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讲述犹太无名男孩在二战时期的东欧乡村流亡经历的电影《被涂污的鸟》，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放映时，据说引发观众纷纷离场，因为近三个小时的黑白影画赤裸揭示的人性之恶，突破了二战题材电影控诉德国纳粹暴行的通常模式，直指普通民众的罪愆。若果真如此，退场观众对于美籍波兰裔作家耶日·科辛斯基的同名原著小说，大概更加接受无能——电影虽然像小说一样，以模糊地域的方式，将私人遭遇与民族命运交替展现，但比起小说呈现的纯然冰冷的黑暗世界，留出了可以乍现微弱光芒的缝隙。

真实状况比最荒诞不经的幻想都残忍

小说《被涂污的鸟》开场，交代了男孩出现在欧洲东部偏远乡村的原因。随着二战爆发，东欧大城市数以千计的家庭尤其是犹太家庭，把孩子送到与世隔绝的乡下，希望他们能逃脱德军魔爪。这种今天听起来有些魔幻的骨肉分离事件，并非小说家的杜撰，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日记》故事的起点，也是类似情节。

不过男孩第一人称视角徐徐展开的故事中，乡村很快便被战争的阴霾笼罩，并没成为他栖身的理想家园。另一方面，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眼睛或蓝或灰的村民，远离文明已有几个世纪，他们虽然分属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两大阵营，但对疾病、灾难与死亡的共同恐惧，让他们面对长着橄榄色皮肤、黑色头发与眼睛的男孩时，迷信般地结为同盟，将他当作被魔鬼附身的犹太人或吉普赛人无情驱逐——外貌与犹太人相似的吉普赛人，遭遇被株连的命运。

由宗教引发的反犹排犹传统，让这些村民成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帮凶，甚至是比纳粹更为凶狠的刽子手。他们除了围绕被纳粹枪杀的犹太人的尸体搜刮一切，还会把活着的犹太人主动送入虎口，强暴并杀死犹太女孩。对故事的主人公来说，纳粹军人给了他两次活命的机会，村民却一心要他一命呜呼。而他让身体承受村民的种种折磨之外，也用眼睛观察村民之间残暴、愚昧、荒唐的行径。善妒的磨坊主用勺子挖掉了与他妻子有染的雇工的双眼，风流的“傻娘儿”卢德米拉被一群村妇折磨致死，一个村民被他的好哥们儿杀死后尸体被众人拿来治病，男孩爱上的姑娘与父亲及哥哥乱伦……

正因直面普通人的罪孽，小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与西欧出版后，遭到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媒体和移居美国的东欧人的围剿，被指控“是一本煽动性的纪实作品，影射了可以指认的一些社群在‘二战’时期的生活”。有些批评者甚至认为科辛斯基恶意“引用民间传说和本国习俗细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是对他们特定的家乡省份的丑化与嘲讽”，小说“歪曲了本国的民间传说，诋毁了农民的形象”。

对此，科辛斯基认为都是无稽之谈。他写《被涂污的鸟》的动因之一，是与二战前夕便逃到瑞士因而躲过劫难，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东欧富人交谈时，发现他们普遍声称对二战只有来自报纸和电台报道的模糊印象，并认为那些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都是记者小题大做添油加醋。这让与《被涂污的鸟》中的男孩有近似经历、在战争及战后的东欧度过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科辛斯基无比困惑，“我知道真实状况比最荒诞不经的幻想都要残忍得多”。

科辛斯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决定用小说写下生活的原本模样。有感于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鸟》利用鸟儿，以不受拘束的象征方式描写事件和人物，他决定也把自己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以期挣脱历史因素和地理环境的束缚。他的计划是用五卷本套书展现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中首册《被涂污的鸟》，“选择社会隐喻中最好理解者作为切入点：所描写的人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即还是一个孩子，而社会则以最可怕的面目出现，即处于战争状态。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

“被涂污的鸟”

“被涂污的鸟”指向东欧乡间一种民俗。农民抓住鸟群中的某只鸟儿，将它的羽毛涂成彩色后重新放飞，渴望回归组织怀抱的彩鸟迅速飞向鸟群，但同类只会把它视为异端，对它展开集体攻击，直到它奄奄一息。很显然，这一民俗是以男孩为代表的犹太人及吉普赛人与德国人及东欧民众关系的象征。小说中，“捕鸟人”莱克心情低落时会把最强壮的鸟儿变成彩鸟，甚至会用乌鸦做实验。拿着彩鸟的尸体查看它们的伤口数量，能让莱克开心起来。

但瓦茨拉夫·马尔豪尔导演的电影《被涂污的鸟》，黑白色调减弱了空中啄杀的残酷意味。男孩站在远处看向死在地上的彩鸟的镜头，则被忧伤的诗意填充，似乎那只是一个少年初识死亡的时刻。

诸如此类淡化原著悲剧色彩的处理，在电影中有许多处。收养男孩的玛尔塔奶奶，是首位与他发生交集的人物。电影中的她比起小说里的形象良善许多，家底也更为殷实，家里有一架钢琴和许多书籍，让男孩可以像在城市的家中一样，继续接受艺术与知识的熏陶，玩耍他的玩具，不至于像小说中般，只能梦回昔日生活。

小说开篇不久，男孩便为了得到一个既是持久热源又能用作微型厨房的小型火炉“彗星”，在森林里袭击了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牧童。到了电影，同样的情节被放置在中后段，男孩侵袭的对象也由牧童换成了老人——他历经险恶见识人性深渊之后，才让自己变成加害者队伍中的一员。

小说临近尾声，男孩因撞翻牛奶摊被摊贩暴打，他孤儿院的好朋友带领他制造了一起火车脱轨事件，致使众多无辜的农民死亡，可是摊贩安然无恙。这让男孩和朋友陷入痛苦，对复仇的意义展开全新思考。电影没有收录这一情节，只让男孩用一把枪对准了欺负他的杂货摊贩，并扣动扳机。这声枪响同时具有男孩将几年的梦魇一举击碎的意味。随后，他与父亲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不适，和父亲一道踏上归家的旅程。

导演抹平战争创伤的方式，显然有些理想化。电影《德语课》行至尾声，二战已经结束很久，德国某乡村的一对父子却仍然时刻处于警戒状态。曾做警察的父亲依旧牢记命令，要把一切具有影射或象征意味的画作毁掉，儿子则想方设法将美好的画作藏匿。甚或父亲随着更迭的时代恢复正常，儿子仍然活在旧时光里，慢慢演变为一名以偷盗的方式保护绘画的贼。

小说《被涂污的鸟》临近结尾，探讨的正是战争创痛的余威。男孩与父母相认后，尽管被父母温柔相待，却已经找不回成为某个人真正的儿子的感觉，脑海挥之不去的念头，是把自己想成莱克手中的彩鸟，正被某种神秘力量拉向同类。就像《恶童日记》里那对以辱骂殴打彼此获得生存技能的双胞胎，在母亲来接他们之时，已经无法再与母亲温情相拥。而为了保命，他们也可以把父亲牺牲。

“恶”的层次

科辛斯基的《被涂污的鸟》被东欧人诋毁，还因为它“美化”了苏联红军解放东欧的过程，而忽略了其后苏联对东欧的“改造”。

东欧这片土地在二战前后的多灾多难，在许多文学作品及电影中都有反映。沃伊切赫·斯玛若夫斯基执导的《沃伦》，波兰人刚把纳粹送走，便被他们的邻居乌克兰人无差别屠杀。沃尔克·施隆多夫根据君特·格拉斯同名小说改编的《铁皮鼓》，曾被第三帝国元首取代的贝多芬刚在东欧复位便被苏联领头人虎视眈眈。

但科辛斯基的写作初衷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人生百态，以米特卡为代表的苏联红军的出现，充当的作用其实与那些农民近似，目的是让男孩逐渐明白活着的真相。村民让他发现上帝的“善”被民众的“恶”劫持，米特卡带领他认清“恶”的层次，对某些恶行的还击，其实是对“善”的保护。

依照男孩自己的话，“按基督的教导，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伸过去给他打。这是一种有关宽容与爱的教导。但‘我’在基督徒之中所受的迫害，让‘我’相信这种所谓‘善’的教导是虚妄的，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因此‘我’转向了‘恶’的信仰，甚至可能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走得更远。”

电影《被涂污的鸟》，以直观的画面再现了“善”与“恶”的辩证关系。路边倾斜的十字架与圣母像，村民看似方正的面孔，教堂内的弥撒与教堂外的喊叫……皆在指引最后才在蒙着水汽的归乡巴士窗户上写下自己名字“乔斯卡”的犹太男孩，将活着本身视为信仰。

男孩的这一书写动作，并非仅是他对父亲此前“是否记得名字”问题的回答，而是预示文明的重启。男孩没有忘掉自己的语言，也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开场被同龄人从他怀中夺去然后活活烧死的小貂的形象，以及父亲手臂上那串象征犹太囚犯身份的文身编号，提醒他们铭记苦难的发生与经过，但活着本身，蕴含无限新生。

但愿影片中喑哑许久的男孩，可以很快恢复说话的能力，不必像小说所写，要再经历一场磨难才能发出声音——小说中男孩在被村民扔进教堂旁边的粪池后成了哑巴，电影没有明确他何时失声。同时希望，他的母亲尚在人世，只是没有陪同丈夫来接他们的儿子回家。这样，乔斯卡便不会像《伊万的童年》中的小伊万，只有入梦才能与母亲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