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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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过后十多天，气温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一路走高，而是一连热了几天，寒流来了。人们放进衣橱的厚衣服被翻出来，还有些准备洗的衣服又穿上；许多花开了一半，被冻掉了。

下了班，天色已暗，昏黄的路灯像发蔫的花朵，照在行走匆忙的行人身上，使他们忙碌了一整天的脸显得更加疲惫。我往地铁站走，情绪极度低落。每隔一段时间，毫无规律地，我的情绪就会低落几天，整个人陷入虚无感里，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意思。这次又进入情绪低潮期，但和以前不一样的是，这次不是虚无，而是失望，就是你感觉到某种东西的价值了，而且恐怕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感觉到了，可是抓不住，这比虚无更让人绝望。

那是半年前，几位朋友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意识到：我、我的这些朋友、大街上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别人一眼能看出来，有的看不出来，甚至当事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有时还把它当成优点。我把它称作隐疾。我为自己的发现兴奋，当时就和身边的朋友说：“我要写个小说，叫《隐疾》，要是能把它写好，绝对是个突破。”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写完这篇小说，可是觉得没有想的那么好，便又断断续续修改了几次，可还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尤其是最近这次，修改时兴致勃勃，认为完全能把握好了，可是改完之后还是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劲。我对自己越来越失望。

这时父亲打来电话。我已经快进地铁站口了，他的电话像是给我的“隐疾”做注释。

我的情绪更低落了。

父亲一般情况下从来不主动给我打电话，除非喝多了酒。只有一次例外。

那是前年阴历三月十八。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在学校门口接女儿，父亲打来电话，我以为是他要责怪我三月十八没回去。

三月十八是我们镇上每年一次的大集，为了纪念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羊舌氏遗留下来的。每年这个时候，镇上挤满了方圆几十里来赶集的人，卖东西的从镇子西头的羊舍寺到东头的奶奶庙，一家挨一家挤得满满的，到处都是圆滚滚的人头和卖东西的吆喝声。

这是父亲以前最忙的日子之一，因为是大集，镇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亲戚朋友来，家家户户都要提前收拾屋子。父亲作为镇上最好的裱匠，自然忙。

那时，谁家里要是来了城里的亲戚或朋友，会被邻居们羡慕好久。

我去了城里后，开始每年三月十八都回去。那时，母亲还健在。每次回去，父亲都会一早出门去买刚出锅的猪头肉，挑他认为最好吃的猪嘴唇；订好二瞎子的碗托、刘桐的豆腐。中午和晚上，他都会提前一会儿收工，路上逢熟人就和人家开玩笑，不等人家问，就高兴地说：“西西回来了。”回了家，脱下干活的衣服，倒上半盆水，洗头发和脸。为了省钱，他总是用洗衣粉，说洗衣粉洗得干净。洗完涮一次，就急匆匆坐到炕上叫我吃饭，头上未冲干净的泡沫在阳光下五彩斑斓。

二○○二年母亲检查出得了癌症，父亲收拾东西，第二天就要去内蒙古打工。我说父亲疯了，不去医院陪母亲，跑内蒙古干什么？父亲说内蒙古挣的工钱多。母亲住了三个多月院，父亲一次也没有来过医院，但是每次医院发来催款单，父亲很快就把钱搞来了。

几个月后，看到实在没希望了，母亲闹着不再住院，我们便顺着她出了院，带上药物，回到老家县城在门诊化疗。父亲也从内蒙古回来，给母亲煎药，收拾家里，还要干活，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但父亲还是很爱干净，每次带着母亲去县城化疗时，换上走亲戚时穿的衣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上飘着洗衣粉的香味儿。

一年之后母亲去世，父亲刚五十出头，顿时变得像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泡沫。他不再用洗衣粉洗头发了，衣服脏了也不再换洗，人变得非常邋遢；也不再到处开玩笑了，与人在一起半天不说一句话。整个人黑乎乎脏兮兮的，看上去比六十岁的人都老。

我劝父亲和我一起到城里，城里到处搞建筑，凭父亲的手艺，找点儿活儿不成问题。可父亲坚决不肯来。他继续待在村里干着裱匠营生，拼命攒钱，每次我回家，父亲总要有意无意唠叨自己攒下多少钱了。有次我听着不耐烦，便说：“你一个人攒啥钱，吃得好点儿，穿得好点儿，就相当于攒下钱了。”父亲听了脸色一变：“现在这世界，没钱哪里行？你妈要不是没钱……”确实，母亲的病我们认真带她看了，还是去的省城三甲医院，但我后来才知道，看病和看病不一样，三甲和三甲也不一样，在北京的大医院，有更先进的治疗办法。我们去的是省城的三甲医院，转弯抹角通过亲戚认识了一位泌尿科的大夫，母亲得的是贲门癌，是他帮着母亲化疗、放疗的……

父亲一直独自待在村里。

我结婚时，朋友一半村里的，一半城里的。在城里办时父亲没有来。

我有了孩子，父亲没有来城里看过一次。虽然每次回了老家，父亲总要对孩子说：“你想要啥爷爷给你买。”孩子因为和父亲打交道少，总是摇头说：“啥也不要。”

好多次，我和妻子担心父亲的身体，劝他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父亲总是说，住在村里好好的，去城里干什么？

我租了多年屋子，终于买下楼房。搬家的时候，按照当地风俗，要请老人先在里面住几天压房，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说：“我这几天正忙，走了没人看门。”

父亲用这个借口一直搪塞我，至今不知道我城里的家在哪里。

渐渐地，三月十八我回去得少了。因为有时三月十八不是星期天，我不想为了赶集请假；有时即使是星期天，忙得也回不去；关键是和父亲待在一起太闷，他的状态也让我不舒服。但是每年这时候父亲仍然希望我回去，一到时间就给我打电话。

那次我琢磨该怎样和父亲解释时，父亲说：“我用的那台小收音机坏了，你给我买个新的吧。”说完就挂了电话。

父亲打电话总是这样，从来不寒暄，有啥说啥，说完就挂电话。我站在马路牙子上，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在此之前，父亲从来没有问我要过东西，即使每次回家我主动给他带点儿烟酒食品、衣服或钱，父亲不仅拒绝，还经常数落。

我回想父亲口中坏了的小收音机模样，想了半天，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一群一群的学生从我面前走过，沙沙的脚步声像风吹动树叶在飘，我没有想到这是放学了。

忽然有个声音飘过来，说：“爸爸。”

我一看，女儿已经站在了我前面。

我愣了愣说：“你爷爷让给他买台小收音机。”

“小收音机！为啥不给爷爷买台电视机呢？”女儿好奇地问。

“为啥不给爷爷买台电视机呢？”我心中重复了一下这句话，叹了口气。

关于给父亲买电视机的事情，我和妻子提过好多回，父亲总是拒绝，他说怕干活不在时被贼偷了。我不知道父亲是真的怕被偷了，还是心疼钱，与妻子商量，她也拿不准。

有一次，我们回到老家，父亲正好不在。妻子说：“咱们给爸把电视买下吧，先装上，爸回来看见装好了还能不要？”我觉得妻子说得有道理，我们便打了出租车专门跑到县城，挑了台电视机让人家送回来安装好。父亲以前只要看见我们回来了，不管事先干什么，见到我们总是满脸堆上笑容。这次一回家，笑容堆起了一半，看到电视机，马上笑容收敛脸就黑了，他说：“我说过不要这玩意儿，你们买来干啥，给我招贼啊！装下你们用吧！”说完就要走。我拉住他问他要去哪儿，父亲哆嗦着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去哪儿不用你们管。”妻子气哭了，说：“不值钱个东西，偷就被偷了去。”父亲看见妻子哭，有些慌，口气软下来，他说：“给人家退了吧。咱们后院那家人家经常没人在，锅还被人偷了，弄个电视不是把我拴在家里了？怎样做营生？”父亲这样说，我们只好把电视机退了，来往打车钱，差不多一百块，父亲不算这个账。

女儿看见我叹气，说：“那咱们给爷爷买台好收音机。前几天我在文具店看到一种小收音机，特别漂亮。”

那天晚上，女儿和我一起在网上帮父亲挑选收音机。女儿说的那种收音机原来是最新潮的猫王收音机，它的外壳是塑料加木头，还有手动旋转按钮，看上去有老款收音机的味道，却都是最新的科技，信号接收、音量、音质都是一流，不到三十厘米长，却完全克服了以前小箱体收音机的硬伤。我觉得很适合父亲，听从女儿的建议，选了款绿色的。

挑好后，女儿蹦蹦跳跳写作业去了，我还在想父亲原来收音机的样子。忽然觉得就是父亲现在这个样子，灰突突的，有的地方油漆碰掉了，有的地方摸得油腻腻的，拧开开关，刺啦啦响半天啥也听不清。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父亲老了。这么多年来，我像钉钉子一样拼命把自己往城市里钉，结婚、生孩子、给孩子找好点儿的学校、买房、还房贷，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慢慢竟忽略了父亲。偶尔想到他，觉得他像村子里到处可见的老树，不管天旱雨涝，到了春天总可以发芽、抽条，从来没想到他会老。

几天之后，父亲打来电话，高兴地说收音机收到了，他正在和刘桐听。旁边传来刘桐的大嗓门：“这家伙真不赖，收的台多，声音还又高又清楚。”

刘桐的豆腐真好吃，那时每次回家，父亲总要订刘桐的一块豆腐，迟了就卖完了。可是刘桐老婆癌症去世后——唉，村里当年得癌症的人不少——刘桐的腰就突然直不起来了，他做不成豆腐了，简单打点儿零工。母亲去世后，父亲便经常和他在一起。

听到刘桐的声音，我想待在村子里也可以，毕竟到处是熟人。但挂了电话，还是有些不放心，便抽时间回了趟老家。

见到父亲的一刹那，事先想见他时的热情少了一半。父亲还是那副老样子，褪了色的衣服脏兮兮的，都快夏天了，还穿着领口磨得油光发亮的厚毛衣，外面套着厚厚的中山装。胡子许多天没有刮，头发更少了，露出一大截黑乎乎的光脑门，像发霉的葫芦瓢。我怀疑父亲日常脸也不洗。

父亲看到我，咧嘴一笑，露出歪歪扭扭的又黄又黑的牙齿。

我有些心酸，连问了两句：“那么多衣服，为啥不换身干净点儿的？春天了还穿这么厚的毛衣，不热？”父亲继续嘿嘿笑着回答：“不热。过几天不忙时就换。每天不是去地里，就是刷家，穿不上个好。”然后他又说，“以后千万别给我买新衣裳，以前买下的还都在柜子里放着。你妈那会儿给我做的一套中山服，还新新的没怎样穿哩！”

和父亲每次见面，几乎都以类似的对话开始，我简直失望透顶。不是我的父亲，这样的人在街上看见，我不会多瞧一眼。

进了老屋，黑乎乎的，大白天父亲连窗帘也不摘。到处是土，挨着邻居家的那道墙还裂了条缝子，糊着一道长长的纸条。

我说：“这房怎么住？已经裂开了缝。”父亲满不在乎地笑着说：“能有啥事？裂缝是李大家的房子窜过来的，我已经糊好了，没事儿。”我哭笑不得：“缝都能看见，怎么能没事？用纸能糊好？”我伸手摸了一下那条缝，墙皮簌簌往下掉。我说：“爸，你岁数大了，别给人们裱家了，跟我住到城里，门口就是一个大公园，里面有很多老人。”父亲说：“我可不跟你到城里住，能把人憋死。”说着他把一个大的空纸箱放在那道裂缝前，说：“现在一般人叫我裱家我也不去，但有的人耐不过。人家用了我几十年，老关系，叫我哪能不去？”

然后父亲笑了，他说：“你看，你一回来，家里就有耗子了。”我问：“哪有？”一回头，一只耗子嗖地窜进了柜子底下，同时窸窸窣窣的声音在几个地方响起。我问：“以前没有？”“没，没这么多吧？”父亲犹疑不决地回答，“它们闻到了你带回来的东西的香味儿。”“要不你养只猫吧？”我想起女儿常常嚷嚷想养一只猫，有只猫做伴也不错。“要猫干啥！”父亲断然拒绝。

那天吃饭时，陪父亲喝了些酒。父亲很爱喝酒，小时候经常见他喝醉，母亲病故后，父亲除了给别人裱家时喝东家的酒，自己酒也不买了。父亲见了我高兴，喝了两大杯还要喝，我劝不住，喝完第三杯，他喝多了，控制不住自己说：“要是你妈现在活着多好，帮你们看看孩子，我种点儿地。她没福气……”说着就落泪了。

我说：“你找个做伴的吧，我妈走了这么多年了。”

父亲的眼泪更多了，鼻涕也流出来，沾在胡子上亮晶晶的。

我撕了块卫生纸递给他。

他胡乱擦了擦，无力地说：“不找了……”

耗子在屋子里乱窜，开始还只是在柜子底下、顶棚里，后来胆子越来越大，竟然跑了出来，有一只还大胆地用爪子扒我带回来的放食物的盒子。父亲看见，拿起来把它架到柜子顶上。我一看，上面炫耀似的一溜摆着几个盒子，都是我带回来的。

我说：“给你带回来的东西趁新鲜赶紧吃，放到那儿管啥用？耗子也不怕高。”

父亲大着舌头说：“都能吃完，一会儿把刘桐叫过来让他尝尝。”

回城前，我给父亲留了点儿钱，告诉他一定要把屋子修好。父亲坚持不要，他说他有钱！告别之后，父亲一回屋子，我就清晰地听到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十三号台风可能于明天登陆或擦过海南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