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流层读书会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发起，目前固定成员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博士共12人左右。读书会通常以一部作品为楔子，围绕某一主题由此放开说去，不限于单一的作品本身。一般讨论成果会整理发表于公众号“送你一朵花戴”，公众号后续会开放评论区留言功能。

对流层是大气层的最底层，其中生成的每一阵风、每一滴雨都与大地上的人们息息相关，一如文学。

【知青】时代的表达

林润藤：蒋韵不是一个追赶热点的作家，她有她的独特坚守。在控诉和反思格调的知青话语早已退去热潮的今天，她再以温情的、慈悲的语言重拾那段青春，讲述这代人沧海桑田之后与时代的和解。长达近50年的审美距离使审美主体功利机制得以隐匿。她并不纠缠于知青下乡感受到的城乡落差与苦难，而是从恶的废墟中发掘出人性幽微的、没有泯灭的爱。在西方小说技法流行的今天，她并无意以流行的精巧的现代西方写作技巧博人眼球。她的小说里没有反讽、没有魔幻、没有荒诞。她选择几个青年的零碎镜头，回顾他们从50年代末至今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和命运浮沉，也描绘了更为完整的知青一代人生轨迹。

周鋆汐：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想象中的年代，所有认知皆来自他人阐述，而对蒋韵来说，这是一个现实经历年代，以个体经历表达时代成了这代作家的使命。小说塑造了一群文艺青年，所有人的家庭成分都成为了限制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枷锁，知识带来理想，知识也埋下祸根。这些青年被迫分成两类，一类下乡，一类滞留城市。蒋韵没有将叙述焦点集中于被普遍书写的下乡知青，反而重点叙述那些同样有急切理想、怀揣浪漫主义精神却只能滞留城市的青年，这其实是对年代、知青题材书写的补充。对于安娜、素心、三美来说,知青生活是被诗化了的，他们找到了挣脱家庭成分负重、远离时代压抑的缝隙，渴望像知青一样逃离，但因受各种社会关系束缚无法自由选择人生而绝望、痛苦，从而走上悲剧性道路。特殊年代让人性极度单纯而敏感，不容一丝沾染的理想浪漫之光恰恰是我们当下年代中所缺乏的。

王可柯：其实大家都关注到“羊皮笔记本”。小说的叙事逻辑能够成立主要依赖于“羊皮笔记本”。如果不是在那个时代，如果小说并不是讲述知青的故事，我们很难相信会有一群人的命运会因一个笔记本的下落而翻天覆地。作者在用一种“体面”的方式写知青。小说中即使人物频繁情绪失控，说出来最狠的一个词也只是“恶毒”。小说语言系统的典雅性和抒情性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但也形成了一种隐约的遮蔽。我们会更加容易注意到与“羊皮笔记本”相关的爱恨情仇，而非更加幽暗严酷的存在。这也许是作者的慈悲，却也让我有些可惜。

艾禹衡：我在文本中发现了这样几句话：当安娜看着插队乡村秀丽的风光时，她冒出的想法是“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自然之子……我不愿意一辈子心甘情愿为它付出”，而彭承畴初来素心一家所在的那个“出产煤炭、钢铁和化工原料的工业之城”时，素心敏锐地感觉到“他是看不起这个地方的”。家庭文化传承让他们更早地获得了福山“历史终结论”式的观察视角，对牺牲、奉献和建立工业化过程中的粗糙保持疏远。然而有意味的是，无数农民为了快速工业化而承受着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工农业剪刀差，正是他们的成果供养了日益增加的城市工业人口。而在彭承畴鄙夷的工业城市里，工人群体从无到有地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是国家迈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石，也是解决“物质匮乏”的惟一方法。这些关于如何解决贫困的乏味知识，自然是向往着“诗和远方”、“浪漫而且有贵族气”的少年们所不能理解的。

【罪与罚】自赎的苦旅

成朱轶：关于原罪，羊皮笔记本就像亚当夏娃偷食的禁果，让三个女孩的人生轨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素心因为对爱情的盲目和痴狂，窃取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笔记本。三美得知真相后不再相信人性，她说，“人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二人将安娜之死归结为人性之恶。作者突显的正是一个谎言引发的残酷后果，这不可预知的命运印证了原罪的不可避免性。素心在之后的时间里用“安娜”的笔名默默惩罚自己，她不断回望曾经的时光、故人和朋友，用沾血的文字请求原谅。人面对“罪”如何自处各有不同的选择，素心的选择是将“罚”演绎到了极致。这其中也确实缺少了一些对自己的宽容，寻求原谅是人的本能，毕竟小说中没有一个人是恶的，只不过都输给了命运。

刘 宇：素心在安娜死后给自己的身心加上了厚重的十字架。安娜对文学的热爱应该是素心选择以文学方式来忏悔的原因，三美读懂了她的歉疚，彭也知道素心为了保护日记本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周围的人都选择原谅素心，即使她自己没要求被原谅。在一定程度上，素心是安娜之死的施害者，也是白脸男抢劫强奸案的受害者，她为安娜之死一生都在自责和赎罪，而白脸男则逍遥法外，继续祸害社会，他在生活中会有一点点的内疚吗？素心被理解和被原谅是因为她用一生在赎罪和忏悔，而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值得被原谅。

席思宇：表面上看，是素心因一时私念的谎言使安娜走上绝路。但不同于叙述者所提供的原因，作为读者可以思考到安娜选择走向死亡是因为她自责于自己没能守护好那个日记本，而将日记本托付给她守护的人恰是彭，具体说来是彭在日记本中所写的《天国的葡萄园》的故事，安娜因为与彭之间的彼此爱慕理想地将自己想象为小薇的“继承者”，所以彭算不算“罪”人？是不是他所书写的“纯洁”使安娜走向了死亡？又或者，是不是安娜所追求的“至美”的理想使她走向了死亡。可见，关于“罪”的理解只能代表某一时代、某一人群的不同认知，它无可定量。在现代社会中，蒋韵所描绘的那种“理想主义”或者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超越俗世的精神力量，甚至不同于抵达不了的“理想的彼岸”。她写普通人的罪与罚、善与恶，写“平静”生活中的恶也写“动荡”中的恶，甚至写出了裹藏在“善”中的恶和幽隐于“恶”中的善。问题在于，我以为她写得不够深刻，甚至有点“矫情”。这位不在场的、后来的叙述者在叙述并尝试“复原”时，掺入了某种刻意为之的形式，而忽略、遮蔽掉对人物心理的刻绘，更多时候原本繁复缠绕的东西就被简单化、流畅化了，作者有时借文中人物所说的话“强行输出”，有时通过穿插其中的第三文本，如素心（笔名安娜）的自传体小说和戏剧脚本等来传达。

【记忆】原谅的路径

王 玥：作家没有冷静犀利地反思国家机器和政治意志对于个人的影响，也无意评价这段特殊历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她切入记忆的角度是“青春”与“爱”。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根据回忆过去的状况不同，集体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蒋韵选择用青春和爱来召唤那个年代，更重要的是，她借此建构和叙述当下的需要。有意截取并强调记忆中有关高蹈决绝的精神追求的这一部分冲淡了彼时的血汗泪，隐去了“有瑕疵”的历史、生活龃龉和暧昧的人性，成为作家理解历史、重构现实的起点与终点。关于情感与精神的记忆是真实而刻骨的，它提供给人的是一种支撑性力量，而这种力量才是作家认为可以超越时空局限，于当下仍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纪水苗：蒋韵在后记里写她因为得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而生“记忆完全有可能比我的身体先死”的忧虑，所以要“往回走”叙述一个“丰富的过往”。所以说，《你好，安娜》虽题“献给我的母亲”，实则是蒋韵对一个正在渐渐远去的诗意理想而又危机四伏的年代的尝试性把握和记录。蒋韵通过对过去年代的回忆式叙述不仅再现了个体在历史之中的生活百态，还呈现了历史可能对于个体造成的永久性创伤。不过，运用记忆进行叙述意味着选择、重组甚至虚构。当蒋韵通过素心、安娜等人的故事来表现六七十年代时，或者说，当集体记忆通过个人的回忆进行叙述时，往往呈现出审美性的特征而非真实性。写作的使命之一是反抗遗忘，但如何在回忆一代人的“伤痕”的时候实现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完美融合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你好，安娜》的最后呈现和蒋韵在后记中表述的初衷是有落差的，这也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缪一帆：《你好，安娜》的叙事是向内的，有一个明显的取景框，而人物在内部活动，并不会朝外眺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本身会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章节之间有转场般的效果，章节之内是不断制造出来的戏剧冲突。而人物的说话腔调，也带上了明显被修饰过的痕迹，具有很强的抒情倾向。这一点，或许来自于书中多次提到的苏俄文学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影响。《你好，安娜》中，记忆隐藏在第三人称内部叙述之中，是间接传达的，它需要有一个“黑色笔记本”的悬念作为中介物，需要以此为中心构建一个圆融的情节逻辑。然而，正因其过于通畅、利索，回忆便不再成为“朦胧、混杂、笼统、游移、个别或象征性的”（皮埃尔·诺拉语），而由众多的回忆所供养的“记忆”，则更多的是情节的指示牌，对于悬念的揭示和人物自身命运的走向起着十分巧妙的作用。当读者在小说内部不同人物之间打转之时，突然看到了后记中的“记忆的背影”，可能是会有一点疑惑产生的。这疑惑来自于记忆主题的突然发生，会给人一种机械降神的感觉。但是这样突然的时刻或许能够解释素心为何要长久地背负屈辱，而三美竟然罪责多过同情，素心本人也常常陷入自责——因为这是超出解释之外的原罪。

邹宜笑：《你好，安娜》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代人如何处理苦难记忆，如何面对苦难。个人罪责与历史罪责是否共同承担苦难的重负。小说中人物做出了一系列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如写血书去边疆、为救集体财产牺牲等，所有的根源，归结到底都在于一种极端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启蒙教育在这一代人中所受最广，最为狂热。在他们的青春里，个人与时代共享理想主义情结，成为小说中个人罪责与历史罪责融合的实证。他们共同为群体的青春悲剧担责。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0年2月2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