品，除了专业读者，没有别的读者。如今的畅销书作家余华，发行量每年几百万册，但当时也没有读者。某种意义上，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因为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要写自我，要抒发自我，至于有多少读者我不关心。我们不妨认为，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式的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自我指涉的游戏，与外部现实没有多大关系，与作家置身其中的语言现实的联系，非常薄弱。他们书写遥远的过去，他们在深山老林里寻根，他们书写三四十年代的地主大院，但他们几乎不直接触及当时的现实。

在1980年代向1990年代转换之后，每个人开始关注自己和现实的关系，每个人把自己遭遇的现实和久远的历史、和2400多年的历史进行一个真实有效的连接。到这个时候中国敏锐的批评家、敏锐的作家，他们开始意识到现代文学史上还有更重要的潮流就是现实主义。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批激进的作家开始了对托尔斯泰、对狄更斯、对巴尔扎克重新阅读，并由此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他们开始真切地意识到必须关注脚下的这片土地，关注自己的经验和现实构成了怎样复杂的关系。

我本人就是在这个时期真正走上写作的。我的所谓成名作《导师死了》，写的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这成了我后来作品的重要主题，一直到今天。事实上，写下关于现实的小说，关于中国当代人的生活的小说，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在1990年代，我和我的同代人，有一批作家，在做着相同的努力。他们不再像先锋派那样进行激进的形式主义实验。他们从形式实验中后撤半步，在关心怎么写的同时，关心写什么。

进入新世纪之后，当中国全面地，被迫或者主动，或者欲拒还迎，不管以什么方式，卷入全球化进程之后，前面的作家，我这批作家，以及在座的付秀莹这批年轻的作家，开始关注一些全球化之后形成的新的现实。其实不是你关心不关心，而是新的现实扑面而来，它深入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城市到乡村，从庙堂到市井，你甚至无可躲避。乡村的变化，都是惊人的。一个农具在这一刻都仿佛具备了新的意义，需要得到新的书写，所以我写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在此之前，因为关注当代人与历史的关系，我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所以我写下了《花腔》。接下来我用了十几年时间写出了《应物兄》。

在写作《应物兄》期间，我强烈地感觉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一点，我在《应物兄》中借人物之口提到了：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普通观念其实是陈腐的。时间的每时每刻，都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现在只是一个瞬间，未来会在其中回溯到过去。在这种观念中，你感受到的不是伤感，而是谦逊。当你面对着滔滔的大河，那时间之流的时候，你是不会沉浸在个人的哀痛之中的。所以在这部小说中，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些诸子百家，他们同时在场，他们以语言主体的方式进入这部作品中，与当代对话。

当我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同时意识到小说里面包含的基本的变形、夸张、反讽，其实来自现代主义的训练。当你要表现目前的复杂现实的时候，你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借助现代主义的手法。因为现代主义发生发展时的社会状况，和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有相当大程度的契合。产生现代主义的土壤，此刻真实地出现在了当代的中国。

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表达自我，表达个人存在的价值，表达个人的诉求。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在某一个阶段被认为是虚假的，浅显的，幼稚的，是因为我们从中无法看到自我，看不到个人的诉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文学，是一种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

我本人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我也希望更年轻的一代作家能把自己置于历史的深处，能够从文学史的脉络中走来，走进现实。当你在书写现实主义的作品时，你必须受到现代主义训练。当你试图模仿那些现代主义作品去表达自我的意义、自我价值的时候，你也应该意识到你是身处在中国的现实之中。

2019年12月13日

本文系作者在《南方周末》“N—TALK文学之夜”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