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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北上”旅途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20年05月26日15:15

 

上海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读书会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班导师指导制体系下的重要单元,学生在班级导师的组织下,每学期选择一定数量的理论原典及文学作品,开展读书、讲座及研讨活动,旨在协助中文系本科生在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拓展阅读范围、深入文本内部,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学文本及文学理论研修风格。 本次参与《北上》文本细读的为2018级中文系本科1班学生,班级名为“观澜学社”,“观澜”一词源于《孟子·尽心上》中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原文寓意尽心知命,追本溯源,了解根本,获知行为方式,最终寻得解决之道,与读书会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本届读书会也沿用此名称。

 

叶紫欣:

故事中的不少人物都对运河怀有深厚的感情,首先,外国友人小波罗爱运河,是因为爱运河所代表的东方文明。他坚持北上去追寻运河的源头,在船上每天都拿着笔用意大利语记录运河的水文状况和在运河上的见闻。不幸的是他刚刚感受到运河的生命力,爱上了运河,就因病死在运河上。这种“开始即结束”的遗憾是令人惋惜的,但是他给后代人留下的运河记载的价值却是永恒不朽的。从小波罗身上我们看到他对文明的热爱是不分国别的,作者以“异域人”视角描述中国的文明,赋予中国文明新的理解,建立了一种鲜明的东方形象。

其次,船民邵秉义将运河当成自己的命。他传承老祖宗的家业,一辈子都在水上跑。后来儿子要离开水上去岸上成家立业,他不反对,但是自己坚决不离开。他告诉儿子:“咱们家是船民,上了岸、上了天都是船民,邵家祖祖辈辈就是船民”。他在儿子的婚礼上将“罗盘”郑重地交给儿子。罗盘作为祖宗留下的交代,能够让一个家族的传统延续世世代代。

最后,是周海阔和谢平遥,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着信仰。周海阔的 “小博物馆”客栈选址都在运河边上,每一家客栈只收藏当地的“老物件”,这些老物件曾经都深深参与了当地的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和精神构建,可说是本地生活细节的简史。谢平遥则想拍一部运河的纪录片,把运河上保留着的历史碎片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他们两人我都深感敬佩,因为历史的“现实化”和“可视化”在他们身上都变成了事实,这在“一切向钱看”而疲于奔命的当下是难得而可贵的。他们以自己的努力与实干,试图填补人们精神上的虚无和空洞,试图留住甚至重建我们曾经信仰的文明。

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它自身的视角而一味从其他视角寻找出路,那文明就可能失去独有的特质;如果家庭的概念已经淡化甚至消解,那它承载的文明也只能留在博物馆中,留在纪录片里,如何建立自身的文化与文明认同,可能才是徐则臣通过《北上》最想得出的答案。

朱思锐:

在《北上》里,有一个概念是被反复提及且贯穿始终的,那就是终点、源头或说是来路。

在文中,它是存在具体指代的:“源头”是小波罗一行人北上之旅的最终目的地,是如谢仰止这样的“运河之子”心心念念要找到的地方,但同时,我认为它更有被抽离出来的、更为抽象的深层含义。源头和终点,同样不止是运河的一端,也不止是祖辈们打下的基石,更是我们这一辈人所坚持的事业的出发点和结束点,是谢望和为运河专家坚守本心的故事深深动容时脱口而出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里的“始终”。

要如何才算是做到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呢?《北上》里的“短袖汗衫”孙过程,一开始出现时,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语,无不彰显着他对洋人恨不得杀之为快的心理;但后来遇到曾经的义和拳同伴时,他却替曾深恶痛绝的“洋妖”辩护道:“洋人也有好坏。”这并非是背叛了“初心”,北上一旅,对孙过程而言更像是一场重新认识他人、也重新面对真正的自己的修行。事实上,痛恨洋人并非他的所谓初心,心地善良才是。在一切故事的源头,在面对间接害死他家人的赵家人时,他不仅选择了放下恩怨放对方一马,甚至还赠予钱财。为避难加入小波罗一行人之后,他也渐渐放下了原先由于家人被杀的仇恨而产生的对外国人的偏见,这是他的成长。

运河之子们一生总与运河纠缠在一起,这是文本所赐予的奇妙的缘分,但这也是他们天然的命运。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自己的天赋和与之而来的使命,人生也就是一场漫长的“北上”旅途。我们一路遇到新的风景,也一路收获着新的自己,但愿行至终点时,我们都能如这个故事中的大多数角色一般,依然记得来时的路:不废这江河浩荡,万古不绝;不毁这平生漂泊,一路逆流。

唐倩薇:

《北上》最让我感触深厚的是“融合”,这样的融合既是人生层面的,又是文化层面的。

《北上》中有一个核心角色小波罗,他豁达、乐观,有小幽默,也有忧郁的时刻。他喜欢模仿中国味,但总是不地道,就算被别人暗暗嘲笑,他也依然自得其乐,很潇洒,很逍遥。在小波罗临死之际,他才真正感受到运河的激昂蓬勃的生命力。他躺在船舱里,日夜聆听运河波涛,他的呼吸和这条河保持了相同的节奏,这时他才真正地融入了运河,就像一粒溶质溶解在恒久流动的水中。

而小波罗的弟弟费德尔的人生又是另一种不同的“融合”。最开始,他才是小波罗自称的那个真正的运河专家,喜爱运河的人,但在他收获了爱情之后,似乎开始真正地融入了中国的生活,他的妻子是中国人,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式的。他与意大利同胞叙旧,别人却误认为他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但马福德的心灵深处仍然是费德尔:要分家的思想,从未生锈的枪和子弹,孤注一掷的复仇。这是他灵魂中的意大利。

费德尔、谢平遥、孙过程、周义彦、邵常来的后代最后因为《大河谭》交汇。考古专家、节目制作人、画家、客栈经营者、跑船人,几个经济水平、教育背景、思考方式与生活习惯都不相同的人或家庭,最后因为一条共同的运河融合在了一起。小波罗本来无意于运河,但生死存亡的经历让运河与他的脉搏相连了;弟弟本来最热爱运河,但他爱的寄托从运河变成了一个人。而他们的故友乃至自己的后代,也持续不断地陷入这种融合的状态里。

郑沁辰:

《北上》的故事读出的不仅有运河在历史沧海桑田之下的兴衰,感受到更多也更值得回味的,是书中人物相对于浩荡运河之下的渺小所带来的感慨。

“小人物”既是群体中的某一个,也是群体中的每一个。小波罗穷极一生,想要追寻偶像马可·波罗的足迹。一个洋人举手投足间却深刻融进了中国文化,奈何对运河产生情意之时却已行将就木。此后,只有相机、星盘和纸张记得他的故事;大火在教堂烧起来的时候,孙过路对孙过程说:“走,是为了回来”,奈何故人至死尚不得一个安详的归宿,也只被孙过程一人铭记;邵秉义与邵星池世代靠水吃水,却被现代化席卷压得透不过气,和万千船家的叹息一样淹没在科技的轰鸣声中,无人共情;马福德守着得来不易的爱情隐居乡村,却落得“被日军荼毒”而无能为力;谢望和在蝇营狗苟的现代都市和逼仄的生活重压下,仍然选择坚持自己的初心,不论结局成败,都不过是时代洪流中奋斗青年的缩影而已。

“小人物”是脆弱而无力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故事是无意义的,小波罗渴望通过归属于中国文化之中,追随自己的一生所想探求的理想;孙家兄弟渴望归家,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心安之处;邵家父子,他们心底的归属是河流与跑船,那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存在方式;马福德30年相爱相守的如玉,是他和世界的惟一联系,是他异乡的惟一归属,是他的生命之光;谢望和对于《大河谭》的执著,是一份对于运河、对于身世的宏大情感,是归属,也是归根。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书中的角色或多或少随着运河挣扎着、彷徨着、抵抗着,也爱着。正如现今城市化进程中的“北上”与“南下”,时代之大,人之小,人们背井离乡,似是夜幕下的一瞬光影,带着自己或许已经无从感知的过往与文化使命,蜂拥到霓虹映照的纸醉金迷下,想求得的也不过是小波罗那样的“梦想”、又或者是孙过程兄弟俩为了“家”的“闯劲”、是邵家世代以来的“执念”、是马福德对于美好的“追求”、抑或是谢望和孙宴临那样的“情怀”。然而,又有多少人消磨到最后还记得,还尚存一息执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了归根。

汪佳源:

北上,不仅是地理之北,更是精神之北,心灵之北。一条河,四代人,将彼此的命运都牢牢地联结在了一起,跨越时空,串起几个家族之间的秘史,回溯了小人物在大背景下的点点滴滴。

在这部体量庞大、格局恢弘的长篇作品中,徐则臣先将人物全部放置在同一个时空中,再通过时间点和章节的分割,将每个人物及其家族的主线剥离开来,独立成章。但无论是谢平遥家族,还是孙过程家族,亦或是邵常来家族、马德福家族,他们在百年中的发展变化都与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最终都与他们的祖先当年一样,生活的轨迹与运河的脉络逐渐于年岁的流逝中合而为一。

整部小说值得关注的,除了徐则臣精心铺排的情节结构与世世代代传承的主题,还有章节北上(二)的结尾——废漕令的颁布与小波罗的离世仅仅相隔10日,他们与运河的兴盛衰亡同起同落,甚至同生共死,这样的羁绊也深深地融进了后代们的血液中,刻在了后代们的心头上。

上上下下的水,顺水,逆水,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亦如人的生命,起起伏伏,情势多变,顺逆交错。但往往一个看似细微的事件,亦能够触动那条命运的绳。行船日常生活的定格,罗盘的被卖,《大河谭》的拍摄,将这几位看似毫无交集的人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他们之间坚韧的纽带,构造出了当代的运河诗篇,正如同百年以前,他们各自的祖先那样。1901年,他们的祖先因运河而相遇,2014年,他们因运河而相聚。

臧雨晴:

1901年,一帮不同来历不同出身的人,怀着各自的故事,相遇在运河,一路北上。路上有快乐和安宁,有躲不开的麻烦,有悲伤和无奈,还有在变动混乱的大环境下的不安和心思。简直有点江湖气,角色都是小人物,史书上留不下姓名,却各显神通身怀绝技,人物鲜明可爱至极,跌宕起伏的这一程路,水连绵相伴。2014年6月,这支北上小分队的传奇成员的后代们阴差阳错济济一堂,那根让小波罗深深执著的手杖之谜被解开,2014年的故事,这条未来之河,似乎终于要和113年前的那河水汇合了。但是最后一章的叙述者谢望和,却来了一句“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这看上去,是把吸引人的北上之旅的故事归为《大河谭》里的一笔,这一段传奇似乎被盖棺定论为虚构的了。

2012年、2014年的故事,都是第三部时的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但是除了费德尔的事例还有迹可循,北上(一)(二)里角色的经历已经湮灭在时间中,2014年的只言片语还原不了全貌。1901年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是谢望和等人虚构出来的历史,也可以理解为是上帝视角的作者讲述的“真实”。可如果北上只是后人们在《大河谭》里虚构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书名叫《北上》而不叫《大河谭》?为什么开头和结尾都是费德尔的那封信,而不是以谢望和的《大河谭》和结尾相呼应?而费德尔的信又是北上的引子。整本书,虽然北上只是占了一部分,但是它从始至终都是全书的核心。 所以无论“北上”在作者的设定中,是后人虚构的故事,还是作者叙述的真实,它的这种历史性、它所具有的价值,便是它的真实。

小说本就是虚构的,又嵌套一层虚构,反而更是构建了真实。谢望和说:“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就算“北上”的故事是谢望和虚构的,而这段虚构的历史所反映出的真实性,塑造了人与运河水乳交融的关系。大运河最终申遗成功的喜讯,给角色带来的不仅是《大河谭》的投资,还是运河的文化历史意义得到的重视,使运河不再独立地存在于个人的记忆里成为个人的一生,反而超脱而出,连贯起所有枝杈,就像它本来的那样,复活了百年前的故事,复活了百年前的河水,时空在运河之上流动不已。

北上对于《北上》,让我想起北上第二章里的运河蜃景。那欢天喜地的《驻堤歌》,究竟是真实存在于某处,还只是一场空的幻觉?也许就像这次北上,讲述它的过程里,这段历史就在虚构中活了起来。这当是2014年的运河之子们看见的蜃景,是我们读者从虚构的小说中发掘出来的,对于运河的真实赞歌。

(本文发于《文艺报》与中国作家网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19年11月22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