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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0年第3期|赵瑜:二胎纪事

来源:《天涯》2020年第3期 | 赵瑜  2020年05月26日22:00

2014年初秋,暑假结束后的第四十天,燕兄打来电话。正是深夜,她似乎有一股掩藏不住的兴奋,说,我怀孕了。

怕我不相信,她又说,她连续测了三天了。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彼时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国家关于二胎生育的限制。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均在体制里有可以养老的工作。所以,计划外生育二胎涉及到生存以及更长远的打算。我们曾经探讨过,该如何请假,如何计算时间等等。然而,那一次,我们讨论得很深入,结果过了两天,她的月事如期到来。

然而,这一次,可能是真的了。这当然是一场意外。我们都没有在这个时间想过要第二个孩子。

燕兄说,我有一个很完美的计划。

燕兄的计划大抵是这样的。

燕兄所在的学校,在前不久,刚刚组织全校教职工进行了体检。巧合,燕兄因为时间不允许,就让我的姐姐前去代替。这在她们学校也是常有的事情。作为学校每年的福利,有很多老师太过忙碌,会让自己的父母亲前去体检。

然后,体检的结果还是办公室统一拿回来。结果是,我姐姐的子宫肌瘤很严重,在体检的通知单上,有着很大字号的注意事项,建议饮食该如何如何,并建议近期入院手术。

燕兄当时看结果的时候,要好的同事也看到了。那同事还劝她不要紧张,这是女性的常见疾病,医生的话也不能全信。同事们在一起久了,也会讨论这些关乎身体隐私的事情。另有热情的女同事给燕兄推荐合适的医院,说是主刀的医生是她妹妹的校友。

如果搁在以前,燕兄会将实情说出,说明这是姐姐代她体检,以免得同事们过度关注她,并生出其他意料之外的后续。然而这一次,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潜意识里,大抵是想替姐姐打探一下医院的情况吧。她没有说破,专门问了几句那个医院的情况,了解了一下做手术的相关事宜。

除了体检结果在同事们之间制造了一个需要做手术的病情外,在得知自己怀孕的前些天,燕兄几乎每天都泡在学校的游泳馆里。她一直很喜欢游泳,因为多年来高中的课程紧张,她大多选择下午最后一节课时去学校的游泳馆游泳。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天她从游泳馆里出来时,都会遇到一些其他年级的同事,或者是下班较晚的学校领导。是的,她热爱游泳的形象一直建立得较好。

以上这两种情况,都特别宣告了她的身体是正常的,她在学校里无意中营造出一种她并未怀孕的假象。

燕兄激动地称她肚子里尚未成形的孩子为老二,她说,这次怀孕,她完全没有任何的妊娠反应。也正因为没有反应,让她有些后怕,这些天她每天游泳均达两千米,这过量的运动,会不会对胎儿不好。

燕兄在电话里深情地向我回忆起她刚怀老大时的强烈的反应。这一次,她说,这个孩子仿佛知道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所以,各种乖巧。她有一种直觉,这样乖巧,说不定是个女儿。关于怀的孩子是女儿的描述,在接下来的时间,燕兄又用各种各样的细节做过补充,比如,她的饮食结构有了轻微的变化,甚至,她因为课程特别紧张,原来睡眠不好,这一次怀孕让她的睡眠也比原来要好了。所有这些,都像是这次怀孕带来的福利,燕兄说,这和怀老大时截然不同。

因为长期两地分居,我一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然而,偶尔聊天说起,我曾经对养一个女儿有过向往。所以,燕兄对孩子性别的期待,也有些附和我的意味。在她的描述下,我也相信她这次怀孕有可能是个女孩。

燕兄的计划除了利用姐姐的体检结果,同事们看到结果以后的微妙关系,她还利用天气的变化。她说,天气即将进入秋季,而后便是冬天。等到她的肚子隆起,她的衣服也穿得很厚,根本看不出来。她仔细地给我计算时间,几周以后,她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甚至是三个月以后的天气变化。等到过了元旦,她应该已经怀孕近六个月了,这个时候,也快放假了。她会提前在学校里说明,她春节想要到海南来过节的愿望。又或者是,在合适的时间,她会释放出信号来,要去外地做手术的事情。

这样的话,在春节假期结束之后,我代她到学校里去请假,先请半个月的住院假,再续假,就可以基本完美地完成怀孕到生产的全过程。

我们两个2001年结婚,要第一个孩子时已经费尽周折。多年来,从没有生育二胎的计划。又加上,这些年来,我们两个先后解决了体制里的编制,也算是安身立命。至少在思想负担上,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为再生一个孩子有过争执。这一次意外怀孕,让我们又一次发生了碰撞和争执。尽管,我们两个都不会主观地因为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去堕胎。但是,我们在接下来如何给孩子上户口,孩子三岁之前如何养育等等细节上有了争执。

虽然她刚刚有孕,但是,对于两个已经接近四十岁的中年人来说,我们已经渐渐变得自私,尤其是我,我是一个有着强烈时间观念的人,我差不多不喜欢任何家庭的琐碎打扰我个人的时间,哪怕是这个突然到来的孩子。

然而,在人伦上,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在县城工作的哥哥具体负责父母亲的生活,同样在郑州打拼的妹妹一家,经常周末的时候,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到我家里来坐一下,让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一下午。临走的时候,孩子们便有些依依不舍。每一年春节回家,我们兄妹三个家庭都会聚集在父母亲的家里,听父母亲讲一下我们兄妹三个都听过无数遍的一些前尘往事。这种亲情的碰撞,也会让我生出很多温暖和感慨。

我自然知道,孩子多了,等他们长大了,在这个世界上便多一个可以依赖的亲人。春节时的亲情碰撞,父母亲的欢快,都是具体而真实的示范。多养一个孩子,对于家庭亲情的延续,自然是美好的事情啊。给孩子多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定然是比给他留下更多的钱和物质,更让他们觉得温暖。

然而,我们面临的政策也很现实,尽管在2013年11月15日,国家卫计委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单独二胎”,也就是说,夫妻双方有一个人是独生子女,便可以生育二胎。这个政策实行以后,人口专家不停地呼吁全面放开二胎。但是,在2014年的秋天,所有这些利好的政策,对于我们夫妻二人来说,都只能是良好的愿望。

我们两个婚后多年从未说过如此多的话,不是感情的表露,也不是对彼此工作的牵念,说的,全都是一些最为细节的关于孩子出生以后的各种假设。商量到悲伤处,也想过最坏的方法,就是,大不了离婚,一人一个孩子,这样就符合国家政策了。虽然这只是我们讨论过程中随口说出来的最坏的方案。但是说完以后,我们两个都觉得特别黯淡。

2015年春节期间,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没有发布任何家庭生活的内容。有意无意地,还发了一些关于医疗保健方面的知识,以制造一些生活的假象。

总之,为了春节过后,我去燕兄的学校请假,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个“虚构事实”的共同叙述人。这一事实便是“燕兄需要做一个手术”,而这台手术,极有可能不在郑州的医院里做。

春节期间,我长时间在网上搜索“子宫肌瘤”这一疾病的特征,以及郑州和北京哪个医院在这项手术治疗上有特长。饮食上的注意事项,以及重度子宫肌瘤会有什么样的并发症。等等。

初八,上班,我持请假条去燕兄的学校。我发现,在描述病情的时候,我几乎是一个业务熟练的医生,准确的疾病用语,陪着燕兄去看了几次医生,初步准备在哪个医院做一些检查,为什么要在这个医院里做……我的介绍让学校教务处的领导深信不疑。假条放在教务处的第二天,我们还没有离开郑州,燕兄的两位同事,先后打来了电话,慰问病情。为了给她们制造我们已经住院的假象,电话一律由我来接。我按着事先编好的医院名字,告诉她们,正在做检查。

然而,因为同事关系相处融洽,她们非要到医院里来看望。接她们电话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的书房里,很是安静。为了让她们感觉真实,我立即拿着手机到了小区的楼下,让她们听到车来车往的声音。

终于感谢过燕兄同事们的关心,并拒绝了她们的探望,然而,下午的时候,教务处的领导说,要派几名教师代表到医院里看望。

我们自然知道,看望并不是真的,而是想知道燕兄到底是不是真的病了。

燕兄当时很紧张,连忙打电话给我们家的一个在北郊某医院工作的亲戚。燕兄的意思是,要不先到医院里开个病房,住下来,让学校的领导和同事们探望完毕,再办理出院手续。

燕兄的话也是有参照的。之前她的一个同事也是怀孕请假,便说自己的腿摔骨折了,要三个月才能出院。结果学校的中层领导非要到医院里去看望那老师,最后,那个老师没有办法,就真是到了医院住院,给一条腿打了一块石膏,住在医院里两天,应付完学校领导的探望,便出院了。

然而,燕兄请假的理由毕竟不是摔骨折了,而是做手术。我们家里人都担心,住院以后,有很多事情医生和护士不一定能配合好,如果哪个细节没有照应好,露馅了,就不好了。

所以,商量来去,决定直接答复学校教务处,我们转院去了北京。

第二天,我们赶飞机抵达海口。然而,就在去机场的路上。燕兄学校的教务处领导打电话说,让燕兄安心做手术,过几天,他们可能会去北京看望她。

我听了以后,张大了嘴巴。天呢,怎么感觉有拍谍战片的感觉啊。我对燕兄说,为什么“敌人”对我们的行踪如此关心啊?

燕兄笑了,说,大不了,等他们决定去北京看我的时候,我们就再转医院到海口。

也对,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呀,不过是用口头描述的方式,就可以完成一次手术和转院的工作。之所以如此焦虑不安,完全是因为,我入戏太深,真的以为他们会派人去北京。其实,领导们也不过只是试探一下。

此时,燕兄已经有孕八个月。但是,在我看来,燕兄的肚子仿佛是一夜之间大起来的。因为在郑州期间,她一直不敢吃得太多,怕过于肥胖,引起同事的怀疑。

本以为到了海口,学校方面的骚扰就会结束。

然而,等燕兄的手机一开机,便会收到无数的短信息和电话。除了同事的关心和问候之外,燕兄所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们,也听说老师生病了,在北京做手术,也发来了短信息问询。

于是,燕兄又开始新一轮的解释工作。

直到有一天,学校教务处竟然真的要派两个老师代表到北京去看望“刚做完手术”的燕兄。怎么办呢,只好再一次动用我们的虚构能力。直接告诉了他们,谢谢他们的关心,因为北京住院费用太高了,且没有人长期住在北京照顾她。所以,手术做完,我们就决定到海口养病。

此时,我们已经到海口半个月了。燕兄的请假条上所说的半个月已经用完。只能继续请假了。很快,燕兄学校教务处打来电话,如果续假,必须有医院的住院证明。

天啊,我和燕兄又一次陷入尴尬。谁能想到,我们随口说一句到北京做手术,竟然要开具在北京住院做手术的证明呢?我当时恨不能有一个月光宝盒,让时间倒流回去,我好改口说到海口来做手术。

时间非常紧,只好打电话给我哥,要来了我的一个表舅的电话。

表舅在北京多年,认识的人颇多,他托人花了两千元钱,直接买了真实的住院档案。真实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在网上查到个人的住院信息,连医生的签字都是真实的信息。住院日期自然是我们之前在郑州时“转院”到北京的时间,而做手术的项目呢,除了子宫肌瘤之外,又加上了一些辅助的治疗,这样的话,假期长一些,也就可以理解了。

那两天,我们又一次进入到请假的焦虑症中。燕兄的手机基本上全天关机。而我在手机上一看到郑州的号码,就会紧张。我一边按接听键,一边开始背诵着我表舅给我快递过来的医院上医生的名字,以及那个住院证明业用中的一些医疗专业术语。是的,演戏要演全套,先要记好,以便以后说的时候,没有漏洞。

可能是这套花费了两千元的住院证明起了作用。从此学校便再也没有电话问询。我们两个像打怪升级的游戏人物,终于度过了第一个关口,在时间的缝隙处喘着粗气,等着下一个难题的到来。

燕兄和我两地分居多年,每一年暑假的时候,她会带儿子来住四十天。而春节的时候,我也会回去一个月。

这一次,是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春节过后来海口生活。

每一周,我们都要去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去做孕检。在郑州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陪过她。所以,在海口时,我基本上每次都陪她去。

然而,怪我过于诚实。在登记孕妇居住地址的时候,我如实填写了我在海口的住处地址和我的手机号码。

哪知道,第二天,我便接到了所在的居委会的电话,要我去登记孕妇的信息。海口的计划生育工作,比内地要做得仔细。

没有来海口之前,燕兄曾经问过她的一个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同学,郑州市的二胎上户口是怎么办理的。燕兄的意思是,如果是要对正式职工进行超生罚款的话,应该如何交纳罚款,有没有标准。或者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不交罚款?!

燕兄同学是这样答复她的:郑州市自从单独二胎放开以后,计划生育部门对二胎的管理已经很松弛了。街道办事处负责计生工作的人员,会在每年春节前的几天,去辖区派出所整理这一年来登记入户的新生儿名单,如果新生儿名单中有超生的,那么,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会去这户人家里敲门。如果连续去两三次,家里都没有人的话,那么就算了。

有了燕兄同学的这个回答,我们对于孩子出生以后上户口的事情便不再担忧了。因为,上了户口之后,我们决定不再住原来的老房子,我们想卖掉,换房,这样的话,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敲门发现房子已经更换了业主,按照燕兄同学的答复,他们便不会再跟踪我们。

相比较郑州的宽松,海口的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要勤快得多。在打电话问询我多次以后,他们竟然上门来问询情况了。

那两天,燕兄正好常常外出散步,街道办工作人员来敲门的时候,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他们的问询遭遇了我的冷遇,我直接告诉他们,孩子出生以后,不会在海口上户口的,我们要回老家的。只是因为冬天这里暖和,所以,才在这里居住并生产的。

那人半信半疑地走了。

除了这个上门来询问情况街道办事处人员以外,我还接到过我的身份证登记地址所在的街道办电话。他们也是问询孩子出生是不是要登记,我一律答复,孩子出生以后,要回老家上户口,所以和他们没有关系。

这些电话虽然只是履行他们的公务,但对于我和燕兄来说,每一次电话响起来,我都觉得焦虑不安。

2015年4月下旬,我和当当网签署了一本图书出版合同。而两天后,孩子出生,所以,我就给孩子起了一个小名,叫当当。那一天,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大概说了这样的话: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出版。不明真相的网友在下面各种祝贺,也有不少人等着索要签名图书。我心里一直想笑,我生了一个儿子,然而,却要在现实生活中虚构他根本不存在的各种假象。

除了虚构的请假条,北京某个医院的住院档案,以及虚构的体检报告和一系列的内心焦虑之外,还伴随着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变的期待。

这些年来,因为我一个人长期在海南生活,父母亲和我有些生疏。然而,因为老二的出生,母亲从老家的县城乘飞机抵达海口,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伺候在月子里的燕兄。

孩子出生,老人总是喜欢的。也因此,我和母亲的关系进一步亲密。

孩子出生半个月以后,我有事回郑州,持他的医学出生证明,到我家户口所在的派出所给他上了户口。上户口极其简单,本来以为,会像海南这边的工作人员一样,问东问西。而派出所的人,让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句自愿生育二胎字样,然后,几分钟,便办好了入户手续。

办完入户以后,我和燕兄一直等着街道办的电话,或者是社区的电话,想着他们一定会从派出所的户口那里找到我们。

然而,我们像两个等着楼上的住客将另外一只鞋子放下来的人一样,焦虑地想着应对的策略。比如,那年暑假结束,燕兄回到郑州,没有住回原来的房子。而是直接将原来的房子挂到了中介出售,并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居住。我们发现,孩子促使我们有了购房意识。如果不是生育二胎,我们不必在学校的周边买昂贵的学区房。可是,现在这个孩子这么小,离学校近一些。冬天的时候,才会方便照顾孩子。尤其是,过两年便要上幼儿园,那么,在学校的附近买一个房子便迫在眉睫了。

就在当当出生后不久,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做了重大调整。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决定将第十八条第一款分为两款,作为第一款、第二款,第一款修改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

那天晚上,我和燕兄激动不已,在电话里兴奋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甚至觉得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有合法的身份。除了欢喜和激动,我们还矫情地说,如果早两年出台,可能,我们就不用出演《潜伏》剧情的故事了。

年底的时候,我决定回到郑州,至此结束两地分居的景况。然而,回到郑州的第一个疑虑便是居住问题。

虽然二胎政策已经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间,提前了半年。严格梳理的话,我们仍然属于非法生育。

燕兄说她的一个同事,请的是病假,结果,快要生育的时候,国家允许生育二胎了。所以,那个女同事骄傲地挺着大肚子到了学校里更换请假条,将原来的病假换成了生产假。燕兄说,产假和病假工资差别还是很大的。当然了,比起要孩子,这点工资上的损失也算不了什么。让所有人都觉得好玩的是,那女同事挺着大肚子骄傲的模样。

暑假回到郑州的燕兄带着当当租住在学校旁边的一居室里,那栋高达三十二层的公寓楼居住驳杂,并不缺少老人和孩子。在冬天的时候,因为房间很小,所以暖气充足,倒显现出种种集中居住的好处。

而原来的一百三十平米的大房子虽然已经在中介登记出售,但仍然没有卖出,于是,周末的时候,除了当当之外的其他人,会回到那间大房子居住。见到旧邻居的时候,他们会小声地打探,你们是不是要了二胎。

然而,经过商议,我和燕兄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当当没有上幼儿园之前,我们决定完全隐瞒掉他的存在。所以说,不论见任何人,我都一律说,没有生育二胎。有一个阿姨,和我们家庭关系非常亲密,她一直想知道是不是生了个二胎。她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是生了,她要封个红包。可是,看着她热切期盼的眼神,我也很惭愧地告诉她说,燕兄只是做了一个手术——燕兄的孩子是剖腹产,当然是做了一个手术。唉。

所以说,在当当三岁之前,他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孩子。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当下,当当从未出现在我任何的朋友圈及其他言谈中。

不能和社会以及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自己孩子的成长,怎么说呢,这几乎是一种软性的暴力。我和燕兄有那么多对他的爱,没有用完。那爱意单纯、饱满,似乎也包含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的留恋。这些美好的东西,却无法向全世界宣示。

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笼罩着我们,尽管全国已经放开了二胎,但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放开得太晚了,至少晚了十年。具体到我们家里,却仍然受着政策的约束。

卖房,换房,其实也和这样的一种心理有关。即使是,我们知道,整个单元的邻居,都是我们的朋友。但说不出为什么,总觉得,在原来的地址居住,当当可能会被街道办事处的人去登记,又或者会被邻居们举报。

卖房并不容易,因为房子在六楼,没有电梯,所以,只能是孩子已经长大了的家庭来接手。我们从一百二十万总价降到了一百一十五万,有人去看房,但仍然没有人出价。后来,又降到了一百一十万,并且对中介说了狠话,少一分都不卖。然而,2016年春节过后,最终还是以一百零七万元的价格卖出去了。

接下来,我们又开始买房。因为学区房可选的余地极少,且价格比我们出售的房子价格要高出许多。没有办法,只能首付,再贷款。

可是,郑州的房地产政策在2016年的时候,变化多次,就在我们决定要过户的时候,发现,我和燕兄都没有了贷款资格。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房屋中介公司的建议,我们双方办理离婚手续,将共同名下的房子,全都注明到我的名下,然后,燕兄便可以用首套房的政策去办理买房的贷款手续,以及享受此政策下的贷款利息。

燕兄毕业后一直在高中教书,生活封闭,尽管偶尔会被我纠正一些三观上的陈旧感,但是,她仍然是一个模范的妻子。她忠实地在她的角色里守着孩子,给我自由。所以,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两个去办理离婚手续,这多少是一种道德上的挑战。

办理离婚,需要拟定离婚协议,自然涉及财产以及孩子的分割。哪怕这个协议完全是为了应付法院,但是,在两个孩子分割的时候。我们两个突然想到,如果我们真的办完离婚手续,那么,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孩子。就不用再担心接下来当当的超生问题了。

离婚的过程完全不像我们之前计划的那样,为了怕被民政部门看出来我们是假离婚。我和燕兄假装很生气的样子,阴沉着脸。结果到了民政局,发现,那些排在我们前面办理离婚的年轻人,两只手牵在一起,笑嘻嘻地办完手续,又牵着手蹦跳着走了,仿佛他们的离婚是去商场退货。

之前,一直坚持不将当当带到学校里去的燕兄,在离婚证办好以后的第二天,她带着当当到了学校玩耍。

那天晚上,回来以后,燕兄说,当当可喜欢学校的操场了,玩得很开心。这个时候,当当刚满一岁,还不太会走路。

新买的旧房很快便办完了过户手续。这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因为原来的房子卖掉了,我们将全家的户口迁移至新买的这套学区房这里。迁移的时候,又一次担心,尽管二胎已经完全放开了,可是,当当毕竟是在政策放开前半年出生的。所以,我们热烈关注像当当这样的孩子的新闻。

还好,户口迁移过来之后,没有接到任何街道办和计生部门的电话。燕兄又多次打电话给她的那位在街道办工作过的同学,确认,她从未来没有接到过要对之前出生的孩子进行核查的工作通知。

我们两个不停地关注二胎的政策,甚至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一个人监护一个孩子,照理说,已经不再违反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了。然而,我们仍然纠结于当当的出生时间。哪怕是我们已经在离婚协议上分割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但是,如果严格地用计划生育的条例来纠错,离婚并不影响追责,因为,生孩子的时候,我们两个并没有办理离婚。

有一次晚上,我失眠,想到了这一点,又开始觉得难过。并不是难过国家会真的对我们进行追责,而是难过我有这样的惊弓之鸟的心态。

当当的出生打乱了我们已经有的家庭生活结构,本来,我们一家三口便可以自由出行。现在有了当当,那么,家里便需要老人来带孩子。

我的母亲和燕兄的母亲轮流来郑州短居,帮助带着当当。多多比当当年长九岁,多多上小学之后的这些年,我们和父母亲又渐渐疏远,回到了每一年聚一次的距离感。

然而,因为有了当当,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会将当当送到县城我的父母亲那里住几个月。这期间,燕兄每一个周末会回去看当当。这样,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又一次亲密起来。

不仅如此,我们和哥哥和妹妹等人的家庭关系也再次建立,他们都喜欢这个新生的孩子,多年没有再带孩子的父亲更是开心不已。因为,哥哥家里只有两个女儿,而我们家里有两个儿子,让他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在他的眼里,两个孙子两个孙女才是完美的。

妹妹家的孩子刚从幼儿园毕业,她将她们家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不停地送过来。

当当让我们的亲情关系多了一个可以交流并且觉得亲密的关键词。当当在县城我父母亲那里居住的时候,哥哥家的两个女儿,也充当了当当的玩伴。一个孩子将我们全家的每一个人都设置了新的角色,是他唤醒了我们对生活的某种热爱。

一个孩子除了增加奶粉、衣物、玩具、交通、住宿等等成本以外,还增加了为孩子的愉悦而生成的游泳馆、儿童乐园等公共场所。所以说,当当的出生让我明白了中国现实生活中,最大的一个消费投入项目是小学之前的孩子。

我的母亲,一向不懂表达对孩子的亲昵。然而,因为当当出生的时候,她去了海口照顾燕兄,所以,对于这个迟到的孙子,母亲有一种获得了超市赠品的快感。只要当当离开县城回到郑州过冬,母亲过几天便会打电话问一下当当的情况。

尽管在城市中,想念谁了,打个电话问询一下,几乎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从来不会煽情,不喜欢将关心和爱说出来的母亲他们这一代人来说,给自己的小孙子打个电话,这简直是他们人生观的飞跃与扩大。

当然,改变最大的不是我的父母亲,而是我自己。当当出生以后,我感觉到自己年轻了不少。因为,从内心里,我又一次回到了幼稚的青年时代,我不得不重新学会如何抱孩子,如何重新生产耐心,纠正发音和口型。

甚至在和当当交流的过程中,我重新学习了温柔、耐心。和一两岁的小当当讨论颜色、动物的名字,我甚至又一次回想起大儿子多多小时候,我给他讲过的那些自己编的故事,虽然我没有留下文字的底稿,但是,反复讲述的那些故事,我仍有记忆。我通过给当当重新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也梳理了自己的人生。孩子似乎让时间的面向更加宽阔,甚至也激活了我的很多感觉和记忆。

多多小时候,如果生病了,我又不在身边。燕兄会着急得打电话给我,有时候会哭。我呢,不问前因后果,对着她就是一通责骂。而现在,当当如果生了病,我们两个会彼此耐心地交流,不再害怕得手足无措,也不再相互埋怨。仿佛,之前的经验在当当身上全部激活。

当当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在阳光下歪扭着身子走路,又或者我超过他,向他伸出手来,让他追我。觉得人生的幸福不过如此。我抱着他去附近的医院打防疫针,看着针扎进他的身体,看着他先是微笑,然后突然哭出声来的模样。觉得,我的生命因为他的丰富而丰富。

关于对外届公布当当的存在,我和燕兄事先是准备有一个叙述策略的。

一开始的时候,当当只存在于我们家庭范围里,以及极少数的朋友。搬家、卖房、买房,一系列的动作,只是为了让当当远离原来的熟人环境。

一开始打预防针的时候,我们还不敢如实填写住址,只留下真实的电话号码。然而,很快发现,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根本就没有人再过问我们这种提前半年生育二胎的擦边者。

似乎,我们自己显得过于小心翼翼了。又一想,我们本身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呀,完全公开都没有问题。不论出生时是什么样子,现在最起码我和燕兄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人一个孩子啊。

两岁的时候,燕兄开始经常带着当当到她们学校的操场上玩。但也多是在下午放学的时间,她从未将当当带到办公室过。

我们两个人有个约定,那便是,不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当当的照片。其实,我们两个人手机里,有大量的当当的照片,他吃饭的,撒尿的,春节回农村老家时在烟花里站着的,追逐一只小鸡的,夏天的时候光着身子的。

可以统计的是,我们两个人手机里拍摄最多的人,是当当。然而,却从未在朋友圈里发过一张他的照片。这对于像我这样热衷于在社交媒体表达观点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约束。

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我日常关注的新闻中,常常会有和我们类似的抢生二胎且被追罚“社会抚养费”的个案。

2016年1月25日,全面二胎开放以后,湖北省监利县卫计局向2015年5月出生的二胎家庭马丽云夫妇下发了总计九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处罚清单。

经过咨询律师,马丽云夫妇到当地的法院进行了司法起诉,状告监利县卫计局,逆国家政策而动,要求他们撤销对自己做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马丽云的代理律师燕文薪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了修正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已经规定了中国公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而监利县卫计局在新法生效之后,仍然利用旧的法律规则进行处罚,是一种违反了现有法律的行为。

因为是新法生效后的第一案,湖北监利的追罚社会抚养费案件引起社交媒体上的热烈讨论和广泛地关注。法律界分成了两拨观点,而普通民众则一边倒地支持被处罚的二胎母亲。

网友们神通广大,很快扒出了新闻,说明,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出台得非常匆忙。原来卫计委的计划并非要在2016年全面实行二胎开放,而只是想放开三十岁以上育龄妇女的生育指标。但是,国家统计部门在对近年来人口的增幅进行梳理之后,上半年还在讨论的问题,到了2015年10月,中央已经对外公布要全面实行二胎制度。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方案,并决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执行。

网友的意思是,国家之所以紧张出台这样的政策,已经说明了,中国放开二胎的时机已经晚了,错过了最好的时间。这个时候,国家对公民生育二胎应该鼓励。

媒体也很快跟上了评论,包括《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均进行了讨论。新京报在引用2016年1月份采访时,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曾表示,在解决(抢生二孩)这个问题上应该遵从三个原则:首先是法不溯及既往,其次是“从旧兼从轻”,第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原则,“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既有法律的衔接问题,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更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还好,湖北省监利县的这个案子在全国关注声中,进行了妥协,当地的卫计局表示了已经与被处罚当事人和解。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2017年的元旦过后不久,媒体报道出河南省关于提前出生的二胎是否处罚的回应。河南省人大法工委2017年1月13日在一封答问的书函中对公众表示:“对尚未按当时规定做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的情形,应按照修改后的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对按当时规定做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但尚未执行的情形,属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

正是寒冬,我看得一身暖意。仿佛身体里这几年来长时间捆绑着我的一根绳子松开了。我有一种莫名的自由感,恨不能对着发布新闻的人鞠个躬,说一句谢谢。

我连忙与燕兄进行了分享。其实,她早已经和她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同学交流过,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再进行补充处罚的。可是,那只是一种侥幸的可能。而现在,官方用对媒体解答的方式公布了。

所以,我对着燕兄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可以完全公布赵当当的存在了。

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没有在我的朋友圈里发布当当的照片。一个很重要的原由是,当当还没有到上幼儿园的年纪。所以,我和燕兄决定等他上了幼儿园以后,再进行公布。

此时的赵当当已经快两岁了。喜欢穿我的大鞋子,像其他调皮的孩子一样,只要我在家里,他会不断地打开我的房门,伸一下头,叫一声爸爸。一会儿给我送一个玩具,一会儿又送一个吃的。总之,他所有的时间和玩具都要分给我一半。

从“只生一个好”进入“二胎时代”

2018年暑假,我们一家四口到了昆明短居。燕兄整个暑假都在为当当上幼儿园的事情发愁。因为这几年她们学校的孩子有些多,而学校里帮助教师的子弟解决幼儿园入学的指标有限。

“我们当当年纪小,不占优势,又是二胎。”这是燕兄焦虑的事情。多多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还没有限制。又加上,那时候,燕兄的学校规模没有现在大,学校里也没有这么多年轻的老师,所以孩子并不多。而现在,一批批年轻的教师进入她们学校,孩子自然一年年多了起来。办公室里一向是按着年纪的大小排队的。孩子大了,优先上幼儿园。

孩子上学的事情,差不多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燕兄所在的学校是省里的重点中学,且对教师子弟上学有着全方位的照顾。两地分居那么多年,燕兄早就想调动到海口工作了,我们舍不得燕兄学校的教育资源。

当当的幼儿园入学并不顺畅。一开始,燕兄联系了多多念幼儿园时的一位老师,她现在已经升职为幼儿园的主任了。然而,燕兄问得晚了。

燕兄又找了我们共同的一个同学,是一个活泼的教师,热爱生活。他有一个学生家长是区教育局的。不久,同学回复,说是,这两年各级组织查得有些紧,确定可以入园了,再说其他事情。

这便是燕兄担心的。如果不找其他人,在学校里排队,那一定等明年才有可能入园。孩子如果念不了幼儿园,老人就要不定期地过来带孩子。可老人身体越来越不好,家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所以,我和燕兄商量了,不惜多花一些钱,也要让当当按时上幼儿园。

功夫不负有心人,燕兄的一位女同事,她的老公在北区的一所大学里,恰好在办公室工作。那所大学所对口的幼儿园恰好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极有品质的公立幼儿园。暑假没有结束,我们共同的同学,告诉对方现在开始接名单了。

然而,之后同学一直也没有给回话。燕兄只好不停地又问同事的老公,他们是一所大学,大学里年轻教师少一些,且他们大学离幼儿园极远。托他们帮助,反而更容易成功一些。

果然,没有过几天,燕兄收到了幼儿园的一条短信通知,让带着赵当当的出生证明、户口簿去登记入园。

至此,二胎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这个不停地用谎言来掩护的孩子,这个如果早来几年有可能会被打胎的孩子,这个在父母亲的朋友圈里从来不存在的孩子,如今,已经成为幼儿园小班的学生了。

我接送他去幼儿园的次数极少,有一次,我看着那些九○后的父母亲和我一起来接孩子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心里想,下次如果我还来接孩子,要穿得年轻一些。我很担心,那些不懂事的九○后父母亲,会问我是不是爷爷。

而比起这种年龄上的尴尬,更让我尴尬的,是,花钱买假的住院证明,避开原来的邻居,卖房、换房,甚至办理了离婚手续。最终不过是想放我的孩子一马。

这种悲凉又纠结的心情,持续了四年的时间之久。如果不亲历,恐怕我们没有办法体会。

2019年春节前夕,猪年的邮票图案曝光,说是两只猪领着三只小猪,于是一些民众猜测国家可能要放开三胎生育。同时,又有很多新闻报道表明,放开二胎以后,中国并没有像那些专家所预测的那样迎来一个生育的高峰,而是人口继续下降。

这一下,大家好像明白了,在一个抚养成本很高的社会环境里,生育这件事情不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过去是国家一号召,民众就纷纷响应。而现在,影响生育的不再只有政策,还有成本。有人预测,中国很快会出台措施奖励二胎生育。

让我们回到常识吧,让孩子们不必遭受人为的伤害,让愿意生育孩子的人在这个国家里享受社会发展的福利。他们所生的孩子不正是中国的未来吗?

赵瑜,作家,现居郑州。主要著作有《小忧伤》《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六十七个词》等。